王增文 胡国恒

摘 要：提升脱贫质量需要以社会政策防护为基础，然而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一直比较缺乏。在脱贫质量的概念体系指导下，以贫困发生率与贫困脆弱性为脱贫质量的代理指标，利用2014-2018年CHNS面板数据测度了社会政策对脱贫质量的影响效应。首先测度与分解家庭贫困脆弱性;再采用倾向值匹配方法（PSM）验证社会政策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实证结果显示，中国的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呈现出快速下降的趋势;从家庭贫困脆弱性指标来看，贫困脆弱性明显远高于贫困发生率。户主年龄、家庭规模、家庭成人数、教育程度、就业状态及区域虚拟变量会显著性地影响到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及贫困状态;而养老保险（或退休金）收入、医疗费用报销额度、困难补助等社会政策性收入代理变量对于持久性贫困及其脆弱性有一定的影响但效能较弱;这表明社会政策对于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具有弱有效性，在提高家庭脱贫质量方面作用有限。

关键词：社会政策;脱贫质量;贫困脆弱性;有效性;收入分配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截至2020年11月23日，随着现行贫困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终于完成。然而，消除绝对贫困不是终点，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提升脱贫质量仍是一项重大任务。即便在2020年，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还有近300万人存在致贫风险（李纪恒，2020）。将脱贫质量放在首位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扶贫工作一以贯之的重要原则。2015年《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指出：“评价精准扶贫成效，既要看减贫数量，更要看脱贫质量”。后续，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2018年以及2019年分别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打好精準脱贫攻坚战座谈会、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多次强调脱贫质量的重要性，并从确保“脱真贫、真脱贫”与“脱贫群众收入比较稳定”角度阐述脱贫质量的内涵。“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脱贫具体举措综合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脱贫质量的主张。

其中，提供收入维持计划是助力脱贫、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的一项重要内容。既有以收入维持为目的的社会政策，基于大数法则建立的社会保险或通过转移支付提供资金扶持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居民免受因某项灾难性支出而引发财务透支的侵扰，达到防贫或减贫的成效，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社会救助等项目能够有效地抵御疾病、年老和教育支出等产生的冲击，化解国民通过其他的社会资本如信贷、变卖固定资产等方式来抵御冲击的风险。那么，这一系列以收入维持为目的的社会政策是否可以提高脱贫质量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可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还可进一步提高脱贫质量，实现以收入维持为目的的社会政策与脱贫质量的良性互动。

目前，有关脱贫质量的研究文献数量相对较少，主要集中于探讨脱贫质量的内涵与维度。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质量的论述范围内，学者们从多维贫困、稳定可持续脱贫、真脱贫等几个方面进一步阐述脱贫质量的概念。部分学者从可行发展能力出发，以需要满足和供给内容维度来衡量脱贫质量。如：郑长德（2018）认为脱贫质量就是满足脱贫的要求，从多个维度稳定持续地超过贫困线。王汉杰等（2020）将脱贫质量定义为满足农户脱离贫困状态的需求，并将脱贫质量划分为生活质量、发展质量、公共服务质量三个维度，分别反映农户的物质需求、自我发展能力需求与社会权力需求。然而，实质上，脱贫质量是一种结果状态，体现为基于制度扶持、个体内在动力激活后，防止返贫能力的提升。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质量的重要论述和国内外实践，檀学文与白描（2021）将脱贫质量定义为脱贫的真实性及可持续状况。罗连发等（2021）进一步将脱贫真实性界定为贫困人口与贫困状态的精准匹配;将脱贫的可持续性定义为贫困主体拥有一定的内生发展动力与自我发展能力，在脱离贫困状态后，保持脱贫状态，并具有一定的抵御风险的能力。基于檀学文与白描（2021）、罗连发等（2021）对脱贫质量的内涵界定，计算实际贫困发生率与贫困脆弱性一定意义上可反映当前的脱贫质量，原因是实际贫困发生率可以反映当期的脱贫水平，而贫困脆弱性是潜在风险冲击与抵御风险冲击能力双重作用下的综合反映，可以测度脱贫主体的脱贫稳定状态。

基于脱贫质量的定义衍生，本文进一步阐述了贫困发生率与贫困脆弱性关系的相关文献，主要包括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的关系、社会政策对贫困的影响效应、贫困脆弱性的测量与影响因素。

贫困测度从“事后”向“事前”转移。传统的识别贫困的方式是以即期消费或收入与贫困标准的差值函数或按照相关消费、收入、个体及家庭特征衡量（邓大松， 王增文， 2008）。这种识别方式仅测度某静态时间点的家庭福利水平，属于一种事后观察。然而，当前社会贫困风险是多元性的，这要求既有研究必须动态考察一个家庭未来面临的风险性，测度方式不能仅仅局限于识别当前贫困，还需预测未来潜在贫困。由此，众多学者将贫困测度方式从“事后”向“事前”转移，从关注贫困发生率日益聚焦于研究贫困脆弱性（如Bronfman，2010;Damien，2013;樊丽明、解垩，2014;Stephan等，2015;王增文等，2015），借用贫困脆弱性反映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Ligon和Schechter，2003）。

社会政策对贫困的影响效应。Agostini和Brown（2007）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救助金对于缓解贫困具有显著性的作用;唐钧等（1999）认为，在正式社会保障制度出现之前，非正式的社会支持或社会互助网络是缓解家庭贫困的主要方式。随着社会政策从有到优的转变，有关社会政策对贫困缓解程度的研究开始丰富起来，社会政策对贫困发生率的降低效用越来越显著（徐月宾等，2007;柯卉兵、周荣超，2018;Duclos 等，2010）。从中国反贫困实践来看，经济增长因素和人口结构变动因素对家庭贫困发生率降低效应更明显，而对收入分配，特别是以社会保障为核心的社会政策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研究关注不足，既有文献也仅是针对某一项具体的社会政策项目展开，如新农合（王翌秋、雷晓燕，2014）、社会救助（都阳、Albert Park，2007）以及困难补助或残疾补助等（樊丽明、解垩，2014）。

目前，贫困脆弱性的常规测度方式有三种：一是贫困脆弱性的期望测度法（VEP）（Chaudhuri等，2002）;二是由Ligon和Schechter（2003）提出的贫困脆弱性的低期望效用测度法（VEU）;三是风险暴露贫困脆弱性测度方法（VER）（Glewwe 和Hall，1998;Dercon， 2005）。基于上述三种测度贫困脆弱性的方法，既有文献的研究分为两方面：（1）对贫困脆弱性的测度。樊丽明、解垩（2014）认为，教育程度、就业状态和工作性质等变量能够对贫困脆弱性产生较大的冲击;Bronfman（2010）采用平行数据对智利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后，发现脆弱性的隐性风险远大于贫困的显性风险;Katsushi 等（2015）对影响越南和印度的贫困脆弱性因素进行了筛选，发现非农就业人数的上升是其贫困率降低的主要原因，非农就业机会更多的家庭，更不容易遭受贫困脆弱性的冲击。（2）对具体贫困及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邰秀军等（2011）认为，中国西部山区农户的外出务工收入可以有效地降低农户贫困的脆弱性，但对疾病造成的贫困脆弱性冲击无能为力;万广华等（2018）的经验分析结果显示，短期来看，贫困脆弱性由随机因素决定，但从长期动态视角来看，却取决于结构性因素，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也有其他学者从这些方面展开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Jean等，2010; 解垩，2015;Su等，2015;郭宁宁、钱力，2019）。

脱贫质量是一个全新的政策议题，现有研究鲜有从脱贫质量的内涵出发，分析社会政策对脱贫质量的影响效应。本文从脱贫质量的内涵出发，以贫困状态与贫困脆弱性分别为脱贫真实性与可持续性的代理指标，通过测度贫困状态的动态变化与测度贫困脆弱性尝试性地分析了社会政策对脱贫质量的影响效应。为规避个体选择偏差，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的倍差方法进行纠偏与稳健性检验。文章后续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数据来源与理论模型部分;第三部分为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测度及相关影响因素的筛选;第四部分为社会政策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研究以揭示社会政策“劫富济贫”的本源性功能;最后一部分为结论及政策含义部分。

二、理论模型及数据来源

（一）理论模型

根据VEP定义，家庭贫困脆弱性表示家庭i在t期的脆弱性是在t+1期的家庭收入（Y）低于贫困线（pl）的概率，可由下式表示：

如果家庭i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大于贫困脆弱性阈值，则意味着该家庭具有贫困脆弱性。为了使得测算结果更具稳健性，本文采用购买力平价测算了三种不同的国际绝对贫困标准，即人均日消费1美元、1.25美元和2美元的贫困标准，并按照不同年份的平均汇率得到按照人民币标准对应的贫困线标准。因研究目的不同，贫困脆弱性阈值的认定存在一定的差异。基于现有研究，本文采用了常规方法设定未来贫困脆弱性阈值为50%的概率值（Chaudhuri 等，2002）。因家庭社会政策收入是以资格审查为基础的，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仅用均值分析拥有社会政策收入组与无社会政策收入组之间的异质性，容易产生选择性偏误（Selective Bias）。为了规避这一状况，本文采用了PSM方法;在可观测变量的基础之上，将具有同质性特征的家庭进行匹配后，基于DID方法对各匹配组间的平均脆弱性做了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再次验证结果的可信度。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美国North Carolina大学教堂山校区的Carolina州人口中心与中国疾病控制中心（NINFS）的国家营养和食品安全所共同组织的“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ina Health&Nutrition Survey， CHNS）数据库。该调查采用多阶段随机分层抽样的方式展开：（1）根据地理位置、健康状况、经济发展程度、公共资源的丰裕程度指标，覆盖了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内陸地区的9个省（山东、江苏、辽宁、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的农村与城镇 从1989年第一次调查开始，该调查已经连续进行了10次，分别为1989年、1991年、1993年、1997年、2000年、2006年、2009年、2011年、2014年和2018年。];（2）对于每一个省份抽取两个城镇调查点和4个农村调查点，分别为省会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和依据收入分层随机抽取的4个县;（3）城镇中分郊区和城区随机抽取，每个县抽取县城和其所辖的3个村落，每个村落随机抽取20户。调查样本比例中，农村和城市不具倾向性。调查项目涵盖了各种收入的政府补贴数据、社会政策数据信息、家庭及个体特征数据信息，为研究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提供了丰富的信息。鉴于年份样本的时效性问题，本文选取了2011、2014及2018年三轮CHNS数据，在剔除缺失值后，共获得3346个有效家庭样本，6730个个体样本。

家庭人均收入为基于2011年依据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后的家庭总收入除以家庭人口总数。在本文，社会政策收入主要指医疗报销额、退休后获得的养老金（或退休金）收入 Lusting（2014）认为，养老保险收入涵盖在资本收入中，在目前绝大多数国家中，养老保险制度均为缴费型的，因此，应隶属于储蓄收入。本文结合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实际，认为应该纳入到社会保障收入中，参见Lusting， N.，2014， “Fiscal Policy and Income Redistribution in Latin America： Challenging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Working paper。]和社会救助收入，用作社会政策的代理变量。各变量的基本描述性统计及标准差如表1所示。

表1变量的分布显示，户主个体特征变量中，户主为单身、女性、年长、受教育年限较低及处于失业状态的家庭获得社会政策性收入的可能性更高;家庭特征变量中，医疗自付比例越高的家庭获得社会政策性收入概率也越高，这符合社会政策的收入再分配原则。

三、贫困发生率、贫困脆弱性的测度与分解

（一）多维国际贫困标准下贫困状态的动态变化

结合2011-2018年CHNS数据集，本文分析了三种国际贫困标准下贫困动态变化状况。经测算，贫困的动态变化趋势的转移矩阵（PTM）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发现，2011年到2018年期间，中国社会存在较大的社会纵向流动性。以1美元的贫困标准为例，在2018年，5.64%的贫困是新增贫困家庭，73.67%的贫困家庭能够脱离贫困，26.33%的贫困家庭依然处于贫困状态。当以2美元为贫困标准时，从2011年至2018年由非贫困转贫困的家庭高达12.76%，仅有53.40%的贫困家庭能够流向非贫困阶层，而46.60%的贫困家庭仍处于贫困的固化状态。

依据暂时性贫困和持久性贫困的涵义（Park等，2002），本文将暂时性贫困设定为在考察年份中只经历一次或两次处于贫困线以下，将持久性贫困设定为全部考察年份一直处于贫困线以下。不同贫困标准下贫困动态变化如表3所示。结果表明，按照PPP计算的三种国际贫困线标准，超1/4的家庭在某一年处于贫困状态，超8%的家庭处于持久性贫困，间接表明中国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不容忽视。

（二）贫困脆弱性的测度与描述性分析

测度家庭收入期望值与收入波动是计算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基础。本文以家庭人均收入为因变量计算家庭收入期望的预测值。其中，对数收入方程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简要阐述结果如

下，户主个体特征中，户主性别为女性时对家庭人均收入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他变量多数与家庭人均收入保持同向效应。家庭特征变量中，家庭规模越大、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医疗自付比重越高，其获取的持久性收入越低;而家庭就业人数、社会政策性收入均可显著提高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另外，相较于中西部地区，处于东部省份的家庭拥有更高的家庭人均收入。从实证结果看，教育、就业人数的促进效应表明，自身内在动力激活依然是影响家庭人均收入的关键，提高个体抗逆力是防范贫困风险、提高脱贫质量的根本;而医疗自付、社会救助收入、养老金收入的显著性表明，社会政策安排一定意义上破除了阻碍个体发展的资源与制度制约，通过提供基本生计保障降低了家庭生计脆弱性，改善了民众的家庭收入水平。

基于家庭人均收入对数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本文选择1美元、1.25美元、2美元的贫困标准，基于50%概率的贫困脆弱性阈值，计算2011-2018年城乡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结果如表5所示。结果表明，2011-2018年中国居民贫困发生率及贫困脆弱性呈现出如下特征：（1）中国农村居民的贫困发生率及家庭贫困脆弱性虽呈现逐年下降态势，但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的贫困发生率及家庭贫困脆弱性依然高于城镇地区。（2）2011-2018年期间，当贫困线从1美元提高到2美元时，贫困发生率与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相异度在逐步缩小;以2018年为例，当分别以1美元、1.25美元、2美元为贫困标准时，二者的相异度序次为10.8%、6.06%、4.39%。（3）整体而言，不同的贫困标准下，贫困发生率及家庭贫困脆弱性均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由于贫困发生率与贫困脆弱性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Hoddinott and Agnes， 2003），本文将2011年估计的家庭贫困脆弱性分别与2014年和2018年的贫困发生率进行动态比较，详细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表明，当贫困标准分别为1美元、1.25美元、2美元时，2011年被认定为具有贫困脆弱性的样本在2014年分别有18.91%、26.64%和38.00%再次陷入了贫困状态，在2018年分别有17.42%、24.58%和35.93%的贫困脆弱性样本陷入了贫困;2011年未识别为贫困脆弱性的样本在2014年分别仅有10.25%、15.37%和18.53%的家庭陷入贫困;而2018年相应的概率分别为9.70%、13.68%和16.01%。当然，这里的比较研究并没有区分社会政策收入增加带来的变化。

（三）社会政策收入对贫困状态及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本文将进一步分析社会政策收入对贫困发生率与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为比较关键变量对贫困发生率与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首先，本文以是否贫困为因变量采用Probit模型進行估计;其次，由于测度的Vit为概率水平，单位为%，本文以50%的概率值为贫困脆弱性阈值，将高于50%概率值的样本赋值为1，低于50%概率值的样本赋值为0，并采用Probit模型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

6个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户主个体特征中，教育年限与就业状态是抑制贫困发生概率与贫困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家庭特征变量中，家庭中就业人数越多，相应陷入贫困与脆弱性的概率也越低。是否获得社会政策收入对减缓贫困发生率与家庭贫困脆弱性的作用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也即获得医疗报销、社会救助、养老保险收入等社会政策收入可以显著降低家庭贫困发生概率与贫困脆弱性。从就业、教育年限等对贫困与脆弱性的影响结果看，就业、教育等促进个体内生动力的扶贫措施显然更能促进贫困户增收和减少居民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提高脱贫质量。从社会政策收入的影响效果看，医保报销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居民对疾病的经济适应性，有效化解灾难性医疗支出的潜在致贫风险，同时可能会提高居民的健康消费与投入，为家庭人力资本建设提供健康保障;而社会救助以及养老金收入作为一项金额稳定且时间持续的家庭收入可以显著提高其当期收入，兜底居民的最低生活消费，缓解居民贫困化的压力。本文第四部分将进一步拆解社会政策收入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

四、社会政策收入和贫困脆弱性

（一）社会政策收入的瞄偏性

既有研究文献认为社会政策存在较为严重的“利益转移”问题（代志明，2007;王增文，2010），那么，不同收入阶层从社会政策中获得收益的相对比重会如何分布呢？表8汇报了基于家庭人均收入五等分位数划分后获得社会政策收入的比重。从表8来看，城镇40%分位数收入阶层获得的社会政策收入比重最高，而农村20%以下分位数收入阶层（贫困阶层）获得的社会政策收入比重最高，无论哪一分位数收入阶层，城镇居民获得的社会政策收入比重远大于农村居民获得的社会政策收入比重;而在高收入分位数上，相对贫困的农村居民获得的社会政策收入比重也低于城镇相应分位数居民获得的社会政策收入比重。这表明，社会政策的“利益转移”现象在农村更为严重。农村的社会政策补偿机制的歧视性问题比城镇更严重。总体而言，农村社会政策分配机制还有待进一步优化，存在一定的瞄准偏差。

（二）基于PSM的稳健性检验与影响效应拆解

样本中家庭是否获得社会政策性收入可能并非随机变量，是基于一系列特定标准影响下的自我选择结果，而这些特定标准也会对家庭贫困脆弱性产生影响。因此，为排除内生性干扰，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来检验获得社会政策收入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不同贫困状态下获得社会政策收入对贫困脆弱性影响差异的估计结果是否稳健。本文基于2011年是否获得社会政策收入与贫困脆弱性进行交互分析，将考察样本被分为两组：试验组（2011年获得社会政策收入），对照组（2011年未获得社会政策收入），分组后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9所示。

从2011年到2018年期间，从贫困的不同形式来看，无论是持久性贫困还是暂时性贫困，对照组贫困脆弱性下降幅度要小于试验组，与前表5中贫困发生率及贫困脆弱性的动态变化趋势保持一致。相比暂时性贫困，持久性贫困中试验组的脆弱性降低更加明显，这主要是基于持久性贫困从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社会政策中获得的收入具有连续性，降低了家庭收入的波动性。

为了更客观地测度和分解社会政策收入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基于倍差方法（DID）计算了社会政策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对于ATT效应，分别采用半径匹配法（RM）和核匹配方法（KM）进行了测算。表10报告了不同样本组ATT效应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状况。

无论是半径匹配方法还是核匹配方法的ATT效应都是显著的，表明在考虑了内生性的情况下，社会政策收入依然能够显著降低贫困脆弱性，与前文结果一致。按照1美元和1.25美元的贫困标准，与对照组相比，处理组的贫困脆弱性处于下降趋势;尽管效应较弱，但社会政策收入对降低贫困的脆弱性是正向效应。以2美元为贫困标准时，贫困脆弱性下降幅度在减小，表明目前社会政策对于贫困的脆弱性缓解程度仍是较低的，这与目前中国社会保障的替代率水平是相吻合的。从2011-2018年纵向的倾向值匹配方法所测算的DID值来看，相比2011年，当贫困标准设定为1美元时，2018年获得社会政策收入的处理组（TG）的贫困脆弱性下降了5.8个百分点;当贫困标准提升至1.25美元时，TG组的贫困脆弱性在2018年下降了2.8个百分点。然而，当按照目前2美元的贫困标准时，2018年获得社会政策收入的处理组的贫困脆弱性呈现出略微的上升趋势，这与2010年以来中国按照新的低收入标准的现实状况相吻合。由于贫困的脆弱性与暂时性贫困和持久性贫困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Barbara和Valerie，2007;Katsushi等，2015）。因此，本文将进一步区分暂时性贫困和持久性贫困来分别探析社会政策对于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作用。

表10报告了暂时性贫困组和持久性贫困组的ATT效应及DID值。整体而言，获得社会政策收入的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都出现了显著下降。采用PSM方法后的DID值显示，贫困标准分别为1美元、1.25美元時，2011年获得的社会政策收入的家庭在2018年的贫困脆弱性分别下降了7.6个百分点和6.2个百分点;为2美元时，2011年获得社会政策收入的处理组（TG）在2018年的贫困脆弱性上升了0.8个百分点。表10的持久性贫困分组中，不同贫困的分类标准和不同方法的处理效应均通过了显著性统计检验，但效应依然较弱。采用PSM方法后，倍差方法计算结果显示，当贫困标准为1美元时，2011年获得社会政策收入的家庭处理组在2018年的贫困脆弱性下降了7.1个百分点;当贫困标准设定为1.25美元和2美元时，2011年获得社会政策收入的处理组的贫困脆弱性在2018年分别下降了4.8和2.9个百分点。

社会政策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虽具有显著性，但影响力度较小。本文认为主要致因如下：（1）社会政策水平偏低，使得家庭贫困脆弱性及贫困发生率显著高于家庭获得社会政策收入的比重。从表5可以看出，2018年，以2美元的贫困标准来看，存在贫困脆弱性的家庭比重为16.34%，贫困发生率为20.73%，获得的社会政策收入比重仅为6%左右;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家庭获得的社会政策收入额低于2美元的贫困标准，这种情况更为突出。（2）从贫困样本来看，贫困与疾病几乎相伴而生，风险的冲击主体是家庭成员的健康，失去健康意味着失去工作，因为健康是获取直接收入的主要资本。在医疗过度商业化的现实状况下，尽管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从实际医疗报销比例及家庭自付医疗比例的动态变化来看，医疗费用自付比重依然较大。因此，由于健康风险带来的收入风险会促使非贫困家庭转化为贫困家庭或者陷入深度贫困的脆弱性状态。（3）从社会政策最低保障网——社会救助项目的实际实施状况来看，虽然标准在逐年提高，但实际购买力却在下降。因此，社会救助的力度处于微弱下降的态势;而且关键项目，如基本养老保险（王增文，2010）、基本医疗保险（代志明，2007）及社会救助（王增文、邓大松，2012）等项目的利益补偿机制存在歧视性现象，即社会政策的利益转移问题。这导致了社会政策资源分配的“瞄偏性”，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城镇居民家庭中，更重要的是中国将近4亿农民工作为城乡间的“夹层”群体，其贫困的脆弱性及社会政策补偿机制的错位导致其长期暴露在社会风险之中，限制了脱贫质量的提高。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考察社会政策对贫困发生率与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可以直接衡量社会政策“劫富济贫”的本源性功能——社会政策是否能提高脱贫质量。实证结果显示：中国的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呈现出快速下降的趋势;然而，从分解的家庭脆弱性指标来看，家庭的贫困状态与贫困脆弱性比重存在显著差距，脱贫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提高贫困标准条件下，家庭贫困脆弱性与贫困发生率之间渐次趋于无差异。户主年龄、家庭规模、家庭成人数、教育程度、就业状态及区域虚拟变量会显著性地影响到家庭的贫困状态及贫困脆弱性;而养老保险（或退休金）收入、医疗保险自付比例、困难补助等的社会政策收入代理变量对家庭人均收入及其脆弱性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效应较弱，这表明社会政策具有弱有效性。

本文考量了社会政策收入对贫困状态与脆弱性的影响效应后，协同其他决定贫困脆弱性的关键性因素，提出优化脱贫质量的建议如下：

（1）根据目前中国家庭贫困发生率及贫困脆弱性现实状况，应进一步提升社会政策水平覆盖率和统筹层次，即要扩大和拓展城乡社会政策覆盖率，整合既有社会政策资源，提升社会政策水平，尽快落实城乡社会政策整合战略目标;在制度实施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贫困脆弱性的动态监测能力和动态评估能力，强化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敏感性分析，从而巩固扶贫政策的反贫困效率与脱贫质量。

（2）为了防止社会政策的利益补偿机制的歧视性问题导致的社会政策“利益转移”现象，要针对不同区域的环境、不同农户的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相对贫困家庭及贫困脆弱性实施精确瞄准与识别、精准扶贫以及精准管理，实现脱真贫、真脱贫的质量要求。同时，对于贫困脆弱性问题，在优化社会政策投入效率的同时，采用收入调查法，进一步探寻新的识别城镇居民贫困脆弱性的指标体系，如劳动参与率、家庭规模和结构、人均收入等指标。

（3）在强化社会政策有效供给的同时，社会政策的靶向目标进一步从贫困治理修正为贫困防治，给付模式从现金支出向服务供给转变。本文对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因素的分析表明，医疗报销比例、受教育水平、就业等变量均显著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这些因素与家庭人力资本建设息息相关，是解决贫困主体内生发展动力不足、自我发展能力低下的关键要素。因此，从均等化卫生医疗、教育质量和养老公共服务方面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对促进家庭造血能力与防范贫困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卫生医疗和养老等公共服务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缓解程度比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更高。因此，在提高社会救助收入水平的同时，与提高个体抗逆力相配套的公共服务等社会政策应配套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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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Social Policie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 Perspective of Poverty Incidence and Poverty Vulnerabilities

Wang Zengwen and Hu Guoheng

（Center for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Social policies are the foundation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but related researches on their relations are somewhat lacking. Based on the conception of the qua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study， taking the incidence of poverty and poverty vulnerabilities as the proxy variables， uses the CHNS database of 2013-2018 to estimate the effect of the social policies on the qua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irstly， the poverty vulnerability of families is decomposed and measured， followed by the us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to identify the redistributive effect of social policy system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idence of poverty in China as a whole shows a trend of rapid decline， while poverty vulnerability is increas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usehold vulnerability. The age of the householder， family size， number of adults in the family， education level， employment status and regional dummy variables are significantly connected with the family's poverty vulnerability and poverty status， while social policy-related income proxy variables， such as pension， medical expenses reimbursement limits， and cash assistance for the poor have a certain positive impact on persistent poverty and its vulnerability， but these impacts are relatively weak， which indicates that social policies exert weak influence on reducing household poverty and vulnerability， and have limited effect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ousehold poverty alleviation.

Key Words：Social Policies; Qua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Vulnerability; Availability; Income Distribution

責任编辑 郝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