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静 师丹婧 袁伟

摘 要：梳理了“规模路径”和“传统路径”两种不同研究路径对农业发展转型和农业污染关系的研究，并从生产者视角对农业发展转型和农业污染关系进行了解释。“规模路径”认为通过扩大农业规模最终会改善工业化农业的高污染问题，因此要减少农业污染，应该继续扩大农业规模，减少农户和农场数量，淘汰非专业化的农业生产者;“传统路径”则认为，规模并不是决定性影响因素，集约生产的小农资源和养分的利用效率高，要改善农业污染问题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应该采取“小农农业生产方式”。生产者视角的引入解释了上述两种路径研究结论的不同，提出以农业生产者为基础进行农业转型对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生产者;农业发展转型;农业污染

中图分类号：F32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1）04-0043-11

收稿日期：2020-12-23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1.04.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11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SH042）

作者简介：饶静，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

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的化肥、农药、农膜以及农作物秸秆、畜禽尿粪等农业废弃物的排放，不仅对水、土壤和大气带来危害，还直接影响食品安全，威胁人类健康，也严重影响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全球农业面临着巨大挑战，那就是要确保粮食安全的同时，减少环境污染。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成为生态文明社会转型中解决农业污染问题的契机。截至2017年底，我国农业化肥农药的使用量提前三年实现了零增长的目标[1]。全国化肥施用总量从2015年的最高峰开始下降，截止到2018年，已减少化肥施用量369.18万吨[2]。2019年中国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为39.2%，比2017年提高1.4个百分点;农药利用率为39.8%，比2017年提高1.0个百分点[3]。

在各级各部门的积极推动下，农业污染治理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与工业污染不同，农业污染受到复杂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如果不注意农业发展转型方向和社会经济层面的问题，农业污染容易产生反弹。农业发展转型和农业污染之间的关系仍然不清楚和存在争议，如农业污染和农业规模之间“农场规模每增加1%，每公顷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分别减少0.3%和0.5%”[4]，但大规模农场污染聚集现象也经常出现。“传统小农农业”可以减少农业污染和节约能源，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小规模农业带来了较大的污染负荷问题？这两种农业发展转型路径背后结构性因素还有待讨论。本文梳理了“规模路径”和“传统路径”下对农业发展转型和农业污染关系的研究，从生产者视角对农业发展转型和农业污染之间的关系结论进行了解释，提出以农业生产者为基础的集约节约农业发展转型对实现发展农业可持续的重要性。

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农业发展转型和农业污染

在经济发展和环境影响的关系研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环境退化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被绘制成一个倒U，类似于Kuznets提出的关于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原始曲线[5]。Beckerman关于经济增长对环境退化的影响的观点反映了EKC理论的基本哲学：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虽然经济增长通常会在进程的早期阶段导致环境恶化，但最终在大多数国家实现环境转好的最佳唯一的途径是继续经济增长[6]。不同污染物排放量出现转折点时间各不相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在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达到8 000美元时出现[7]。

在农业增长与农业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对EKC理论的这一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很多[8]。对中国200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与农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实证检验的研究结果指向非常复杂，呈现倒置“U”型、“N”型、直线递增、“U”型等多种关系形态[9-14]。这与数据选择、指标设计、数据时间等有关，但也表明目前农业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还没有走出显著的倒“U”型形态，即农业污染并没有随着农业的增长而呈现下降的显著趋势，说明农业污染与农业增长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用农业增长来衡量农业污染的变化仍存在不足。

农业农村发展转型对农业污染有重要的影响[15]。从农业技术发展角度，农业发展转型可视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现代农业向绿色农业的转型。三种类型的农业技术特点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如图1所示。与EKC曲线趋势一致，传统农业的环境影响最小，现代农业达到高峰，绿色农业呈污染下降的趋势。传统农业的根本特征是大量的劳动力在土地上长期辛苦地劳作，不断改进和积累农业技术和工具，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率来维系养分循环和相对较高产量。农业科技创新，通过全球贸易、资本、商业以及国际发展体系的力量在全球推广应用，彻底改造了依靠劳动力精耕细作、依靠有机质绿肥养地的传统农业，实现了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机械化、化学化和良种化的现代农业，即通过大规模集约使用高产良种、机械、化肥、农药等化学品、灌溉水来提高单位面积土地产量，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在人均耕地较多的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发展出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的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农业;在人均耕地较少的荷兰、日本和以色列等国家，发展出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的集约型现代农业;在发展中国家推进“绿色革命”改造当地传统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即通过推广高产品种，加以化肥、农药、灌溉和机械等技术的配合来提高粮食产量。由此世界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带来全球持续的人口增长和发展。现代农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机械化土壤耕作、化肥农药农膜的大量施用以及水资源超采，造成土壤结构板结、土壤侵蚀和流失、土壤和水体污染等。近年来，“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生物农业”“可持续农业”以及“绿色农业”等替代性农业技术开始发展。其主要技术包括土壤管理技术、提高农业用水效率技术、水土保持技术、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技术、农作制度、资源动态监测、农业生态工程、农业信息技术以及生物农药技术、化肥改良技术、可降解农膜技术、秸秆利用和生物能源技术等绿色農业技术。学术界和政府文件逐步提出绿色农业的概念。绿色农业技术和实践以管理和保护土壤、水和动植物资源为基础，旨在调整农业技术和机制的变化方向，形成技术上可行、满足经济、社会和环境需要的农业，可持续地满足全球世代人们的需要。

虽然不同技术类型的农业环境后果非常明显，但是农业技术的运用受到社会、经济、政策、人口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巴基斯坦的案例表明控制一些因素后绿色革命也有可能不会出现污染高峰[16]。而在现代农业向绿色农业转型过程中，环境作为公共产品，很少有农业生产者为了减少环境影响而主动采用对环境友好的农业技术，污染并不会因为技术的存在而自然下降。那么农业发展转型中环境影响的转折点什么时候能够到来？在农业发展转型和农业的环境影响研究中，存在着“规模路径”和“传统路径”的两种研究路径。

（一）“规模路径”的研究

按照EKC理论的逻辑，虽然农业的现代化发展通常会在进程的早期阶段导致环境恶化，但最终，在大多数国家实现良好的农业环境的最佳和可能的唯一途径是继续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农业污染治理的“规模路径”认为，农业规模对农业可持续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见图2）。Ren Chenchen等以中国农作物种植为例，发现增加农场规模对农民的净利润以及经济、技术和劳动效率有积极的影响[17]。同时，农场规模的增加与每公顷化肥和农药使用量的显著减少有关，显示出对环境保护的明显好处。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农村家庭调查发现，农场规模是影响农场农药使用强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统计上看，农场规模每增加1%，每公顷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分别减少0.3%和0.5%，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近1%，作物产量（土地生产率）仅减少0.02%[4]。Ju Xiaotang等利用中国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发现随着农场规模的增加，每个地区的肥料使用量急剧减少，与小农农场相比，大型农场的作物产量更高[18]。中国经济增长与农场规模的关系受到土地、户口等政策的扭曲，中国小规模农业的持续存在。消除这些扭曲现象将使农业化学品的使用量减少30%～50%，使这些化学品的环境影响减少50%，同时使农民收入增加[1]。因此，根据发达国家农业演变经验，扩大农业的规模是从社会角度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和确保可持续粮食生产的关键途径。他们建议应在农民与政府的互动中实施有关农场规模的措施，以促进农业的绿色发展[17]。

在生猪养殖的规模和农业污染的影响研究中，很多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的观点（见图2），即进入规模化养殖后，养猪业的污染随着规模扩大而降低。潘丹调查了5省754个生猪养殖户，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析规模与污染之间是否存在关系，结果得出两者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污染较低的是小规模与大规模养猪场，污染较高的是中等规模养猪场[19]。王俊能等也认为畜牧养殖的规模与环境污染之间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倒U型农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20]。有学者从管理与模式视角切入分析不同规模生猪养殖场对环境产生的影响，认为不同规模生猪养殖场对环境影响的特点与其管理模式有关。刘茜从多个方面考察生猪养殖场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中等规模最大，大规模次之，小规模产生的污染最小[21]。

“规模路径”的研究主要是以规模为切入点，分析不同规模生产的污染程度、污染治理、资源化利用研究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经济学学者对农户规模和类型的研究大多持这样的观点：农场规模过小会给中国农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粮食供给不足、生态环境污染、食品质量安全隐患、农业收入低、无人种地等。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农业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标志[22-24]，是实现农业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重要步骤和有效途径[25]，是解决小农户分散经营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矛盾的道路，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关键环节[26]。“规模路径”的研究认为在现代发展转型下要减少农业污染，应该扩大农业规模[1]，减少农场数量[27]，淘汰非专业化的农业生产者[28]。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最终会让发展初期造成的环境退化得到改善，环境问题最终都会被经济增长过程所消除[29]，即应通过“规模路径”来解决农业环境污染的问题。在“规模路径”的治理思路下，大量的农业补贴，尤其是畜禽养殖产业补贴，偏向给予规模较大的农业经营主体。然而，大规模农业的污染聚集效应和风险非常明显，规模增加是否能降低农业污染水平，其机制和因素有待考证。

（二）“传统路径”的研究

同是经济学家的西奥多·舒尔茨批评人们顽固坚持规模农场的错误认识，认为规模的变化并不是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源泉[30]84。范德普勒格也反驳了农业生产的不同模式的主要差别在于规模的大小上这一认识，他指出，农业规模的大小与农业模式之间的确存在实证意义上的关联，但小农农业、企业农业、公司农业这三种模式之间的本质差别不在于规模，而在于社会与物质资料的组织方式不同[31]。企业农业重塑了农业的生产过程，采用先进的技术不断地减少农业生产的自然周期和规律，使其契合工业生产的逻辑，饲养场呈现的是如工厂般的“生物组装线”，导致农业生产与生态系统之间的自然循环被切断。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等生态系统的破坏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无声抵抗，给人类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企业农业在其“经济计算”中忽视了大自然这一因素。而小农农业模式的核心是协同生产，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多方面的、不断的相互作用，深深根植于生态资本中[31]。协同生产是一种特殊的“地方性知识”，指人与自然之间实现互动和相互转化，这种地方性知识所持的重要理念是尊重自然、保护环境。

“传统路径”认为企业农业采取资本密集的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切断了农业生产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循环，小农农业采取集约节约的协同生产方式，有效地利用地方性知识，可持续发展，实现农业生产与生态系统的循环（见图3）。比如保罗·彼得森提出的农业生态学认为现代农业具有高能耗的特点，现代农业已经变成“一门将石油变成粮食的艺术”，而小农农业的精耕细作很稳定且可持续[32]。“小农农业的生产系统在空间上可以实现生物的自我调节，在时間上可以实现自我更新并保持平衡。”“小农可以基于经验现实对资源和空间的最佳利用以及对营养的再利用;能够更好地实现对水资源的保护与管理;有利于生物的延续和保护，具有很强的再生力与稳定性。”[33]

“传统路径”认为农业除了受规模因素影响之外，农业的类型、资本和生产组织方式对农业的影响至关重要，从而导致农业对环境带来不同的影响。传统农业对生态环境友好，能量和养分的使用效率高。农业污染正是由于农业的现代化和规模化带来的，要从根本上解决农业污染问题应该按传统农业的方式来发展农业，而不是发展规模化和工业化农业。应积极汲取传统小农农业的精髓才能实现日益增长的农产品需求，实现农业的生态环境可持续。《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就指出以生态环境友好和资源永续利用为导向，推动形成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实现投入品减量化、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生态化，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传统路径”认为传统小农农业可以减少农业污染和节约能源，却没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小规模农业污染负荷较大的问题进行解释。

二、生产者视角下农业发展转型和农业污染的关系解释

“規模路径”受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影响，认为工业化农业带来的污染问题会随着农业规模的扩大而减少，最终达到规模农业的可持续和集约化发展。“传统路径”并不认为农业规模是农业环境影响的决定性因素，他们认为农业生产模式的影响更为重要。两种路径对农业发展转型和农业污染的关系讨论为什么会呈现出相反的结论？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即农业生产者，在农业内部，技术和资本等都集中反映在农业生产者身上。在农业生产外部，区域社会经济结构、人口变化、土地利用状况、国家政策等因素也与农业生产者紧密相关。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行为直接关系到农业污染程度。有必要将农业生产者的视角引入农业发展转型和农业污染的关系研究中进行解释。从生产者视角对农业发展转型和环境影响的关系进行梳理发现，生产者视角下农业发展转型和环境影响的关系也呈现出了倒“U”型的变化曲线（见图4）。

（一）传统农业阶段小农农业生产者资源利用效率高，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传统小农农业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充分使用大自然中的能量、养分和资源，养分循环利用程度高，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如舒尔茨对中国传统农业如此评论道：“中国传统农业可能是贫乏的，但其效率是很高的。农业生产要素的使用较少有不合理的低效率现象，小农作为‘理性经济人毫不逊色于资本主义企业家。”[30]29-38这种观点在恰亚诺夫那里用“自我剥削”（self-exploitation）来解释。农户的经济活动主要是为了家庭生存，不存在追求最大利润的问题，其一是因为农民经济发展依靠的是自身的劳动力，而不是雇佣劳动力;其二是其劳动不以工资的形式表现，因此不计入成本。农民家庭是农民农场经济活动的基础，而家庭经济以劳动的供给与消费的满足为决定因素，当劳动投入增加到主观感受的“劳动辛苦程度”与所增产品的消费满足感达到均衡时，农户的经济活动量便得到最优[34]。传统农业中，大量的劳动力在土地上长期辛苦地劳作，不断改进和积累农业技术和工具，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率来维系养分循环和相对较高产量，可以称其为传统农业的“千年农夫”[35]，其维持养分循环使用的能力非常高，不仅产出很高，对环境也起到良好的影响。

（二）农业发展转型产生大量兼业小农和种养分离生产者，污染程度较高

工业革命以来，化肥农药使用过量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36-37]。农业污染产生最主要的原因是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生产者没有充分利用能源，导致大量的辅助能源，如化肥等的流失在环境中产生污染。而农户在化肥施用过程中存在大量过量施用行为[28]。对农户化肥农药施用行为的特征和影响因素与农业环境污染的关系及治理的研究显示，生产规模相对较小的农户在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化肥农药相关认知、环境认知等因素方面，表现出能力和水平不足，从而导致化肥农药施用过多。农业生产活动中的农药化肥不合理使用行为是产生农业污染最主要的原因[38]。农户化肥农药施用行为受到农户自身特征、家庭资源禀赋、家庭收入情况、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政策等影响[39-41]。由于缺乏农药使用常识，一些农户仍在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剧毒农药。而且大多数农户都是依靠熟人或者经销商推荐选择农药，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也缺乏安全意识[42-44]。农户对土壤肥力状况认知较差，文化程度低是其化肥使用过量的主要影响因素[45-46]，环境知识匮乏使其获取相关知识的途径比较单一，环保意识薄弱[47]。研究认为农业生产者特别是小规模农业生产者的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低，造成了农业污染。上述农业生产者化肥农药过量施用行为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结构性因素[15，48]，其中农业发展转型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1.农业发展转型过程中产生大量兼业小农。每个国家的农业发展转型道路不同，但发展中国家都深受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农产品贸易和绿色革命的影响，中国同样如此。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大量农民流出农村前往城市打工。农民家庭成员在城市能找到更有利可图的非农就业机会，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下降。随着劳动力机会成本的上升，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下降，通过家庭劳动力组织畜力、粪肥、草饲、木柴等不需要购买的投入性资源（No-trade input）进行农业生产的回报越来越低。随着农村家庭年龄和性别组成的变化（老人和妇女农业），家庭提供足够数量的不需要购买的投入性资源进行农业生产的能力下降[49]，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通过购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呈下降趋势并有相应补贴的农机、化肥、农药、燃料、饲料等）、采用减少种植集约（比如双季改单季、抛荒休耕等）的方式进行“维系成本式”和“兼业式”的农业生产。在不断增长的非农就业收入、农业风险以及农产品价格下行趋势面前，是采用雇佣劳动来扩大集约化农场的规模（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的盈利可能性和空间仍然较低。经济社会宏观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小农农业失去了集约化管理的优势[20]，带来的是对环境负面影响的增加（见图4）。

2.专业化发展导致综合小农成为种养分离农业生产者。经济社会宏观环境的变化，还导致了另外一个对环境产生较大影响的农业发展转型变化，即小农综合农作制度越来越多地让位于生产高价值作物和牲畜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单位。中国传统农业发展了轮作、间套作、多熟种植、套耕技术，形成豆粮、菜粮间作及麦棉、早晚稻套作等耕作模式，还形成太湖农牧桑鱼、珠江桑基鱼塘、关中粮草畜等多物种共生立体集约利用的综合农作制度。现代化建设以来，综合农业系统，如水稻水产养殖和蔬菜果树系统等等，也维持了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到2000年之间，“一两头猪+几亩地”的种养结合[50]144综合性小农成为全国农业生产的主体，也能在同时使用化肥和农药的情况下带来一定的资源综合利用，减轻环境的负担。但随着农村改革的推进，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小农进行综合农作在经济上、商业上变得越来越不可行。一方面是由于小农综合农作的基础是各种不需要购买的投入性资源的综合利用，劳动力价格机会成本上升和生产资料价格下降等原因使得原先最经济的成本越来越不经济，成本升高使小农不得不放弃综合农作制度，转而采取单一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供给和需求市场产生了质的变化，和小农一起供给农产品的生产者包括了全球市场的生产者和供应商以及国内大型农场和企业等，农产品的需求也变得低价化和标准化、高端化和多样化、一体化和工厂化等。这些都对农产品的技术和管理技能以及基础设施投资方面产生了较高要求，其结果造成综合性农业生产者，即种养结合的农场和小农户，其农产品的生产成本越来越高，无法与资本和技术打造下的单一化和工业化农业生产者竞争，逐步退出农业生产或发展成为专业化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者（见图5）。

由于农业生产依赖于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具有不确定性，动植物的自然生长规律决定农业生产时间远远超过农业劳动时间，造成了农业劳动过程转化为工业化、标准化和常规化的难度较大。但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工业化和标准化的农业生产成为可能，尤其在养殖领域其生产受土地和环境的制约更小，农业逐步作为经济增长点，不断得到资本的青睐，大量的产业资本进入农业。产业资本和现代科技的进入彻底改造了农业，规模化、机械化、工厂化、隔离化的养殖业以及规模化、专业化和单一化种植业逐渐盛行，并发展成产业链、产业部门，形成全球市场。受到专业化大市场生产的挤压，小农综合农作系统的优势不复存在，单一化和专门化的农业生产形式逐渐占领农业生产。一项全国农村家庭调查（>2万户）的长期（1986-2017年）数据表明，种养结合的农村家庭比例从1986年的71%急剧下降到2017年的12%[51]。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分离，造成了原农场或农业家庭内养殖业排泄物进行内部资源化利用的循环断裂，养殖业的养分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成为沉重的环境负担，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加剧。另外，高价值的经济作物种植和畜牧产品养殖，属于资本和劳动集约的农业生产[50]127-137。在市场失灵和以绿色补贴为主的政府污染治理政策的环境下，无论其高价值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大小，在资本逐利即资本期待短时获益的趋势下，产生环境污染的风险较大。对全国化肥施用量的数据分析显示，1980年代以前施用化肥的主要作物是玉米、水稻和小麦，高达87.9%。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玉米、蔬菜和水果成为化肥使用的主要驱动力。这三种作物在1990年代占59.6%，在2000年代占90.6%，这是化肥消费增加的原因[52]。

（三）农业发展转型产生专业化、单一化和规模化农业生产者，单位面积污染程度相对下降

“规模路径”的相关研究显示，随着现代农业的深入推进，农场规模越大，农业生产者具有更好的农业知识和管理技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因此它们具有包括农业化学品在内的更高的农业投入的使用效率，单位面积的污染程度相对兼业小农呈现下降的趋势（见图4）。农场规模小被认为是全球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关键原因[53]。与地块少面积大的农民相比，地块多面积更小的农民倾向于使用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少的现代技术[54]。农场规模越大，越会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和管理以及灌溉系统和机械等补充投入，采用这些技术、实践和投入的好处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而扩大，而它们的采用成本的很大一部分是固定的，不随农场规模而变化[55]，这可以提高农业化学品的使用效率，从而降低其使用强度。而规模小的农户，由于机械和灌溉不适用小面积农场，在收入最大化的影响下会更倾向于使用化学品，从而增加污染[55]。小农的教育水平低，而且他们不太愿意为他们的小块农田学习知识[20]。社会科学实验表明，群体规模越小，合作均衡变得越慢，群体数量减少即群体规模变大，合作均衡就会起作用，因此，应该减少农场数量（即扩大农场规模）和延长农场产权时间，这样可以促进农场主进行合作，实现均衡，自觉进行环境保护，避免产生“公地悲剧”，从而缓解我国农业面源污染[27]。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过程中，随着现代农业技术的运用，可以观察到农业单位面积的污染水平较兼业小农呈下降趋势。但这没有从根源上解决农业污染问题，即仍然依赖化学能源和没有实现养分循环和综合利用。农业规模的增加也会增加农业生产过程中污染扩散的风险。

（四）“去小农化后”的“再小农化”使现代小农综合农场效率高且可持续

在石油农业和规模农业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国家和地区农场的分化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出现大规模农场盛行。在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农业危机时期，大型和大规模的农场都出现了衰退，甚至在很多地区彻底消失了[56]。小农农业也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消亡，反而在一些地区获得了更持续性的发展和增长。如对意大利帕尔马地区小农农场的经营状况持续30年的跟踪发现，其小农农业的产出水平比企业农业高出的比例从1971年的15%持续扩展到2009年的98%[56]，原因是小农农场会对单位上的劳动对象（土地、水面或奶牛等）投入较高水平的劳动和资本，并以可实现的最高集约度为生产目标，以此获得生产上的改善。小农农场除具有较高的土地产出率之外，其能量效率更要高于企业农业，因为很多小农农场都是多功能性的、综合性的，资源在农场内部能得到有效利用。另外，小农农场之间的合作也令人惊叹。法国农机合作社（CUMA）展示了本地农场之间的合作互助使农业系统更加农业生态化，提供了更好地获取和管理设备、劳动力和物质资源的机会[57]。这是欧洲在解决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过程中的“再小农化”过程[58]，他们让农业生产的方式更像农夫[59]。现代可持续集约的农夫式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后现代属性。他们一方面具有现代商业市场运作和合作能力，能应用绿色农业技术进行协同综合、集约节约生产。另一方面，他们和传统小农农业生产者一样，具有劳动、资本和技术的集约能力，能够灵活综合运用农场内部和外部的资源，实现单位劳动对象上的高产量以及资源的节约。不仅在农业新技术的使用上要比企业农业先进，还能创新出适合本地情况的新知识来应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问题。无论是东亚传统农业下的“千年农夫”，还是集约使用现代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的意大利、法国等地的小农农场主，都是能实现人和自然养分均衡循环、高效使用资源和实现集约化生产的农业艺术大师，是资源利用进行集约化生产的高手，其集约能力、效率以及能量节约循环使用的能力都远远高于规模农业或公司农业和企业农业（见图4）。

三、结论和讨论

在当前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未来农业发展转型方向仍然在不断争议中探索前进，但达成共识的是农业发展方向应是可持续和对环境友好。在中国农业发展转型过程中，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如何才能发生？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动降低污染水平，严格的环境监管是使EKC曲线转折的主要途径[60]。公平的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制度框架和治理、消费者选择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29]。技术论者认为大力发展绿色农业技术可以解决上述问题，因为绿色农业技术能完成农业生产过程中人类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实现养分循环，在资源利用方面可持续。但如果绿色农业技术在社会层面上不能落地，没有社会基础，则很难成功。因此一方面是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另一方面污染治理应重视农业发展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基础。从生产者视角对农业发展转型和环境影响的关系进行梳理发现，受到城市化等宏观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传统农业集约生产、综合利用能源、循环使用养分的农业艺术大师小农农业生产者，在农业发展转型过程中产生了分化，大部分成為了兼业农民，其生产行为容易产生污染。其环境不当行为背后是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策因素[15]以及结构调整[48]的影响。虽然“去小农化”[61]扩大一定农业规模，单位面积污染水平呈现一定程度相对的下降，但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并没有解决工业农业污染的根本矛盾。欧洲农业“再小农化”过程中高效率的、具有生命力的综合性小农农场的表现说明，要解决农业污染问题，实现可持续农业，应该回归到以农业生产者为基础的，能够集约节约循环利用资源的可持续农业生产方式上。以农业生产者为基础的农业发展转型，并不是要回到那种不需要购买资源（畜力、柴木、粪肥）进行集约生产的传统小农;包含但不仅指为了食品安全、生活方式和信念而掀起的“社区支持农业”（CSA）[62]、“农夫市集”[63]“巢状市场”[64]“一家两制”[65]或农业生态运动等“反向运动”[66]，而是指实现传统小农的现代版或后现代版，他们可以是农业公司、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多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式，但他们一定是综合性的农夫式生产方式。他们能采取集约节约综合农业生产方式，集约使用资本、资源和能源，利用本土性知识和新的技术知识，实现可持续的集约协同生产，同时又具备现代特征，即有效利用商业网络、具有良好市场对接能力。以农业生产者为基础的农业发展转型，并不会自然形成，因为资本和技术会对农业生产者产生负面影响，如小农兼业化、种养分离、循环断裂等。这些影响会使农业生产过程距离农业生产者越来越远，导致资源浪费和污染加剧。因此需要一定经济社会政策，帮助农业生产回归到生产者本身，让生产者来控制资本和技术，而不是相反。只有以生产者为基础进行农业转型，种养结合、资源化利用农业内部养分、保护性耕作等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循环利用的集约节约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理念，才能有效地在现代农业中运用、传承和创新，才能重建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态系统，恢复农业养分和能量的循环，使农业在保持较高产量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中国农业在社会、经济、环境三个层面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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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e Transformation and Agricultural Pol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ers

RAO Jing，SHI Danjing，YUAN Wei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193，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search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agricultural pollution based on “scale path” and “traditional path”，and throws li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agricultural pol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ers.The “scale path” suggests that scaling the agriculture up will eventually reduce the high pollution of industrial agriculture.Therefore，to cut down agricultural pollution，we should continue to increase the scale of agriculture，limit the number of farms，and eliminate non-specialized agricultural producers.While the traditional path argues that the size is not the decisive factor.In order to reduce agricultural pollution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smallholde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should be adopted.Then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findings of the two approach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ers and points out that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agricultural producer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producer;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agricultural pollution

（责任编辑：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