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震

摘    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和逻辑分析法分析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领导开展的竞技体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和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历程、历史逻辑及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竞技体育在不同历史时期取得的进展，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准确地把握了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规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竞技体育具有训练军队和团结广大群众的双重作用，既增强了工农红军的战斗力，也团结了广大群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竞技体育军民一体化，使竞技体育深入群众中，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奥运争光计划”的成功实施与北京亚运会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既通过竞技体育实现了体育外交，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体育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由“体育大國”向“体育强国”跃升的战略，将竞技体育运动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了起来。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竞技体育;体育史;党史;身体史;历史经验;发展逻辑

中图分类号：G 80-05          学科代码：04030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historic logic and basic experience of competitive sport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during the past 100 years since its founding in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the new period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ing a new era. The progress of competitive sport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embodies that the CPC has accurately grasped the historical law of competitive sports development.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competitive sport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played a dual role of training the army and uniting the masses， which not only cultivated the fighting capacity of the Red Army， but also united the mass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PC adopted the road of integration of military and civilian sports， making competitive sports go deep into the masses and become an organic part of peoples daily life.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Olympic Glory Program” and the successful hosting of the Beijing Asian Games and Beijing 2008 Olympic Games fully demonstrate that the CPC not only realized sports diplomacy through competitive sports， but also promoted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sports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governance level of the CPC. Since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ed the new era， the CPC has 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leaping from a“major sports country” to a “great sports power”， which has combined competitive sports closely with the daily life of the people.

Keywords：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mpetitive sport; sport history; history of CPC; body history; historical experience; development logic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1] 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兴起以来，竞技体育对政治、经济的影响不断增强，甚至成为国际交往、国家文化软实力角逐的重要载体。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组织开展的竞技体育的发展历程，使得这一历程中的微观事件通过对身体史的耙梳体现出来，进而为党史研究中的“身体转向”“日常生活转向”注入动力，这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当前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从身体史的视角寻找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思想线索。实际上，在以往的研究中已有较多类似例子，例如：满永发表的《革命历史与身体政治——迈向实践的中共历史研究》[2]、崔一楠等发表的《人之再造：土改运动中的身体政治——基于川西北地区的考察》[3]、沙青青发表的《在新中国打棒球—— 一项体育运动的境遇变迁及其多重角色》[4]等文章都是以身体史为研究视域，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中的身体实践问题。本文也将基于该视域，在回顾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组织开展的竞技体育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的竞技体育的发展逻辑与历史经验。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竞技体育：中华民族解放的身体实践

清末民初，“竞技”一词从日本被译介到中国[5]，身体竞技能力作为优秀国民的基本要素成为当时的主流话语。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代表性人物，例如：毛泽东、恽代英、陈独秀等认为体育竞技是提高国民素质与增强竞争精神的重要方式[6]。这促使在“红色体育”的发轫过程中，乃至在红军长征的艰苦卓绝时期，竞技体育也始终未曾缺席，甚至一度成为政治活动的主题，这是在中华民族解放过程中顺应时代要求的正确选择。

1.1  革命中的身体竞赛：训练军队、团结群众的竞技体育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1921—1927年），由于没有自己的军队和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开展竞技体育的思想虽然已经萌发，但是當时处在国民政府统治区，并没有形成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的竞技体育活动。大革命失败后，赣西南和闽西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发动了农民起义和武装暴动，逐渐建立起以赣南为中心，覆盖赣、闽、粤三省的“红色政权”“红色武装”与革命根据地，被称作“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中央苏区”或“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开展竞技体育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地理空间条件，更为重要的是，经过革命的洗礼，竞技体育所蕴含的竞技精神之独特价值，在革命斗争的特殊时期成为与一切反动势力斗争的重要身体治理与身体干预方式，因为竞技体育不仅能够强健人的身体、强化人的意志品质，还能够增强个人的集体主义观念与集体的凝聚力，这也使得竞赛成为当时重要的政治用语，例如：《苏区中央局关于巩固党的组织与领导的决议》就有“运用革命竞赛的方法，增强各种工作进步的速度，严厉纠正一切强迫命令的恶习”[7]的“革命竞赛观”。竞技体育具有了身体政治的价值属性，从1927年中共中央在《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中提出的“应以习青年本身利益的争斗和文化体育等运动着手，引导青年群众参加党领导的一切政治争斗”[8]决议就可见一斑，在此背景下，革命斗争与体育的联动成为青年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实践活动。

然而，竞技体育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并非是一种以身体为对象的斗争工具，更是一种革命的身体行为实践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坚持走群众路线，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允许把他人视作工具，正如1931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通告·第六号》所提出的那样：“（体育工作）是反军国主义工作中之一部分，‘在资本主义之下的体育运动只是资产阶级拿来扩大他们的政治影响，训练帝国主义军队干部，制造利润的工具”[9]。可见，中国共产党明确反对把他人作为工具的体育，而这一原则也使竞技体育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实践中起到了训练军队和团结群众的双重作用。

在中央苏区开展的竞技体育主要有2种形式：一是军事技术竞技活动、军队与军队间开展的竞技体育;二是军队与中央苏区工农群众之间开展的体育竞赛活动。

对于军队而言，竞赛活动本身就是军事训练中最为重要的形式，在竞赛环境中训练和磨练是成就素质优良、作战能力强劲的军队的重要方法。1933年印发的《各种赤色体育规则》中就明确提出：应他们青年工农的特殊要求，使他们拥有健全强壮的身体，造就健强的铁的红军，准备时时刻刻能参加到前线去，配合英勇的红军作战，养成其坚忍耐劳顽强性[10]。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中华》于1933年刊发的《红校“八一”军事体育竞赛》[11]一文和《“五卅”举行赤色运动会，检阅自己的力量，向敌人作总示威》[12]一文中也提出了“体育军事化”“运用体育提高军事技术”，因而比赛项目主要有抛掷铅球、扔手榴弹和穿越障碍物。这类与军事作战直接相关的比赛项目的根本目的就是强化军队战斗力并向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示威，可以说，这既是一种军事力量展示，也是政治层面的仪式化展演。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坚持与人民群众保持“鱼水关系”和走群众路线，使得这一时期的竞技体育虽然是“军事化”的竞技比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专属军队的活动，实际上，在中央苏区开展的大部分竞技体育比赛都是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1931年春，毛泽东、朱德等在瑞金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初，就已经提出“发展赤色体育运动，养成工农群众的集团精神与强健体格”[13]605的工作方针。1932年2月中共闽浙赣省委发布的《〈发动青年工农群众热烈参加运动会〉第十八号通知》中提到：“（运动会）无疑对于目前战争总动员是有很大帮助的，是紧张与提高群众斗争情绪、增进群众斗争技能的一个活泼方式……提高每个青年工农群众对参加运动、学习与练习运动技能的积极性”[13]598。又据现有资料，从1931年到1934年，党报的新闻报道中出现了20多次体育竞赛活动，这些比赛大多是群众性的[14]，参与者为苏区的工农群众，比赛项目既有球类运动和田径项目，也有摔跤、射竹箭这类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群众的参与度与积极性都很高，据福建军区运动大会的新闻报道可知，观赛的群众“人山人海，可以算是福建苏区暴动以来破天荒的一个大会” [15]。

对于当时的党中央而言，举办和发展“赤色运动会”的实质就是走一条工农群众斗争的路线，时任共青团闽西特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爱萍在“五卅”赤色运动大会的总结中提出，应重视反对锦标主义、反对官僚作风，增加群众游戏比赛，“牢牢记住这次的经验和教训，广泛地发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16]。为了能够实现群众广泛参与竞技体育的目标，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基层竞赛组织的建立。1934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制定了《俱乐部纲要》，其中提出：“俱乐部的一切工作，都应当是为着动员群众来响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每一号召的……为着反对封建及资产阶级意识而战斗的”[17]。虽然俱乐部不是管理竞技体育的组织，但竞技体育在其中具有重要地位。仅在几年间，苏区就建立起了“儿童俱乐部”和附属于“少年先锋队”“共青团”的俱乐部。实际上，早在1932年，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中央“关于青年团工作的决议”》，其中提出：“要扩大发展附属组织（俱乐部、足球队等），要使附属组织有自己的生活。儿童运动应该立即恢复起来，提拔团员与女团员来组织儿童局，进行这项工作”[18]。这些俱乐部开展的竞技活动与红军的军队俱乐部竞技运动交相呼应，将竞技体育深度融入到了当时革命根据地的日常生产、生活当中，这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政治基础。

1.2  战斗中的身体训练：党和群众一齐军事化的竞技体育

1936年夏秋之交，日军从东、西、北三面包围北平。此时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民族危亡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军事进攻的双重压力。在此背景下，竞技体育所表征的历史作用与坚持不懈的战斗精神更加紧密相关。1936年8月5日中央书记处发出的《中央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中写道：“要指导他们（青年们）打进到各界各党派的青年的、文化的、体育的组织中去，争取群众在他的周围，发展他的组织……用民族解放先锋队之类的名字以取得公开或半公开的存在”[19]。由此，使青年通過体育文化组织成长壮大、筑牢民族解放思想，成为当时重要的非军事化手段。同年11月11日《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发布，其中要求：“创立各种各样工人的、农民的、学生的、妇女的、文化的、教育的、体育的与军事的青年群众组织。应该依照各地的实际情况，使各种青年组织在抗日救国，民主自由的共同目标之下，实行合作联合与统一”[20]。由此可见，当时将体育组织与包括军事组织在内的各个组织共同作为青年组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竞技体育活动成为抗日战争时期除了军事训练之外的历练军队、凝聚与团结群众、青年强身健体的重要手段与方式。1937年8月1日，为庆祝工农红军建军十周年，由西北青救会发起，苏区体委主办的“抗战动员运动大会”召开，运动员主要为延安、陕甘宁边区、关中和抗日前线的红军，以及党校、延安师范学院、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毛泽东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到：“举行这个抗战动员运动大会，就是向着这个方针迈进，我们这个运动大会，不仅是运动竞赛，而且是要为抗战而动员起来，我们要把全国民众动员起来……把我们这里的方针与办法带到全国各地区，把我们的决心带到抗日前线去”[21]，并发出了“收复平津！保卫华北！收复东四省！八一运动大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21]的呼声，以上讲话赋予了竞技运动以“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的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军事战争时期的日常生活中，竞技运动项目是最佳的身体活动方式，其不仅能够有效地增强军人身体素质，而且具有军事演习的作用，其更重要的作用是以竞技运动为媒介动员广大群众。

与中央苏区相比，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竞技体育活动更像军事技术竞赛，例如：实弹射击比赛、武装赛跑、武装渡河、障碍赛跑、投手榴弹、刺枪、骑马比赛等。《新中华报》1939年就报道了“庆祝首届青年节运动大会”的成绩，其中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参加射击比赛30发子弹全部射中，共得209环。此外，还有张德龙、庄长德（女）、陈国良、川卫等获得射击个人奖。在骑马比赛中，徐一新、苏振华、曹槐义、杨松获得个人奖[22]。与一般意义上的竞技比赛不同，中国共产党举办的体育赛事非常强调集体重于个人，尤其反对锦标主义，朱德就曾在“延安扩大运动会”的总结中提出：“有些锦标主义倾向，此点不纠正，则对今后运动竞赛实有妨碍”[23]。可见，竞技体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真正意义所在就是团结一切力量反抗日本侵略者。

军事训练能够动员军人，激发其战斗力与意志品质，但要把群众的身体和思想都武装起来，就需要把军事训练扩大到群众身体活动中，但对身体素质和技术要求很高的军事训练却无法普及，竞技体育这一带有极强的改造身体功能的游戏方式可以起到军事训练的作用，在更大范围的人群中推广，正如毛泽东提出的可实现武装的操练，进而把军队与群众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党和群众一齐军事化”，如何对敌与作战被转化为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24]。

总而言之，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竞技体育既延续了中央苏区的竞技体育宗旨、思想和精神，也将延安实事求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尤其是通过竞技运动将军民一致的体育治理方式深度渗入日常生活之中。这一时期的竞技体育是中国共产党人融入到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方法，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这在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确立与升华。

2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竞技体育：中华民族独立的身体政治

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蕴含了最为浓厚和微观的身体政治意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竞技体育在新中国具有了重要的身体政治功用，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功能。竞技体育作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树立国家形象、进行国际交往、体现民族精神到增强体质，无不是身体政治在国民及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践中的体现，更是中国竞技体育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逻辑。

2.1  军民一体的身体实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运动员制”与“劳卫制”对竞技体育的推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由战争状态转入了相对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但竞技体育与军队的密切联系并没有中断，而且延续了之前的竞技体育发展道路，并分化出了更加专业化、正规化的从事竞技体育的运动员队伍。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团中央到各级团组织都建立了军事体育部，团支部大多有军体委员，发扬军队的光荣传统，推动竞技体育发展。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贺龙（时任副总理）担任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在抗日战争期间就曾在八路军中大力倡导开展体育运动，是著名的“战斗队”的培育者。由此，解放军运动员开始崭露头角，例如：从1956年起，陈镜开打破举重世界纪录;解放军女子排球队战胜保加利亚队，创造了首次战胜国外排球强队的历史[15]。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就选拔组成了各级体育代表队，全军代表队设有的体育项目有篮球、排球、足球、举重、自行车、体操、乒乓球、手球、游泳、跳水、水球、冰球、速度滑冰、棒球、网球、羽毛球、射击、划船、摩托车、滑雪、跳伞、陆军五项和海军五项等，共计24个，主要任务是带动军队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参加国际国内比赛，创造优异成绩，为国家和军队争取荣誉。现在熟悉的“八一”男子篮球队、“八一”女子篮球队、“八一”足球俱乐部、“八一”女子排球队、“八一”男子排球队都传承于那个时代。

1954年，我国借鉴苏联经验，制定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到1958年正式形成和颁布了《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条例》，其中对国民的身体运动速度、耐力、灵敏性和力量进行了等级划分（少年级、一级、二级）。在“劳卫制”的推动下，国家体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下设的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都积极推动竞技体育运动在民众中的普及，鼓励工人、农民、机关职员等都参加竞技运动，组建了一些中央政府部门的体育协会，例如：铁道部的“火车头体育协会”、第二机械工业部的“星火体育协会”、全国生产消费合作社的“合力体育协会”等[25]。在这一背景下，准备参加第16届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的92名运动员中，有27名是职工运动员[26]。此外，建立了大量的青少年业余体校，颁布的《青年业余体育学校章程》和《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章程》奠定了从广大民众中选拔竞技体育运动员的基础，为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培养和储备了后备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全运会、各单项运动会、全国工人运动会、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全军运动会得以广泛举行，这是军民一体化的竞技体育模式构建起来的繁荣。

2.2  国际交往中的身体政治：外交与竞技体育的互促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主题，但以身体为表象的竞赛却在国际体坛始终暗潮汹涌，因而在我国外交中，竞技体育成为大国之间综合实力角逐与合作的重要表现形式。1952年是我国体育外交的关键转折点，“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作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指导思想被提出。党中央决定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和青年团中央联合发出了《关于选拔各项运动选手集中培养的通知》，其中提出：“体育工作如果只有普及就不能适应当前需要，必须与提高体育技术水平相结合，以取得进一步发展”[27]。由此，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在国际交往和国际运动会中取得好成绩，服务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开始成为竞技体育的工作方针。中国竞技体育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争金夺银”在我国体育事业中越来越重要，这使得职业化的竞技体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体育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谱系。

在这一时期，为了民族独立与祖国统一，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势力分裂中国的阴谋，新中国发展高水平竞技体育要解决众多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陆与台湾的体育组织在国际奥委会和各单项体育协会中的代表权问题。1958年8月19日，中国宣告“中国只有一个全国性体育组织，即中华全国体育总会”[28]，明确批评了国际奥委会承认台湾奥委会是制造“两个中国”，继而宣布退出，同时还退出了承认台湾为会员国的国际游泳联合会、国际田径联合会、国际射击联盟、国际举重联合会等7个国际体育组织，只保留了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国际冰球联合会等少数协会的席位。在很多国际比赛中，中国只以非会员国的名义参加比赛，但仍在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譬如在1971年召开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取得了男子团体冠军、女子团体第二、男子单打第三、女子单打冠军、混合双打冠军的好成绩。

国际性竞技体育赛事实质上就是国际政治的博弈现场，竞技体育与国际政治形势呈现出相互表征的特点。国际竞技体育赛事举办权的争夺，既能体现国家之间的综合实力角逐，也能体现国际交往中的国家间的合作。其中推动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乒乓外交”是最典型的案例。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9名运动员、4名乒协人员、3名记者通过香港到达北京进行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到达中国的第一个正式访华代表团。中国以“乒乓球”为契机，推动了中美两国之间外交的正常化。基辛格在回忆录中称，得知北京方面的邀请后，他与尼克松、罗杰斯认为，这是中国对美国政策制定者的一个微妙示意，绝不是一段孤立的“插曲”，而是盼望已久的一个推动重大外交进程的开端[29]。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尤其是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产生了政治连锁反应。1973年，亚洲运动联合会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1974年，中国成功参加了第7届亚运会，迈出了重回国际竞技体育舞台的重要一步。

竞技体育中的“微观政治”能够体现宏观政治，而宏观政治对竞技体育的影响更具决定性。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和平统一中国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国家体委向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方案，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同意台湾以中国一个地区组织的名义参加国际体育比赛。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通过了《名古屋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并以“奥运模式”解决了在国际奥委会和其他国际体育组织中的涉台问题[30]。1980年，中國体育代表团参加了第13届冬季奥运会，标志着中国重回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赛场。可以说，竞技体育能够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的方法学”[31]对中国外交发挥了重要作用。

3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竞技体育：中华民族复兴的身体权利的构建

3.1  国家在场的身体权利：亚运会与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已经开始具备在各大奥运会项目上与欧美国家体育强国竞争的实力，通过竞技体育在国际赛场上的“争金夺银”，使得国民的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涨。1982年，李宁在第6届世界杯体操比赛中创造了世界体操史上的“六金神话”。在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许海峰夺得射击冠军，实现了华夏儿女在奥运会中金牌零的突破。中国女排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获得2次世界杯和世锦赛冠军及洛杉矶奥运会冠军，创造了世界排球史上首个“五连冠”辉煌。

從身体史的视域来看，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特征就是国家塑造民众的身体治理能力。在民族国家形成的社会变迁中，国家身体治理能力加强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国家运用行政权利对人民群众“政治人”身份的塑造。其中，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使这种“政治人”的身份得以空前凸显。因此，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绝不仅仅是竞技体育实力的展现，而且是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的体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彰显，以及政治诉求的表达[32]。新中国亟需举办一场成功的亚运会乃至奥运会来树立改革开放后的国家新形象，其首个突破点在举办北京亚运会。

而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举办前，欧美国家的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的新闻报道多是负面的[33]。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成功举办了亚运会。北京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充分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大国形象。在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北京亚运会开幕式上，主题曲《亚洲雄风》伴奏音乐响起时，现场 7 0 000多名观众异口同声地跟唱，场面极为震撼。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熊猫盼盼”更是家喻户晓，一度被印刷在各种服装和商品外包装上，关于北京亚运会的文化符号铭刻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其深入群众的程度可见一斑。乘着亚运会之“东风”，举办奥运会也被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曾在视察亚运会工程时发出了“办了亚运会，还要办奥运会，你们下决心没有？”[34]的号召。

2001年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中国以51枚金牌荣登奥运会金牌榜榜首，成为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登上金牌榜首的亚洲国家。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向世界展现了中华体育精神，极大地激发了国民的体育参与热情。以此为契机，掀起了群众体育的热潮。2009年8月8日，也就是北京奥运会闭幕后的一周年，中国第一个“全民健身日”设立。中国通过成功举办亚运会与奥运会向着世界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迈进。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中国的政治影响是深刻的，因为其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塑造了中国的国家新形象，更重要的是增强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社会凝聚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社会风俗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国人开始关注竞技体育，民众通过参与竞技运动项目健身的热情也逐渐高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既是中国体育外交的成功写照，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体育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

3.2  全民在场的身体权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融合发展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辉煌成绩。伴随而来的是对举国体制的思考，曾有学者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发表文章探讨了举国体制怎样继续延续，如何做到体育事业的协调发展等问题[35]。说明当时的学术界已经认识到“金牌榜首≠体育强国”的问题。回顾中国现代竞技体育的发展史，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发展竞技体育不只是出于使青少年强身健体的目的，在国际体育赛事上力求竞赛成绩的突破能彰显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制度的优越性[36]，因此，发展竞技体育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但是，中国的竞技体育在国际体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同时，中国青少年体质下降的问题日渐突出，中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体育强国的根本目标在于增强人民群众的体质、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协调发展。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31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提出：“希望同志们继续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进一步提升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把竞技体育搞得更好、更快、更高、更强，提高在重大国际赛事中为国争光能力，有力带动群众体育发展” [37]。2014年，习近平主席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交谈时还曾强调：“从娃娃抓起，扎扎实实提高竞技体育水平，持之以恒开展群众体育，不断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38]。从中可见，提高竞技体育水平，就要持之以恒地开展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相辅相成的。2019年《体育强国建设纲要》颁布，其中提出：“创新优秀运动员培养和优秀运动队组建模式，建立向全社会开放的国家队运动员选拔制度，充分调动高校、地方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的积极性”[39]。这更是从政策层面为运动员选拔构建了多元培养主体体系，为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相互促进、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持。

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竞技体育身体训练模式与规律，以及对群众路线的深刻认识，使得中国的竞技体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不再仅是表征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身体符号，而是已成为全民的身体权利，人民群众不再仅仅是观看竞技体育赛事中的竞赛表演，而是更多地投身到竞技体育运动中。王凯在《论“新举国体制”》一文中提出：通过竞技体育的发展带动全民健身的开展，带动体育产业的发展[40]。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举国体制”的根本旨归。早在1986年，《人民日报》曾刊登的《对我国体育路子发展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提出：“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是有区别的，目前应以竞技体育为主，优先走入世界行列，然后反过来推动群众体育发展”[41]。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是通过先发展竞技体育，再带动群众体育发展。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的中国体育实践可以看出，走群众路线发展竞技体育是中国竞技体育过去、现在和未来能够走上世界竞技体育之巅的最大保障和历史经验。

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赋予了中国竞技体育以新任务、新使命和新目标，中国竞技体育开始以新思想确定发展的新方向、以新理念统筹谋划发展新格局、以新思路深刻认识发展新内涵、以新理论指导发展新实践[42]。在不断产生新理念、探索新模式、建设新体育设施的基础上，以落实奥运会备战目标为重点的中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正以竞技体育新发展格局及其体现出的综合功能与多元价值为体育强国建设和“举国体制”注入新活力，并不断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中[43]。

3.3  教育场域的身体治理：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的融合

青少年是新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生力军和最重要的人才储备，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是新中国竞技体育成绩一再跃升的重要手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的“奥运争光计划”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在国际体育赛事中夺得了优异的成绩。但与此同时，我国广大青少年的体质健康状况却出现了问题，精英运动员的问题也引起了关注[44]。而且随着党和国家对竞技体育战略的转向，尤其是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实现从少数精英运动员的专业性比赛到广大青少年学生参与的体育竞赛活动之跃升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将竞技体育与青少年教育深度结合，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储备和培养了竞技体育人才，更是通过竞技体育的教育功能使青少年成长为身心健康、人格健全、意志坚强，以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青奥会举办期间看望中国体育代表团时强调：“少年强、青年强则中国强。少年强、青年强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思想品德、学习成绩、创新能力、动手能力，也包括身体健康、体魄强壮、体育精神。希望通过你们在这届青奥会上的精彩表现，带动全国广大青少年都积极投身体育锻炼，既把学习搞得好好的，又把身体搞得棒棒的，做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将来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材”[45]。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广大青少年投身体育锻炼继而实现全面发展寄予了厚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以体育人”、多部门齐抓共管和全面推动中国足球、篮球、排球运动的普及和提高成为体教融合的新目标和新机制。2020年《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颁布，其中提出了“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加强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和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和“深化体校改革”等，均强调了在学校场域内发挥竞技体育的作用。《意见》还提出：“大中小学校在广泛开展校内竞赛活动基础上建设学校代表队，参加区域内乃至全国联赛……鼓励建设高水平运动队的高校全面建立足球、篮球、排球等集体球类运动项目队伍，鼓励中学建立足球、篮球、排球学校代表队”[46]。该《意见》是教育部与国家体育总局共同发文，从发布部门的协同和政策落实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的融合。

在青少年运动员的培养上，《意见》中强调：加强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体育高等院校、有体育单独招生的普通高等学校加大培养高水平教练员、裁判员的力度。更为重要的是，从1993年发布的《国家体委关于优秀运动队文化教育工作深化改革的意见》，到2003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的意见》，再到2006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动体育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直到2020年发布的《意见》，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不断加强青少年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工作。例如：《意见》中提出：“将体校义务教育适龄学生的文化教育全部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配齐配足配优文化课教师，加强教育教学管理。鼓励体校与中小学校加强合作，为青少年运动员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不断提高其文化教育水平”[46]。综上可见，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了竞技体育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逻辑。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组织开展的竞技体育从无到有，从艰难前行到蓬勃发展，正是一代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准确地把握了不同时代竞技体育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发展逻辑而最终创造的辉煌成就。

4 结束语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在不同时期制定了不同的身体治理政策，不断推动竞技体育的发展。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工农群众开展竞技体育，在凝聚和团结广大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人既把其作为提高军事技能的重要手段，也把竞技体育作为提高工农群众斗争技能的一种方式，使得怎样对付敌人和怎样作战被转化为日常生活的中心任务，从而使党和群众一齐军事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競技体育军民一体化的手段，一方面，贺龙出任首位国家体委主任，建立了解放军“八一队”这样敢打敢拼和以快、准、猛、活为技战术风格的运动队;另一方面，在“劳卫制”基础上建立了运动员、裁判员和教练员的整体化制度，使竞技体育深入群众中，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奥运争光计划”的成功实施与北京亚运会及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中国共产党既实现了体育外交，又促进了体育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跃升的战略，将竞技体育运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47]，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组织开展的竞技体育在革命战争年代是中国共产党人融入广大群众日常生活最为重要的方法，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竞技体育的社会化又促进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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