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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传家

2021-08-06

传奇·传记文学选刊 2021年6期
关键词:王继才张伯礼黄旭华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编者按:

“天下之本在家。”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本文选自中国方正出版社《清风传家》一书,深入挖掘于敏、黄旭华、高铭喧、张伯礼、王继才、樊锦诗等获得国家级荣誉的英模党员在家风建设方面的先进事迹,从中汲取他们人格力量,感知家风建设的重要。

于敏:干惊天事业传淡泊家风

一句嘱托,许下一生;一声巨响,震惊世界;一个名字,“绝密”28载。这就是于敏,一位把毕生心血和全部才华都奉献给了我国核武器事业的著名核物理学家。

身负惊天的事业、辉煌的成就,却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大半辈子。正如他1999年在73岁高龄时写下的七言诗《抒怀》所表达的那样,“身为一叶无轻重”“愿将一生献宏谋”。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于敏和他的家留给世间所知的并不多,我们只能从零星的记述里感知他的执着坚守和淡泊家风。

惊天的事业无名的人生

——在这个家,爱国是不变的主题

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于敏用一生践行着“爱国”二字,爱国也成为这个家永恒不变的主题,默默传承。

于敏成长于旧中国最动荡不安的时期,到处兵荒马乱,人们流离失所。幼年的于敏,常与大他三岁的姐姐藏在炕沿下,躲避呼啸而来的枪弹。一年夏天,刚学会骑自行车的于敏,就险些遭到横冲直撞的日军吉普车的碾压。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难以抚平的童年屈辱和对侵略者的切齿痛恨,激发了少年于敏的民族自尊心,也化为他此后一生“科学救国”的精神动力,“愿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

1944年,于敏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两年后,出于对理论研究的热爱,他转入理学院物理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于敏顺利考取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并很快崭露头角。

1961年1月,一次重大的人生选择摆在了35岁的于敏面前——作为副组长领导和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弹的研究毫无疑问属于国家安全最高等级的绝密工程,一旦参与其中,就意味着今后将长期隐姓埋名、忙碌奔波。这对任何人都意味着巨大的牺牲,何况一名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科学家。

“我不能有另外一种选择”,“我过去学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抛掉”,“我愿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于敏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挚爱的物理基础理论研究,接受了氢弹研究任务。自那一刻起,“于敏”这个名字连同他的工作,一起变成了绝密。

“我所有的压力都在工作上,不敢对自己有任何一点的放松,也不能有任何其他的想法。如果错了一点点,核武器研制肯定会失败,而一旦失败,对我们国家的损失非常大。”直到1999年,于敏及其对中国核科技发展的贡献才被真正解密,那时他已年逾古稀。“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家国同构,爱家首先是爱国,于敏同样如此要求家人。他有一个堂弟叫于确,曾经因为国有企业改革,所在的厂子裁员,让有两个孩子的于确感到迷茫,生活也一度陷入困境。于敏得知情况后,给他寄去一笔钱,同时写了一封信:“国企改革事关国家民族大事,你们厂身处其中,想必震动很大,(你要与大家一起)同心协力,为国分忧。”

于确比于敏小26岁。于敏作为大哥,早年除了自己家庭开支外,几十年间,从未间断地给老家寄钱,不仅如此,他还给于确写了上百封家书。

于敏十分钦佩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的爱国情怀,特意将孙子的小名取作“重重”,与“仲”谐音。他把自己最爱的一首词《满江红》教给孙子,作为对他的启蒙教育,“……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希望把爱国的种子从小就播撒在后辈的心里……

辉煌的成就“失踪”的奖杯——在这个家,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真实写照

在整理父亲于敏的遗物时,儿子于辛曾不经意间打开了一个寻常无奇的柜子。当把里面的纸张、摆件一样样收拾出来后,于辛才忽然注意到自己平日里忽略的一个细节:家里除了母亲孙玉芹觉得好看才摆出来的寥寥几个奖章奖杯外,其余的都很少能看到踪影。

原来这些“失踪”的奖章奖杯,都被归置在了这个柜子里,蒙尘许久。那一瞬间,于辛觉得手里的这些东西格外烫手,想着自己是不是该做些什么让它们“重见天日”。然而仔细收拾归类后,他又不禁哑然失笑——有的获奖证书竟然只找得到复印件,“聪明的父亲在这方面可真是‘糊涂啊”。

于敏“糊涂”,是因为心无旁骛,他知道,只有继续全身心投入事业,才是对荣誉的最好回应。他家中客厅悬挂的一幅字——谈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就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也正是因为这种“糊涂”,于敏在事业上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中国能以最快速度成功研制氢弹、创造世界核武器科技史上的惊人奇迹,于敏功不可没,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

然而,于敏却只是將自己看作科研事业的“千万分之一”,他说,“这样提(指称自己为‘氢弹之父)不符合科学。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我只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氢弹又不能有好几个‘父亲”。

冷静看待贡献,面对荣誉更是始终保持清醒淡定。2014年,于敏得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要颂给他后,一直谦让,提出奖项应该颁给一线的研究人员,“这样能对他们起到激励作用”;2015年被评为2014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儿子于辛代领奖时转述于敏的话说,“父亲觉得自己已经老了,他更希望年轻人去得到这个奖项,去激励人”。

在于辛的记忆中,家人从没有听父亲讲过自己的成就,也从来没有看到他流露过骄傲情绪。于元、于辛姐弟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清楚父亲到底是干什么的,获得了哪些成就。

1987年于敏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于辛看到黑板报上写着“向劳模学习”“向于敏同志学习”后,兴冲冲地跑回家告诉父亲。谁知父亲和平常一样淡然,只是随意说了几句,弄得于辛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大惊小怪。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于敏心中高兴,但也就是一家人吃顿饭庆祝了一下,后来家里就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

没有骄傲自满,不愿突出自显,于敏如此,他的家人也是如此。在于敏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于辛第一次出镜接受了媒体采访。于辛的大学同学和单位同事看了节目后才反应过来,原来于辛“深藏不露”,竟是大科学家于敏的儿子。

安静的生活宁静的家风——在这个家,精神是一笔更宝贵的财富

“能满足基本生活就行。”于敏对金钱、对物质极为淡泊,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一家人的生活极其简朴。

这既是于敏的家风特色,也是他取得成就的“密码”所在。“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宁静,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就是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害所移,始终保持严谨的科学精神。”学术科研需要“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于敏的这张书桌在自己心里,他的内心安静而圆满,坚定又强大。

单位曾给于敏特配了一名警卫员。于敏不担任领导职务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特配”取消。當初他接受,是因为事业需要;现在他取消,是因为不再必要。退下来后,许多大学、单位都想邀请于敏当评委、顾问,给出的报酬也颇为可观,但除了与自己工作密切相关的学术会议和学术顾问,其余的于敏一概婉言谢绝。他不需要从“特殊待遇”中证明什么,更不需要从对物质的占有中求得心理满足。

普通人怎么生活,于敏和家人也怎么生活,甚至更为节俭。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于敏一家经常会为了省几分钱的公交车费而选择步行。有一年,在天津读大学的于辛放假回家,母亲孙玉芹突然说了一句,“下回你别走路了,还是坐公交吧”。但于辛早已习惯,笑着回答,“走走路也挺好的”。

于敏家的节俭可谓数十年如一日:一张20世纪90年代简陋的铁架床,睡了二三十年;一台老旧的小电视,看了几十年。于辛曾琢磨给父亲换一台,于敏却不愿意,还和于辛急,说能用就行,最后于辛无奈之下只好将就着给电视加装了个机顶盒,让父亲能收看更多节目。

“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他的精神,他的一言一行,却是我们做人立世的标杆,不断影Ⅱ向和指引着我们。”在父亲身上,于元、于辛姐弟俩学到了一种平凡而安静的生活真谛,学到了家人之间的关心与爱护,获得的是精神世界的充实。

尽管工作很忙,于敏对子女的教育却始终没有忽视。他把历史文化融入教育之中,注重从精神上充实孩子们的生活。于敏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但只要一有空闲,他就尽量陪着妻子和孩子,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地给他们讲历史人物故事。一次全家去颐和园,于敏指着长廊上的彩绘给孩子们讲“岳母刺字”等故事,一个接着一个,讲了一上午还没走到长廊尽头。于敏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他还将人生道理“夹”在其中,引导孩子们认识到“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要爱国家,要对社会有责任感,要自食其力、脚踏实地”……

即使对孙子,于敏再疼爱也不会给予过多额外帮助,更不会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孙子走捷径。他一直认为,人有多大本事就干多大事,有点挫折或许对成长更有好处。

对于辛来说,父亲立下的“标杆”早已成为自己的人生坐标。“除了学术上达不到父亲的要求,在做人上我力争按父亲说的在做。”

黄旭华:“有国才有家,有家才能尽孝”

黄旭华,男,汉族,1926年3月出生,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海丰,中共党员,中国船舶重工集团719所名誉所长、原所长,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曾先后担任我国核潜艇工程第一代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隐姓埋名30年,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主持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制,领导团队突破了核潜艇最关键、最重大的七项技术,实现了我国核潜艇装备从无到有的历史性壮举,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2019年9月,获得“共和国勋章”。2020年1月,获得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只要天气晴好,94岁的黄旭华每天上午都还会去办公室,“整理以前的研究资料,供后人使用”。

在家里,饭菜依旧是夫人李世英做,他现在负责洗碗。孩子们有时回来,一家人热闹地聊天,他喜欢坐在一边微笑地听着,偶尔插几句“有分量的话”。阳台的花开得正好,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大字:深海蛟龙。

“我非常爱我的父母、妻子、女儿,但是我更爱国家,更爱核潜艇事业。”黄旭华说,“我跟我的女儿们也讲过,有国才有家,如果有矛盾,国家事业第一位,家庭第二位,我自己第三位。”

“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谈起家,黄旭华首先说到的总是自己的父母:“我在工作当中,如果有一点成果,这些因素除了党的教育培养外,都是受我父亲母亲的影响。”

黄旭华的父母都是医生,他们学成之后选择离开富饶的祖籍广东揭阳,来到了相对贫瘠的海丰县田乾镇定居,“那时候那里是盐碱地,地方病很多,最穷最需要医生。他们有这个思想,就是做医生不是要去最好的地方,而是去最需要的地方”。

由于没有在专门学校接受过正规的医学训练,父母常常为无力救治更多的疑难病人而感到遗憾。因此,他们一直教育黄旭华兄弟姐妹9人要好好读书,有所成就。父亲在汕尾和乡亲合力创办了白沙中学,为发展地方教育事业出钱出力,不求回报。

黄旭华的母亲是产科医生,只要有产妇家属来求诊,无论多晚,无论家里的孩子怎样哭闹,她二话不说就拿起药包出门。有穷人交不起医药费,母亲就说:“小孩儿会叫人的时候,抱过来叫我一声干娘就好了。”那么多年里,她有多少干儿子干女儿,数都数不过来。

父母这种不图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在黄旭华心中深深埋下了种子。

黄旭华小学毕业时,正值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他从老家去汕头、去梅县、去桂林,却始终找不到一张平静的书桌。在炮火与动荡中,他逐渐悟出一个道理:国弱就会受人欺凌,受人宰割,要想中国不再受欺负,中国就得强起来。

出生于医生之家的他,毅然改变了从医志向,将航空与造船作为自己填报的大学志愿,之后,他以造船系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大学。

20世纪50年代后期,面对当时核垄断大国的核威慑,党中央决定组织力量自主研制核潜艇。黄旭华被调往北京,参加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论证与设计。

执行任务前,黄旭华于1957年元旦回老家探亲,63岁的母亲再三嘱咐:“工作稳定了,要常回家看看。”

这一别,竟是30年。

恪守对组织的承诺,决不对外透露工作单位、工作性质,黄旭华埋首当起了无名英雄。他与父母、兄弟姐妹的联系只剩下一个信箱号码。

“做什么工作?有没有像别的兄弟姐妹们一样干得好?”母亲再三写信问他。每次他都避而不答。时间久了,老人家便不再问。

“你不回去你会后悔的,家里的人也会怨你的。”父亲和二哥去世的时候,不少人劝他向组织上提一提,请个假回去一趟。

“我向组织提,组织一定会同意我回家,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我相信父母会理解我,就算有埋怨,我自己承担。”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85年,《解放军报》发表文章《骑鲸蹈海赖神将》,中国研制新潜艇的消息第一次见报,保密大门逐渐放开。

应该找机会回一趟家了。

1986年11月,已是花甲之年,两鬓斑白的黄旭华,借出差之机回了趟广东老家。93岁的老母亲拉着他去游七星岩,一路上讲他小时候的故事,却再没问他在做什么工作。“她认为不该问的,也问不出来。”

1987年,《文汇月刊》发表长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讲述了一位核潜艇总设计师为中国核潜艇事业隐姓埋名30年的事迹。

黄旭华把这期《文汇月刊》寄给母亲,文章全篇没有提到“黄旭华”三个字,但写了“他的贤内助李世英”。母亲将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终于知道被兄弟姐妹们误解为忘记养育自己亲生父母的不孝儿子,原来是在为国家做这件事情。

母亲将其他子女们都找过来,讲了一句话:“三哥的事情,大家要理解。”

母亲的话传来,黄旭华哭了。“俗话说忠孝难两全,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为事业尽力,以爱来治家”

“他总不在家,四季的衣服鞋袜,早晚的茶水饭点,凡是家里的事情都用不着他管。单位分72斤猪肉,他倒正好回来了……”夫人李世英笑着“吐槽”黄旭华在家的表现。

“要利用这个机会夸她一下,表扬她一下。”黄旭华接过话茬,引得大家一阵欢笑。

把核潜艇放在第一位,是黄旭华的原则,也是李世英一直以来的坚守。

1956年,黄旭华与同单位的李世英结婚,两年后便赴京参与核潜艇研制。李世英没有多问,托人给丈夫捎去了衣物。直到四年后,她也被调到北京参与核潜艇项目,才知道丈夫从事的事业。

黄旭华工作繁忙、经常出差,家里的事情几乎全靠李世英打理。冬天每月供应的300斤煤,全部由她用簸箕一趟趟搬回家:地震了,她怀里抱着刚出生的小女儿,手里拉着大女儿去住安置帐篷;有一年冬天,大女儿黄燕妮上学途中跌入雪坑昏迷,李世英独自_人在床边守了9天9夜……几十年中,她从来没有为了家里的事情把丈夫从工作中叫回来过。

“核潜艇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尽力支持他,家里的事不給他拖后腿,我觉得这是我的本分。”李世英说。

1988年年初,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核潜艇迎来了第一场“大考”——在南海进行极限深潜试验。紧张的气氛在参试人员之间蔓延,有人甚至开始写近似“遗嘱”的家书。

为了给参试人员鼓劲,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当场宣布自己将上艇与大家一起下潜。

试验之前,他带着李世英回了趟广东老家,并把要进行极限深潜的事告诉了她:“万一我回不来,我的老家你怎么也得去一次。”

“你是总师,你必须要下去,艇上100多个人的生命安全你要负责到底,否则这个队伍就不能带了。”妻子内心翻江倒海,对他却假装冷静。

极限深潜试验终于获得了成功,时年64岁的黄旭华,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参与深潜试验的核潜艇总设计师。

消息传来,李世英哭了。“她之前表现得冷静,是担心动摇我的决心,影响我的情绪。直到我深潜成功了,压在她心里面的大石头,终于落下来了。”黄旭华哽咽着回忆。

歉意与感激时常萦绕,黄旭华尽己所能,用爱去弥补。

每次出差回家,黄旭华总会想着给妻子买点东西,不知买什么好,就跟别人学。有一次见别人买了块印花布,他也跟着买了一块,回家一看,发现妻子早就有一件同样布料的衣服了。李世英开玩笑说:“你可以背出你工程上的多少数据,就是记不得我在你面前穿了几年的印花布衣服。”黄旭华跟着别人买菜却是灵得很,到菜市场,先暗中找一个看上去很精通家务、和妻子年龄相仿的人,人家买什么,黄旭华就跟着买什么,妻子果然满意!

每年下雪,黄旭华只要在家,总会陪女儿们一起去堆雪人,父女试比高下,玩得不亦乐乎。过年了,他买来许多鞭炮,还别出心裁弄来个空罐头盒戴在大鞭炮的头上,一炸,先是一声闻所未闻的奇响,再是罐头盒凌空几丈跳起霹雳舞,孩子们笑弯了腰:“爸爸,过了年就把你送到托儿所去!”

家里的“音乐会”也是表达爱意的好方式,有时只要有一个人随意哼哼两句,其他人便自发地跟着唱起来,吹口琴、拉二胡、打扬琴……黄旭华样样都能来,以一身才艺,博一家欢乐。

“为事业尽力,以爱来治家。”黄旭华说,“我们从来没有跟对方讲过一句我爱你,或我要给你什么荣华富贵,但是我们一直是心心相印的。为了国家的事业,我们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鼓励、互相促进,这就是爱的实际行动。”

“我要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像他那样做事”

爱孩子,但不溺爱孩子,是黄旭华夫妇在养育下一代时一直坚持的原则。

在家里,小孩子能够做的事情,大人从来不帮,就连参加高考这样重要的日子黄旭华夫妇都不会去接送。学滑冰,黄旭华从来都是站在一旁,让孩子自己摸索,哪怕摔个鼻青脸肿;学游泳,父亲把她们举起来,往水里一丢,让她们自己扑腾。夫妇俩对女儿们的成长也不过多干预,从小培养孩子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品质。

但有一样,却是他们不厌其烦对孩子们讲的:“不仅要学知识、学本领,更要做一个有人性、有人格、有尊严的人。自己一辈子干什么都要想到国家,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决不做损人利己的事。”

“国家如今的富强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奋斗过来的,不能说我们就应该享受这个条件,没有这个道理。你应该珍惜,而且要继续奋斗。”这是黄旭华给出的理由。

大女儿黄燕妮至今记得小时候看父亲工作时的情景。“我那时候人还没有桌子高,搬个小板凳坐在他书桌下面看他,很长时间,他一动都不动,那种专注忘我的神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我就说,我长大了要坐在爸爸对面办公。”

在女儿们的印象里,无论条件多么艰难,父亲都是一脸平和,没有一句怨天尤人的话,也从没有因为困难而放弃自己的科研事业。

“眼睛里看到的,耳朵里听到的,就会跟着去做。”黄燕妮说,“那时虽然都不知道父亲具体是干什么的,但那份体现在点点滴滴中的忠心和热爱,对我影响很大。我就想,我要成为父亲那样的人,像他那样做事。”

1980年,在全市招考中,黄燕妮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研究所,成了父亲黄旭华的同事,实现了小时候“要坐在爸爸对面办公”的豪言。如今,她也已退休,和父亲一样,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中国核潜艇研制事业。

小女儿黄峻则在大学毕业后进入了武汉广播电视台,将宣传工作当作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出国留学拿到博士学位后,黄峻又选择回到武汉,回到了原来的岗位。“留学、取得博士学位,不是为了找个更好的工作,是要让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变得更好。”黄峻说。武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从事对外宣传的她早早就开始了工作,积极宣传武汉的抗疫努力和武汉重启后的新生,“让全世界知道武汉,了解中国”。

“我们可能作不了像父亲那样大的贡献,但他忠于国家、热爱事业的信念我们会一直传承下去。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才能对得起自己和家人。”女儿们说。

如今,家里最小的外孙也已在读大学,學习和生活中遇到问题,他总喜欢来跟外公聊聊。在后辈们那里,黄旭华是亲人,更是榜样。

高铭暄:为学者严为师者亲

高铭喧,男,汉族,1928年5月出生,浙江玉环人,中共党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荣誉一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博士研究生导师。当代中国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中国国际刑法研究开创者。中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导师。2019年9月,获得“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他是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制定的学者,也是女儿记忆中每天变着花样讲睡前故事的好爸爸;他是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士生导师,也是在学生第一次坐飞机紧张时轻声安慰的慈爱老人:他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也能在孙子即将出生时默默备好婴儿衣服和用品。

当你走近他时,感受到的不是学术权威的气场和国家荣誉的光环,而是一位鲐背之年老人的宽厚、慈爱和乐观。他是高铭喧,一个追随父亲足迹结缘刑法学的儿子,一个数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妻子的丈夫,一个宽厚开明的父亲,一个学术造诣和做人品格都深深影Ⅱ向学生的老师。

追随父志,“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

1928年5月,高铭喧出生在鲜叠。这是位于浙江省玉环县(现玉环市)一个三面环山、南临乐清湾的小渔村。背山临水,海路通畅,鲜叠与温州经济、文化相融的地缘关系决定了它较早地打开了看见“世界”的窗口,这样的成长环境某种程度上带给高铭喧的是开阔的眼界和宽广的胸怀。

高家是鲜叠的殷户,高铭喧的祖父虽没读过书,却因与村里的一位秀才交好而深知读书的重要,他把两个儿子都送进了学堂。祖父的这个决定,开启了高铭喧与“法”的缘分。

高铭喧的父亲高鸣鹤通过努力考入浙江政法专门学校,毕业后在法院当书记官。高铭喧的叔叔毕业于温州中学,后来在宁海法院做书记官。“那个时候家里有很多法律的书籍,还有一些父亲在上海时订阅的杂志,我都很喜欢看。”浓厚的家学氛围直接影响了高铭喧的志向选择。

1937年冬,上海沦陷。高铭喧的父亲不愿为日本人卖命,毅然弃官回家。年幼的高铭喧看着身穿长衫、立于厅堂的父亲,开始懂得了什么是法官的铁骨铮铮。

1947年,高铭喧同时被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录取,最终他选择了浙江大学,并顺利进入法学院学习。此时,父亲已转调杭州法院工作。与父亲在同一座城市生活,父子俩相处的时间比之前多了许多。

“父亲对原来所在法院的院长郭云观十分钦佩和敬仰,说他清正廉洁,刚直睿智,常常拿他的例子教育我、督促我。”令高铭喧记忆深刻的是,父亲曾经抄写过一份朱柏庐的《治家格言》送给他。他装裱后挂在墙上,自警自省,至今仍能流利地背诵: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

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时光倏忽而过,从昔日孜孜求学的青葱少年,到如今著作等身的皓发老者:从依靠父亲的关爱到承担起家庭的重任,高铭喧时刻谨记着父亲爱国、正直、节俭的教诲。

父亲对京剧颇有心得,赋闲在家时,他不时指点高铭喧学唱名家名段。《洪羊洞》里杨六郎唱的那句“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高铭喧学得极好。那时的高铭喧不曾想到,他的一生会被人称作是这句唱词的真实写照。

身教言传,柴米油盐中传承人生道理

1959年5月,高铭喧与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朱美玉喜结连理。在女儿高燕红的童年记忆里,晚饭过后,父母总是各自占据一个书桌读书或者备课,小小的她也有样学样,拿着一份报纸或者一本书坐在旁边。这样一家人相伴夜读的场景,高燕红回忆起来仍觉得平静而美好。

“小的时候,父亲无论多忙,晚上一定会抽出时间给我讲睡前故事,有的时候是照着书讲现成的,有的时候是为了讲明一个道理临时编的。”

高燕红至今还记得父亲常常讲的一则寓言故事:白鹅因为祖先曾经拯救了罗马而傲慢自大,最终却因自身毫无作为而被人类宰杀。“现在想想,父亲应该是想告诫我们,哪怕父辈立下再大的功劳,如果你自己没有出息、没有本事自立,终究是难以在世上立足的。”

“父亲从来不是提要求你们要怎样做,他就是把事情做对,让你看在眼里,也就学会了。”儿子高晓东记得,小时候住的家属院里,各家都在楼道里码放蜂窝煤,而自己家的煤永远比别人家码得高一点窄一点,父亲觉得这样可以给过路人留下更宽的路。

高铭喧在生活中的节俭给孙子高若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爷爷吃饭从来都不会浪费一粒粮食,就连配菜和配料也是吃得干干净净”。他至今仍记得和爷爷一起吃自助餐的一次经历。那一次是吃早饭,他当时还小,而且男孩子嘛,对培根啊、烤肠啊这些肉类特别感兴趣。高若辰盛了满满一盘子的肉和菜,可是眼睛大肚子小,一会儿就吃不下去了。

爷爷看在眼里,说:“要不我帮你分担一些?咱们把这些都吃了吧。”“爷爷那时候已经80多岁了,看着他一大早就吃了那么多泛着油光的肉,心里真是不太好受。”从那以后,不浪费食物成了高若辰谨记的道理。

细致周到,学术泰斗也是顾家好手

作为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制定的学者、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的撰写者和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科书的主编,高铭喧为我国刑法学的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位人们眼中的刑法学泰斗不仅事业有成,还有一个和睦融洽的大家庭。

由于夫人朱美玉的身体原因,操持家务、照顾子女等事情高铭喧承担了许多。“父亲工作很忙,回到家也有很多工作要处理,但是对于做家务他从无怨言。”高燕红回忆,父亲总是从堆满书和资料的书桌旁站起身,嘴里说着“我休息—下”,然后开始打扫房间、整理家务。

“虽然家里也有保姆帮忙做饭、处理家务,但爸爸每天回到家之后都会下厨再炒一个菜。”谈起父亲的厨艺,高哓东对父亲做的素炒年糕和红烧平鱼赞不绝口,“那个味道真的特别地道,一般的饭馆都比不了。”谁能想到,这位厨艺精湛的老人,在刚刚结婚的时候连粥都不会煮。

“父亲和母亲相处得特别和睦,从来没见他们拌过嘴红过脸。”高铭喧因为工作原因总是需要出差,不管去哪儿,他都会为夫人带回一些当地的特色纪念品。高铭喧喜欢京剧,而朱美玉喜欢交响乐,不同的爱好却没有让两人产生隔阂,每年元旦陪夫人一起听维也纳新年交响音乐会成了高家的固定节目。

2019年5月,是高铭喧夫妇结婚60年的钻石婚纪念日。“提前好几天,父亲偷偷把我们叫到身边,说想把家里人聚到一起吃顿饭,并特意嘱咐,要给母亲准备一套红色的衣服。”回忆起纪念日当天的场景,高晓东仍然很激动。他记得父亲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特别精美的锦盒,里面是一条项链。那是父亲一年前出差时就为母亲备好的礼物。

人生最美的场景,或许不是鲜衣怒马、烈火烹油,而是几十年的相伴相守后,被夕阳晕开的两人并肩而坐的温柔剪影。

家风亦道,春风化雨间潜移默化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王秀梅至今记得第一次到高铭喧家拜访时的情景。“当时我已经决定了要考高老师的博士,就想去他家里探望—下,出于礼貌我带了两盒茶叶过去。”王秀梅没有想到,这两盒茶叶却让她碰了一鼻子灰。“如果非要我收下你的茶叶,除非你把我们家这箱苹果抱走。”高老师的话让她感到有点“不近人情”,王秀梅无奈之下只能抱着苹果失望而归,她觉得高老师肯定是不会收自己当弟子了。

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考试成绩出来后,她顺利成为高铭喧的博士生。真正相处下来,王秀梅才知道,原来高老师从来没有收过学生任何东西,而且只要是高老师和学生吃饭,永远是他请客,他觉得学生的钱还是用来买书和资料更有意义。“我早该想到,老师在家里这种私人空间都这么坚持原则,更是证明了他的优良作风和高洁品格。”正因为受到高老师的影响,王秀梅在走上和高老师一样的道路后,每次和新的学生见面一定是自己请客。“这一点我记得牢牢的。”王秀梅说。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朱本欣也对第一次到访高老师家的情景印象深刻。“完全想象不到,那么著名的一位学术泰斗,家里的房子那么小那么舊。”逼仄的书房里,靠墙的书柜早已装满,地上、书桌上、沙发上甚至床上,都摞着书和各种资料。

高铭喧一家在物质生活上是俭朴甚至“吝啬”的,起初,朱本欣并不能完全理解老师的这种朴素。“刚毕业那几年,开始接触到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总觉得老师居于这样的学术地位,真是太亏待自己了,特别想补偿他。”于是那段时间,逢年过节,朱本欣去高铭喧家拜访时,都会给他带上新买的衣服,让他出席各种会议和活动时穿。可每次临走前,高铭喧都会塞一个红包给她,数目要远远大于衣服的价钱。

几个来回下来,朱本欣渐渐体会到了高铭喧的良苦用心。“我现在对吃穿住这些方面,也看得特别淡了,只有搞好教研,才是对老师最好的报答。”朱本欣说。

作为一名教师,高铭喧的家风作为“传道”的一部分,在日常往来中深刻影响着学生的作风和家风。

“老师是出了名的节俭。”学生陈冉回忆,第一次跟高老师出差,老师拎了个尼龙和皮革拼接的手提包,“皮革的地方已经磨得全是小碎块,尼龙那面全都起毛了”。“高老师,这包都破成这样了,您怎么还用啊,要是拎着拎着散了架不就麻烦了?”陈冉问。高铭喧淡然一笑:“这包挺好,是以前开会发的,结实又特别能装东西。”直到几年以后,等到这个包彻底“散架”了,陈冉才看见高老师又换了一个新的,然而仔细一看,还是一个会议上发的装资料的包,这让陈冉从心底生出敬意。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德之休明,没能弥彰。一箱苹果、一套衣服、一个手提包,这些生活中的点滴日常化作无言的教诲,被高铭喧的学生深深铭记,浸润着心灵。

张伯礼:大医战国难精诚传家学

张伯礼,男,汉族,1948年2月出生,河北宁晋人,中共党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科带头人。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主持研究制定中西医结合救治方案,指导中医药全过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取得显著成效,为疫情防控作出重大贡献。2020年8月,获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他是忘我奉献的“人民英雄”,也是笑容可掬的“張大夫”;他是永攀高峰的科学家,也是立德树人的教育家:他是严苛的父亲,也是慈爱的导师……无论有多少重身份,张伯礼始终铭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为人民工作。2003年,55岁的张伯礼在抗击“非典”前线作出“不负人民”的承诺,17年后战新冠,岁月虽然沧桑了白发,但誓言未曾改变。

抗疫父子兵同铸民族魂

“国有危难时,医生即战士。宁负自己,不负人民!”2020年1月26日,临危受命、星夜赴汉的张伯礼出发前写下了这句铮铮誓言。从1月27日开始,他多次进入“红区”,白天指导会诊、调制处方、巡查医院,晚上开会研究治疗方案。2月16日,劳累过度的张伯礼胆囊炎发作,他不想耽搁分秒,只想保守治疗,直到中央指导组领导强令其“不能再拖,必须手术”。术前,照例需征求家属意见,他怕老伴担心,说:“不要告诉家人,我自己签字吧。”

术后第一天,张伯礼便开始处理文件。第二天,在连线中国工程院召开的视频会议前,因担心病情为外界所知而影响士气,他把自己的上衣套在病号服外,衣领拉高,在病房角落的木椅上坐了整整4个小时。大家劝他卧床休息,他说:“仗正在打,我不能躺下!”负责照顾张伯礼术后生活的天津中医药大学在读博士黄明回忆:“老师身体非常虚弱,一动就全身冒汗,但国家信任他,他就撑着干。”术后第三天,张伯礼便再次投入一线战斗,他乐观又风趣地说:“肝胆相照,我把胆留在这儿了。”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第四附属医院(滨海新区中医院)执行院长张磊是张伯礼的儿子。疫情发生后,他第一时间递交请战书恳请奔赴湖北,未被批准,又通过电话、微信、书面报告等方式多次表达愿望。张磊说:“我是党员,又是科室领导,还是有抗击‘非典、禽流感经验的医生,无论哪一种身份,都责无旁贷。”最后,组织终于批准了张磊的请求,同意他出征武汉,到江夏方舱医院援助。

愚顽常思聆父训,草茅未敢忘国忧。出征前,张磊电话连线父亲,张伯礼很欣慰,“我支持你,党和人民的需要就是使命”,并嘱咐儿子不要来看自己,要看好病人,照顾好同事。

张磊在江夏方舱医院承担的是取咽拭子工作。这是“红区”最危险的工作,极易被患者呛咳喷出的病毒感染。“我应该冲在前面,我们几个主任都是这样做的,我凭嘛特殊?”在2月24日的《战地日记》中,张磊记录了他第一次进舱经历:顺利完成6个小时工作,带着两名同志开医嘱,取了Ⅱ因拭子,经过严格的出舱环节,走出医护人员通道时全身已然湿透。他想到了同样在一线作战的老父亲,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歌曲《你永不独行》。

这并非父子俩第一次在国家重大疫情防控中并肩麈战。

2003年“非典”肆虐。张伯礼挺身而出,迅速组建中医医疗队,担任中医治疗“非典”总指挥,中西医结合疗法在控制病情恶化、改善症状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张磊则忙碌于天津医科大学总院的急诊室、隔离病房,救治“非典”患者。2020年,父子同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却未曾见上一面。直到方舱“清零”的3月10日,张磊才见到了久违的父亲。不善言辞的他在日记中向父亲表白:“这个‘老头儿和在武汉、在湖北、在全国各地亿万名默默无闻的、平凡的人们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力工作。也正是这些平凡的人们,使我们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我为可以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荣幸之至。愿樱花烂漫时,共庆胜利。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啬己奉公严传细教

“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张伯礼父母为他取名伯礼,就是希望他不断丰富知识,约束自身言行。他低调谦和、节俭质朴、清廉自守的特质,与他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供应紧张,当时10岁出头的张伯礼,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到吃饭时,摆在餐桌上的都是各种野菜,“最难吃的是蚕豆皮,炒后磨成面,特别干,吃完很难消化,还有水杂草,母亲用碱水煮过以后,磨成碎末掺在面里吃”。有时放学回家,他看到一个与父亲同在粮食局工作的邻居会带回一点儿白面,或者黄豆、大枣,便好奇地问:“爸,咱家怎么没有那些粮食?”父亲告诉他,粮食局底下管着很多粮店,有职工下班后就去粮店抖一抖卖完白面的空布面袋子,多抖几个,就能攒出一点白面带回家,“那些都是公家的东西,咱不能沾”。张伯礼听后,若有所思。

张伯礼的母亲在铸铜厂当工人,从事高温作业,工厂给高温工人准备了山楂水等清凉饮料。“我母亲从来没带回来过,她告诉我们,饮料是给工人的,我们绝不能占公家一分钱便宜。”后来,张伯礼的父亲去世,母亲独自拉扯着8个孩子,靠着自力更生、精打细算,把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父母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张伯礼。长大后,他Ⅱ向应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天津大港上古林卫生院医疗队工作,长年驻扎在农村。当地有个习惯,比如病人在西屋,就会先请大夫到东屋吃饭,之后再去看病。张伯礼对此很反感,每次看病,病人在哪儿他就去哪儿,渐渐地,大家都知道医疗队里有一位看病不吃饭的大夫。一个冬日的早晨,天刚蒙蒙亮,张伯礼骑车去18里地外的村子给病人看病,看完已过中午时分,老乡把饭做好,非要留他吃饭,张伯礼不肯,蹬上自行车就回去了。作为医疗队的“小领导”,他回去就跟大家约法三章:“到农民家不许吃饭、不许喝水、不许抽烟。”当被问到为什么连一碗水都不能喝时,张伯礼的语气柔软了起来:“当时在农村,热水都很稀罕。老乡们没那么讲究,平时就喝点凉水,或者吃饭时喝点热汤,要喝热水就得用做饭的大锅烧,就得把锅反复刷干净。”

担任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后,张伯礼曾召开一次“家庭会议”,他告诉家人:“我是校长,有一定的权力,咱们今天立下规矩,涉及工作上的任何事,不能在家里说。”遇到亲戚朋友请他帮忙给孩子介绍工作或者想参与有关项目合作时,他从来都是简单地用一句话堵回去:“走正规途径!”张伯礼的妻子赵老师有时还要买点东西去亲戚家上门解释:“老张实在为难,这事不能办,他也办不了啊。”

2014年,张磊接到滨海新区中医院理事会办公室主任的任命。父亲提醒他:“公家的东西要做到不贪不沾,守住底线。能力不行可以提高,在廉洁自律上出了问题,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张磊谨记父亲的教诲,为规范医院运行机制,他重新梳理流程,细化责任分工,制定了一系列人、财、物内部管理制度。

在获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后,张伯礼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穿了一件深蓝色短袖衬衣。这件衬衣,两年前因为有一块洗得太白,张伯礼还自己动手补染过。张磊说:“父母一直教诲我们,衣服不在新旧,干净整洁就好。记忆里我和妹妹穿的都是旧衣服,哪怕过年也几乎没买过新衣。”

受父亲的影响,张伯礼从事药理研究的女儿张晗从小养成了简朴的习惯。一件衬衣、一个大马甲、一条过膝短裤、一双运动鞋,就是她夏天的标配。有人说她:“一个女孩子,天这么热,也不穿个裙子?”她说:“我对穿没嘛概念,就觉得这样方便做实验。”正是这位朴素的“80后”姑娘,曾主动请缨,赴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参加公益活动,克服头晕心慌等高原反应,坚持义诊。

张伯礼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却对中医药事业和学生十分慷慨。他把个人获得的吴阶平医学奖、世界中医贡献奖等的奖金全部用于助学,并设立“勇搏”助学金,目前已捐资400余万元。春节,他陪未离校的学生吃饭;中秋,他为学生准备月饼;学生生病,他买营养品送去;学生家庭困难,他悄悄为学生交学费:冬天,他给数十名贫困学子准备棉服,还一定记得样式各不相同,不忘保护好学生的自尊心……他说:“爱是教育的基础。”他的学生说:“他给我们的爱,是父亲的爱,是家人的爱。”

传岐黄薪火扬国医国粹

20世纪60年代末,张伯礼刚当医生时,白天在公社卫生院给人看病,骑着自行车出诊;晚上在土房里研读医经典籍,整理诊案记录心得。70年代末考取硕士研究生后,他选择舌下诊作为论文题目,他的导师、以谦逊严谨著称的中医大师阮士怡勉励他:“一旦定下来,就要认真地坚持下去。”

上工厂、下农村,搞流调、做普查,历时一年;近6000人的流调资料、数千张舌诊照片,数万份表格、几十万个统计数据,力求精准。两个多月后论文终于完稿,当蓬头垢面的张伯礼穿着棉衣走到操场时,才惊觉已是阳春四月天。这次经历,让张伯礼参悟到科研的真谛,品味到科研的艰辛,也收获了科研的成果。从那以后,张伯礼在中医药研究道路上潜心忘我。

张磊于2000年参加工作,在进行学术交流时,受到启发,萌生了考博的想法,考了几次均未成功,想要放弃。他发牢骚:“我是干临床的,考不考博有什么关系!”张伯礼鼓励他:“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对人生的历练,坚持下去就能学有所成。”2013年,张磊终于成为一名博士生。

尽管身兼数职,但张伯礼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每周出诊,寒暑不间,晴雨不辍。他对儿子也要求甚严。从2014年开始,因身兼两个院区的工作,张磊虽加班加点仍觉得难以兼顾,想把门诊停掉。“一个大夫当不当领导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身份是大夫,时间再紧也必须坚持出诊,这是对自己、对患者负责。”父亲严肃地对他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这个事业是无限的,科研的精神就是顺境逆境都要坚持,再苦再累也得求实。大夫不出门诊,就没有科研精神!”

张伯礼是父亲,更是老师、校长,他把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延伸到自己的教育理念上。他常把看过的书和文章分门别类,发给不同研究领域的学生,鼓励他们与自己探讨交流。他说:“今天学到的最新知识明天就可能用到临床上。医生必须善于学习,要一辈子坚持学习。”在张伯礼心中,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中国软实力的代表,他毕生的追求是实现中医药现代化。对此,这位年逾古稀的科学家目光坚定:“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不能虚度,都要努力。中医药学虽然古老,但它的理念并不落后。我还不老,还有一代又一代的中医人在传承,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实现。”

人之有爱,本由亲立;家风如雨,润物无声。家庭教育铺就了后代的人生底色,一家两代中医人用行动传承着中华国医国粹,谱写着爱国报国情怀,诠释着党员的责任担当,践行着人民至上的初心。

王继才:家庭的信仰与坚强

王继才,男,汉族,1960年4月出生,江苏灌云人,中共党员,曾任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开山岛村党支部书记。1986年起,王继才和妻子王仕花二人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守卫孤岛整整32年。2018年7月27日,王继才在执勤时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58岁。2019年2月,获评“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9月,获得“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北纬34°31、东经119°52,距江苏省灌云县燕尾港12海里处,有一座仅两个足球场大小的灰色小岛突兀地耸立在海中。这就是开山岛,是王继才坚守32年并为之付出生命的地方。

如今的开山岛,生活条件已改善很多。岛上已经通电,并建起通信基站,值班室和住宿营房也已修葺一新,再也不是当年只能靠煤油灯照明、靠一部手摇电话通信、靠吱呀作响的门窗抵挡台风的境况。更让人欣喜的是,王继才夫妇当年种下的绿植,现在已经枝繁叶茂、郁郁葱葱。

岛上的环境在改变,但有一些东西却永远保留下来。行走在岛上,踏着英雄的足跡,再次聆听父母期望王继才坚定守岛的谆谆教诲、妻子王仕花支持王继才守岛的付出、孩子们对爱国守岛之志的传承,不仅能感受到这个普通农村家庭的爱国报国情怀,更能体会到这个家庭的坚定信仰。

他守着岛,我守着他;他守着国,我守着家

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是选择安逸的家庭生活,还是选择艰苦的报国守边,彰显着一个人的境界和信仰。34年前的那个夏天,王继才和妻子王仕花先后登岛,用选择诠释了信仰。

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是灌云县鲁河乡(后并入当地四队镇)鲁河村生产队队长兼民兵营长,妻子王仕花是村小学的民办教师,大女儿王苏刚刚两岁。这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虽不富裕,但夫妻俩勤劳淳朴,日子过得也算幸福美满。

当时,驻守开山岛的部队撤编,灌云县武装部政委王长杰找到了王继才,请他上岛守岛。

王继才第一次登岛就遭遇了台风。狂风暴雨疯狂拍打着门窗,被洪水冲到岛上的蛇鼠蛤蟆成群成片,常年生活在陆地的王继才哪里见过这种景象,吓得用床顶着门,蜷缩在角落里动都不敢动。更令人绝望的是,在那个小岛上,每天除了自己的声音,就只有海涛和风声。

坚持40多天后,王继才打算放弃,妻子也希望他回家。这时候,王长杰的一句话让他改变了主意。王长杰说:“你也走了,可能就真找不到人守岛了。”王继才心想:“当年日本人侵略连云港,就是在开山岛歇的脚。开山岛不能没人守。”王继才自此坚定了守岛的决心。当他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妻子王仕花后,王仕花连着几天辗转反侧、坐立难安。后来,她毅然放弃即将转为正式教师的机会,决定去陪丈夫一起守岛。

就这样,这个陌生的小岛成了王继才和王仕花的家。自此,王继才开始以民的身份履行兵的职责。坚持守岛就是卫国。自此,王仕花开始以岛为家,“他守着岛,我就守着他;他守着国,我便守着家”。守岛报国成了他们的信仰。

信仰的力量在于坚持。32年里,王继才夫妇一丝不苟地巡岛、观天象、写日志、种草木、修营房。20多年前,他们在岛上种活了一棵无花果树。多年前他们在树上刻下的“热烈庆祝北京奥运会胜利开幕”“钓鱼岛是中国的”等字,已随着树木的生长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醒目。

王继才夫妇眼里容不得任何危害国家利益的事,即使有生命危险也决不退缩。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个小老板想在岛上以旅游公司为掩护办色情场所,并提出收益和王继才对半分。“我是为国守岛,决不会让你们在岛上干违法的勾当,也决不会拿一分不干净的钱。”他拒绝得斩钉截铁。还有一次,不法分子想以开山岛为中转站搞走私、偷渡,金钱收买不成就组织人殴打王继才,并对他和他的家人发出死亡威胁。王继才毫不畏惧,他一边与不法分子周旋,一边让妻子王仕花借回陆地置办给养的机会报警,最终使不法分子落网。

以岛为家的王继才夫妇每天都坚持着一项最为重要的仪式——升国旗。天刚蒙蒙亮,在那个面积不大的操场上,王继才负责展开国旗,用沙哑的喉咙喊声响亮的“敬礼”,王仕花则在敬礼中目送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不论刮风下雨,不论有没有观众,他们每天都庄重肃穆地举行这一仪式,为此用坏了自费购买的十多根旗杆和200多面国旗。有一次,岛上断粮,王继才只好吃生海贝、生海螺充饥,导致腹泻不止。第二天,身体摇摇晃晃的他照样爬起来升旗。当有人问“没人要求,没人监督,没有人看,为什么还要这么较真”时,王继才坚定地回答:“开山岛虽小,但它是祖国的东门,我必须为它插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坚守信仰的人最值得尊重。32年里,开山岛上每天飘扬的国旗,不仅是王继才一家爱国信仰的鲜明标识,更赢得了人们的敬重,海船行驶至此都会鸣笛致意。

一家三代守护同一面旗帜

王继才夫妇每天坚持升起的红旗,最早是父亲给的。1986年9月,在王仕花也加入守岛后不久,一条燕尾港的渔船靠上了开山岛码头,带来了王继才父亲王金华给儿子准备的给养。整理东西时,王继才发现袋子里不仅有衣物、粮食,还有一个小袋子,里面整齐叠放着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守岛就像守阵地一样,要有信念,人在旗在!

王金华是老党员,新中国成立前就入了党。解放战争期间,他曾带领支前小推车队伍,参加淮海战役保障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组织原本安排他担任公社书记一职,但王金华认为自己是文盲,主动选择了一个普通岗位。历经岁月的洗礼,王金华始终有一颗朴实的爱国心,并且教育子女要相信组织、热爱国家。

王继才刚领到守岛任务时,曾向父亲表达了父母年老、孩子年幼、守岛困难的顾虑。没想到,父亲不耐烦地敲了敲烟袋锅子说:“我们这一辈人遭遇了战争,虽然最后胜利了,但很多人都牺牲了!活下来的是幸运的,但更要为死去的人负责,要去守护这份胜利!平时总说爱国、报国,别一动真格就怂了!”

王仕花决定辞掉工作去陪王继才守岛时,老人家更是坚定地说:“你上岛可以,待不住可以下来,但绝不能怂恿二牛(王继才的小名)当逃兵。”后来他还特意托人送旗上岛,激励儿子儿媳。

“你守岛一天,就要升一天旗,无论刮风还是下雨,就是下刀子、下子弹,你也要升旗!”王继才的二舅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王继才小的时候,二舅就常常给他讲当年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百姓的暴行,教育他要牢记那段苦难的岁月,以实际行动爱国卫国。得知王继才夫妇守岛后,二舅多次对他们说:开山岛是阵地,旗在阵地在,你们可得记住喽!

在信仰中坚持,在坚持中传承。王继才夫妇在坚守海岛、坚持升旗的同时,在子女心里也升起了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与父母一起升国旗,是王志国童年最重要的记忆。王志国是在开山岛上出生的。当时,王仕花即将生产却突然遭遇台风没法下岛,王继才不得不冒着风险自己接生。王志国刚刚学会走路,他们就带着他一起升旗,为此还把原来位于哨所顶上的旗杆挪到了营房右前方的广场上。7岁后,王志国到镇上读书,回岛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每次上岛,王继才夫妇总让他一起升旗。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王志国收到了几家科研单位的录用通知,他满怀喜悦地回开山岛向父母报告,“这几家工作单位的收入待遇都很不错”。王继才听后却火了:“我聽了半天,你三句不离钱,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看你还是到部队去吧,不要钻钱眼儿里去!”接下来的几天,王继才没再多说什么,只是带着王志国在岛上巡逻、嘹望、维护设备,并特意带王志国又升了一次旗。

“当看到父亲皲裂的右手触碰到鬓角的白发时,我突然意识到父亲老了,体会到他的心情,他更希望儿子能够像他那样去守护手中冉冉升起的这面国旗!”从开山岛返回后,王志国遵从父亲的愿望,投身军营,最终成为武警边防总队南京边防检查站的一名现役军官。得知这一消息,一向严肃的王继才开心地说:“我给你取‘志国这个名字,是因为‘志是一个士加一个心,代表战士的心中应有祖國。”

2018年,武警边防总队进行改革,南京边防检查站整体划入移民管理局。王志国写下继续服役申请,选择调入海警部队,继续守护飘扬在祖国海疆的五星红旗。

坚强是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品格

有信仰的人,从不畏惧苦难,不会被生活打败。

这对守岛夫妇,遇到台风大作,岛上的米吃完了、煤用光了,就靠吃礁石上的生牡蛎、生海螺度日;有20多年,岛上没电,夫妻俩靠煤油灯照明,靠收音机了解外界的信息,光收音机就用坏了19台:刚上岛时,岛上光秃秃的没有生机,他们就自己种草种树种菜,即使一斤多苦楝树种子只长出一棵小苗,他们仍坚持不懈;岛上的淡水是完全靠水窖收集到的雨水,经常发馊变味,他们就从陆地带回几条泥鳅养在里面净化水质……困难难以想象。

更为艰难的是,上有两位老人要赡养、下有两女一子要抚养,常年守岛报酬却不高。从登岛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初,只有王继才一个人每年能领3700元的补助,两人一平均,每人每月收入仅154元。1995年,开山岛建起灯塔,王继才夫妇因肩负守护灯塔的任务,每年收入增加了2000元,但每人每月仍不到300元。实在没办法,两人就跟渔民学着捞螃蟹贴补家用。即便如此,他们的收入仍捉襟见肘,在买了守岛物资后便所剩无几,每天只能吃咸豆粒、腌萝卜就米饭,连孩子的学费都常常交不起。

夫妇俩不怕吃苦、守岛报国的言行深深影响了孩子们,三个孩子在耳濡目染中长大,不懈奋斗、敬业奉献、热爱祖国的精神也在他们身上扎了根。

因为守岛,王继才的三个子女都吃了比同龄人更多的苦。上学后,孩子们陆续回到村里,跟着年迈的奶奶生活。后来,奶奶年纪大了,三个孩子便过着缺衣少食的日子。有一年夏天,因蚊香引燃了蚊帐,他们还差点命丧火海。生活的磨炼,让他们比同龄人更坚强,也更懂得爱国的内涵。

刚刚13岁,大多数的同龄人都还在读初中,大女儿王苏却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她不仅要照顾弟弟妹妹,还经常在深夜背着煤球、米、面到码头找船给父母送给养。虽然也曾觉得委屈,但看到父母吃得差、过得苦却依然坚守在岛上,她理解了“守岛就是守国”的含义,主动担起“家长”的责任。成年后,王苏嫁到别的乡镇,但为了继续支持父母守岛,她跟丈夫商量后又搬回燕尾港,与丈夫一起担起了给父母送给养的任务。没怎么读过书的王苏从小就教自己的女儿哼唱一首歌谣:“小小开山岛,钢铁第一哨,夫妻守岛二十载,搏击风浪逞英豪……”这是他们家的骄傲。

樊锦诗:心归敦煌质朴人生

樊锦诗,女,汉族,1938年7月出生,浙江杭州人,中共党员,1963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长期从事石窟保护与管理、石窟考古方面的研究。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至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2018年12月,获得“改革先锋”荣誉称号。2019年9月,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2020年5月,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樊锦诗不知道,大儿子彭予民的中学同学群里,曾围绕她是否是个伟大的母亲,展开过一次激烈讨论。

起因是有人在群里顺手转发了—篇关于樊锦诗的报道,并留言说:“彭予民的母亲真是个伟大的母亲!”大家各执己见,甚至讨论起了伟大母亲的定义,彭予民始终—言未发。多年来,群里谈论任何跟母亲相关的话题,他都当作没看见,在外也从不主动提及母亲,原因很简单:不想沾她的光。

彭予民的行事风格一如母亲樊锦诗。

“父母的是父母的,自己的得靠自己努力去争取”

“要自立,不管生活还是工作中遇到问题,都要努力自己去解决,不能老想着依靠别人,包括父母。”这是樊锦诗的个人风格,也是她一直教给孩子的。樊锦诗很少主动跟儿子们谈自己的工作或荣誉。彭予民小时候只知道母亲在很远的敦煌工作,一家人总是两地分隔,一年也见不上几次面。

彭予民16岁那年,在语文课上,老师念了《光明日报》刊发的报告文学《敦煌的女儿》中的一小段,并对同学们说:“彭予民的妈妈很了不起,他的父亲也非常辛苦,大家以后要多照顾他。”他这才第一次真正了解母亲的事迹。

这几年,“改革先锋”、国家荣誉称号、“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樊锦诗所获荣誉奖项越来越多,相关报道也纷至沓来。她一再对儿子、儿媳强调,别在孙子面前谈论这些,也不能让他们在学校里谈论奶奶。“干哈呀?除了能助长他的虚荣心和优越感,还有什么用?”

有一次,小孙子放学回家,跟樊锦诗说,有个同学炫耀自己的爸爸妈妈都是博士,“可神气了!”

“他爸妈都是博士,那他是博士吗?”樊锦诗说话干事向来直击要害。小孙子说不是,她接着耐心解释:“那就是了。父母的是父母的,自己的得靠自己努力去争取。”

彭予民和弟弟彭哓民的工作,都是靠自己打拼来的。母亲早就对他们说过,“我自己没啥靠山,也不希望给你们当靠山”。

1999年,彭晓民大专毕业,一时半会没找到工作。按照当时的政策,樊锦诗可以在院里解决一个孩子的就业,她却劝儿子别来,“妈妈是对不起你,小时候就没好好带你,现在我劝你也别来这儿”。

“为什么?”儿子十分不解,“不是规定可以吗?再说我学的是计算机,正好可以帮你们搞数字敦煌。”

“我把你招进来,反而会害了你。”樊锦诗有自己的考虑:如果儿子来院里,即使干得不好,单位有外出学习或提拔的机会,别人看他是领导的儿子,也会把名额让给他。这样对别人不公平,还会让儿子自我感觉良好,不肯踏实干事。

“那我要是干好了呢?”

“即使干好了,别人也会说闲话。你妈的脾气你知道,是决不会把机会留给你的。”樊锦诗劝儿子到别的地方去,这样不管干得好还是坏,都是自己的。

儿子没工作,做母亲的当然也着急。樊锦诗就让他去上海边打工边学习,并叮嘱他自立的秘诀——“认真干事,多学本事”。

没给自己儿子安排工作,别人再找樊锦诗,想走后门“挤”进研究院,她也拒绝得理直气壮:“我就不让他们去,因为那个岗位不需要,他們怎么说我都不答应。”

“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得把它做好”

“任何事,既然做了,就要好好做,不能马马虎虎,当差不多先生。”这是樊锦诗反复跟孩子们强调的做事原则。

樊锦诗这股子认真劲儿,是受了父亲的影响。她的父亲樊际麟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一位工程师。父亲给樊锦诗留下的最深的印象,就是做事认真,工作起来非常卖力。樊锦诗说,父亲下班回家后,不是拿着丁字尺、三角板,弯着腰趴在桌子上废寝忘食地工作,就是在看书。父亲对工作的投入,在她心里留下了印记。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被分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和那个年代所有人一样,她认为,国家需要,我就该去。父亲虽然心疼女儿体弱多病,但知道她心意已决,也没多说什么,只是在她要动身时叮嘱道:“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就好好干。”这一句话,让樊锦诗记住了,也彻底长大了。后来,她每次回家探亲,从不向家人诉说敦煌有多苦,“自己想想就好了,既然来了,就得好好干”。

“好好干”三个字,说易行难,听上去是态度,做起来是原则。就拿石窟考古报告来说,樊锦诗一做就是20多年。

开始时,樊锦诗怎么也找不着“感觉”,对做的东西很不满意,内心既焦虑又惭愧。有人觉得,随便出一份得了,樊锦诗坚决不肯:“总不能因为难,就稀里糊涂拿一个东西出来糊弄人吧?”在她心里,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得把它做好。于是她继续琢磨,黑白照片不行换彩色的,彩色照片会褪色就改录像,录像也不准确,那就用数字技术……试来试去、改来改去,直到2011年,她率领的团队终于做出了沉甸甸的《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这份报告不仅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认可,更被业界誉为“石窟寺考古报告的典范”。

她的“认真”在家里也是一样。

儿子彭予民回忆,自己有次请人帮了点忙,母亲就提醒他:“人家帮了你,应该写信感谢一下。”

虽然觉得写信太隆重,他还是按照母亲的建议去做了。“你这个信太空洞,没有真情实感。”樊锦诗看完彭予民写的信后,很不满意,让他重写,并手把手教他如何带着真情实意去感谢别人。收到信后,对方很是意外和感动,直夸彭予民做事很认真。

“文物是国家的,又不是咱家的,哪能随便给你们看”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接过敦煌研究院院长的重担。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第一把火,樊锦诗便烧向了自己。

上任伊始,她就把院里给院长配的专车改成了“专家车”。她说自己不需要专车,要留给有需要的人,特别是院里的老专家,都有权使用。职工有急事的,也可以用。不仅如此,她本人每次有事用车,都坚持自掏油费,一次不落。

这第二把火,樊锦诗烧向了自己的丈夫老彭——彭金章。

当上院长后,一个现实情况摆在樊锦诗面前:院里中层人员年龄普遍较大,缺少活力。为把年轻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樊锦诗决定对中层“开刀”,给年轻人让路。她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丈夫老彭。

回到家后,瞅准机会,她就开始给丈夫做思想工作:“老彭啊,院里有些工作你得配合一下……”

彭金章也很无奈。他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一手创办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放弃了商周考古,投奔妻子,来到敦煌,改行佛教考古。如今,他又一次需要放弃。但没办法,谁让他是樊锦诗的丈夫,而樊锦诗又是敦煌研究院的院长呢?就这样,彭金章从陈列中心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成为一名普通的研究馆员,直到退休。

特权这事儿,樊锦诗向来反感。虽然她是一院之长,丈夫也是莫高窟北区考古工作的负责人,想带人看哪个洞都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每逢亲朋好友来敦煌,想去莫高窟看看时,她都坚持让他们凭票跟随游客一起游览,而非“想看哪个看哪个”。

有时,两个儿子听说父亲又在北区发现了宝贝,就央求着想过过眼瘾,却从未如愿。“文物是国家的,又不是咱家的,哪能随便给你们看?”母亲总爱讲道理。父亲则会迂回一下:“我还没整理完呢,等整理完了你们到展览馆看去。”

“人不是为物质、为金钱而活的”

2014年退休时,樊锦诗把公积金账户里存的45万元一次性捐掉了,“反正我也不买房了,要是不用,捂着这个钱干哈?不是废纸吗?要用在该用的地方”。

“该用的地方”,当然不是留给儿孙。樊锦诗说,儿子们现在有房有车,差不多就行了。

这些年来,大大小小的荣誉奖项,樊锦诗没少拿,但每次领完奖,她就把奖杯、奖章和奖金悉数交给院里。“要不是敦煌,人家知道我是谁?”她说。此外,她每年还会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万元,捐给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至今坚持了24年。

2019年8月,樊锦诗荣获第四届“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正能量奖,奖金2000万港元。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她特意跟儿子们商量:“这个奖金,你妈不拿,你们也不该拿。”

儿子们也都没意见,说这个钱他们不要。父母的钱,他们从不过问,也不觊觎。“他们挣的钱,想怎么花是他们的事儿。他们如果觉得捐出来比留给我们更有意义,我跟弟弟没任何意见。”彭予民说,父母从小就叮嘱他们,不要太看重物质。

在彭予民的记忆里,直到初中毕业,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带补丁的,鞋子是解放鞋,因为结实、耐磨。裤子父母总是特意给他买大号的,先把裤脚卷起来,等长个了,就放下一截,“所以我的裤子穿到最后总是层次分明,上面已经洗得发白,下面是浅蓝,再往下是深蓝”。

有一次,樊锦诗给儿子们买了最新款牛仔服,两人可高兴了,直夸妈妈这件衣服买得好。她就趁机发挥:“这个衣服你们喜欢啊,可以。但有一条,作为学生不能比谁的衣服好,要看谁的学习好。”偶尔听到他们在谈论钱的问题,樊锦诗就忍不住打断:“你俩没可说的了吗,光说钱?钱怎么了?少说点钱!”

虽然樊锦诗小时候家境优渥,但她从小就不喜欢打扮,母亲在钱上对她要求也很严格,“我们去看电影,一毛钱一张票,除此之外,一分钱都不多给”。1968年樊锦诗的父亲去世后,家里困难,母亲和两个弟弟都没工作,樊锦诗就把大部分工资都寄回上海家里,慢慢养成了节衣缩食的习惯。

一件物品,只要还能用,樊锦诗就会一直用,不管10年、20年,还是50年。结婚时置办的一件外套,她穿了40多年,里子全磨坏了仍不舍得扔;刚工作时单位发的床板,她一直坚持用,即使丈夫调来敦煌后,也不换成双人的,而是直接在边上拼了一块:酸奶喝完了,她还要倒点凉开水涮涮喝掉,空瓶子留着当储物罐用。

名利对樊锦诗来说,只是过眼云烟。“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她又一次直击要害,“毕竟人不是为物质、为金钱而活的。来日方‘短,还是多做点实事吧”。

受父母影响,彭予民和彭晓民对金钱看得也比较淡,做事情先考虑的是如何尽力做好。在生活中,他们也慢慢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习惯。彭予民的妻子刚嫁过来时,看到婆婆家吃饭要求必须光盘,一粒米都不能剩,着实感到惊讶。如今,她不仅早已习惯成自然,还这样要求着下一代。

这,也许就是家风的力量。不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而是身行一例,胜似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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