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引花 程云

【关键词】 制度环境; 对外直接投资; 内控审计; 审计师选择; 盈余质量

【中图分类号】 F239.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1）13-0133-08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经历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逆袭，“走出去”是全面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发展高质量经济的重大举措，也是中国企业做强做大的必然选择。自2003年正式披露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的年度数据以来，中国已经连续七年位列OFDI流量国的前三甲，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发起的对外直接投资热潮为全球对外贸易打了一针强心剂，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日益显著，成为近期的学术热点之一[1]。

在世界经济整体疲软的不利态势下，主要发达国家掀起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浪潮，新冠疫情令原本萎靡不振的世界贸易再次雪上加霜，各种“黑天鹅事件”频发，各国对外来投资企业的监管政策日益“收紧”。而以“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丑闻为代表的“中概股”信任危机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直接促成美国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该法案要求“外国发行人连续三年不能满足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对会计师事务所检查要求的，禁止其证券在美国交易”，直接针对中国现行《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七条“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的管理机构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境外提供与证券业务活动有关的文件和资料”的相关规定。在逆全球化的不利背景下各国对中国企业的不信任感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发酵，主动选择高质量审计师，提供高盈余质量的财务报告不失为中国企业获得东道国信任的有效方法。

审计师作为资本市场重要守门人，对企业财务信息质量具有鉴证和担保的作用，跨国企业的内控审计工作更为复杂，企业对审计师的选择不仅要受企业自身因素的影响，还可能受到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影响。一方面，良好的内控是企业海外扩张的根基，2012年起中国的上市公司不仅要对外披露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还要披露内控审计报告，中国监管部门对内控审计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中国同其他国家的跨境监管合作也在稳步推进，中美双方也曾多次就获取赴美上市企业的审计底稿进行沟通，双方还开展了对试点会计师事务所的联合检查。东道国的强势监管政策不仅可能对OFDI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产生空间溢出效应，也可能对企业选聘审计师、盈余质量产生制度威慑作用。

当前有关企业对审计师的选聘和企业盈余质量的研究都集中在微观主体层面，主要从委托代理的角度研究了企业经营或财务风险、高管背景特征[2-3]对审计质量的需求或影响，但是忽视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企业及其内控审计师选择的不同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企业选聘审计师具有重要影响，企业东道国的制度环境越强，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国际四大”。而经“国际四大”审计的OFDI企业也提供了更高质量的盈余信息。另外，东道国的强制度环境也在客观上抑制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OFDI企业的盈余质量有所提高。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引入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在克服“来源国劣势”的视角下结合当下国际政治经济的新形势，分析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企业选聘审计师及盈余质量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审计后果的影响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对海外公司的管控在本质上就是企业的内控问题[4]。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延长了控制链，分散了企业的控制权，跨国代理人的机会主义动机也会因此增加[5]，企业的经营管理风险增加，审计风险随之增加。现有研究主要从风险的角度研究了OFDI行为对企业审计后果的影响，从防范风险的需要出发，OFDI企业偏好选聘国际业务历史悠久的“国际四大”[6]。同时，现有研究表明OFDI企业的审计师也要投入更高的成本以应对更高的审计风险，直接表现为更漫长的审计时间[7]、更高比例的非标准审计意见和更高昂的审计收费[8-9]。

（一）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企业内控审计师选择

Hymer（1976）最早在OFDI领域提出了“外来者劣势”的概念，指出企业在其他国家经营管理存在额外成本，外来者劣势根植于外来企业在东道国身份的不合法性[10]。随着制度理论在国际商务领域的兴起，学者发现所谓的“外来者劣势”更多体现在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逆向跨国投资中，负面的国家印象是外来者劣势的主要来源[11]。由于新兴经济体在合法性上的先天劣势，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投资会遭到东道国政府的严格审查和市场的强烈抵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与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制度上存在巨大差异，双方的制度距离导致了彼此的不信任感，中国企业的海外商业动向经常被过度解读为“带有政治动机”，海外项目也连连被东道国“叫停”。同时，在民族优越感的心理下，欧美民众对中国始终停留在贫穷落后的刻板印象中，中国企业和产品也被贴上负面标签。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掀起贸易保护主义，发达国家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审查日趋严格，因此在日渐艰难的国际市场中，中国企业不仅要在法律法规上符合东道国的要求，还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才能克服来源国劣势。高质量的审计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的会计信息透明度帮助企业获得境外投资者的信任[12]。内控审计是外部审计师对企业内控质量的再保证，美国自安然事件后率先强制要求公众公司进行内控审计，日本等发达国家紧随其后。相比于财务报表审计而言，内控审计仍属于新兴的执业领域，但是随着制度环境的增强，当地监管机构对消费者、投资者的保护力度在加强，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审批也越全面、严格。虽然非上市企业并未要求强制内控审计，但是从获得发达东道国的认可、克服来源国劣势的角度出發，新兴经济体的企业也需要具有高国际声誉的内部控制审计师为企业担保，摆脱污名。

“国际四大”在国际业务上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首先，基于相近的制度背景和降低审核成本的需要，发达的东道国更信任“国际四大”所审计的中国企业[13];其次，“国际四大”在风险感知、应对效率上和国际声望上要优于国内会计师事务所[7]。OFDI企业的审计研究中均将“国际四大”视为高质量审计，现有研究指出OFDI企业出于开展国际业务的需要选择“四大”，而未经“四大”审计的企业在实现对外投资后也显示出更高的更换审计师倾向[6]。因此，从克服来源国劣势的角度出发，本文提出假设1a。

H1a：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投资程度越高，企业越可能聘请“国际四大”提供内控审计。

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萎靡不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潜力日益明显。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根据国际政治经济的新变化于2013年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受到沿线国的热烈欢迎。虽然“一带一路”大多数沿线国家的经济水平不高，法治尚不健全，投资环境总体上逊色于发达国家，但这些国家大多亟需吸引外资发展经济。中国致力于维护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企业的外来者身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不但没有来源国劣势反而会成为优势。因此，本文认为从节约审计成本的角度出发，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投资程度并不足以激励企业选择“国际四大”。由此提出假设1b。

H1b：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投资程度与聘请“国际四大”之间无明显关系。

（二）审计师选择、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企业盈余质量的影响

SOX法案出臺后，内控审计与盈余质量的关系成为又一大会计研究领域。盈余管理是公司常见的利润操纵手段，处于合规的边缘地带，是财务舞弊的重灾区。虽然已有的研究结果都表明OFDI企业偏好“国际四大”，但是经“四大”审计的企业是否提供了更高盈余质量的财务信息仍需要验证。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审计师面临的监管力度与诉讼风险不同，审计师的执业质量也会有所不同[14]。例如Ke et al.[15]以中国特有的“交叉上市”制度为例，实证了强监管环境对“四大”审计质量的促进，而顾光等[7]的研究也证实了“国际四大”可以更敏锐地发现并应对海外投资带来的东道国诉讼风险。为了维护其国际声誉和广泛的国际业务，“四大”抑制OFDI企业调增可操纵应计盈余的能力和动机更强。由此提出假设2。

H2：相比于“非四大”，选择“四大”审计的企业盈余质量更高。

过度的盈余管理会造成财务信息失真，企业将面临严厉的处罚，发达国家的强制度环境对企业的盈余操纵行为具有较强的威慑效果。La Porta et al.[16]以49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市场为样本，证明了高收入国家通过制定更严格的会计法规提高了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Anand[17]也研究了社会资本对企业盈余质量的影响，社会资本越高的国家（地区），企业的盈余质量越高。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的法律监管严格，社会信用体系健全，OFDI企业在当地面临高昂的违规成本，因此，为避免触及东道国的法律红线，企业会主动减少盈余管理幅度。由此提出假设3。

H3：严格的东道国制度环境抑制了OFDI企业的利润操纵，提高了盈余质量。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样本为2012—2018年在A股上市的披露了内控审计报告的OFDI公司，主要变量的数据均由手工整理计算获得，其中东道国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网站，企业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本文按照需要剔除了以下企业：（1）所属行业为金融、保险业的企业;（2）ST、？觹ST企业;（3）未披露内控审计报告的公司;（4）相关资料不全的企业。为避免极端值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数据分析采用Excel 2016和Stata16软件。

（二）变量定义与测量

1.国际四大（IBIG4）

国内外顶级期刊通常将“国际四大”（IBIG4）视为高质量审计的替代指标，结合本文的研究内容，会计师事务所的国际背景可能会影响到OFDI企业对审计师的选择和盈余质量，因此本文也将审计师按照国际背景进行区分。

2.盈余质量（DACC）

从审计双方的博弈结果看，若审计师出具标准审计意见，则代表企业财报所呈现的盈余管理结果得到了审计双方的认可。在这个意义上，财报的盈余管理幅度可以作为评价审计师和企业共同努力的指标。本文将盈余质量定义为可操纵应计利润，根据黄梅等[18]的方法，在Dechow et al.（1995）提出的修正Jones模型的基础上分行业、年度得到。

3.东道国的制度环境（DISTRICT）

借鉴严艳[12]的方法以东道国数量来衡量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程度，在某一制度环境下的投资程度越高，受到该制度环境影响程度越深。一般而言，一国的综合实力越强，制度环境越强，对企业的监管越严格，本文按照以下国际常用标准对东道国制度环境做了强弱程度的区分：（1）借鉴刘娟[19]的研究，利用美国传统基金每年发布的各国经济自由指数（MSCORE）代表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得分越高代表当地政府对外来投资的政策支持力度越高，相应的监管措施也会有所放宽;（2）人均水平标准，根据联合国对发达国家的划分，将东道国区分为发达国家（DEV）与非发达国家;（3）按国家体量，将东道国是否为八国集团（G8）成员国或二十国集团（G20）做了区分：G8成员国素有“富国俱乐部”之称，成员国综合实力名列前茅，各项制度健全，绝大多数国家对外来投资的监管力度日益严格;而G20是在G8成员国的基础上增加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国家，G20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占全世界的90%，约占2/3的世界总人口，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制度环境适中;（4）“一带一路”沿线国是中国首倡的新兴投资区域，当地政府比较欢迎中国企业，沿线国多为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强的投资发展潜力。

4.OFDI企业内部特征（Controls）

借鉴前人研究，本文还控制了其他控制变量（Controls）：审计复杂度，包括公司规模（size）、存货比率（rinv）和应收款项比率（rrec）;财务风险指标，包括杠杆比率（lev）、现金比率（cur）;盈利能力，包括资产回报率（roa）、成长性（grow）;公司治理指标，包括权性质（soe）、两职合一（dual）、海歸高管比例（rob）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no1s）;行业（sic）和年度（year）。

各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选择与设定

设定模型1探究东道国制度环境（DISTRICT）对OFDI企业选聘内控审计师的影响，检验H1：

IBIG4=β0+β1DISTRICT+β2∑Controls+∑year+

∑sic+ε  （1）

设定模型2研究“国际四大”（IBIG4）、制度环境（DISTRICT）对OFDI企业盈余质量的影响，验证H2和H3。

DACC=β0+β1IBIG4+β2DISTRICT+β3∑Controls+∑year+∑sic+ε （2）

其中，当被解释变量为二值变量时，采用Logit回归，其他情况则采用OLS回归;DISTRICT的替代变量包括MSCORE、NDEV、NG8、NG20和NBR;除主要解释变量外其他控制变量均相同，具体见表2。

四、实证研究

（一）描述性统计

表2统计了OFDI企业主要变量的信息。8.14%的OFDI企业选择了“国际四大”（IBIG4）作为内控审计师，可操控应计利润（DACC）的均值与中位数都为正，说明上市企业普遍存在正向盈余管理行为。不同企业的海外投资程度差异较大，样本企业平均投资2.48个国家（COUTY）、4个海外公司（COMP）;大部分企业的国际多元化程度不高，平均每个企业投资了0.836个发达国家、0.627个G8成员国、1.69个G20成员国和0.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一半以上的企业并未投资强制度的东道国或“一带一路”国家，但是东道国的总体营商环境较好，平均经济自由度在80分以上。从企业自身的指标看，一半以上的OFDI企业中拥有超过一成的海外背景董事，企业国际化治理特征非常明显。其余变量分布也没有异常。

（二）独立样本t检验

表3报告了“国际四大”与非“国际四大”的OFDI客户在盈余质量及东道国制度环境上的均值差异。较非“国际四大”而言，“国际四大”审计的客户具有更低的盈余管理幅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四大”的客户具有较高的盈余质量;同时，“国际四大”的客户对外直接投资程度更高，平均多投资了1.5个国家，3个公司，且东道国更为多元化，聘请“国际四大”的企业无论是在传统强国，还是新兴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都更占优势，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影响，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自由度指数缩水，反映为“国际四大”所审计企业的经济自由指数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自由的营商环境将减少企业对权威审计的依赖。

（三）回归分析

1.东道国制度环境与内控审计师选择

表4报告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企业选择“国际四大”审计的回归结果，检验了H1。总体上，东道国的强制度环境增加了企业选择“国际四大”的概率。回归（1）—（3）中，NDEV、NG8和NG20的系数都在5%的显著水平为正，表明企业受东道国强制度环境的影响越深，企业越高概率选择“国际四大”审计。同时，MSCORE和NBR对IBIG4的系数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经济自由度（MSCORE）对企业选聘“国际四大”的影响不明显，可能是因为东道国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政策支持力度削减了企业对权威信息中介的依赖程度，企业对“国际四大”的需求降低;而“一带一路”国家（NBR）制度环境对企业选聘“国际四大”的影响也不显著，可能是因为相比于发达国家市场，“一带一路”沿线国平均的制度环境对企业的影响较低，而“国际四大”的声誉价值在发展中国家并不明显。

2.东道国制度环境、审计师选聘与盈余质量

表5报告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审计师选择对企业盈余质量的影响结果，检验了H2和H3。回归（1）—（5）中，IBIG4对DACC的系数都在1%的显著水平下为负，说明“四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可以证明在其他情况一定的条件下，选择“国际四大”审计的OFDI企业提供了更高质量的盈余信息。

回归（1）—（3）中，制度环境指标NDEV、NG8和NG20对DACC的系数都至少在10%的显著水平为负，说明企业在较发达的国家投资越多，受强制度环境的影响越深，企业的盈余质量越高。回归（4）中MSCORE的系数不显著，不能证明经济自由度与盈余质量的相关性，这可能是因为宽松的营商环境虽然有利于吸引外资，但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当地监管威慑力为代价的。回归（5）NBR的系数也不显著，这可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多为欠发达国家有关，当地的分类监管还不健全，一些国家有可能为了吸引外资而放宽各类审核条件，这在无形当中就操纵了企业的盈余质量。总之，企业在强制度东道国的投资水平越高，越容易受到其强制度环境的威慑，盈余质量得以提升。

五、稳健性检验

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与主要解释变量的测量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从海外公司数量的角度衡量企业受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影响程度，主要回归结果仍然不变（限于篇幅未报告）。

更换模型。将Logit模型分别更换为Probit模型，或放开行业与时间控制，主要结果不变（限于篇幅未报告）。

内生性问题。当企业在国内立稳脚跟后才会考虑海外扩张，“国际四大”也会优先考虑优质企业，因此OFDI企业可能存在样本的自选择问题。借鉴周泽将等[20]的做法，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结果纠偏，过程如下：（1）以A股披露内控审计报告的所有公司为样本，当公司有OFDI业务时，本文认定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DISTRICT=1）;（2）将同行企业每年的平均境外投资倾向（MDISTRICT）作为Heckman第一阶段回归的主解释变量，并控制相关变量，构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的模型3：Probit（DISTRICT）=β0+β1∑MDISTRICT+β2

∑Controls+ε，然后得到相应的逆米尔斯比率（IMR）;（3）将IMR加入到原回归模型，进行Heckman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IMR系数在部分回归中显著，说明原回归中存在部分样本自选择问题，但是主要的回归结果与主检验一致，说明本文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企业经营管理等行为的影响日益深远。本文以2012—2018年的A股OFDI企业为样本，在克服“来源国劣势”的视角下研究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企业选聘内控审计师及盈余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的强制度环境不但影响了企业对内控审计师的选聘，而且直接抑制了企业的盈余管理倾向，提高了企业的盈余质量。当企业受东道国强制度环境的影响越深，企业越倾向于借助选择“国际四大”审计来获得东道国认可，从而克服来源国劣势。（2）相比“非四大”审计的企业，选择“国际四大”的OFDI企业提供了更高的盈余质量。

企业客户的国际化需求是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化的最初动因，“国际四大”的扩张同时也是早期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缩影[21]。如今，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争取新兴经济体的潜力客户成为会计师事务所新一轮国际化扩张的重要驱动因素，中国本土的会计师事务所迎来了绝佳契机。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的建议如下：（1）对于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尤其需要加快国际化步伐，打造国际知名的一流会计师事务所。伴随中国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对审计师的选择必然日益同国际接轨，国内事务所要加大力度引进国际人才，加强国际业务的相关培训。发达国家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市场，但是当地的制度监管也更为严格，因此国内事务所务必要提高自身的执业质量，获得当地权威的认可。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和经济自由度较高的新兴市场尚未被“国际四大”完全垄断，国内事务所不妨先以这些地区为突破口，凭借国家政策和国内客户源等优势，率先打造小而精的国际品牌。（2）对于监管机构而言，要重视境外审计的监管工作，引导审计师关注东道国的制度风险，同时证监会等监督部门要继续稳步推进同各国监管机构的跨境监管合作，在国际审计惯例的基础上协调各方利益。（3）对于审计师而言，要增强对东道国制度风险的识别与防范能力，发达国家监管严格，审计师要尤其注意企业内控流程的合法性，加强合规审计。

【参考文献】

[1] 吴小节，谭晓霞，汪秀琼，等.新兴市场跨国公司国际扩张：知识框架与研究综述[J].南开管理评论，2019，22（6）：99-113，199.

[2] 刘彬，靳秀丽，李淑元.混合所有制企业外资股东与内部控制关系研究[J].会计之友，2019（22）：154-160.

[3] 胡本源，张娟，徐传鑫.“海归”高管真的能提高企业业绩吗[J].会计之友，2020（4）：80-86.

[4] 周煊.中国国有企业境外资产监管问题研究——基于内控整体框架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2（1）：131-140.

[5] 周建，方刚，刘小元.制度落差、内部治理与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交易成本的视角[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3）：42-47.

[6] 宋常，陈胤默，赵懿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审计师选择[J].审计研究，2018（5）：57-64.

[7] 顾光，陈雨婷，周泽将.海外投资、审计定价与审计延迟[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9，33（6）：55-72.

[8] 杨肃昌，马亚红.对外直接投资、控制风险与上市公司审计费用[J].审计研究，2020（2）：76-86.

[9] 叶颖孜，刘云强.上市公司海外投资程度、审计公费与审计意见[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8（6）：45-49.

[10] 杨勃.外来者身份、外来者劣势及其克服策略[D].沈阳：东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11] 杨勃，刘娟.来源国劣势：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国际化“出身劣势”——文献评述与整合框架构建[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0，42（1）：113-125.

[12] 严艳.海外投资程度、会计信息透明度与审计师行业专长[J].财会通讯，2018（12）：15-18.

[13] 易玄，谢志明，樊雅琦.审计信任、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及其审计师选择——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检验[J].审计研究，2016（4）：76-82.

[14] 刘笑霞，李明辉.社会信任水平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证据[J].经济管理，2019，41（10）：143-161.

[15] KE B，LENNOX C S，XIN Q.The effect of China's weak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the quality of big 4 audits[J].Accounting Review，2015，90（4）：1591-1619.

[16] PORTA R L，et al. Law and financ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8，106（6）：1113-1155.

[17] ANAND J.Financial reports and social capital[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9，155（2）：567-596.

[18] 黃梅，夏新平.操纵性应计利润模型检测盈余管理能力的实证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09，12（5）：136-143.

[19] 刘娟.东道国制度环境、投资导向与中国跨国企业OFDI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Heckman模型分析[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8，40（4）：56-68.

[20] 周泽将，宋淑婵.海归高管与审计师选择：代理成本的角色[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9，34（3）：42-51.

[21] 韩晓梅，徐玲玲.会计师事务所国际扩张：四大与非四大的比较研究[J].会计研究，2009（7）：71-7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