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性质、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人民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光辉旗帜。百年来，作为民主的倡导者、建设者、践行者和维护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筚路蓝缕，走出了一条在后发现代化国家实现有效民主的中国道路。民主从价值理念转变为扎根中国大地的制度形态、治理机制、工作作风和生活方式，贯穿国家治理全过程，浸透到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探索“建立什么性质的国家”

应该说，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积累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

但是，随着封建君主制度逐渐走向专制，其消极影响也日益显现出来。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在政治上，由于赋予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易形成暴政；空前强化的专制统治使人民毫无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可言，民主政治无从发展，束缚和压制了中华民族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的发挥；形成了长期的人治传统，派生了庞大的官僚队伍和特权阶层，扭曲了人格和灵魂，易出现政治腐败的局面。在经济上，皇权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压制新生产关系的成长，导致国家处于衰落的境地。在思想文化上，专制主义制度必然导致思想文化控制的加强，文化专制的日趋严厉，严重阻碍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阻碍了文化创新与发展。所有这些，为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埋下了祸根。

进入1840 年，西方殖民者凭借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紧闭的大门，中华民族自此陷入内忧外患的深渊。面对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国前途命运，开始探寻新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经历了不断变革与革命，中国人民仍然处于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的悲惨境地。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思考着、摸索着、奋斗着。1921 年7 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自此焕然一新。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进入了彻底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历经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长达28年的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战，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起新中国。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结束了长达100 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最终实现了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独立和解放。

革命胜利后，中国将建立什么性质的政权，这是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作了最响亮的回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列宁则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称为“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

后来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斗争中，再次提出“必须建立完整的人民政权来真正满足人民群众迫切需要”，并在实践中创建了苏维埃制度。这些基本原理与实践经验，对中国共产党探索国家政权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9 年10 月1 日下午3 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从此，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主张建立“劳农专政”或“劳工专政”，后来又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性质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1945 年7 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冷遹等6 人访问延安。其间，毛泽东多次同他们促膝长谈。对此，黄炎培在其日记中写道：“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里的民主，就是人民民主。

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如中华苏维埃政权、抗日民主政权等，所承担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任务。1931 年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了苏维埃政权性质，即“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设计实施民主制度的开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三三制”为原则的抗日民主政权。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人民代表会议制，被誉为“把民主从过去少数人的权利，变成多数人能享受的权利”的真正民主。

与此同时，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政府和各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包括选举在内的各种民主运动，创造了很多富有特色和成效的民主投票方法。对于识字者，采用写票法；识字不多的，采用画圈法、画杆法；不识字的，采用投豆、举胳膊等方法。这些民主措施激发了民众团结抗日的热情和力量。

随着革命胜利的来临，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性质的认识更加清晰。1949 年6 月30 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那么，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关于国家政权性质的思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民族代表的普遍赞同，写进了1949 年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54 年9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再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这标志着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最终确立。

初步形成人民民主性质的国家制度

国家政权的性质决定着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与国家政治体制。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权性质认识的深化与明朗化，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及重要制度也在艰难探索实践中逐步确立起来。

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 年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召开。这次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 规定：“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这标志着新中国政权组织形式以临时宪法形式正式确定下来。新中国成立三年后，新生人民政权已基本巩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条件日趋成熟。1952 年12 月，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提议制定宪法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1953 年1 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 次会议上指出，就全国范围来说，大陆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组织起来。因此，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召开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是中国人民流血牺牲，为民主奋斗，历数十年之久才得到的伟大胜利。这次会议正式决定，1953 年召开由人民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年3 月，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同年4 月，又发布《关于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随后，全国性普选工作有序地开展起来。至1954 年8月，全国省级以下各级政府除个别地区外，都先后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1954 年9 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国务院组织法》 《人民法院组织法》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等重要法律。根据这些法律，产生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至此，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正式建立，新中国国家政权组织框架基本确立。

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中国革命长期实践中确立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团结奋斗的成果，是当代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相互合作、相互支持，共同为争取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进行了不懈的奋斗。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中共中央在1948 年4 月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主张得到了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1949 年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各民主党派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密切的政治联盟，各自联系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及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共同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长期奋斗。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时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之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的政治原则。1954 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再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而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存在。1954 年12 月，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通过的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通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更广泛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克服困难，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百年历程中的伟大精神——宪法精神

2018 年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个国家宪法日上作出批示强调，要弘扬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宪法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是我国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是每个公民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根本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宪法的核心内容。从制定宪法到落实宪法，从尊重宪法到遵从宪法，宪法在公众心中的分量，直接决定着依法治国的质量。

弘扬宪法精神就要依法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得到落实，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依法得以实现。弘扬宪法精神，没有“局外人”，人人都要当好“主人翁”。

弘扬宪法精神，就要让宪法精神植根心底，法治信仰蓬勃生长，化作每个公民尊法守法的自觉行动，汇成亿万人民依法治国的深沉动力。宪法精神就是国家的精神，宪法力量就是民族的力量，让宪法精神融入国家的肌体，成为托起伟大中国梦的精神之本、力量之源。

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制度模式，取决于各国的历史与现实国情。1949 年9 月,《共同纲领》 第一次把民族区域自治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1952 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自治机关的组成、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利等作出明确规定。1954年宪法明确载入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宪法和法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广泛的自治权。概括起来主要包括：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享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开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全面推行民族区域自治。1955 年10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8 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1958 年10 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65年9 月，西藏自治区成立。中国目前已建立了155 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包括5 个自治区、30 个自治州、120 个自治县（旗）。在55 个少数民族中，有44 个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同时，中国还在相当于乡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了1173 个民族乡，作为民族自治地方的补充形式。在11 个因人口较少且聚居区域较小而没有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中，有9 个建有民族乡。中国采用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解决民族问题，是根据本国的历史发展、文化特点、民族关系和民族分布等具体情况作出的制度安排，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发展要求。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创举”。

除此之外，根据《共同纲领》和1954 年宪法，新中国还建立起行政制度、司法制度、人民革命军事制度、普选制度等。所有这些政治制度，此时大多处于初创期和探索性阶段。总之，随着国体和政体的确立，以及其他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我国国家政权组织基本框架已形成，这成为新中国的政治标识。

在确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同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从1953 年起，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史称“三大改造”。“三大改造”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合作或合营的方式，把落后、分散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组织起来，形成能够与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需要相适应的经济体系，建立以公有制（包括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合作化是实现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途径。中国传统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同时又是脆弱的，经不起天灾人祸。中国共产党通过推广互助合作、成立农业合作社等形式，逐步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实行集体劳动、统一经营。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防止获得土地的农民再次分化，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解决商品粮供给不足的难题。大规模工业建设开展后，对粮食的需求急剧扩大。1953 年10 月，中共中央决定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这一政策的推行加快了合作化的进程。到1956 年底，全国农业合作化的任务基本完成。与此同时，政府对城镇中分散的个体手工业也实行了合作化政策，由此组织起一大批城镇集体企业。至1956 年底，手工业合作化在全国基本实现。

百年历程中的伟大精神——兵团精神

随着新疆和平解放，这个占六分之一领土的边疆历经灾难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不过，当时国民党军在新疆残留了大量特务，他们盘踞在天山南北，随时准备新一轮的反扑。新疆虽然拥有富饶的资源和耕地，但由于缺少人去耕种，粮食产量远远不够。1954 年，在王震和陶峙岳的领导下，原来新疆军区20 万军人中的17.5 万人被全部转入了生产部队。1956 年底，这些军人全部办理了转业复员手续，完成了从军人到生产职工的转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披着战火烟尘，饮马天山南北，奔赴荒原，艰苦奋斗，白手起家，将瞄准仪变成了水平仪，将火炮铸成了牛犁，在戈壁荒滩开辟出了片片绿洲，建起了座座工厂，忠实地履行国家赋予的屯垦戍边的光荣使命，在开发建设新疆、增进民族团结、推进社会进步、巩固西北边防等方面立下了显赫战功，十万兵团儿女用青春热血和生命铸就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

60 多年来，几代兵团人扎根新疆沙漠周边和边境沿线，为繁荣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时代凯歌。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对原有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限制、利用、改造”的方针。那时，仍允许私人经营的工商企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改造主要采取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办法。当时设想，改造将是一个持续十几年的过程，资本家私有制将经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然而，由于大部分私营企业规模不大、设备陈旧、经营落后，在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又受到原料、市场、资金等多方面的限制，经营渐感困难。于是，一些私营工商企业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行公私合营。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加快公私合营的进程。实行合营后，公私双方虽共同经营，但公方居于领导地位。企业利润实行当时所说的“四马分肥”，即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只占四分之一，企业利润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这样，这些企业与国营企业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差别。到1956 年，私营工商企业的绝大多数已成为公私合营企业。

在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形成。在建设资金、物资和技术力量都比较缺乏的情况下，为集中全国的资源和力量，迅速建立起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和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国建立起以高度集中统一为特征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于保证国家安全和维护民族独立，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具有积极作用。

纵观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百年历程中的伟大精神——“两路”精神

2014 年8 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川藏、青藏公路通车60 周年作出重要批示：60 年来，在建设和养护公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

随着当代社会语文课程教学的逐渐改革与发展，如何改变学生的学习方法，提升学生的语文学习成绩已经成为教师关注的核心问题。教师在面临当前学生的表层阅读、理解与学习的状况时，应该本着怎样使学生更深度的创新学习为教学重点。在此基础上，使学生的初中语文阅读素养逐渐提高，同时促进学生更深层次的研究与学习。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川和青海等省各族人民群众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组成了11 万人的筑路大军，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奋勇拼搏，3000 多名英烈捐躯高原，于1954 年建成了总长4360 公里的川藏、青藏公路，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的历史，在“人类生命禁区”的“世界屋脊”创造了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这两条公路的建成通车，是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对推动西藏实现社会制度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巩固西南边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改造、整治和养护过程中，一代代交通人秉承传统，以路为家，不断丰富和发展“两路”精神，为西藏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要继续弘扬“两路”精神，养好“两路”，保障畅通，使川藏、青藏公路始终成为民族团结之路、西藏文明进步之路、西藏各族同胞共同富裕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型与优势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探索基础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将开拓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建设有效制度有机统一起来，及时把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逐步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全新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这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位置，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并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十三五”时期要实现“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党的十九大以来推进党和国家领导机构改革并将其推广到全国的所有治理层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站在了中华民族制度文明建设史的百年制高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纲领性文献，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时代性提升，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

随着理论认识和实践的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制度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的显著优势不断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及其相关制度越来越成熟、完备和定型。

从中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构成来看，主要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三部分组成。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指的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起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作用的制度。其中，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和全面领导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百年历程中的伟大精神——劳模精神

2021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他高度肯定广大劳动群众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并强调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勤于创造、勇于奋斗，更好发挥主力军作用，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事业。

1950 年党和国家首次表彰劳动模范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与祖国同成长、与时代齐奋进，奏响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主旋律，各条战线英雄辈出、群星灿烂。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实现中国梦伟大进程中拼搏奋斗、争创一流、勇攀高峰，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发挥了主力军作用，用智慧和汗水营造了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铸就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是我们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围绕劳动、劳动者、劳动精神、劳动者素质等内容进行深刻阐述，“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入人心”逐渐成为时代共识，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文化制度。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工作体系，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各层级学习制度，建设和用好网络学习平台。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落实到思想理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教育教学各方面。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国的根本军事制度。人民军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柱石，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必须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巩固和拓展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确保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指的就是通过贯彻和体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重大影响的制度。体现在政治领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其中，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设，健全相互监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监督、对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实施专项监督等机制，完善民主党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制度，完善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能方法，展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发挥人民政协作为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的效能，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凝聚共识。完善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丰富协商形式，健全协商规则，优化界别设置，健全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的程序机制。

坚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完善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

百年历程中的伟大精神——北斗精神

2020 年7 月31 日上午，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了北斗系统特别是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取得的成就。他指出，参与北斗系统研制建设的全体人员迎难而上、敢打硬仗、接续奋斗，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培育了新时代北斗精神，要传承好、弘扬好。

从2000 年10 月第一颗北斗一号试验卫星成功发射，到2020 年6 月23 日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完成部署，20 年来，44 次发射，中国先后将4 颗北斗试验卫星，55 颗北斗二号、三号组网卫星送入太空，完成全球组网。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服务性能最高、与人民生活关联最紧密的巨型复杂航天系统。参研参建的400多家单位、30 余万名科研人员合奏了一曲大联合、大团结、大协作的交响曲，孕育了“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北斗精神。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不懈开展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宣传教育，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支持和帮助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生活水平。

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拓宽人民群众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渠道，着力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探索企业职工参与管理的有效方式，保障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三大基本经济制度。在这“三大基本经济制度”之前加上一个“等”字就是表明：我国各领域各方面基本制度是会随着实践发展而逐步扩容的。

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有效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功能作用。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百年历程中的伟大精神——探月精神

2020 年12 月17 日，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土壤样品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场安全着陆，中国首次月球采样返回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电，深情勉励探月工程任务指挥部并参加嫦娥五号任务的全体同志“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开启星际探测新征程，为建设航天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立新功，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的开拓性贡献”。

探月精神，既拓展了新时代航天精神的内涵，又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其根本性价值既属于中国航天人，也属于全体中国人。

“敢上九天揽月”，这是全体中国人的梦想与豪情。

2004 年我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从嫦娥一号拉开探月序幕，到嫦娥三号带着第一辆月球车“玉兔号”成功登月，再到嫦娥五号携带月球样品成功返回地面，中国探月工程如期实现“绕、落、回”三步走规划，标志着中国航天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多年来，一代代航天人用行动诠释出探月精神，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每一步都取得了新突破，每一步都为下一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功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必须基于创新、成于实干，追逐的脚步不停歇，才能取得成果。

仰望星空、心怀梦想，脚踏实地、行稳致远。以探月精神逐梦星空，以奋斗姿态破浪前行，中国人的足迹必将抵达更加浩瀚的星辰大海，中国人必将在奋力奔跑和接续奋斗中成就梦想。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改革生产许可制度，健全破产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探索建立集体诉讼制度。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优化经济治理基础数据库。健全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制度政策，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积极发展新动能，强化标准引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改进科技评价体系，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扩大开放，保护外资合法权益，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拓展对外贸易多元化，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健全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推动建立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制度，指的就是由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派生而来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具体的主体性制度。包括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法治体系、党的建设制度，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等等，都属于重要制度范畴。这些重要制度上接国家治理体系的顶层，下连社会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底层。

百年历程中的伟大精神——抗疫精神

2020 年9 月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讲话指出，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2020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这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病毒突袭而至，疫情来势汹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面临严重威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定果敢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决心，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用1 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用2 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 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进而又接连打了几场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歼灭战，夺取了全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在此基础上，我们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抓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取得显著成效。中国的抗疫斗争，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生命至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深厚的仁爱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举国同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同甘共苦的团结伟力；舍生忘死，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顽强意志；尊重科学，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实践品格；命运与共，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和衷共济、爱好和平的道义担当。

伟大抗疫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深刻体现，在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永远熠熠生辉。

与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相比较，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密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正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开拓进取，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才能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胜利前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始终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如同一把尺子，量出了人民在一个制度中到底占据怎样的位置。上至百岁老人，下至新生婴儿，我们坚持一个都不放弃，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应检尽检，在疫情防控的大考中交出了人民满意的答卷。人民至上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最鲜明的价值取向，依靠人民、植根人民是我们党克难制胜的力量源泉，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功实践和显著优势贯穿始终。正是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我国才能在重大战略任务、重大工程建设、重大科技攻关、区域协调发展、抢险救灾、对外援助等方面攻克一个又一个急难险重的重大关口，创造一个又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奇迹。无论是打赢脱贫攻坚战这样连续多年的接续奋斗，还是建造火神山、雷神山医院这样短短十多天的突击战斗，无论是建设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嫦娥”探月这样的世纪工程，还是打造“北斗”“天宫”“天眼”这样的国之重器，无不彰显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优越性。

“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之治”的根本支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