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超级大国  地缘政治  人工智能  战争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E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0.009

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国的流行揭示了当前国际体系和交往的脆弱性，显示出国家间高度相互依赖的内在风险。从传染病到气候变化、从人工智能到潜在的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的破坏和动荡将是人类未来面临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与挑战将反复考验国家行为体和国际治理体系的智慧和弹性，这些挑战带来的破坏力也很可能超过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运行模式的抗压能力。现有矛盾和未来挑战相互叠加，加之国家行为体和国际组织应对挑战能力均表现出不适应与不平衡性，未来世界的国家行为体很可能会在多个领域发生更为激烈的竞争，直至战争行为。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社会相继经历了在美国首发的恐怖主义袭击、次贷危机、特朗普“新政”三次剧变。更为激烈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短时间内多点暴发，迫使国际社会纷纷采取限制交流措施，进入“自我隔离”状态。如同1918年西班牙流感一样，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将是本世纪国际社会的第四次剧变。这四次剧变无疑都会对国际政治经济走向产生深远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今世界处在“动荡变革期”，“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1]在此复杂国际背景下，军事超级大国的军力发展趋势、地缘政治发展趋势，以及人工智能在军事中的大规模应用将重塑未来战争的理念、未来战争的手段和未来战场的景观。

军事超级大国的军力发展趋势将主导未来战争形态

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认为，战争起源于私有财产制度。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战争的形成往往产生于大国之间的冲突，大国之间的和平相处往往是国际社会处于和平时期的必要条件。[2]梳理当今世界上军事超级大国的军力发展趋势有助于探讨未来战争的形态。二战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20世纪末期，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支配和维护了美国定义的世界秩序。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时间，美国相对强劲的军事实力主导了大国之间的和平状态。

进入21世纪后，国际政治格局也迎来了一个急剧变动时期。俄罗斯仍旧是国际政治军事演变一个难以绕过的至关重要因素。虽然经济实力有限，但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衣钵，在军事力量、国际政治影响力方面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许多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的解决仍旧离不开它的参与。俄罗斯对国际体系的影响既取决于其军事实力，更取决于其对外战略的目标。凭借超越经济实力的军事能力，俄罗斯重新扩张和挑战国际体系，也将对未来战争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探索未来战争形态，需要对军事超级大国美国及俄罗斯的军力发展趋势进行剖析。

美国军力发展趋势。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最直接的方法是考虑其常规部队的规模。仅按照这个标准，美国军事实力明显不如冷战结束时，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虚弱。但不可否认，军力质量的提高往往能够大幅提高作战单元的杀伤力，正如美国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James Stavridis，曾担任北约第16任最高指挥官）所说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拥有最好的技术。”[3]因此，同时期美军常规规模的减少带来的劣势往往被军力质量的提高所抵消。然而，质量优势不能完全代替数量优势，再强大的高质量军事力量也难以超越人类极限维持在多个地区的战略存在。2018年美国国防报告指出，美军正处于摆脱战略收缩的关键时期，美国的军事竞争优势正在萎缩。同时，美国国防部指出，与大国间的战略竞争而非与恐怖主义力量战斗，成为了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关切。[4]美国对未来战争假想敌的改变，也是美国军力发展路线变化的必然前提。近年来，美国军队的规模和编成都发生了变化，但这些变化尚不足以让美国在未来战争中轻松取胜。具体来看，美国军力变化趋势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美国常规军事力量呈缩减趋势。美国常规军事力量的变化最为直观的体现便是美国现役军人总数。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朝鲜半岛紧张状态减弱，美国开始削减军事力量，同时开始享受军费削减带来的“和平红利”。经过十年左右，美国现役军人从1990年的约210万人降至2000年的140万人左右，降幅约为28%。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开始派遣更多的军人参加阿富汗和中东地区的战争，随着美国2011年完成从伊拉克撤出大部分美军，2012年从阿富汗开始撤军（2021年撤军完毕），现役军人总量再次减少。直至2017年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开始增加美军现役人员总量。至2020年，美国现役军人总数约为134万人。总体来看，美军在人数规模上依然呈缩小趋势。[5]

另一方面，美军现役武器装备数量也呈减少趋势。冷战时期，美国常备军事力量主要任务是以高速机动的大规模作战能力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进入新世纪后，该任务转变为进行反恐和介入地区级冲突。具体而言，美国陆军主战坦克2017年约为2200辆，相较1990年的15700辆减少了近85%。美国海军拥有的主战舰艇总量在1990年约为600艘，2017年美国海军的舰艇总量仅约为297艘，减少了约50%。同样，2017年，美国空军有人驾驶作战飞机数量也不到冷战结束时的一半。[6]美军现役军人总数和军事装备的双双减少，很大程度源于冷战的结束和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即美军的主要假想敌由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苏联转变为冷战结束后的次級地区对手。

第二，美国军事开支维持稳定。美国国防预算的大部分用于支付军事人员薪资福利、军事行动以及武器装备的维护和保养。首先，美国国防部通过持续决议获得的额外拨款一定程度上弥补了2011年以来因预算上限带来的损失。如，美国国防部计划在2019财年增加10架F/A-18E/F战斗机、3架P-8A反潜战机、1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和加油船以及战略导弹数量，以及额外的22.8%的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RDT&E）经费。美国国防部籍口“大国竞争现在是首要焦点”，在2019财年的预算案中要求国会在2018财年持续决议中提供7400亿美元，相当于较前一年国防开支实际增长10%。[7]然而，受制于国内支出优先事项和不断扩大的预算赤字的制约，美国军事开支的持续扩大在未来是不可持续的。

其次，美国军事开支并非主要用于提高美军作战能力和应对未来战争。美国国防部被授权的开支总额主要由基本预算授权、已颁布的战争和补充资金、海外应急行动（OCO）、公法115-96第B部分第18条规定的应急资金以及国会持续决议补充金额组成。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防开支得以大幅度削减。然而，2018年美国国防部被授权的开支总额高达6792.6亿美元，是1990年美国国防部被授权的开支总额2913.5亿美元的近2.3倍。[8]同样，2003～2013年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两场反恐战争，高度介入海外冲突给美国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国防开支高于冷战时期。实际上，美国军费开支主要用于军事人员的工资福利保障和海外军事行动以及军事装备的维护，相对来说，其用于军事采购和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RDT&E）的经费却很有限。2019财年，用于前两者的开支高达4219亿美元，而用于后两者的开支仅为2447亿美元，而后两者是美军恢复常规作战能力和为未来战争做准备所最需要保障的支出。[9]

总体来看，冷战结束以来，无论是从人员总量还是从兵种武器装备总量，美军常规部队规模呈缩减趋势。虽然自2019年起，美国国防部力求恢复2019年前的军事实力，但受制于国内因素，美国的国防开支也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加之，美国国防开支的主要部分用于军事人员的薪资福利和海外行动及装备武器的维护，用于保障增强美军未来军力的研发开支并未显著增长。从较长投入产出周期来看，美国国防部一厢情愿地以创新和提高作战单元质量来维持美军在全球绝对优势的愿望较难以实现，这也将会限制美国应对未来战争的能力。

俄罗斯军力发展趋势与军队改革现状。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继承了其相当规模的军事实力。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社会和财政环境的现实很快迫使俄罗斯领导人尝试进行体制改革。冷战结束后的15年里，俄罗斯政府多次试图缩减军队规模，推进军队现代化。但由于国内政治纷争和财政拮据，俄罗斯政府改革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彼时的俄罗斯军队建制臃肿，管理体制陈旧，人员训练不足，武器装备简陋，大批装备报废。自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一直寻求实现军事现代化，并在境外进行了几次大规模干预。2008年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后，俄罗斯制定了军队改革计划，建立永久性的战斗准备部队，改进指挥和控制体系，加强军事人员培训，更新武器装备，改革军事人员的福利，这标志着自1945年以来俄罗斯军队进行了最彻底的改革。[10]

俄罗斯国防预算和国家军备计划。俄罗斯的军费开支在过去20年里有了显著增长。2010年至2019年间，俄罗斯军费实际增长了30%，2000年至2019年间增长了175%。[11]尽管俄罗斯军费开支在2017年和2018年有所下降，但2019年再次上升，达到636亿美元。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装备和军费开支项目组（SIPRI Arms and Military Expenditure Programme）研究报告显示，俄罗斯的年军事开支从2010年的492亿美元经过5年增至790亿美元，2010年至2019年俄罗斯年军事开支平均为636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12]为保持军事实力，俄罗斯政府开始制定并颁布国家军备计划（GPV）阐述其每10年的国防支出重点。2020国家军备计划（GVP2020）指出，俄罗斯长期国防支出重点是在2020年将俄罗斯军队现代化装备的总体份额提高到70%。俄罗斯政府最新制定的2027国家军备计划指出，2018年～2027年俄罗斯将这10年的国防开支总额提高到约为3300亿美元，占GDP的3%～4%。[13]目前，俄罗斯军事力量包括地面部队、空天部队、海军、特种作战部队、海岸警卫队。其中，地面部队现有11个联合兵种军、1个坦克军和4个陆军兵团。俄罗斯空天部队拥有多种类型和能力的战斗机、航天器及战术轰炸机。俄罗斯军队指挥系统由遍布在全国的五大军区和联合作战司令部组成。位于莫斯科的国防管理中心是俄罗斯军事力量的中央指挥中心。

2009年，俄联邦开始对俄军进行全面改革。首先，俄联邦重新划分了国家军事指挥结构，缩小了军事控制范围，并重组了对军事力量的指挥体系，增强联合作战能力，取消了军、师、团的编制，围绕军区、作战指挥部、旅建立了新三级指挥机构。至2008年，俄军拥有203个师，2009年12月重组完成时仅保留85个旅。其次，精简部队规模，提高俄罗斯军事人员素质。俄格战争后，俄罗斯联邦将军事人员从2008年的123万人减少到100万人，其中裁减的军事人员大多数为军官，从35万人减少到15万人。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着手培养一批技术熟练的士官，在高机动、侦察和运输等技术专业担任领导职务。最后，投入资金更新武器装备和增强俄罗斯军队现代化水平。2006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2007年到2015年，俄罗斯将投入相当于189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武装力量的现代化，其中45%将用于武器系统。在俄格战争中表现不佳之后，俄罗斯军费得到大幅增长，仅2009年就增长了27%。[14]2010年12月，普京宣布了一项6980亿美元的采购计划，旨在每年升级或更新俄罗斯11%的军事装备，最终目标是到2020年将现代武器的比例提高到70%。[15]本次改革，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升级了核武器和运载系统，射程12000千米的“先锋”洲际弹道导弹可称为最重要的武器装备，其飞行速度超过27马赫，由于其在飞行末端接近目标时开始机动，现有反导系统基本无法拦截，给潜在敌人的导弹防御系统带来严重干扰。俄军S-500“普罗米修斯”是俄联邦最先进防空导弹系统，属于超高声速第五代武器装备，能够击毁250千米高度的低轨卫星和洲际弹道导弹，是当前世界上仅有的可以拦截高超声速目标的防空系统，且S-500同时引导和拦截的目标多达10个。俄军还不断装备第五代战斗机和新的舰艇，提高了数字通信和情报能力。俄空军测试了隐身重型“猎人”无人机，使其成为第五代重型制空战机苏-57的“忠诚僚机”;2020年俄海军接收包括“喀山”号核攻击潜艇的6艘新型潜艇，创造1992年以来俄海军年接收核攻击潜艇最高纪录，其中“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将配装“波塞冬”核动力鱼雷，射程几乎为无限（据称可达10000公里），可配装200萬吨级核弹头。

俄罗斯军力改革并非一帆风顺。从2009年到2014年，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飙升带来了大量现金，俄罗斯政府承诺将不断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大力用于军事支出，俄罗斯军费也从2010年GDP的3.54%上升到2015年的4.84%，然后下降到2017年的4.17%。[16]目前，可以明确的是，俄罗斯在叙利亚和乌克兰军事冲突中的表现，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了俄罗斯军力改革的效果。2015年10月7日，俄军在里海轻型护卫舰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发射26枚海基巡航导弹，打击距离为2300公里，超过1945年苏军战役攻击距离1800公里的最高纪录。但俄罗斯在军力改革中面临的不足与重大挑战仍然是财政问题。2014年以来，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暴跌加上经济制裁使得俄罗斯经济低迷。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俄罗斯在介入叙利亚和乌克兰冲突的同时，是否还有财力推进其军力改革还有待观察。

不可否认，俄罗斯综合军事优势，特别是与邻近國家的陆上作战形式，在一段时期内依然远超北约。21世纪以来，欧洲主要国家为赢得反恐行动而放弃了重型机械化部队建设，相反在未来战争中，俄罗斯依旧保留进行联合军兵种机动作战的能力;俄罗斯的综合防空系统有能力拦截第四代北约飞机在冲突初期飞越东欧;俄罗斯的广袤地理优势依旧明显，其在未来战争中可迅速调动足够武装力量，能够在美国和北约动员和部署有效防御所需的部队之前赢得战争。可以预见未来，如果俄罗斯继续大力推行军力改革，或者俄罗斯国内政治格局发生负面变化，则俄罗斯在未来战争的形态和优势地位也会发生相应正负变化。

地缘政治发展趋势与未来战争形态

正如军事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言，战争是政治的其他手段的延续。[17]未来战争很大程度上仍将取决于地缘政治。进入新世纪以来，恐怖主义、小国之间冲突和代理人战争是世界范围战争的主要组成部分，展望未来，前者或许依旧是影响未来战争形态的主要因素。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结束后，尤其是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国际秩序衰退，国际安全环境变得更加动荡和充满不确定性，全球地缘政治动态趋于混乱。虽然当今世界依然处于大国间无战争的动态周期，但随着美国政治的极化、欧洲的不确定性上升和伊斯兰世界的持续动荡，未来在全球范围的大陆国家、海洋国家与边缘地带国家的地缘政治发展趋势不容乐观。世界正进入一个战略形势和地缘政治双失稳的时代。

极化的美国政治。作为二战后最强大的大国，美国参与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制定和国家间行为准则的界定。“单极时刻”到来之后，美国更是国际秩序的实际主导者，并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世界警察”，总之，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处于中心位置。随着美国政府将“美国第一”作为执政的口号，孤立主义情绪重新笼罩美国政坛，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角色转变越来越明显，当前的美国印太战略正在逐渐远离二战后其确定的海洋-欧洲大陆集体防御理念。无论美国国内政治未来走向如何，其所发生的变化都是战略性的，将对未来战争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国内政治呈周期性发展，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政治团结和政治分裂交替循环。二战期间美国两党加强合作，党派之争呈减弱趋势。此时的美国政治家表现出了对美国政治的信心，并排斥右翼、左翼、极权主义、精英主义和威权主义等“极端”政治势力。政治上的团结使得美国人在是否运用诸如军事力量来达成某些目标等方面多能达成共识。但二战期间，美国国内的政治团结并未能持续到战争终点，到越战期间，随着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和自由的北方共和党人的消失，民主、共和两党间的意识形态界线越来越明显。这种理念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一直延续至今。

一是在外交政策方面分歧严重。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民调往往是分歧程度的标尺，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1994年以来，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中间选民关注的外交议题区别越来越大，在政治参与度更高的选民中，对外交议程的分歧越来越明显。[18]二是美国政治极化延续至国防预算领域。2017年，62%的共和党人认为美国国防开支太少，而持相同观点民主党人仅占15%。然而，在2012年，共和党和民主党党内认为美国国防开支太少的比重仅为42%和10%。[19]可以说，美国党派之间的政治分歧正在扩大。美国国防预算也经常成为无聊的党派斗争的辩题。三是美国民众质疑军事手段在维持国际秩序中的作用。2011年，美国民众对是否出兵利比亚的观点分歧巨大，61%的美国人不同意（其中38%的人强烈反对）派遣地面部队干预利比亚冲突。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射海基巡航导弹惩罚性打击叙利亚，约57%的美国人表示赞同，但只有18%的人愿意派遣地面部队执行这项任务。[20]

美国政治的极化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逆转。美国现有政治体制导致绝不容许第三大党的出现，故政党结构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美国两党内部的极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美国政治运行中僵局的不断出现。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化在其对外关系方面的表现是严重的孤立主义倾向，持续的党派僵局也会削弱美军的优势，尤其是在与大国的竞争中。因此，未来解决国际争端时，更可能会因为国内政治极化而转为轻易采用物理打击的手段。一方面，如果美国政治依旧持续极化，可能会导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实质性的战略收缩，进而在一些地区缺位，造成地缘关键区域权力真空，使得地区稳定难以为继;另一方面，由于国防开支成本增加、国防预算相对减少的影响，美国军事行动可能会更加依赖先进技术和高端武器系统，而这正是战争过程表面化、难以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

欧洲风险的不确定性。在过去的十年里，欧洲人对欧盟的不满情绪有所增加。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尽管71%的欧洲精英认为欧盟给他们带来了好处，但“公众内部的不满情绪正在升温，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对欧盟持负面看法，希望看到欧盟将一些权力还给成员国，并对移民的影响感到焦虑”。[21]整个欧盟成员国只有34%的公众认为他们从加入欧盟中受益，54%的公众认为20年前他们的国家是更好的居住地。[22]发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欧元区危机的持续经济影响和随后的紧缩措施，以及移民、恐怖主义、政治动荡和俄罗斯这四个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在欧洲移民方面。自2015年开始，大量战争难民涌入欧洲，数量激增的移民对欧洲的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安全隐患，而欧盟成员国在如何应对移民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移民危机开始出现。数据显示，2015年和2016年，有250万人在欧盟国家申请庇护，220万人非法居留在欧洲。[23]2017年1月1日，居住在欧盟成员国且拥有非成员国公民身份的人数为2160万，占欧盟28国人口的4.2%。[24]目前，尽管欧洲的移民潮有所消退，但移民潮造成的政治分裂仍然存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分为支持移民的国家和不接受移民的国家。由于缺乏对移民危机的有效应对，许多欧盟国家内部的政治动荡愈演愈烈。在移民问题上的冲突一度给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执政联盟带来执政危机。

在恐怖主义袭击方面，移民危机与恐怖主义相伴而生，也加剧了整个欧洲的政治紧张局势。欧洲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来自本土圣战分子，但59%的欧洲公众表示，移民危机将增加他们国家的恐怖主义威胁。[25]2016年1月至2017年4月期間，移民在欧洲至少发动了四次恐怖袭击。恐怖主义也破坏了欧洲公众对各自政府的信心，并进一步分裂了欧洲国家。多项民意调查显示，高达82%的欧盟公众认为其政府没有充分有效处理恐怖主义问题。[26]

在政治方面，极右翼民族主义在整个欧洲兴起。波兰、匈牙利、奥地利和意大利政府强调国家主权，反对欧盟侵犯其内政。东欧国家还声称，他们被欧盟污蔑为“落后、独裁、新法西斯和民族主义者”，欧盟成员国之间矛盾重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党利用欧盟的怨恨赢得了整个欧洲的选举。德国右翼政党在2017年9月赢得了联邦议院94个席位;奥地利偏右翼自由党于2017年10月加入执政联盟;保守派的民族主义政党已经在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执政。这些传统右翼政治力量对欧洲政治走向已经产生重大影响。最为明显的是，2016年6月，极右翼的英国独立党推动了一场全民公投，导致海洋国家英国决定退出欧盟，在进一步倒向美国海上霸权的同时分裂了欧盟的陆权国家核心利益。

展望未来，欧洲国家可能会变得愈发分裂，变得更加关注内部问题。尽管最近战争难民和移民人数减少，但移民所带来的危机将继续影响欧洲。随着极端恐怖主义人士返回欧洲，恐怖主义威胁在未来五到十年内仍将存在，欧洲将继续面临监控跨境恐怖活动的挑战。未来，随着身份政治与移民危机和恐怖主义的三重作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党派演变成为极右势力在欧洲获得的支持可能会大幅度增加，进而使更多国家试图离开欧盟，欧盟或许会面临解体的风险，而欧洲分裂积累的矛盾所导致战争的可能性显著存在。

伊斯兰世界持续动荡。2001年“9·11”事件以来，伊斯兰世界仍旧笼罩在动荡之中，并不断酝酿地区冲突的局势。在过去的15年里，西方与伊斯兰国家冲突不断也使得伊斯兰恐怖主义依然存在。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后，不仅没有能够消除伊拉克境内各宗教极端势力，反而使得伊拉克成为“伊斯兰国”等恐怖分子的滋生地。伊斯兰世界各教派之间的混乱现状也加剧了地区不同教派国家间与国家内部的争斗。在叙利亚，自2012年起，同为什叶派的伊朗政府向叙利亚政府军提供了至少15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与之相对，同为逊尼派的沙特政府则每年为叙利亚反对派提供上亿美元资金与武器装备等实物援助。除此之外，在也门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之间日益血腥的“代理人战争”中也能看到伊朗和沙特的影子。伊斯兰世界域内大国竞争为伊斯兰世界的持续动荡提供了必要物质条件。

可以预见，短时间内伊斯兰世界域内各教派与大国的竞争难以缓解，其动荡将长期存在，甚至其不稳定性会突然加速。美国发动的阿富汗与伊拉克两场反恐战争并未如同美国宣称的那样成功，相反美军受到牵制，美国国力和软实力不断遭受损失。不仅如此，美军失败后的撤出行动又造成了地区实力一定程度的权力真空状态，使得伊斯兰各激进组织有机可乘，持续在伊斯兰世界兴风作浪，进一步加剧伊斯兰世界的不稳定状态。未来，一方面随着伊斯兰世界各国国内政治变化，伊斯兰激进组织可能还会再次卷土重来;另一方面，经过近几年的发展，伊斯兰激进恐怖组织的作战组织、武器装备、财政资金和作战经验都得到了一定积累，这些组织和政权在权力真空的状态下不仅难以遏制，遑论完全清除。

此外，在中东和西亚地区层面，区域性大国均势逐渐消失，加之不同教派国家间矛盾突出，未来伊斯兰世界存在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一方面，随着美军的撤离，伊拉克政府可能面临安抚各方势力、维护本国稳定的难题;叙利亚也成为国内外各方力量暗斗的战场;伊朗也表现出了强劲的地区影响力。另一方面，随着地区大国伊朗在本地区影响力不断增强，沙特和以色列也将增强防范意识，地区大国之间冲突态势持续发酵。同时，俄罗斯通过持续高强度干预叙利亚内战，不仅在冷战后重返中东，也增加了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未来中东地区成为世界与地区大国之间战争焦点的可能依旧存在。

人工智能在军事中的应用及对未来战争形态影响

在过去十年中，人工智能伴随量子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机器学习等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远远超出该领域专家的预测。人工智能使计算机和其他自动化系统能够执行历史上需要人类认知和我们通常认为需要人类决策才能够完成的任务。计算能力的提高，大数据集和流数据的可用性，以及机器学习算法的进步，使得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振兴工业和创造新的经济部门。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将在未来十年内显著改变各国军事实力。20世纪50年代初，计算机科学领域科学家就开始了智能机器的研究，直至近20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取得了长足发展，并在包括军事领域的各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未来十年，自主武器、集成电路、大数据分析、机器人战士、智能无人机和深度神经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会彻底改变未来战争形态和战场景观。

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1950年，英国计算机科学家图灵第一次在《计算机与智能》中提及人工智能。1997年，美国IBM公司开发的“深蓝”人工智能系统击败国际象棋冠军后，人工智能迎来了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至2016年，美国科技公司谷歌Alpha Go人工智能系统以4：1的战绩击败世界围棋冠军，人工智能技术逐渐走向应用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工智能在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智能机器人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面部识别、语音识别技术的发展，使得人工智能可以与人类交互，实现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有效“沟通”。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为人工智能快速“进化”提供了可能。

当前，人工智能几乎影响着全球每一个行业和每一个个体的未来。人工智能已被确立为新兴技术的主要驱动力。进入21世纪20年代，人工智能还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充当主要的技术创新者和领跑者。在未来十年中，军事领域将以空前的速度快速发展并采用现有技术和新兴技术。但是，单一的人工智能并不会产生真正的战略价值和军事价值，而仅仅是高科技领域的技术创新产物。在此大背景下，军事用途的人工智能应用正迅速成为大国竞相发展的目标，也是未来国际社会不稳定和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杠杆性因素。所以，军民两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扩散和扩散后所产生的战略-战术性武器系统的实际应用，将会导致整个世界安全的高度不确定性风险。换言之，这些战略-战术性武器系统可能会以多种方式恶化国际安全秩序并带来新的重大威胁。大国对军民两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追求，将为大国新的战略竞争和不信任创造前提，进而使未来战争的形态和战略武器军备控制形势产生重大变数。

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应用前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们很快认识到人工智能在未来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具有重大潜力。目前，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主要是结合自动武器系统，通过视觉感知、语音、面部识别和决策工具，以执行一系列核心复杂地面战斗、空中阻截、两栖地面攻击、远程打击和海上行动，属于“发射后不管”而不受人为干预和监督。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国际上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自动武器系统平台，只有少数能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自主选择和攻击目标。2016年，美国国防部发布《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计划》指出，人工智能可用来提高美军作战能力，拥有重振美国军事主导地位的潜力。[27]俄罗斯已将其整个军事力量内部结构的30%标定为至2025年实现战场机器人化。[28]

各军事强国在国家层面的目标和举措表明，全球军界已经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在国家安全和军事技术领域的重大潜力。第一，人工智能结合陆基、海基和隐形自主武器系统的部署，在执行防御和进攻任务中，可能会打破现有一切战略武器的威慑效用。人工智能与预警系统结合可压缩决策时间，使隐藏的高价值军事资产更容易找到，近而更容易锁定目标，这可能会对国际安全和潜在的核均势产生不利影响。第二，制造成本的不断下降，造成战略战役和战术型无人机在军事领域的迅速而广泛的应用，增强了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快速装备非对称打击武器的能力，降低了军事大国的传统战略优势和战略威慑力。无人机的快速普及扩散和军民两用特性，也将使各国预测、确定和有效对抗来自外界自主性攻击的能力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2020年爆发的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战争，人工智能-无人机技术大规模应用造成的战场攻防优势地位易手和易势，为新的一场军事革命打开了未来世界的大门。第三，相较于商业部门，军事大国传统国防工业对于人工智能平台的开发应用往往会较晚。相反，原本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反而具有后发优势，往往能在国防力量发展中优先应用成熟的民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快速增强其薄弱的军事能力，进而可能会影响全球军事力量的平衡和国际竞争的着力结构，在未来可能加剧爆发战争的数量和胜负结果的不可预见性，最终会恶化国际安全的前景。第四，随着大数据和物理领域之间的联系增加，网络攻-防行动所造成的非传统威胁和冲突将大幅度增加。在不远的将来，人工智能机器平台具有的自动学习和自我提高能力会使其扩大网络攻击方式、广度和规模，导致国家行为体网络防御能力进一步降低。目前，尚不清楚人工智能将如何增强和会增强哪些方面的能力，是否会出现全新的网络智能武器，以及这些动态将如何影响未来大国之间以及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军事乃至战略武器的平衡。第五，大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竞赛将可能撼动未来世界的战略稳定。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而关键的作用，各大国往往在内部非公开地交流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趋势，大国间缺乏人工智能领域的交流和沟通或许会带来认知偏见，进而产生不同的人工智能实现路径和标准。未来在出现世界性危机和冲突后，这些不同的技术标准和路径或许会使大国之间产生互不信任、猜疑和误解。当前，各大国对军事用途人工智能的片面追求，以及在使用致命性自主武器方面存在着相对较低的道德、法律和舆论门槛，可能会加剧正在出现的战略性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并塑造未来战争的残酷战场形态，从而造成人类社会一场新的悲剧。

此外，未来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会成为国际安全形势不稳定和大国战略竞争的主要隐性来源。对于人类生存而言，破坏性的人工智能技术很可能会像历史上变革性军事创新一样充满着风险。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扩散和合成，以及与这项新兴技术相关的不透明性和双重用途特征，不仅会导致世界局势高度不稳定，也会产生不可逆的人工智能战略武器军备竞赛。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防御能力、国内政策和国际条约等范式来应对乃至减轻这些风险，破坏性的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在物理现实和虚拟现实领域，双双放大现有威胁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重大风险，给国际安全形势带来新的威胁，进而可能导致大国间发生新型超级战争。

未来战争探索结語

未来战争形态主要取决于军事超级大国的军力发展趋势、地缘政治发展趋势以及人工智能在军事中的广泛运用趋势。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个趋势变化并不意味着未来一定会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回溯历史，当今世界依然处于资本主义大国世界霸权不断微衰的历史下降通道中，军事超级大国与其他大国战争能力相应衰落，但出于维护其世界霸权与防止战略竞争者上位的强劲内在驱动力，未来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概率相较于本世纪前20年可能会增大。随着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收缩，加之地缘政治发展趋势的变化和国际秩序逐渐走向失序，以上论及的中型与大规模新型战争或许会成为未来国与国之间战略竞争的最终对决方式，而伴随人工智能与无人机等新作战手段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未来战争一旦爆发，战争方式、战争进程和战争烈度都将难以预计。

（广东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刘海义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习近平：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新华网，2020年10月1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10/14/c_1126603921.htm。

[2]洪源：《2030年的世界格局與大国博弈方式展望》，《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15期，第42～55页。

[3]Admiral James Stavridis; Elliot Ackerman，  "2034： A Novel of the Next World War"， https：//www.wamc.org/post/2034-novel-next-world-war-admiral-james-stavridis-and-elliot-ackerman.

[4]DoD，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Washington， D.C.， 2018， p. 1.

[5]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 "The United States"， The Military Balance， Vol.90–103， 1990–2003; IISS， "North America"， The Military Balance， Vol.104–118， 2004–2018.

[6]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 1990–2003; IISS， 2004–2018; Naval History and Heritage Command， "U.S. Navy Active Ship Force Levels， 2000–2006"， November 17， 2017.

[7]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Comptroller）/Chief Financial Officer， Defense Budget Overview：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iscal Year 2019 Budget Request，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2018a， p. 1-2.

[8]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Comptroller）/ National  Defense Budget， April 2020， pp. 82-86.

[9]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Comptroller）/ National  Defense Budget， April 2020， p. 86.

[10]Roger McDermott， "Russia's Conventional Armed Forces and the Georgian War"， Parameters， Vol.39， No.1， Spring 2009; Jim Nichol， Russian Military Reform and Defense Policy，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42006， August 24， 2011， p. 5; Athena Bryce-Rogers， "Russian Military Reform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2008 Russia-Georgian War"， Demokratizatsiya：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Vol.2， No.3， 2013.

[11]Keith Crane， Olga Oliker， Brian Nichiporuk， Trends in Russia's Armed Forces An Overview of Budgets and Capabilities， RAND Corporation 2019， CA： Santa Monica，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2573.html. Also available in print form.

[12]SIPRI Yearbook 2016/2017/2018， https：//www.sipriyearbook.org/; "Russia's military spending：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https：//www.sipri.org/commentary/topical-backgrounder/2020/russias-military-spending-frequently-asked-questions.

[13]"Russian Armed Forces： Capabilities"， https：//assets.documentcloud.org/documents/6982198/Russian-Armed-Forces-Capabilities-June-30-2020.pdf.

[14]Dale Herspring， "Russian Military Reform and Anatoly Serdyukov"， Problems of Post- Communism， Vol.55， No.6， November/December 2008; McDermott， 2009; Nichol， 2011， p. 6; Bryce-Rogers， 2013.

[15]Jim Nichol， Russian Military Reform and Defense Policy，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42006， August 24， 2011， p. 21.

[16]Russia's defense spending in 2018 is projected to be at 3.90 percent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See IISS， "Russia and Eurasia"， Vol.117， 2017， p. 191; IISS， 2018， p. 175.

[17]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87.

[18]"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12， 2014，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14/06/12/political-polarization-in-the-american-public/.

[19]"1 in 3 Americans Say U.S. Spends Too Little on Defense"， Gallup， March2， 2017， https：//news.gallup.com/poll/204782/americans-say-spends-little-defense.aspx.

[20]Jennifer De Pinto; Fred Backus; Kabir Khanna and Anthony Salvanto， "What Ameri- cans Think About U.S. Strike on Syria"， CBS News， April 10， 2017.

[21][22]Thomas Raines; Matthew Goodwin and David Cutts， The Future of Europe： Comparing Public and Elite Attitudes， London： Chatham House， June 2017， p. 2.

[23]European Parliament， "EU Migrant Crisis： Facts and Figures"， News Blog， June 30， 2017.

[24]"Migration and Migrant Population Statistics"， https：//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Migration_and_migrant_population_statistics.

[25]Aaron Williams， "How Two Brussels Neighborhoods Became'a Breeding Ground' for Terror"， Washington Post， April 1， 2016; Richard Wike; Bruce Stokes， and Katie Simmons， "Europeans Fear Wave of Refugees Will Mean More Terrorism， Fewer Jobs"， Pew Global Research Center， July 11， 2016.

[26]European Parliament， "Survey： People Reveal Their Priorities for the EU"， January 7， 2016; "France's Response to Terrorism： Loss of Faith"， The Economist， July 30， 2016.

[27]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The 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 October 2016， https：//www.nitrd.gov/PUBS/national_ai_rd_strategic_plan.pdf.

[28]James Johns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future warfare：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 2019， 35：2， pp. 147-169.

責 编/张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