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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传媒体系到全媒体传播体系

2021-07-28徐敬宏侯彤童

编辑之友 2021年1期

徐敬宏 侯彤童

【摘要】文章在回顾我国媒体融合历程的基础上,总结出“十三五”期间媒体融合的四个特点:一是政策先行推动媒体融合良性发展;二是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强化舆论引导力;三是技术创新提升内容生产;四是多级式融合提供多方服务。展望“十四五”,走向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媒体融合也将呈现四个特点:一是推进媒体深度融合;二是加强全媒体传播工程的设施;三是继续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四是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

【关键词】“十三五” 媒體融合 现代传媒体系 全媒体传播体系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1-028-07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1.004

2015年11月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建议》提及“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加快媒体数字化建设,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1]2016年3月16日,根据《建议》编制,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下称《“十三五”纲要》),在第六十八章“丰富文化产品和服务”中提出建设现代传媒体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增强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以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建设“内容+平台+终端”的新型传播体系,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和传播载体;优化媒体结构,规范传播秩序。[2]由此,建设现代传媒体系成为“十三五”规划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章节。

一、“十三五”时期我国媒体融合之路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我国的媒体融合探索之路开始告别早期以传统媒体机构之间融合、打通为特征的自主探索阶段,媒体融合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媒体融合不是简单的部门合并或是内容增减,而是体制机制、平台、内容、人才以及市场的多方面有机融合。最近五年来,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以及相关政策的推动之下,媒体融合逐渐从中央到地方推进,各级媒体单位均积极探索,加快步伐迈入以先进技术为支撑、以内容建设为根本、依靠内容平台渠道以及经营管理等多方位创新的融合、转型新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中央级媒体发挥领跑带跑作用,率先探索“中央厨房”式的现代传播体系,爆款频出,为省市县级媒体融合做好顶层设计。随后,地方各级媒体融合也紧随其后,省市县级在融合过程中深挖本地优势,各具特色,亮点不断。

1. 中央级媒体引领顶层设计

2014年,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刘奇葆强调,中央主要新闻媒体要走在融合发展前列,努力成为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3]在2017年召开的媒体深度融合工作座谈会上,刘奇葆又提出,媒体深度融合必须以“中央厨房”建设为龙头,创新媒体内部组织结构,构建新型采编发网络;要确立移动优先战略,创新移动新闻产品,打造移动传播矩阵。[4]以人民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代表的中央级媒体,在“十三五”期间充当了媒体融合的排头兵,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整个媒体融合进程的顶层设计。

在中央级媒体中,人民日报社将人民网作为其内部媒体融合的主要突破口,以较快速度搭建了全媒体矩阵,率先探索并完成了媒体融合这一重要任务。2014年8月,人民日报社启动了“中央厨房”全媒体平台建设,并于2016年2月正式上线。[5]“中央厨房”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组织形式,新闻业务流程变得更加扁平化、分众化、垂直化和差异化,帮助新闻采编机构转变为服务平台。2016年以来,《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推出“大数据+新闻”的模式,开始在每年的两会、春晚等重要时期,承担信息交流、采集制作、实时分发、协调调度等工作,不断通过创新新闻传播新形式和新机制打造新闻精品。2017年8月,人民日报社依托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再次谋划内容生态系统的升级,通过与其他地方性媒体合力构建党媒传播矩阵,实现了从单个传媒集团的内部融合向行业融合的跨越。因此,人民日报社融媒体产品从2017年起便开始井喷,平均每月产生1—2个浏览量过亿的“网红”产品。此后的每一年,人民日报社更是积极尝试新技术,拓宽内容生产方式,拓展平台分发渠道。以2020年全国两会为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开会日期推迟、会期压缩、上会记者人数减少。此情况下,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深入挖掘短视频、H5、3D等新创意、新形式,广泛使用5G、AI、AR等新技术、新手段,依靠业界一流的智能化生产和智慧化传播软硬件,实现了议程报道数量不减、质量不降,融媒体产品推陈出新。

中央电视台在媒体融合早期,积极尝试网络端和移动端的搭建和运营。除了建设央视网、央视新闻客户端之外,中央电视台从2017年2月起,大力建设央视移动新闻网,将UGC作为重要的内容来源,意在整合全国资源,抗衡商业平台。中央电视台真正走上媒体融合的快车道,得益于国家层面对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的一次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4月19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按照中央规划部署进行合并,组建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并按照“台网并重、先网后台”的思路,持续推动“三台三网”加速融合,三端共同发力,开启了从信源采集、编辑播发到宣传推广的全流程融合。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积极加入媒介技术升级的新浪潮。2018年12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三大电信运营商以及华为公司合作,共同建设了我国首个国家级的5G新媒体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5G新媒体平台,同时设立了5G媒体应用实验室。2019年11月,这一基于5G+4K/8K+AI等新技术全新打造的综合性视听新媒体旗舰正式上线运营。同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与阿里巴巴集团签订技术合作协议,在多次重要报道中实现了5G+4K、5G+VR的全流程、全要素的制作与播放。[6]

2. 省市级媒体打造中流砥柱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对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创新融合发展作出总体要求。他强调,必须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7]省市级媒体作为全国媒体系统中的中流砥柱,在“十三五”媒体融合过程中,依托原有的优势及资源,積极尝试并探索融合发展的新道路,在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同时,打造了一批具有传播力、引导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契合新时代下国家和地方对于舆论引导的新要求。

对于省市级报业传媒而言,单向的纸质传播已难以重回巅峰;对于省市级广电传媒而言,打散频道制、突破块状分隔是阻碍融合的难点。为破解以上难题,改革内容生产模式和管理经营制度成为省市级媒体融合过程中必要且重要的突破口。

(1)在内容生产模式方面,省市级媒体大多采用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报/台网端三者融合,彼此联动,实现快、全、深、广覆盖,为接下来的内容产出和传播做好软硬件保障。第二步:建设“中央厨房”,实现全媒体采编流程的再造。“中央厨房”式的内容生产模式在由中央级媒体率先实践后,被全国众多的省市级媒体学习和使用,尤其是省级传媒单位。“中央厨房”作为一种基于媒介技术盘活存量资源的新机制,不仅涉及业务、技术和空间层面的改革,还涉及资本层面的革新。“中央厨房”式的新闻采编体系,利用全新的系统将编辑和记者重新分工,形成新闻闭环,为新型主流媒体的建设提供了有效的手段支持和技术保障。第三步:实现全集团融合。“中央厨房”作为单线生产的融合模式,并不能满足全集团所需的内容输出。因此,核心层(报/台网端)的深度融合完成之后,融合进度逐步推进集团内的关联子线,达到全集团全业务有效、深度的融合。

(2)在管理经营制度方面,传媒单位集团化、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体制是“十三五”期间媒体管理改制的主要举措。管理机制作为管理系统的内在联系、功能及运行原理,是决定管理功效的核心问题。“决定融媒体发展最根本的动力还是来自体制机制的变革。只有真正触动深层改革,才能从人才、资金、内容生产等多个方面实现真正的联动和融合,进而达到平台层面的融合发展”。[8]目前,全国各省均组建了报业集团或传媒集团。“十三五”时期,将省级事业单位媒体合并为集团化管理,为省级传媒单位至少带来三大优势:一是减少内斗内耗,缓解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降维打击;二是淘汰“落后产能”,为其他媒体的突围创造机会;三是打造平台型媒体集团,减少各项成本,实现市场盈利。

3. 县级融媒体中心助力脱贫攻坚

2015年1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中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9]2016年11月23日,国务院颁布《“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再一次强调了国家对于完成“在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这一工作的坚定决心。

在以往的媒介转型实践中,中央级和省级的媒体组织往往是排头兵和生力军,发挥着开拓创新的主要功能。这种格局固然能够发挥头部媒体的引领作用,但难免陷入头重脚轻、根基不稳的现实困境。“十三五”期间,我国媒体融合的进程下行至基层媒体,大力加强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最接近扶贫第一线的基层传播单位,身兼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以及区域信息枢纽等多个功能,在基层群众中拥有较高的权威,县级融媒体中心既能有效连接党政和人民,又能促进媒体转型和国家发展,能够很好地助推脱贫攻坚工作的顺利开展。[10]

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我国媒体融合进程的后期项目,集中建设于“十三五”中后期。其在建设方面有赖于国家的政策规划和省级融媒体单位的大力支持。2019年1月15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规范要求》(下称《要求》)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下称《规范》)。《规范》立足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业务范围,从主题架构、功能要求、网络安全、运行维护和检测监管、基础设施及配套要求、关键技术指标、验收要求等方面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作出了具体要求,意在从架构设计上确保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日常运转。《要求》是对《规范》中有关内容的细化,明确了支撑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省级技术平台应如何设计、建设和运行维护,意在确保其对县级融媒体中心业务开展中的技术和资源支持。[11]同年4月11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印发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网络安全规范》《县级融媒体中心运行维护规范》《县级融媒体中心监测监管规范》三份更具实操性的指导文件,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涉及的信息安全、运维监管、基础设施配套要求、关键指标要求、测试与验收要求等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规范。

“十三五”期间,县级融媒体中心主要依靠五大服务功能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挥实际作用,打通了基层传播力建设和脱贫攻坚的“最后一公里”。一是发挥媒体服务,营造扶贫舆论氛围。县级融媒体中心通过运用县域内的融媒体矩阵,深度开发新闻资源,充分挖掘在地性优势,创新对农优质内容的输出。二是创新党建服务,增强组织建设引领。县级融媒体中心通过“互联网+媒体+党建”的融媒体模式,围绕脱贫攻坚的政治使命,推动党建引领、组织推动、党员支撑与扶贫开发的互促多赢。三是整合政务服务,提升基层扶贫效能。县级融媒体中心立足移动优先的建设理念,一方面加强移动政务办理,推动扶贫政务公开;另一方面构建网络问政,畅通群众在脱贫攻坚中的诉求渠道。四是延伸公共服务,激活便民惠民资源。县级融媒体中心通过连接民生服务、开展在线培训教育等措施,构建县域内民生、文化、教育等在线服务集合地。五是强化增值服务,构想融合扶贫新思路。县级融媒体中心主动享受互联网技术的红利,通过广告运营、电子商城、区域运营等各类业务,真正强化扶贫中的增值服务功能。

二、“十三五”时期我国媒体融合的亮点与挑战

1. 政策先行推动媒体融合良性发展

媒体融合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不仅关系着传媒行业的发展前景,也关乎我国社会经济领域的深刻转型,必须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统筹推进、管控并行。因此,“十三五”时期的媒体融合处处体现着政策先行的特点,国家相关政策层层推进着媒体融合进程向纵深处发展。

(1)我国政策始终推动着各级媒体单位的融合进程和融媒体矩阵的建设,保障媒体融合快速、稳定地持续推进。2014年8月18日,随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我国正式步入了媒体融合的时代,2014年也因此被称为“媒体融合元年”。2016年7月2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意见》,再次推进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快速、深度融合。201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旨在通过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高新型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水平。2018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的颁布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通过,保障了我国传媒体制和模式的改革和融合。此后两到三年,《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关于创建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发展创新中心有关事宜的通知》《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关于媒体融合的国家政策不断地被发布出来。尤其是2020年11月26日,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广播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在“十三五”收官之际再次推进了全媒体时代下的媒体深度融合进程。

(2)在促进我国媒体融合快速推进、发展的同时,管理部门也出台了相关政策,规范新兴媒体市场。2016年11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2017年6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创作播出管理的通知》、2019年11月29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三部门联合印发的《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12月2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以及司法领域相关部门的违法查处活动,均是针对传统媒体转型过程中以及新兴媒体崛起背景下已经出现或者可能出现的状况,及时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此外,除了中央各部门颁布的媒体融合政策外,各省市地方政府也根据本地区情况快速制定相应政策,以配合和推动本地区媒体融合的顺利进行。“十三五”期间发布的一系列政策部署在推动我国媒体融合进程、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保持良性的融合发展态势方面功不可没。而如何更快地感应媒体发展需要与市场经济需求,将政策颁布在前、引领在前,也是我国媒体融合政策目前乃至今后将一直考虑和做出调整的关键。

2. 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强化舆论引导力

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重点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同时要“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12]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追赶信息技术革命潮流,利用现代传媒新技术,强化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在线上线下同时把握好舆论走向,做好全媒体时代下的舆论引导。

在“十三五”媒体融合的进程中,中央和地方的主流媒体作为舆论引导的主要力量,在把政治方向放在首要位置的前提下,不断通过创新发展理念,构建多层次、多方位的融媒体传播矩阵。同时,通过构建以新闻信息多媒体集成服务为重点的全媒体平台,切实提升主流媒体的新闻舆论宣传“四力”,即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而在具体如何践行“四力”方面,除了利用传媒新技术,拓宽传播渠道、拓展传播形式以外,更重要的依然是以新闻为核心的融媒体传播内容,中央和地方媒体在融合过程中,内容传播和舆论引导上侧重有所不同。中央级媒体在日常新闻发布之外,更注重重大活动的全媒体策划与发布。例如2019年两会期间《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微视频《中国24小时》,五天内全网播放量达1.5亿,并译成多语种对外传播;又联合抖音、微博等第三方平台联合推出“我爱你中国”网络征集活动,各类作品和网友上传内容总阅读量过百亿。[13]省市级融媒体内容则更注重当地民生新闻,以隶属于河南大象融媒体集团的河南广播电视台民生频道《小莉帮忙》节目为例,该节目仅在抖音一家平台就拥有超过924万粉丝,收获超过9 849万点赞量。

然而,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互聯网环境中如何探索技术应用、洞察用户需求,在持续推进的媒体融合中怎样调整方向、配置资源,目前仍旧是新型主流媒体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14]

3. 技术创新提升内容生产

《“十三五”纲要》中明确表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和新型传播体系建设,必须以先进技术为支撑,以内容建设为根本。2016年12月27日,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强调要积极开展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布局,加强量子通信、未来网络、类脑计算、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基础研发和前沿布局,从政策层面指明了信息技术发展的具体方向。[15]五年间,媒体融合的进程伴随着VR元年、AI元年、5G商用元年以及区块链发展元年的到来,获得了更多的技术加持,创造出更多独具新意的内容形态和信息生产模式,为构建现代传播体系提供了基础性保障。

2016年5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信部和中央网信办联合制定了《“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2019年4月28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广播电视人工智能应用白皮书(2018)》;2019年8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印发《关于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019年12月10日,《信息技术虚拟现实应用软件基本要求和测试方法》发布。除了上述所提及的文件以外,“十三五”期间,国家还陆续颁布并实行了一系列与媒体融合有关的媒介新技术政策。在相关政策的引导下,秉承着移动优先的理念,5G、AI、VR、AR等媒介新技术迅速对新闻传播领域进行全方位的渗透。媒体融合也在媒介新技术的加持下,在内容生产、渠道运营、用户交互等方面加速转型,稳步推进相生相融的新局面。

依托于媒介新技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媒体单位也都在积极尝试并运用新技术,每年的两会便是媒介新技术尝鲜的好时机。《人民日报》联合人民网以及全国党媒信息公众平台,依托于自身强大且成熟的“中央厨房”,生产直播、微视频、H5专题、日播视频节目、图文作品等全媒体产品。新华社“媒体大脑”通过文本分析、综合计算舆情分析等人工智能技术,仅15秒便可以制作出一条关于两会内容的机器生产内容视频新闻。川报集团的封面新闻不仅是国内首家拥有聊天机器人的APP,还不断优化算法,加速完善AI机器人的写稿技术。

4. 多级式融合提供多方服务

媒体融合的过程不只是新闻内容生产和分发模式的融合和转型,而且是涉及更多元化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媒体的营收模式、社会功能、产业模式都有所改变或升级,并且相应地拥有更多种类的融合,也可以提供更多类型的服务。

“十三五”时期的媒体融合过程中,“内容+广告”的二元盈利模式已渐渐被“新闻+政务+服务”的多点营收模式所取代。增加用户黏性,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和引导力,不能只靠内容的创新和输出,还要强化政务、民生、电商等多种服务。其中,政务服务在基层融媒体中尤为重要,基层融媒体提供的政务服务已成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和社会治理能力的聚合。基层融媒体通过精准化与精细化的服务,既可提高党和政府协调基层各类主体资源的能力,创新工作方式,又可以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而其他多种服务模式,则通过有效聚合当地优势资源、构建互联网产业化平台,尤其是在基层的脱贫攻坚工作中搭建出了长效的精准脱贫机制。

在媒体融合的过程中,媒体已不仅仅是一个面向社会公众发布新闻信息的渠道和平台,而且转型升级成为一个承担媒体智库的社会角色。“十三五”期间,媒体智库的发展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和引导,也因为其具备有利的人力、智力资源等条件蔚然成风。例如《南方都市报》从2017年以来便开始建设南都大数据研究院,从“办中国最好的报纸”转型为“打造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型媒体”;而隶属于四川报业的封面传媒则将智库作为“智能+智慧+智库”,即集团未来三大增长点之一。

在产业模式方面,部分媒体单位凭借媒体融合中的“三驾马车”,即技术、内容和资本,拓宽产业运作和模式。其中重报集团建设产业园,拓展文化创意产业,加上旅游、电商物流等运营模式,盈利不菲。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则利用产业园拓展房地产业务,大幅度地扩充集团营收。

三、“十四五”时期媒体融合的新展望

2020年11月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称《“十四五”建议》)中,着重对媒体融合做出了工作安排,强调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16]从“深度”“做强”“建强”“用好”的表述上可以看出,我国媒体融合将进入换挡提速阶段,媒体融合的评价标准将逐步从“有没有”的数量层面,转向“好不好”的质量层面。国家还将出台相应的配套标准和政策导引,推动媒体融合朝着智能化、移动化的方向发展。

1. 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202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从重要意义、目标任务、工作原则三个方面明确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总体要求,要求深刻认识全媒体时代推进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17]2020年11月26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广播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的通知。《意见》提到,推动全媒体时代媒体深度融合,事关广播电视高质量创新性发展,事关壮大主流舆论,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各级广播电视机构积极落实,媒体融合取得重要进展。[18]为加快推进广播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意见》共提出了九大方面28条具体意见,涵盖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打造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新需要;全面加强内容建设与供给;强化先进技术创新引领;加快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全媒体人才队伍建设;大力推进管理创新;加强组织保障和政策支持。从目前国家已经发布的关于深度融合的意见可以看出,深度融合将成为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媒体融合的目标和重心。而如何能更加利用好媒介新技术,在内容、机制、人才、管理等各方面更加深入推进,也将是未来着重思考的关键。

2. 加强全媒体传播工程设施

无论是2014年8月18日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还是2019年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推动媒体融合、建设全媒体的相关论述,都印证了打造全媒体传播体系已然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19]《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及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原则和布局方式。而加强全媒体传播工程的设施作为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必要的硬件保障和技术支撑,需要各级主流媒体单位全方位通力协作共同完成。其中,中央级媒体和省级媒体,应充分发挥自身的高度优势、充沛的资金以及过硬的人才和技术支持,帮助和引领全国范围内全媒体传播工程设施的提升。而进程相对缓慢、步伐较弱的地市级媒体和县级媒体,要在融合中积极配合,积极主动地學习和改造升级。

3. 做强新型主流媒体

媒体融合作为以主流媒体为中心、融合其他各类媒体的媒体转型政策,其重心一直都是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加强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在现今的全媒体时代,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媒介新技术的不断升级和更迭,受众的信息需求也在快速发生着改变,同时改变的还有整个传媒生态和舆论环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主流媒体一方面要加强融合各类其他类型媒体,巩固其主流引导的地位和能力;另一方面,也要面对和解决全媒体环境下已经发生或可能会催生的传媒新问题。这既是建设新型主流媒体的机遇,也是一份任务艰巨的挑战。

“十三五”期间,我国媒体融合可以说已经完成了建设新型主流媒体的任务。“十四五”期间,完成“做强”新型主流媒体的要求和目标,首先应当继续坚持党性、人民性原则,保持主流媒体意识形态的稳固;其次,应当继续遵循传播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移动优先,顺应全媒体时代下智能化、可视化的特点和趋势;再次,继续推进新技术的深度落地,将传媒新技术切实用到主流媒体生产和传播中的方方面面;最后,从平台到集团,新型主流媒体应当想尽办法探索市场化盈利的更多可能。

4. 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

伴随着媒体融合的推动以及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帮助,在“十三五”的收官之年,我国全部贫困地区已经摘掉了“贫困帽子”,圆满地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的要求。其中,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基层资源的聚合地、调配地以及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挥了非常实质性的作用。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脱贫攻坚工程的“最后一公里”,通过新闻+政务+服务的传播模式,既运用自身的融媒资源,充分挖掘本地优质对农内容;又协助政务提升,帮助构建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同时还积极创新脱贫思维,帮助当地探索精准脱贫的长效机制。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许多县级融媒体中心确实在建设和运营方面做得较为成熟和完善,但仍有大量县级融媒体中心处于建而未用或者是用但未用好的阶段。因此,《“十四五”建议》中提到的“建强”“用好”,便是处于针对以上两种情况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要求。具体涉及其中的机制改革、运营管理、人才培养、技术支持等方面,这些都是县级融媒体中心需要在“十四五”期间继续考量和改进的领域。

回首过去的五年融合之路,可以发现国家对于媒体融合的要求已经由“十三五”规划中的建设现代传媒体系转变为全媒体传播体系。何为“全”,或许可以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思考一二: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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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odern Media Systems to All-Media Communication Systems: The Path of In-depth Media Convergence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XU Jing-hong, HOU Tong-tong(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media convergence in China, this paper summarizes four characteristics of media convergence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putting policies first to promote the sound development of media convergence; forging a new form of mainstream media to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improve content production and multilevel convergence to provide varied service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14th Five-Year Plan", the media convergence's transformation into all-media communication system will have four characteristics: deepening the media convergence; strengthening the facilities of all-media communication project; keeping on strengthening the new mainstream media and making good use of county-level integrated media center.

Key words: "13th Five-Year Plan"; media convergence; modern media systems; all-media communication system

作者信息:徐敬宏(1975— ),男,湖北孝感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新媒体研究、互联网治理与网络法;通讯作者侯彤童(1993—),女,河南焦作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新媒体研究、互联网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