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人口的惯性并非左右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重要的因素，决定人均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是效率，而不是人口数量。

在“碳达峰”概念热议的当下，不少人感慨，“人达峰”优先在2019年实现了，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大背景。从增量或同比角度，下一个十年，中国会渐次预见各类峰值。这些都是可预见的大趋势，也必将意味着大变革。

人口少子化与老龄化和“碳达峰”是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约束，演化路径都有较高的可预见性，对理解国家战略和制定投資决策有较高参考价值。本文重点阐述“人口达峰”的经济含义，包含总量层面与结构层面。

根据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关系，可将人口增长划分为5个阶段，各阶段对应着不同的年龄结构。这种变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会反作用于经济。从长周期看，无论是单一国家，还是全球整体，人口变化均符合上述五阶段特征。发达国家主要分布在第四和第五阶段，全球整体大致处于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过渡期（或第四阶段初期）。至本世纪末，总和生育率将趋近于2.1的稳态水平，全球人口增速会下降至0.1%，每年增长约350万人。

我们需要在文明的演化中理解人口增长及其经济含义。处于工业革命初期的亚当·斯密认为，人口与国民财富的关系是农业文明的产物。熊彼特说，18世纪中期之前，人们在人口问题上有高度共识，即“人口规模大、人口增加是财富最重要的象征，同时也是创造财富的主要原因”。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急剧膨胀时期的马尔萨斯认为，人口膨胀是增加转移支付的必然结果，主张维持贫困的约束作用。1937年，凯恩斯发表了题为“人口减少的经济后果”的演讲，他认为，英国已经迎来“人口达峰”，未来将是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世界。

对经济增长而言，人口结构的意义同样重要。人口结构兼具供给侧和需求侧双重含义，不同年龄段人口的生产、消费、投资和储蓄行为是不同的。在一个出生率下滑、劳动人口收缩、老龄人口增长和预期寿命延长的时代，经济增速有下行压力，而物价则面临上行压力。日本经验中，老龄化与通缩并存现象具有一定的误导性，真正导致通缩的是少子化。人口结构是一个慢变量，老龄化对物价的影响需在较长时期内观察。由于劳动契约、全球化、技术进步等因素对通胀影响更显著，人口结构的影响往往被淹没。由于人口基数大，中国的老龄化、少子化趋势对全球都有重要意义。

今时不同往日，世界人口红利都在消退。未来的世界，胀与缩的力量并存。人口结构老龄化、技术进步放缓、货币供应量膨胀等都是胀的力量，而贫富分化和债务压力仍然会从需求侧压抑物价。

当然，也不缺积极因素。人口的惯性并非左右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重要的因素，决定人均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是效率，而不是人口数量。即使是在总量层面（实际GDP），人口数量也并非决定性力量。剪刀差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而决定劳动生产率的是知识积累、资本深化与技术进步。

人口达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创新。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唯有向创新型社会转型，才能赢得新一轮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