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芬妮，张俊飚，何 可

(华中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湖北生态文明建设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0)

《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三五”规划》显示，2017年全国仍有40%的村子的生活垃圾与农业废弃物尚未得到合理处置，78%的村子缺乏配套的污水处理设施，由此可见，我国部分农村的人居环境亟待改善。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诸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等政策措施，以优化农村环境质量。2019年、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应发挥农民在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在此背景下，部分学者从农户“能不能”参与村域环境治理入手，指出个体的行为决策往往受资本禀赋的拘囿[1]，资本禀赋作为农户参与治理的必要条件，一旦满足行为发生的需要[2]，便可促使农户做出参与决策[2-3]。但事实上，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产生不仅需要考虑农户“能不能”参与(即参与条件)，还要关注农户“愿不愿”参与(即参与动机)。研究发现，只有条件与动机同时存在，方可诱发农户践行特定行为[4-5]；农户行为改变理论亦强调了动机对于农户行为产生的重要性[6-7]。由此，推动农户投身于村域环境治理既离不开资本禀赋的满足，更需要重点激发农户内在参与动机。

行为经济学发现，情感作为个体行为动机的组成部分[8]，其不仅能驱动行为动机，同时能显著影响个体的亲环境行为[9]。而村庄归属感在一系列情感因素中的作用格外突出，其能有效促使农户达成村庄集体行动[10-11]。由此，村庄归属感作为激发农户参与动机的关键，其能否与资本禀赋相协同，推动农户“能够”且“愿意”参与村域环境治理？回答上述问题，对于充分发挥农户主体作用、进而有效推进农村环境治理工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既往研究虽然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现有文献在探讨农户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时，多从农户“能不能”参与——资本禀赋的视角展开探讨[1-3]，忽略了农户“愿不愿”参与这一问题。这不仅未能全面掌握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内在机理，由此衍生的政策安排，亦或不足以完全调动农户的积极性。同时，已有研究大多将资本禀赋与村庄归属感视作影响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两个独立因素，未能意识到两者之间或许存在“联动性”。第二，以往研究已发现了村庄归属感在推动农户参与公共物品供给[10-11]、筹资出工[12]等村庄集体行为上的重要作用，但围绕村庄归属感与农户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文献较为有限[13-14]。

基于此，本文借助湖北省985份农户数据，构建Poisson模型，将资本禀赋与村庄归属感纳入统一研究框架，阐释二者在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中的作用机理与逻辑关系，以期为提高农户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目标提供思路。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资本禀赋影响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资本禀赋影响个体行为决策这一观点由Bourdieu首次提出,他认为资本禀赋大致包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只有拥有最低限度的资本，个体才会产生实践活动和行为选择[15]。之后，学者们在Bourdieu的理论基础上进行了拓展，指出其他类型的资本禀赋，如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1-2,16]亦影响农户的行为决策。由此，本文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分别阐述资本禀赋如何作用于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自然资本指的是农户参与治理所不可或缺的资源与环境要素[17]，会对农户环境治理的基础条件与需求产生影响；例如，平原地形的村庄更有利于农户收集转运生产生活废弃物与建设集中处理设施，耕地质量差的农户倾向于参与有益于培肥地力的治理项目。物质资本指的是农户参与治理所依赖的物品设备等，有助于提高农户在践行环境治理行为时的效率与便利性；例如，村庄沼气池、垃圾集中处理设施的建设有利于节约农户的参与成本，农用机械的使用有益于提高环境治理效率[1]。人力资本是农户参与治理的知识储备和生产能力[17]；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对环境治理的重要性与环境污染的危害性的认知越深，参与治理的行动能力愈强。经济资本是农户参与治理的资金实力；依照Maslow等的需求层次理论[18]，只有经济资本达到一定水平的农户才拥有追求更好生活品质和宜居环境的需求[1]，并且更具备支付村庄环境治理费用的能力。社会资本指的是农户的关系网络及可调动的资源，有助于农户通过组织化扩散方式参与环境治理、增强农户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传递，从而降低治理的交易成本[3]。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1：资本禀赋能促使农户投身于村域环境治理。

2.村庄归属感影响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村庄归属感指的是农户和其所生活的村子和人群集合体的情感联结，包含关心、认同、喜爱和依恋等[12-13]。村庄归属感可通过以下方面影响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13]：首先，本土心理学观点认为，拥有归属感的农户更倾向于首要考虑集体利益、而非个人利益，并且主动背负更多的责任以实现集体发展水平的提升[19]；因此，农户的归属感愈强、愈可能从集体利益出发，主动改善与保护其所生活的村庄环境。其次，村庄归属感不仅能够促使农户生出彼此理解、互为一体的感觉，增大农户与村庄其他农户合作的可能性，同时促使农户的个体行为目标向集体层面趋同[20]，故而，具有较强归属感的农户在面对村域环境治理这一集体目标时，亦会以保护村庄环境为己任、展开实践行动。最后，人文地理学主张，以地方依恋、认同为主要内容的“人—地关系”显著影响人们对资源环境的态度和行为[21]，其能够推动人们赞成村庄环境保护、践行亲环境行为[22-24]；而地方依恋、认同等概念均能描述人们对某地的归属感[25]，由此，村庄归属感亦有益于推动农户展现出对保护村庄环境的支持态度，并促使其踊跃投身治理。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H2：村庄归属感能推动农户投身于村域环境治理。

二、数据与模型

1.数据与样本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收集于2018年7月至8月，调研对象为湖北省鄂州市、黄冈市、武汉市和荆门市的农户。样本的选取方式如下：首先，在每个市随机挑选3～4个乡镇，然后在样本乡镇选定的基础上，从中随机挑选2～3个村，最后，随机对村内10户农户展开问卷调研。通过与农户“一对一”交流、观察农户作答时的反应填写问卷。最终，筛选出985份满足本文研究需求的问卷。

样本农户的基本特征如下：57.26%的农户为男性，32.08%的农户处于51～60岁的年龄区间，53.30%的农户仅具备小学及以下的文化程度，73.30%的农户居住在丘陵山地地形的村庄，88.63%的农户家中无党员或干部，68.43%的农户经营的耕地面积小于10亩，57.56%的农户的家庭规模为3～5人，68.33%的农户的家庭年收入在1～10万元。

2.变量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与已有研究[13]，同时考虑到农村环境包括生活环境与生产环境等，本文从生产与生活两方面选取生活垃圾处理、畜禽粪尿资源化、施用有机肥和秸秆资源化4种环境治理项目，并用农户实际参与环境治理行为的数量表征参与行为。

本文的核心变量包括资本禀赋与村庄归属感。就资本禀赋而言，本文设定了自然资本[1]、物质资本[1]、人力资本[26]、经济资本[2]和社会资本[3]5个方面的指标，并借助熵值法对各类资本指标进行赋权[1]，算出各类资本禀赋水平，最后对各类资本禀赋水平进行加权平均，得出农户的“综合资本禀赋”。村庄归属感方面，本文从主人翁意识[13]、对村庄的喜爱程度[13]、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12]、对村庄的认同感[24]、对村庄的依恋程度[24]5方面测度，赋值方式如表1所示(1)本文使用Cronbach’s α系数来检验表征归属感5个指标间的内在一致性，结果发现Cronbach’s α系数值为0.607，说明指标通过了信度检验。。同时，本文对上述指标进行等权重加总取平均[13]，求得农户的总体“村庄归属感”。

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农户个体特征、村庄特征与地区特征等变量，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含义与赋值

续表

3.模型选择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行为的个数，属于计数型数据，故使用最常见的计数模型——Poisson回归进行分析。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1)

式(1)中，P(Y=y|x)为在x的条件下Y=y的条件概率，exp(·)为以e为底的指数函数，β为系数向量，x为自变量向量，y!为农户参与行为个数的阶乘。

三、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

(1)样本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程度仍有待提高。生活垃圾处理是参与农户数量最多的项目，占比达97.26%，其次是秸秆资源化(70.36%)、畜禽粪尿资源化(61.73%)与施用有机肥(15.13%)。参与1种、2种、3种行为的农户分别占22.94%、17.26%、50.15%，仅9.14%的农户实现了4种行为的全部参与。

(2)样本农户的综合资本禀赋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农户的综合资本禀赋均值为0.03，明显低于标准差(0.07)，各类资本依照均值高低排列的顺序是：社会资本(0.70)>人力资本(0.47)>经济资本(0.09)>自然资本(0.02)>物质资本(0.01)。

(3)样本农户的村庄归属感仍有提升空间。农户的村庄归属感均值为3.80，各项村庄归属感指标依照均值高低排列的顺序是：主人翁意识(4.32)>对村庄的依恋程度(4.16)>对村庄的认同感(3.65)>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3.50)>对村庄的喜爱程度(3.38)。

2.实证分析

表2为Poisson模型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是综合资本禀赋与村庄归属感的回归结果，模型2是表征资本禀赋与村庄归属感各具体指标的回归结果。总体来看，Log pseudolikelihood与PseudoR2逐步提高，Wald chi2值在1%检验水平显著，表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表2 Poisson模型回归结果

(1)资本禀赋。由表2中模型1可知，综合资本禀赋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意味着资本禀赋能促进农户投身于村域环境治理。进一步探究资本禀赋各指标的影响，由模型2可知，人力资本中的健康程度在5%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表明农户的健康状况越好、参与治理的概率越高，其原因是农户的身体越健康越有体能实施环境治理行为，同时，村域环境与农户健康状况息息相关，为了维持现有或追求更高的健康水平，农户会格外关注农村环境卫生，从而参与治理的积极性较高。文化程度在5%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表明越有文化的农户越倾向于参与治理，可能的原因是，文化程度愈高的农户愈能领会到村域环境污染的害处与治理的益处，接纳先进观念和措施的可能性亦愈高，从而投身治理行动的概率愈大。由模型2可知，经济资本中的家庭总收入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表明农户的家庭收入愈高、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愈高；这主要是由于高收入的农户往往更为在意居住场所的卫生状况、追求高质量的生活环境[1]，加之其还具备支付环境治理费用的经济实力，因而参与治理的概率较大。由模型2可知，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在10%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表明家里有党员或村干部的农户参与治理的可能性更高，可能的解释是，农村环境的保护与改善离不开村干部和党员的示范带头作用，所谓“近朱者赤”，家庭中有党员或村干部的农户更容易受到正面辐射作用而积极参与。人际信任在5%的水平上正向显著，意味着越相信邻居的农户参与治理的概率越高；可能的原因是，农户对邻居的信任程度越高，在交往过程中越容易表现出频繁的信息交流和共享，这有助于降低环境治理行动的交易成本[3]、增强农户就参与治理达成合作的倾向。制度信任在5%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表明农户越信任环保法规、参与的可能性更高，这或许是因为，对环保法规的信任程度较高的农户更容易受到环保法规的引导与约束，从而自觉地顺应规制的要求、参与到环境治理中。

(2)村庄归属感。由表2中模型1可知，村庄归属感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说明村庄归属感能促使农户投身于村域环境治理。进一步探究村庄归属感各指标的影响，由表2中模型2可知，主人翁意识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表明其能推动农户投身村域环境治理；可能的解释是，农户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力量，其拥有的主人翁意识愈高，愈能意识到自身在保护村域环境、实现村庄良好运行中的责任，继而主动投身治理[13]。对村庄的喜爱程度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表明对村庄的喜爱程度促进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发生，正所谓“爱屋及乌”，农户一旦喜爱上村庄，不仅会对村域环境倾注同样的情感、较少出现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行为[13]，同时也会主动投身到环境治理行动中，用实际行动展现自己对村庄的喜爱之情。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在10%的水平上正向显著，意味着其能有效促使农户投身于村域环境治理，这或许是因为，农户越关心村里日常事务，越能了解到环境治理亦是村庄事务的组成部分，且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从而参与的概率较大。对村庄的认同感在5%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表明其能促进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发生，可能的解释是，归属感的产生离不开认同感的形成，农户对村庄越认同，意味着其越从心理上认可自己村庄成员的身份；这类农户不仅更为重视村庄的长远发展，同时对农村环境改善后获取的利益认知越多，从而参与治理的可能性越大[24]。对村庄的依恋程度在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意味着其能促使农户投身到村域环境治理中，这或许是由于，越依恋村庄的农户对村庄的长期期待越高，越倾向于在此长时间居住[13]，故而，这类农户将积极投身治理，以获取适宜长期定居的村庄环境。

(3)控制变量。由表2可知，性别、环境保护政策了解程度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女性农户更关注私人领域与家庭事务的处理，男性更关注公共领域、愿意在村域环境治理等公共事务上积极发声以彰显自身影响力[24]。而农户越了解环境保护政策，越能意识到参与治理既有利于改善村庄整体生态环境，又有助于为自身营造一个整洁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故而参与积极性更高。

3.调节作用检验结果

本文认为村庄归属感或许会在资本禀赋影响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中发挥调节作用，由此，构建综合资本禀赋与村庄归属感的交互项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村庄归属感的调节作用

由表3中模型3可知，资本禀赋与村庄归属感的交互项在5%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表明村庄归属感在资本禀赋影响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即农户拥有的村庄归属感愈高，资本禀赋推动其参与的作用力愈强。可能的原因在于，村庄归属感能够促使农户有意识地积累、使用有关环境治理的资本禀赋。具体来说，当农户缺乏对村庄的归属感时，即便农户具备参与治理的资本禀赋条件，也或因较低的归属感而选择不参与。而当农户对村庄拥有较强归属感时，为了让村庄环境变得更加美好，即便农户的资本禀赋尚不足以支撑其投身环境治理，农户也将有意识地了解环境治理的相关知识、掌握环境治理技术与设备、结识环保专业人员等，以积累有关环境治理的人力、物质、社会资本等禀赋；而当资本禀赋满足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发生的需要后，农户更将自发、主动地把资本禀赋倾注到村域环境治理中，例如支付垃圾处理、沼气池修建等环境治理费用、利用自身社会资源鼓励其他农户积极参与等。由此，随着村庄归属感的增强，资本禀赋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作用力愈大。

4.稳健性检验结果

Winsorize方法被用于检验本文结果的稳健性(表4)。由表4可以看出，核心变量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方向均与表2、表3大体一致，从而证明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湖北省985份农户调研数据与Poisson模型，论证了资本禀赋、村庄归属感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1)资本禀赋、村庄归属感均对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具有促进作用，其中，人力资本中的健康程度和文化程度、经济资本中的家庭总收入以及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能显著推动农户参与治理，村庄归属感中的主人翁意识、对村庄的喜爱程度、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对村庄的依恋程度亦能发挥正向效应。(2)村庄归属感在资本禀赋影响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中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农户的村庄归属感愈强，资本禀赋推动其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作用力愈大。

本文揭示了村庄归属感在直接推动以及协同资本禀赋推动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上的重要作用，这为有效推进乡村环境治理工作提供了一种传统理性与情感驱动相结合的新路径。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综合提升农户资本禀赋水平。具体来说，一是借助讲座培训、网络直播、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加大对农户普及村庄环境治理重要性的力度，并健全合作医疗、养老保险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农户的人力资本；二是除了鼓励和引导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流向和投资农村，为农户创造更多的增收机会之外，还应完善农业保险、信贷等服务体系，为农户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三是鼓励老年大学、文艺演出队等基层团体的建立，为农户拓宽关系网络、实现互助互信创造平台；同时，村干部与党员等基层工作者也应积极上门、同当地农户交流互动，实现社会信任水平的整体提高。第二，培育与强化农户的村庄归属感。具体来说，一是积极开展祭祀宗族、舞龙舞狮舞灯等节庆民俗与趣味运动会、老年歌舞队等群众性文娱活动，为农户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村庄公共生活，加深农户对村庄的喜爱与依恋之情；二是大力兴建休闲广场、图书阅览室、文体活动中心、露天电影院等生活服务设施，提升农户村庄生活的舒适度、满足感与认可感；三是创新村务信息公开和传播方式，借助公众号、微信群、直播平台等渠道展示村庄最新动态，提高农户对村级事务的知晓度；同时，依靠电子问卷、线上投票等网络参政方式，引导农户踊跃参与村委会选举、社区布局规划等公共事务，鼓励农户表达其利益诉求，增强农户的主人翁意识与对村庄事务的关心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