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庆，刘 钇，时朋飞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强调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对易返贫致贫人口要加强监测，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1]。在深度贫困集中分布的少数民族地区，致贫因素复杂、扶贫难度大、效果不明显，贫困治理工作往往会陷入“扶贫—脱贫—返贫”的恶性循环[2]。有研究表明，农户陷入返贫危机的根源在于功利扶贫模式下农户自身脆弱的生计状况没有发生有益的改变[3]，因此敏锐识别并预警返贫风险对切断“脱贫—返贫”通路、预见性地阻断返贫，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由于脆弱性导致返贫风险的作用机制尚未厘清，目前农户的生计脆弱性会导致什么样的返贫风险，如何有效评估返贫风险还处于研究空白状态。国外学者Polsky等提出“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的分析框架，提供了一个脆弱性水平的量化分析评价模型[4]。国内学者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户脆弱性的影响机理与评价指标构建，从不同维度阐述了农户脆弱性成因及类型[5-6]。尽管已有学者[7]指出农户生计脆弱性会带来生计风险，但是以往的研究常常将生计脆弱性作为背景，即外部因素，少有对基于农户脆弱性这一前置变量可能带来的返贫风险进行研究。而生计脆弱性带来的不可持续生计，对脱贫户而言是巨大的隐患。

关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研究是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反思，指出了扶贫工作中的短板，给后续贫困治理工作以启示。第二类则是关于精准扶贫的深入探讨和创新扶贫机制的研究。文化扶贫、产业扶贫、旅游扶贫、金融扶贫、教育扶贫等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近期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相关研究开始集中到“乡村振兴战略”以及与乡村振兴相关联的社会资本方面[8]。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如何构建防止返贫的长效机制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但少有文章研究返贫风险。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要求对返贫风险敏锐察觉，主动防范。段小力指出，我国的返贫具有区域性、突发性和频繁性的特征，阻断返贫要从预警机制的构建做文章[9]。然而，现有返贫预警机制的研究局限在定性层面[10]，定量研究不足。仅仅依靠定性研究很难及时发现农户面临的风险，从而贻误阻断返贫的最佳时机[11]。本文采取定量研究的方法，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例，把脆弱性因素纳入可持续生计框架下，探讨脱贫户生计的脆弱性，运用熵值法和综合指标评价法对返贫风险进行定量测算，构建脱贫户返贫预警机制。

一、生计脆弱性导致脱贫户返贫的作用机理

1.生计脆弱性

脆弱性是在不利影响下的受损程度、敏感程度以及承受能力的综合，可以被量化测量。Polsky提出了“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的脆弱性分析框架[4]。生计脆弱性本质上是一种“脆弱性”，具有脆弱性的一切特征，Siegel等认为生计脆弱性是与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密切联系的事前和事后状态，表征了未来贫困和福利受损的可能[12]。关于生计与脆弱性关系，可持续生计框架认为农户生计包括脆弱性背景，指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另一类研究[13]认为脆弱性是家庭条件行动和风险的产物，指出影响农户可持续生计有内外两种因素，内部原因来自脆弱性，外部冲击则用风险阐释，Dercon建立了“风险—生计脆弱性”分析框架[14]。两类观点都认为风险是外生于农户生计的，常用风险大小衡量农户生计脆弱性分析框架中的暴露程度，即风险可能会导致生计脆弱性。在论及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内生因素时，有学者用生计能力来解释[15]。综合上述观点，本文认为生计脆弱性是农户受内外因素叠加影响的结果，是农户在外部冲击下，由于自身承受力和恢复力的缺失而表现出生计不可持续性，可能会导致农户的高敏感性和低适应能力，从而处于可能遭受损失的不确定状态，通过对生计脆弱性的测度可以反映风险。

2.返贫风险

如果说脆弱性描述了未来可能遭受损失的状态，那么风险则以会发生损害为前提，阐释了这种损失的可能性大小。返贫意味着原来已经脱贫的人口因某种原因，不能维持正常的生存状况，又重新陷入贫困状态。这种现象表明，贫困者的生存状况和发展方式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难以在短时间内摆脱贫困状态。在返贫风险的类型界定问题上，学者们莫衷一是，付少平等提出，脱贫人口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是生计资本风险、生计能力风险和生计策略风险三类[15]；汪磊等将返贫风险因素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两大类[16]；耿新把民族地区返贫风险分为能力缺失风险、政策性返贫风险、环境性返贫风险和发展型返贫风险[17]。可以看出，返贫风险是多样化的，但当前已基本达成返贫风险包含农户生计内外两种因素的共识。内因表现为农户生计的不可持续性，进而造成生计脆弱性，最终形成返贫风险；外因类似于在生计脆弱性论述中提到的“风险”，表现为生计脆弱性中的暴露度水平，同样通过生计脆弱性造成返贫风险。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返贫风险即已脱贫农户再次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根据可持续生计框架可以划分为人力风险、金融风险、物质风险、自然风险、社会风险五大生计风险子类。

3.生计脆弱性导致返贫风险的作用机理

从动态视角来看，返贫风险的形成是生计脆弱性由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大致遵循“不可持续生计—脆弱性—返贫风险”的作用路径。首先，生计脆弱性具有动态性，生计脆弱性动态发展可能导致脱贫户返贫风险。不可持续的生计策略对生计资本的综合使用上出现偏差，造成脆弱的农户生计，虽不会直接损害农户福利，但在生计循环中不断发展，将可能形成生计风险，生计风险对应到脱贫户体现为返贫风险，返贫风险或将直接损害脱贫成效。其次，生计脆弱性具有传递性，返贫风险是生计脆弱性传递叠加的结果。农户的生产生活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18]，生计脆弱性内生于生计过程，随生计循环“流动”。同时，农户新一轮生计循环也可能衍生出新的生计脆弱性，生计脆弱性便在生计循环之中不断地积累与迭代，造成返贫风险。值得一提的是，生计能力是一项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原生脆弱性可以通过恰当的生计策略选择被部分化解，生计策略与生计能力匹配程度越高，农户的风险适应能力越强。另一方面，历史遗留的生计脆弱性将很大程度上削弱脱贫户当前的生计能力，对成功化解生计脆弱性造成阻碍。

从静态视角来看，由于返贫风险的阶段性演化，脱贫户在某一时点面临的返贫风险又具有规律性，可细分为五大生计风险子类。脱贫户人力资本缺失将直接削弱农户的造血能力，长此以往，陷入恶性的生计循环，催生人力风险。物质资本是脱贫户生计的保障和顺利实现可持续生计的物质基础，物质资本不足或者对物质资本不可持续使用将扰乱生计过程，引发生计脆弱性，最终造成返贫的物质风险。脱贫户对自然资本的不可持续利用将透支农户未来的自然资本，加重生计循环中的脆弱性程度，加剧农户返贫风险。金融资本是农户最直观和最重要的资本，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其他资本的短板，金融风险是农户生计的重大隐患，可能导致生计资本全面崩塌。社会资本代表了农户在生计过程中的社会因素限制和可以动用的社会力量，并非返贫的决定性因素。还需注意，子风险之间相互关联。其一，脱贫户各个生计资本相互牵动，一种生计风险可能牵连其他生计资本，产生更大的返贫可能。其二，各项生计风险在脱贫户生计循环中相互纠缠，共同作用于脱贫户生计活动，催生返贫风险。

二、民族地区脱贫户返贫风险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所有地区的返贫风险具有相似性，原因在于较多学者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将返贫风险解构为人力风险、物质风险、自然风险、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等5个维度，这些维度的评价量表(指标体系)已较为成熟[19-21]。然而民族地区返贫风险又具有复杂性，贫困历史长、贫困程度深、地区位置远、经济要素少、外部支持弱、社会认知差等原因导致民族地区返贫风险的不同指标权重与非民族地区具有较大不同，如林地指标达到0.80，非民族地区一般不将该指标纳入；同时本文对每个子风险类型进行脆弱性溯源，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将较多指标综合起来从状态-压力-响应视角表征农户某种生计资本的脆弱性，进而反馈脱贫户返贫风险，这个过程可表征民族地区居民在不同指标上的重视程度，尤其是在适应能力方面的差异直接反映某些指标的特殊性，如社会信任，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特殊宗族因素致使社会信任与非民族地区差异性较大。

具体而言，暴露度(E)指脱贫户所拥有的某项生计资本在脱贫户不同的生计策略选择和外部冲击下的损失程度，是客观现实。暴露度越高，脱贫户生计越脆弱，在脆弱的生计基础上的生计循环中积攒形成返贫风险的可能性越大。敏感性(S)则与脱贫户心理有关，是从脱贫户自身感知出发，衡量对所受冲击的担忧程度，脱贫户的担忧程度越大，表明脱贫户对该项风险的敏感性越强，风险程度越高。本文将生计能力纳入适应能力(A)中，认为适应能力包括在外界冲击下的承受能力以及遭受冲击后自身的恢复力，二者分别对应生计资本在遭受损失后的现存量和农户的生计能力。适应能力越强，返贫风险造成的损害越弱、对生计脆弱性的纠误能力越强，未来返贫的风险也就越低。

在参考相关研究结果的基础之上，根据西南民族地区脱贫户的生计现状和地区特征，以农户各类风险对应的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为指标，遵循科学系统性原则、层次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和区域性原则，从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关于“脆弱性”“农户生计”和“风险”的14篇中文文献和18篇外文文献中选取了30个高频指标，构建了脱贫户返贫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表1)。本文将人力风险(H)视为脱贫户人力资本的数量、质量、发展潜力以及拖累情况因素叠加的结果。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和劳动力流失指标从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数量两个角度呈现暴露度水平，从对教育负担和赡养负担的担忧程度测度脱贫户的敏感性，用劳动能力和受教育程度衡量适应能力。脱贫户面临的物质风险(P)分为私有形式的物质风险和公有形式的物质风险，选取表示受损程度的住房结构、家庭固定财产损失指标衡量暴露度，从对粮食减产和家庭财产损失的担忧程度衡量敏感性，从公共基础设施、耐用品拥有量衡量适应能力。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耕地与林地是脱贫户抵御自然风险(N)的重要自然资本，可以用来衡量脱贫户自然资本脆弱性下的适应能力，本文选取自然灾害和环境污染两个指标衡量自然风险对应的自然资本脆弱性的暴露度水平，用对自然灾害和环境污染的担忧程度衡量敏感性。金融风险(F)下对应指标从脱贫户的农业和非农业收入入手测量暴露度，以脱贫户收入波动情况和脱贫户非农就业难度衡量对金融风险的敏感性，用信贷来源和收入状况反映脱贫户的适应能力。生计脆弱性带来的社会风险(S)可以围绕社会资本的拥有情况进行衡量，通过社会参与状况和信息通达性指标描述脱贫户社会资本受损的情况，即暴露度水平，对政策波动和社会网络瓦解的担忧程度反映脱贫户对社会资本的敏感程度，领导能力和社会信任两个指标共同从脱贫户对于社会资本的掌控能力着手界定脱贫户社会资本存量，反映脱贫户对于社会风险的适应能力。

表1 民族地区脱贫户返贫风险评价指标

三、民族地区脱贫户返贫风险评估的实证研究

1.研究区域

少数民族地区往往贫困程度深、扶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农业农村基础差、底子薄、发展滞后，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22]。在本身经济欠发达的西南民族地区，令人瞩目的脱贫攻坚成果来之不易，意味着该地区的阻断返贫工作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以该地区为例开展返贫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研究具有典型性。本研究选取了我国西南地区4省共8个少数民族贫困村作为案例点，调研小组在2020年7月到2020年9月间通过实地走访共收集了205份有效问卷。案例点分别是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罗家沱苗寨、重庆市万盛区黑山镇北门村、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虎牙藏族乡上游村、四川省宜宾市珙县上罗镇团胜村、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东山彝族乡小庄子村、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额秧村、贵州省苗族侗族自治州肇兴侗寨、贵州省毕节市枪杆岩村。8个案例点均在少数民族地区，将脱贫攻坚工作与发展乡村旅游相结合，脱贫户生计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受访对象中男性105人，占总样本的51.2%，女性100人，占总样本的48.8%，男女比例基本持平。从年龄来看，受访对象以中老年居多。其中18～31岁的35人，占样本总数的17.1%，32～42岁的38人，占样本总数的18.5 %，43～55岁的62人，占30.2%，56岁以上的70人，占34.1%。从受教育程度看，被调查者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其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43人，占样本总数的21.0%，初中文化程度68人，占33.2%，高中文化程度63人，占30.7%，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31人，占15.1%。

2.研究方法

熵是评价系统有序程度的客观衡量，熵越小，指标变异程度越大，所包含信息量越多，在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程度越高。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运用该方法给指标赋权可以保证权重的绝对客观性[23]。因此，本文在熵权法的基础上对脱贫户进行返贫风险综合评价，计算步骤为：

(1)数据标准化。对各个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1)

(2)

对标准化后的数值进行平移，得：

Zij=x′ij+A

(3)

(2)计算各指标的信息熵。第j项指标下，第i个数据值的比重pij为：

(4)

指标熵值ej为：

(5)

(3)确定各指标权重

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gj为：

gj=1-ej

(6)

第j项指标的权重wj为：

(7)

(4)为方便描述，在参考以往研究[24-25]，得到第i个脱贫户返贫的风险系数ri：

(8)

3.结果分析

较多研究指出，历史上发展欠账较多、生态环境资源转化资产迟缓、居民自我脱贫意识薄弱、外部支持条件不持续性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性，是民族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面临的难题，而非民族地区这些问题没有凸显，这是两者的基本区别。基于上述5个方面的不同，再加上民族地区政府主导的巩固脱贫，注重物质帮扶忽视精神培育、重视行政措施轻视市场调节与制度构建，致使民族地区返贫风险系数高、频数大，且返贫风险容易呈现主导风险因子与多种风险因子并存的现象，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将详细阐述。

本文运用熵权法对案例地的研究数据进行了处理，得出各个脱贫户返贫风险评价维度的权重，形成民族地区脱贫户返贫风险评估体系(表2)。

表2 西南民族地区脱贫户返贫风险评估体系表

基于脱贫户返贫风险评估体系，运用前述的综合评价法对脱贫户的返贫风险系数进行了测算。本文中，风险的综合得分越低，脱贫户返贫的危机程度越高。参考前人研究[26-27]的风险等级划分，本文依据脱贫户风险系数由小到大将脱贫户的返贫风险等分为5个等级：重度返贫风险、高度返贫风险、中度返贫风险、轻度返贫风险和无返贫风险。

(1)现阶段案例地脱贫户面临较高的返贫风险和较为严峻的返贫形势。将样本脱贫户从1～205编号，样本脱贫户返贫风险系数r∈[0.3919,0.6394]。共识别出重度风险脱贫户19户，高度风险脱贫户100户，中度风险脱贫户62户，轻度风险脱贫户18户，无风险脱贫户6户。样本脱贫户中48.8%的脱贫户有高度返贫风险，半数以上的脱贫户处于高度和重度返贫风险中。

(2)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对脱贫户返贫风险的贡献率最高，是脱贫户返贫风险的主导因素。如表2所示，返贫风险评估体系中,人力风险和金融风险的权重系数分别为15.53%和17.46%，人力风险和金融风险更有可能拉低脱贫户的综合得分，增大脱贫户返贫风险。一般而言，金融风险和人力风险成正相关关系，脱贫户面临的生计风险往往是金融风险和人力风险共同或其中之一为主导，而上述两类风险具体的表现形式以及其子风险组合存在较大的地区和个体差异，需要分别讨论。

19户面临重度返贫风险的脱贫户对于返贫风险的研究具有典型性(表3)。其中，有9户是以人力风险为主导，9户以金融风险为主导，1户以自然风险为主导。究其原因，人力资本与脱贫户的生计能力直接相关，生计能力又决定了对所有生计资本的综合运用能力。人力风险主要来自脱贫户家庭人力资源数量不足和质量欠缺，受脆弱性的影响程度深，脱贫户在风险面前的暴露度高。本就缺少人力资本的脱贫户对于人力资本的敏感性更大，人力资本一旦流失，脱贫户将不堪重负，陷入新一轮的贫困。此外脱贫户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程度往往较低，文盲、半文盲占较高比例，他们学习新知识和接收各种信息的能力较弱，难以维系可持续的生计，风险适应能力弱。在面临重度返贫风险的脱贫户中，以金融风险为主导的脱贫户该项风险得分在[0.0506,0.0766]，最低值低于人力风险0.0647，表明在重度返贫风险的脱贫户之中，金融风险对于脱贫户生计可能有更为沉重的打击。金融资本是脱贫户脱贫的根本性指标和脱贫户生计资本中最为活跃的因素，高金融风险来源于脱贫户本身薄弱的金融资本基础，传统务农的生计方式易受外界影响，收入不稳定，暴露度高。金融资本是脱贫户最具象、最直观的资本，受脱贫户关注度高，敏感性较强。由于自身认知的限制，脱贫户在遭遇金融风险时多向亲友求助，借贷渠道较为局限；客观而言，面临重度返贫风险的脱贫户自身的金融资产储备并不足以支撑其在有强脆弱性的生计循环中平稳渡过，面临重度返贫风险的脱贫户在金融风险前的适应能力也极为有限。

表3 重度返贫风险脱贫户的风险构成

(3)脱贫户的返贫风险并非单一因素引发的，而是由单个脆弱性因素主导，各项脆弱性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脱贫户的主导生计风险将导致脱贫户获取和运用其他生计资本受阻，其他生计资本被削弱不利于脱贫户摆脱主导生计风险，各项生计风险共同参与，诱发返贫风险。总体来看，样本脱贫户的返贫风险类型主要集中在人力风险和金融风险，这两种风险也是大多数脱贫户面临的最主要返贫风险，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在脱贫户稳固脱贫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然而，主导风险是相对的，它并不对其他类型的风险构成遮蔽，脱贫户返贫仍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面临两种及以上主要风险的脱贫户占比很大，客观来讲，脱贫户的社会、物质、自然风险也需要兼顾。值得注意的是，面临较高返贫风险的脱贫户的风险往往是复合型的，不同类型的风险相互影响、相伴而生，对有重度返贫风险的脱贫户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提升抗风险能力。

四、民族地区脱贫户返贫风险预警机制构建

本文提出的预警机制从系统上涉及风险分析与风险防控两个方面(如图1)，其中风险分析是前提，风险防控是关键，而整个预警机制构建的核心是风险系数的确立。预警机制的具体构建过程如下：

图1 脱贫户返贫风险预警机制

一是，评估返贫风险，计算脱贫户返贫风险得分，这是确定返贫风险警戒线与划分返贫风险类型的依据。根据脱贫户生计风险监测程序，严格依照返贫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及对应权重进行脱贫户生计风险综合评价，计算风险得分。

二是，确定警兆，即确定返贫风险系数的临界值(警戒线)，这直接关系着整个预警机制系统的运行。结合巩固脱贫、返贫风险以及各种危机预警机制等相关文献[2，5，22，27]，基于调研地区脱贫户风险系数的取值范围(0.3919,0.6394)，再加上对所有调查对象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能力的综合考量，确定警兆值为0.5404，大于该值，表明脱贫户已经完成了脱贫且有较强的持续“造血”能力，只需要对其进行定期的风险评估，常规监控。反之，则意味着脱贫户生计能力较为脆弱，极容易返贫，需动态监控，及时发布预警。

三是，明确警度。对于跨越预警线的脱贫户，根据其风险系数，进行精准划分，以便于发布对应等级的风险预警，这是对第二步低于警兆值脱贫户的进一步划分。根据风险系数的取值范围，参考杨瑚、赵文倩等学者的研究[11，27]，风险系数处于0.4909～0.5404之间的脱贫户属于中度返贫风险类型；如果风险系数小于0.4909，脱贫户则处于高度返贫风险的范围；基于19户脱贫户风险得分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4405和0.3919，认为一旦脱贫户的返贫风险得分低于0.4405，说明脱贫户处于重度返贫风险状态。

四是，识别警源与确定干预措施。借助上一步脱贫户风险程度的划分，对不同警度的脱贫户进行返贫风险点诊断，并基于风险因子识别，确立干预、防控措施。一方面，依据风险评估中所识别出的警源，结合现有应对措施，从覆盖全面性和扶持力度两个方面进行政策反思，找到政策薄弱点，确定下一阶段防止返贫的施力方向。另一方面，对于中度返贫风险的脱贫户，应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兜底，鼓励脱贫户依靠自身生计能力消除生计脆弱性，从而减轻返贫风险；针对处于高度及以上返贫风险的脱贫户，应对脱贫户面临的具体返贫风险成因进行分析，依据返贫风险评估体系计算脱贫户各个风险得分，摸清脱贫户的风险类型，找到脱贫户的返贫风险点，然后对症下药。此外，依据警度大小和警源构成的复杂程度，确定干预周期内对脱贫户的监控强度，保持持续关注，同时还应配合对脱贫户返贫风险的密切监控，动态调整相关政策，切实保障脱贫户稳固脱贫不返贫。

五、结论与建议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应及时阻断脱贫户返贫，科学有效的返贫风险评估和预警必不可少。基于对西南四省民族地区脱贫户的实地调研，本文基于生计脆弱性导致返贫风险的作用路径确立了脱贫户返贫风险定量评估体系，从可持续生计框架和生计脆弱性角度考虑了脱贫户返贫的更全面的风险因素，量化测度其返贫风险，构建了脱贫户返贫风险预警机制，得出以下结论：

(1)生计脆弱性在脱贫户的生计循环中动态传递，叠加脱贫户较弱的生计能力，生计脆弱性并不能得到及时的化解，最终造成返贫风险。本文强调生计循环的不可持续带来生计脆弱性，生计脆弱性卷积导致了脱贫户返贫风险；(2)脱贫户的返贫风险可划分为五大生计风险子类，每个子风险的大小可基于生计脆弱性导致脱贫户返贫风险的作用机理，通过对脱贫户脆弱性的测度反映出来。脱贫户返贫风险评估体系指标内容根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脆弱性分析框架选定，指标权重依据熵权法确定，达到较好的返贫风险测度效果；(3)脱贫户返贫预警机制应结合警度与警源，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脱贫户，分类分型制定干预措施，并通过对脱贫户生计状况的持续测度评估政策有效性，优化改进方案。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认为破解西南民族地区返贫难题应遵循以提升生计能力为本、防范返贫风险为主、改善生计环境为辅的总体思路，具体可从主体—客体—区域三个视角展开。

从主体视角，民族地区政府面对不同风险等级的脱贫户，政策制定需要因户制宜。总的来说，要首先保证重度返贫风险脱贫户享受政策的优先序，提高抗风险能力与培养生计能力双措并举，保障脱贫户生计资本存量、全方位降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针对高度及重度风险脱贫户提供预防和保底政策支持，助力脱贫户在生计过程中不断修正脆弱性，降低风险水平。中低风险脱贫户的当务之急是降低政策依赖性，提高可持续生计能力，形成良性生计循环，彻底摆脱返贫风险。对暂无返贫风险的脱贫户也不能放松警惕，定期评估返贫风险，及时发现并消除返贫隐忧，预防突发事件引起返贫。

从客体视角，五大返贫风险需应对及时，靶向精确。广泛存在人力风险的地区应从人才培养、人才吸引以及医疗保障三个方面着手，从数量到质量提高地区脱贫户抵御人力风险的能力。面对金融风险，应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深化农村金融改革。针对民族地区脱贫户的物质风险，应着力提高脱贫户物质资产的储备，同时保障脱贫户物质资产权益。应对自然风险，需加强灾情预警通报，完善抗灾自救机制，同时与发展绿色经济结合，做好保护和发展两篇文章。化解社会风险，需扩大脱贫户政治参与，深化村民小组、自然村自治，创新村民自治有效形式。

从区域视角，应主要着力于改善区位条件，挖掘资源优势,为脱贫户提供更多样的生计策略选择和致富契机。在民族风情浓郁的云贵等地的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禀赋充足，可着力振兴民族村寨，构筑少数民族文化产业高地，结合自然保育要求发展民族特色乡村旅游，打造自有品牌，扩大脱贫户收入来源。对于渝东南等汉化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化解脱贫户返贫风险，需转变发展路径，发挥本地资源优势，创新产业扶贫模式，引进专业人士，发展特色产业，促进脱贫户生计策略多元化，提高脱贫户可持续生计能力，降低脱贫户生计脆弱性。在受生计资本和地理环境的约束，兼业化发展条件不具备的川西等少数民族地区，还应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优化道路交通体系，兼顾道路交通安全建设，畅通对外开放大通道；此外，培育壮大绿色经济，以优化品种、提高质量、增加效益为中心，积极调整种养殖业结构，加快发展畜牧业、林业,合理调整农业生产的区域布局，发展特色农业，形成规模化、专业化的生产格局。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地域特征，要探索推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新模式，引导党员群众生产生活互帮、民族文化互融、思想互促共进，着眼于提高各族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内生动力，不断赋予传统民族文化与阻断返贫模式的良性互动的新时代内涵，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