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奥蕾，夏惠芸

(1.云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2.云南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

1 引言

互联网的普及与进步推动着各种传统产业的变革，新型职业农民就是在“互联网+”的背景下产生的一个新型职业。2015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提出培训一批网络化、智能化、精细化的现代“种养加”生态农业新模式，加快完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培训多样化农业互联网管理服务模式。2020年4月农业农村部关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高质量发展规划(2020—2022年)》的通知，规划了到2022年，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蓬勃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关键在人，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是农民，受益者也是农民，必须培训一支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本土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作为人才支撑。国家已经将培训新型职业农民放在了推动乡村振兴、推动农业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位置，为加快新型职业农民的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未来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就是新兴职业农民，他们作为新生力量，需要在实际推行过程中给予更多的帮扶、鼓励与培训。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如何将互联网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尽快培训出一批成熟的新型职业农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2 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

新型职业农民应符合四个基本条件，即以农业为职业、占有一定的资源、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于农业[1]。朱启臻、杨汇泉[2]认为新型职业农民需要有知识、有文化 、懂科学、善经营，还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把发展农业与对社会、环境的责任结合起来。李文学[3]认为职业农民的内涵应有四个特质：一是全职务农 ，二是高素质，三是高收入，四是获得社会尊重。童洁、李宏伟等[4]认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应该从专业化、产业化和组织化三个方向展开。杜威漩[5]将新型职业农民定义为具有较高文化、思想、科技及经营管理素质，具有强的生产经营能力、市场应变能力乃至创新创业能力，以农业作为独立和稳定的职业，并以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获取最大化经济利润为目标的农民。

2.2 国际经验的借鉴

发达国家中，美国、日本等对职业农民培训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李志远、李尚红[6]认为美国农业的发展是基于土地产权制度明晰、土地经营规模化、专业化以及政府调控与保障的结果，农业生产组织经营模式的创新是中国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创新的最佳选择；并且民营农场制度可以借鉴公司制方式进行。李红、王静[7]认为日本农业现代化远超中国的重要因素在于其高度发达的农业教育、掌握现代技术的高素质农民；日本农民职业教育立足于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坚持学历教育与开放式终身教育相结合的办学模式，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教学方法。李凌、何君[8]总结了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的法律与政策，提炼了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从立法角度推进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郝志瑞[9]认为德国农民职业教育体系专业化水平高的原因在于使用“双元制”的农民职业教育培养模式，“双元制”以学校和企业为两大培训主体，由学校和企业共同承担教育经费，为农民减负。

2.3 农民参与培训的影响因素

朱奇彪、米松华等[10]的研究得出，性别、文化程度、从业年限、收入结构、技术问题，以及政府培训补贴力度，外部环境等，都对新型职业农民参与技能培训的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吴易雄、周芳玲[11]的调查得出，82.6%的新兴职业农民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当职业农民。周杉、代良志[12]认为目前仍存在农民参与培训的意识薄弱、学员素质参差不一、培训机构单一等问题，且实证分析表明,农民参培前的经营业绩对培训效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陈利昌、陈菁[13]分析表明，影响农民参与新兴职业农民培训最重要的原因是农民对政策制度的了解，实证分析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对职业技能培训政策制度的了解每提高一个层次，则对职业技能培训意愿会提升87%。

2.4 “互联网+”的应用

吴易雄[14]的研究认为，85%的新型职业农民倾向于培训教师采取课堂讲授与现场指导相结合，以现场指导为主的培训模式，通过看电视、听广播、上网等远程教育途径学习的比例不高。黄河啸、彭一辉等[15]认为可以运用大数据分析新型职业农民的个人需求，推荐更合适的培训班信息，从大数据中了解农民教育培训的相关信息，合理规划年度培训主题、时间及地点，保证培训基地的品牌独具个性化。张丽、王海丽[16]认为可以借助“互联网+”大数据，搭建多维度、多层次跨界特色农民创新创业培训合平台，例如农业特色产业链+创业培训平台、农业互联网+科技平台、“互联网+软实力”平台等，并根据评价结果改进培训内容。刘阳、张亚群[17]认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的特点是长效性，需要在培训过程中不断变革更新教育模式、机制，进而助推农业现代化的实现。王楠、张伟远等[18]着眼于“互联网+”时代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终身学习的现状，认为课程学习名额有限和学习内容缺乏吸引力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主要矛盾，以及群体选择的学习内容较为集中，且学习费用有限，需要针对新型职业农民，设计规划有效的课程体系，满足其终身学习需求。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新型职业农民的研究涉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但大部分都是理论层面的研究，对于新型职业农民如何经由培训从青涩到成熟还不够完善，有待补充。文章基于现有的培训模式，探究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新模式，对培训新型职业农民提出更有效的建议。

3 农业从业者现状

3.1 农业从业人员逐年减少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加快，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机的广泛应用，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农村劳动力加快转移，农业从业人员不断减少。此外，农村青壮年不满于农民相对较低的收入，纷纷外出打工，导致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情况趋于严重，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成了老人、妇女甚至孩子。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9》统计，截至2018年年底，农村常住人口56401万人，较2017年减少1260万人；第一产业劳动力20258人，较2017年减少686万人。随着信息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2亿多承包农户就业和经营状态不断发生变化，“未来谁种地，怎样种好地”，成为现在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空缺大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快速推进背景下，与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和现代农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概念。由于组织属性不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优势、功能定位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并进而深刻影响到政策支持目标与对象的选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体上分为三类，分别是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链条的组织核心，是农业组织化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业组织化经营主体中最基本的存在形式；家庭农场是一种新兴的农业组织化经营主体模式，能够更大程度的发展生产力，种养殖大户是家庭农场的雏形。据农村农业部统计数据，截至2018年底，全国家庭农场达到近60万家，其中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达8.3万家；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到217.3万家，是2012年底的3倍多，其中县级以上示范社达18万多家；全国从事农业生产托管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数量达到37万个；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快速发展，总量超过300万家，成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至今，参与的农民不在少数，但发展至国家重点单位的空缺依然很大，统计农业农村部公布的合格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名单，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山东、江苏、河南、四川数量较多，天津、海南、西藏的数量较少。

图1 中国各省、市与自治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

4 “互联网+“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中面临的困难

4.1 农村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人，较2018年底增长2598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61.2%；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人，较2018年底增长2984万人，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1%，较2018年底提升0.5%。但是，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困难大，互联网普及率不高，导致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无法得到有效开展。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仅占38.4%，城镇互联网普及率较高，达到74.6%，而且城乡互联网普及率的差距仍有持续扩大的趋势。由于教学基础设施不健全、教学基地不足等问题，每次接受培训的农民只有一小部分，据统计，每年能接受系统培训的农民占比不到5%，1年以内能够接受3次以上培训的农民不足3%。此外，农业部虽然已经提出建立智慧农民云平台的设想，但实际上与农业相关的网站、APP都比较少。

4.2 培训师资力量薄弱

师资队伍总量薄弱是造成当前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作难以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互联网+”在农村的不断深入，农村对电子商实用用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2020年农村对于实用人才的需求量达1800万人，其中，各类技术服务型人才达到150万人，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2年。截至2014年，农村实用型人才占农村劳动力总量仅1.6%，农村实用型人才极度匮乏。其次，农村地区生活条件差、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利、资源不充足，难以吸引专业人才，而且，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农民工，大部分都选择在城市落脚，不会回到家乡，导致农村人才流失，农村网络教育师资队伍难以迅速壮大。

4.3 互联网利用率不高

当前农民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仍然是电视、广播、报纸等，部分农民思想观念保守，对互联网没有一个科学的认知，不能接受互联网教育的方式，没有意识到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作用，导致信息获取能力不强。虽然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农村每百户有计算机和移动电话分别达到29.2台和246.1部，手机在上网设备中也占据主导地位，但大部分农民使用手机还仅限于日常娱乐，并没有通过互联网获取知识的意识。吕莉敏、马欣悦[19]在常州地区的调查结果显示，留守在农村的新生代农民数量虽然较老一代农民的文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但是互联网意识还很欠缺，仅有3.8%的新生代留守农民知道主动利用互联网查询相关培训信息。

4.4 培训课程质量亟待提升

由于师资力量不足、硬软件设施落后等原因，当前使用的培训模式主要是传统的课堂教学和专家讲座为主，网络课程寥寥无几，课程内容也都是大范围的，培训内容与实际情况脱节，没有与当地主导产业、特色产业相结合，培训也只是纸上谈兵，重理论轻实务，不能将课堂、农业有效结合。其次，培训往往是一次性培训所有新型职业农民，并未考虑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文化层次的农民群体的需求，例如年轻从业者的网络技术较强，不再需要网络使用技能培训，可以直接进行电子商务等培训，因材施教，才能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实现最佳效率。

5 “互联网+“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建议

5.1 探索更多培训路径

利用QQ、微信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程度，建立经验交流群。不同群体的培训方式进行区分，例如，年纪较大、对互联网不熟悉的农民，可以另外设置互联网使用指南等课程，引导他们学会从互联网获取信息；对青壮年劳动力，可以采用网络远程教学，但不限于直播课，利用录屏软件进行录制，保证时间冲突的学员不落课，也方便课后复习。利用抖音、快手等视频平台，邀请创业成功者发布视频、进行直播传授经验；利用贴吧、豆瓣、知乎、论坛等社交平台，开启经营经验交流贴，从业人员互相交流农业技能、管理经验、网络知识等；在慕课等网课平台上发布高质量网课，规定每年必须完成的课程学时，要达到的课程学分，符合标准后才允许参加考试，教师可以在后台看到农民的学习情况，起到监督农民自主学习和全面发展作用。

5.2 打造专业化师资队伍

教师团队应当具备互联网职业培训的思维，制定培训方案，精确培训目标，实施培训计划，打造一只专门为当地农民服务的教师团队，教师团队成员从各级农业院校、农业部门、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和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中选拔。对教师团队也要定期培训，保证教师团队了解农业专业知识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同时，对国内外先进技术、知识的及时补充，确保向农民传授的知识是最前沿与成熟的。对于引进的教师应当给与政策上的支持，特别是扎根农村为职业教育服务的教师，例如提高工资水平、税收优惠、提高补贴范围、优先职务晋升等，留住老教师，吸引新教师。

5.3 因地施教

东部地区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较快，农业现代化也更容易实现，相应的对农民的素质要求也比较高，所以东部地区新兴职业农民培训应以农业专业合作社组织为主要方向。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差，却是粮食产量最高的区域，所以中部地区的培训应重点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在政府的帮助下，引进新技术、新方法，提高农业产量。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落后，但西部地区的资源丰富，可以发展其休闲观光的功能，培训过程中强调开发旅游产业过程中尽量不破坏其生态系统。东北地区也是重要的粮食产量基地，规模化比较有优势，机械化水平也比较高，可以继续发挥其产业优势，推进机械化的发展，为其他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高机械方面的指导。南方地区夏季雨水较多，东北地区寒潮等，自然气象灾害对农业的影响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在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时，还要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季节可能会存在的灾害种类，例如东北地区的寒潮、东部和南部海域的台风、风暴潮等，要加强减灾知识的推广，拓宽职业农民的技术知识结构，降低自然灾害的风险。

5.4 加强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信息网络建设，加快农村地区网络光纤通信基站建设，扩大农村网络覆盖范围，提高农村网络普及率，畅通农村通信网络，提高农村信息化程度，缩小与城市网络普及率的差距。当前手机消费门槛低、技术也比较成熟，在青年农民群体中使用率较高，为进一步提高智能手机的利用率，尽快实现农村无线网络全覆盖，政府颁布相关政策限制农村网络收费高的问题，加快网络提速降费，吸引更多农民参与网络培训，帮助农民随时随地接受培训，提升自身素质。构建农产品电子商务销售体系，完善农村网络销售服务体系，开辟专用教室供农民学习，建设专用仓库存放农产品，鼓励更多农民通过互联网参加教育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