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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机制视域下的未来主义探讨

2021-07-20庞韬

现代商贸工业 2021年20期
关键词:未来主义意大利

庞韬

摘 要:未来主义是意大利现代艺术第一声,始发于文学领域。1909年,诗人马里内蒂在法国《费加罗报》上发表首篇《未来主义宣言》,宣布摧毁图书馆、博物馆、科学馆等旧世界坟墓;热爱机械动力、崇尚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数位未来主义者投身战争,伤亡惨重,未来派由此分化。右翼成立未来党,视墨索里尼为政治领域的未来主义者,完成了与法西斯的双向身份认同,将未来派带入了激进的巅峰和生命的终点。未来主义绝非纯粹的艺术流派。它拥有庞杂的宣言、作品、集会、展览和演讲,理论先于且重于实践。此外,它横跨20世纪初两大文化现象:现代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本身已构成一场文化奇观。仅以现代主义艺术流派界定未来主义是单向和片面的,因此本文以逃避机制为主视角回视未来主义,探讨其诞生及激进根源。

关键词:未来主义;意大利;逃避机制;马里内蒂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20.064

1 诞生时机:新旧纽带交替间隙

弗洛姆(Erich Fromm)认为,人出生之前,拥有源自母体的始发纽带。但随着自我意识的苏醒,他逐渐意识到:个体与母体、与自然、与世界之间处于恒久的分离状态。于是,继发纽带在始发纽带断裂后接力出现,但继发纽带不是出自天然,而是出自逃避。“宗教与民族主义,以及任何无论多么荒唐和低贱的风俗和信条,如果仅仅使个人与他人相连,也是逃避最令人恐惧的孤独的避难所。”

纽带建构是全人类的精神现象,它对外源自线性时间观,时间单向流逝且不可逆转;对内来自人类的死亡本能。从时间的角度看,为对抗时间的线性流动,人类尝试建构无时间的空间用以消解其对死亡的恐惧。宗教、哲学、艺术等意识形态因摒弃时间而获得永恒,以其无时间性成为人类世代的避难所。人躲藏其中,便能暂时忘记个体生命的有限。从存在的角度看,人是不连贯的诸存在,死亡在个体之间划下深渊。“这一万丈深渊,无法消除。我们唯一可以共同做的,是感受面对着一深渊时的头晕目眩……这道深渊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死亡,死亡令人眩晕,又令人着迷。”为对抗这种不连贯带来的孤独,人渴望深度的连接。这类连接存在于性爱、情感、宗教之中,有效地使人短暂地忘记现实,消减孤独。

总之,纽带建构具有两项功能:精神避难与消解孤独,均属逃避机制。中世纪到20世纪初,意大利历经两次纽带断裂。第一次为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第二次为民族主义到法西斯主义。文艺复兴照耀意大利近四个世纪,是其荣耀也是其枷锁。未来主义诞生于第二次纽带断裂间隙,企图挣脱文艺复兴对意大利的禁锢,重建新的叙事结构。因此,从逃避机制的角度回视未来主义,指在历时上探讨其诞生之根源和在共时上探讨其激进之根源。

1.1 第一次断裂:中世纪到文艺复兴

中世纪末,文艺复兴的第一缕曙光就照耀在位于亚平宁半岛的意大利。《圣经·旧约·创世纪》中,人类祖先被逐出伊甸园,与自然的始发纽带断裂。“乐园一旦失去,便无法返回”,但纽带断裂导致的孤独在中世纪得到了妥善处理。中世纪是西方最稳定的时代之一,后世对它的评价一般呈现两极,一极以现代理性主义者为代表,认为中世纪是黑暗时代,人缺乏自由,愚昧迷信;另一极以保守哲学家为代表,认为中世纪恒定的社会结构,为人带来稳定的心理状态。安全感的获得以自我的丧失为代价,此时人没有自我,也不必忍受孤独。抛去立场,上述观点基本描述了一个事实:首先,中世纪的人依附种族、民族、家族等集体存在。人在集体依附下只能朦胧地触及自我,很难唤起个体意识。其次,中世纪社会等级固化,人际和经济关系恒定不变,极度不自由的空气给予了个体极度牢固的继发纽带。

文艺复兴前夕,自由资本主义的出现使这条维持了近十个世纪的继发纽带出现裂缝,意大利第一次纽带断裂就发生在这个间隙。布克哈特(JACOB CHRISTOPHER BURCKHARDT)说,意大利文艺复兴是现代欧洲的长子,是第一个个人。个人主义盛行,意大利画家率先在自己的作品上签上姓名;达·芬奇在阐述自身的美学观时指出:欣赏,为这一件事物本身而去爱它,不为旁的理由。艺术领域中个体意识和感性认知的突出正是这个断裂时代的映照。

1.2 第二次断裂:民族主义到法西斯主义

进入19世纪,意大利彻底丧失昔日荣光。1814至1815年,意大利中部地区和城市伦巴第、威尼斯被奥地利帝国控制,南部由波旁王朝统治,国家分裂使意大利在短时间内仅能作为地区名词存在。1930年起,意大利在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等人的领导下,掀起民族革命。此起彼伏的民族革命孕育出了意大利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1861年3月17日,意大利王国宣告成立;1870年,意大利完成统一;次年1月,意大利宣布罗马为首都,重获国家心脏。至此,意大利结束漫长的分裂史,以国家的身份完成回归。

意大利19世纪的民族经历对后期法西斯主义和现代主义艺术共存于意大利具有直接影响。首先,民族分裂史和革命运动导致意大利民族主义根基深重。所谓民族主义,指存在于民族内部的排他性认同感。其次,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和科技等领域发展明显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国家长期分裂导致意大利南北失衡,北方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时,南部仍处于庄园经济形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大利中产的力量日益强大,却无法从国家现状、阶级权力中获得与阶级力量匹配的荣耀感。他们为国家贫弱而焦虑,又因权贵特权而嫉妒,此类情绪以愤怒的形式弥散,使中产阶级成为意大利社会变革中激进的中坚力量。这股激进势力使意大利快速由自由资本主义步入垄断资本主义,并以强势、频繁的对外扩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刷足存在感。不彻底的民族革命、贫弱的国家现状、极端的民族主义汇成意大利“贫穷帝国主义”的全部面貌。

动荡与虚势将意大利抛出民族安全感之外,导致第二次继发纽带的断裂和焦虑民族主义的登场。在新的继发纽带建构中,意大利人试图将辉煌的过往夷为碎片,从过往的废墟中,重建新的叙事,寻求意大利的“重生”。未来主义正好落入这个历史節点,它原发于极端民族主义,对民族极度自护,对过去极度厌倦、对现在极度不满,对未来极度憧憬,并表露出对民族文化重建的极度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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