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琦 闫玲玲

摘 要：2017年末，“360水滴直播事件”“支付宝年度账单事件”和“微信偷看用户聊天记录事件”三起隐私泄漏公共事件相继爆发。人们在微博中发泄情绪，但人们实际的隐私管理行为如何，是否如他们所表露出的情绪一样，值得深入探讨。通过收集三起公共事件中的网民评论和微博个人信息等数据，运用隐私管理理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分组比较后，情绪表露强烈的人群更多地采用严苛的隐私管理行为。同时，社交媒体使用经验、社交网络规模对隐私管理行为产生影响。

关键词：微博;社交网络规模;社交媒体使用经验;情绪;隐私管理行为;隐私管理理论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573（2021）02-0043-10

一、引言

2019年12月初，“微信发原图会泄露位置信息”的话题成为热点，在激烈的讨论后又回归沉寂。这并非个例，近年来，隐私保护问题一直难有突破性进展，人们从最初的愤怒、恐惧、担忧到如今的习以为常、无奈乃至调侃。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获取隐私的方式越来越多样且容易;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的易发布性和传播性，隐私泄露的后果几乎难以挽回。[1]面对隐私保护的困境，大多数民众只能通过社交媒体在网络中表达观点、宣泄情绪。尽管如此，却也不禁令人思考，虽然大部分网民对隐私泄露表示不满，但网民是否会因此而减少个人信息隐私的分享、加强自身隐私管理？这是本文想要探究的主要问题。

2017年末，“360水滴直播事件”“支付宝年度账单事件”和“微信偷看用户聊天记录事件”等隐私泄漏事件相继爆发，在微博上引起了网民大规模的声讨。虽然人们对三起隐私泄露事件表达的观点不同，但所表达出的情绪却能够被清晰分类：疑问、愤怒、无奈和绝望等。在传播学中，情绪是舆情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出人心的向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局势的发展。[2]因此，人们对于隐私泄露问题所表露出的情绪是否会影响到人们的隐私管理行为？同时，根据隐私管理理论，个体基于一定的规则进行隐私管理，[3]那么，人们对于隐私泄露事件所表达出的情绪是否是管理隐私的规则之一，人们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如何影响到隐私管理行为？种种问题，尚付阙知。本研究通过收集2017年末爆发的三起公共事件中参与讨论的网民评论和微博个人信息等数据，运用隐私管理理论进行实证分析，丰富已有理論，了解中国社交媒体用户的社交媒体使用特征，助力个人信息保护。

二、文献回顾

（一）情绪的定义及分类

微博为完全开放的社交环境，不需要请求验证，用户之间便能够建立起社交关系，是我国网民主要使用的社交媒体，据中国互联网中心（CNNIC）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微博的网民使用率为42.3%。情绪的表达是一种自然的心理现象，但在网络空间，尤其在微博开放的社交环境中，网民对于热点事件的情绪表达（即以微博评论的方式）不可轻视。在相当多的热点事件中，个体的情绪泄愤容易传递、影响到他人，改变他人的情绪、态度，最终引爆舆情，演变为群体的情绪激愤。这时的网民情绪，不是一般的个体心理现象或公众心理现象，而是舆情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行为”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具有行为指导的特性。[4]因此，了解三起隐私泄露事件中我国社交媒体所表露出的情绪对于探究隐私保护行为具有重要作用。

文字的表达、措辞千变万化，但其中所表露出的情绪能够被划分。[5] 心理学家以两大维度对情绪进行分类，即维度理论，又被称为“大二（Big Two）”模式。[6-7]维度理论则认为，情绪由效价（pleasure）和唤醒（arousal）两个维度组成，效价描述正向或负向的情绪状态，唤醒则衡量对生理和心理激活的程度，即情绪的强烈程度。[8]在Russell（2003）所提出的二维度情绪模型中，横坐标为效价维度，从左到右代表着从不愉快到愉快的连续变量，纵坐标为唤醒程度，独立于效价，从上到下代表着从激动到平静。因此，高效价的情绪主要是恐惧、愤怒、焦虑、开心和激动等;而低效价的情绪主要包括悲伤、平静等。[9]

情绪是一种内部的主观体验，往往通过表情、姿态、语调和文字等外在行为表现出来。对于情绪的测量研究包括自我报告法、自主神经系统测量和行为测量等测量方法。[10]“情绪”是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因其个体的复杂性，心理学家多使用实验法进行测量研究，但实验法往往局限于少量的实验人群中，无法进行大规模量化研究;同样地，对于情绪细分赋值，失之科学严谨，缺乏说服力，均不适用微博评论文本的情绪测量。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对文本情绪的测量已臻成熟，具体过程为：首先标识出文本中能够体现情绪的词或短语，其次对标识出的词的强度进行计算，最后对于整体情绪做出判断。[11]因此，借鉴网络舆情的情感分析，通过人工标注、判断，根据情绪研究的“大二”模式，将三起隐私泄漏事件中的微博评论情绪分为高唤醒程度和低唤醒程度两组，对两组的隐私管理行为做对比研究，降低过度细分带来的研究误差。特别注意的是，针对此事件的微博评论情绪几乎俱为负面情绪，因此，在三起公共事件的微博评论中，高唤醒程度的情绪主要包括愤怒、恐惧，而低唤醒程度的情绪主要包括无奈、质疑等。

（二）微博社交网络中的隐私管理行为

“隐私需求是人类的本能需要，人作为高等的社会动物，必须要将自己的隐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否则无论是自己还是其他个体都将在社会生活中无所适从”。[12]隐私管理行为即是人们为保护自身的隐私安全所主动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在社交网络中，隐私管理行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隐私表露之前的考量，在社交网络发布内容时基于一定的准则权衡是否表露个人信息（上传个人照片、表明个人地址等），如以社交资本为准则权衡;二是隐私表露之后的管理，合理使用社交媒体的隐私设置，包括是否将账户公开、控制填写个人主页信息的详细程度等。[13]而微博主要是允许用户通过个人主页设置管理个人信息隐私，属于第二类隐私管理行为。[14]

社交应用隐私设置的个人主页信息是一种明确的用户主动管理自身隐私的行为方式，研究测量更为客观，能够有效避免自我报告方式的不准确性。[15]借鉴已有研究，信息敏感程度不同，隐私管理行为有所差异，因此将微博个人主页信息分为基本信息与敏感信息分组编码赋值。[16]“基本信息”主要指能体现个人基本情况的资料和信息，它一般被认为是常在社交网络中表露的个人信息，包括“性别、年龄、生日、血型”等;“敏感信息”主要指人们不愿公开的较为深层、隐秘的个人信息，以及与人的心理过程相关的信息，包括“健康状况、通讯地址、手机号码、家庭关系、情感状况”等。[14]

三、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综合国内外学者研究，影响隐私管理行为的因素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人口统计学因素，如性别、年龄、职业、学历和父母收入等。如性别，对于社交网络的研究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多地使用严格的隐私管理行为，如设置个人资料的可见范围等;二是个人内在因素，如个人对于隐私的态度、对信息的敏感程度、与目标表露者之间的信任程度、个人使用互联网的经验、自控能力、社交关系等。如与目标表露者之间的信任程度，已有研究发现，信誉良好电子零售商更容易受到用户的青睐，从而愿意向其透露更多的个人信息。三是外在因素，包括社交媒体的隐私政策、法律法规等。如Stutzman等（2011）通过对122位Facebook用户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隐私管理行为受到隐私政策消费（阅读隐私政策）的影响，表明社交网站可以通过提供透明的隐私政策和隐私控制来帮助缓解对披露的担忧。[17]本文主要选择个人内在因素中的情绪、社交网络规模和外在因素中的社交媒体使用经验等因素，来理解社交媒体用户的隐私管理行为。

（一）情绪

情绪的表达是一种自然的心理现象，情绪的传播是网络空间中客观现象。但在后真相时代（post-truth）的网络空间中，人们更倾向于诉诸情感，即相比于真相，情绪更多地左右人们对于事物的看法。在热点事件中，这种情绪倾向制约、裹挟群体成员的观点、行为，形成主导性舆论气候，成为“行为”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具有行为指导的特性。正面的情绪聚集有助于公共事件的解决、政府的决策等，而负面、非理性的情绪煽动，则会形成盲目跟风和极端言论，甚至引发网络暴力等极端行为。[18]因此，鉴于“情绪”在当前互联网空间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试着将情绪引入至个人信息隐私保护领域，探究互联网空间中情绪的表达与个人隐私保护行为之间的关系。

从已有研究来看，情绪的表达与个体的隐私管理行为相关[5]。Gulenko（2014）的研究表明，积极的情绪能够激发员工信息安全习惯的养成，而消极情绪则在习惯强化阶段发生作用。[19]陈昊等（2018）运用预期后悔理论，探讨驱动个人保护动机产生的情绪要素，结果发现，预期后悔情绪是驱动个人产生安全保护动机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到隐私保护行为。[20]牛静等（2018）研究表明，隐私关注会通过使用社交媒体所产生的疲惫、烦恼和气愤等消极情绪间接影响社交媒体不持续使用意向这一行为。[21]已有研究证明，将情绪引入至个人信息隐私保护领域能够从另一视角、更深入地理解隐私管理行为，本文将收集数据从实证的角度进一步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提高隐私保护水平。

（二）社交媒体使用经验

社交媒体的使用需要一定的互动性与参与性，否则社交媒体将失去对于网民的吸引力。通过互动与参与，网民逐渐积累社交媒体使用经验，社交媒体也愈来愈侵入生活。[22]社交媒体使用经验指的是人们接触媒介时间的长短、所接触积累到的信息量多寡。在线社交网络鼓励用户表露自我、披露個人信息，以便通过个人爱好等个人信息与陌生人建立社交关系。根据涵化理论，随着社交网络使用经验的增加，社交网络将会培养人们对于隐私的看法观念，已有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大众媒介的潜移默化的效果。如TsayVogel（2018）连续五年对美国东北地区两所大学共2 789名学生进行网络问卷调查，通过5年的纵向趋势分析发现，随着使用经验的增加，用户在社交网络上的表露个人信息逐渐减少。社交网络环境似乎培养了用户对隐私的看法，随着社交网络使用经验的增加，用户不太关心隐私风险并且更少采取隐私保护措施。因此社交网络可以被视为一个集体的象征环境，用户可以在其中了解共同的主题和大量信息披露相关的实践。[23]

涵化理论产生于美国学者乔治·伯格纳对媒介暴力影响的研究之中，[24]其在诞生之初便存在着诸多的争论，如除了“对真实世界的恐惧”，涵化效果是否还存在于其他社会信念中？涵化理论已被应用于性别、年龄、政治和家庭与婚姻等多种社会信念中。[25]根据Tsay-Vogel（2018）的研究，可运用涵化理论考察对人们隐私的认知。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与发展，出现了新的社交媒体，诞生了新的社交环境。新媒体具有“随时随地随需”的特点，与电视环境相比，社交环境在信息的接受到影响方式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涵化理论是否能够应对新媒体的挑战，继续具有阐释能力，尚付阙知。[22]对于使用经验，已有研究多围绕网络使用经验（网龄、频次）考察隐私管理行为，[26]本文将创新在社交网络中考察应用社交媒体使用经验对隐私管理行为的影响，丰富已有研究。

（三）社交网络规模

在社交媒体上，“社交”是网民的主要需求，网民通过各种不同的信息形式将在线生产的内容传递给社交媒体上的其他用户，与其他用户建立社交关系，出于社交媒体社会交往的需要，虽然一些网民担忧自身的个人隐私，却依然在网络中“无私”地分享。[27]因此，社交关系应作为探究隐私管理行为的重要因素来考虑。在微博中，“关注”和“粉丝”刻画了用户个人信息隐私管理的边界，勾勒出社交网络规模。[14]沟通隐私管理（CPM）理论第四个命题指出，个人隐私一旦被传播，集体隐私边界便随之诞生，所有获取隐私信息的其他个体也就成了该隐私信息的共同所有者。实际上，绝大部分人并不会主动关注、获取所有社交网络用户的个人信息隐私，隐私信息的流转更多局限在“关注”与“粉丝”上。因此，用户“粉丝”多大程度上能够管理用户的个人信息隐私、承担多大程度的责任，决定着用户表露个人信息隐私的边界。

实证研究发现，社交网络规模与隐私管理行为相关，但具体影响方向何如，尚无定论，已有研究结果呈现两极化。Liang等（2016）的研究指出，关注数量更多的用户倾向于保护自己的隐私。[14] Al-Saggaf等（2014）通过收集616名Facebook用户的资料，发现在Facebook上感到“孤独”的人会更多地在Facebook上披露更多类型的信息，以便使得他人与自己建立联系。说明为与他人建立社交关系，人们会主动披露个人信息。[28]亦有研究发现，用户粉丝的增多，使得个人管理隐私行为的圈层混乱，可能导致社交网络中的自我披露减少，表明社交关系与隐私管理行为呈现负相关。研究表明，社交关系对隐私管理行为产生影响，但具体何种影响仍难定论，而社交网络作为社交场所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考察社交关系与隐私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势必要只能回归到社交网络之中。[29]

Liang等（2016）运用CPM理论对全球Twitter用户的隐私设置展开研究，重点考察了Twitter中关注者和追随者对于隐私保护行为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用户的社交网络规模对隐私管理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当“粉丝”数增加时，用户的隐私管理更为宽松，更倾向于将账户设为“公开账户”①，而随着“关注”数的增加则正相反。同时，注册时间越早的用户越倾向于将账户公开。[14]这一研究结果证实了社交规模对隐私管理边界扰动的影响，但是，研究未能进一步说明边界调整后的具体结果，如随着社交规模的扩大，用户披露的个人信息范围是否有所扩大，或是披露的个人信息层次有所深入。

（四）理论模型：沟通隐私管理理论（CPM）

沟通隐私管理理论于1990年由美国学者桑德拉·彼得罗尼奥提出，其从用户角度解释隐私问题，指出人们基于一定的规则（rules）（如性别、文化或态度等静态因素和突发状况等动态因素）对于隐私进行边界管理，核心之一是人们对于自身隐私的控制。CPM理论指出，公开和隐私之间是一种博弈辨证关系，恰如进行推拉的绳结两端，而促使其左右摆动的便是影响隐私管理行为的相关因素。[3]在微博社交网络中，影响隐私管理行为的因素主要有社交媒体使用经验和社交网络规模。前已述及， CPM理论中个人隐私规则一般基于文化价值观、性别取向和动机需求等来设定，并未考虑到后真相时代下情绪的影响力，因此，本文将假设情绪对于隐私管理行为的影响并进行验证。

研究问题1：在微博中，三起公共事件讨论用户的隐私管理行为如何？

研究假设1：在微博中，三起公共事件讨论用户的微博使用经验与隐私管理行为呈正相关，微博使用经验越长，隐私管理行为越严格。

研究假设2：在微博中，三起公共事件讨论用户社交网络规模中的粉丝与隐私管理行为呈负相关，粉丝规模越大，个人的隐私管理行为越为宽松。

研究假设3：在微博中，三起公共事件讨论用户社交网络规模中的关注与隐私管理行为呈负相关，关注规模越大，个人的隐私管理行为越为宽松。

研究问题2：在微博中，情绪对于隐私管理行为的影响如何？

研究假设4：在微博中，三起公共事件讨论高唤醒程度情绪的微博用户隐私管理行为更为严格。

研究假设5：在微博中，三起公共事件讨论用户微博使用经验与隐私管理行为的关系受到情绪的影响，情绪越强烈，隐私管理行为越严格。

研究假设6：在微博中，三起公共事件讨论用户社交网络规模中的粉丝与隐私管理行为的关系受到情绪的影响，情绪越强烈，隐私管理行为越严格。

研究假设7：在微博中，三起公共事件讨论用户社交网络规模中的关注与隐私管理行为的关系受到情绪的影响，情绪越强烈，隐私管理行为越严格。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考虑到微博作为网络舆情传播的重要媒介，引入心理学研究中的情绪，将其作为重要的分组依据，运用隐私管理理论，考察微博社交网络规模、社交网络经验与隐私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

四、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一）数据收集

本文运用网页信息抓取工具Gooseeker收集事件代表性微博的评论。选择的依据为事件舆论传播的中心点，即最早披露三起隐私泄漏事件的微博。②最终，在“360水滴直播事件”的微博中采集评论共计8 040条、在“支付宝年度账单事件”的样本微博中采集评论共计2 583条、在“微信偷看用户聊天记录事件”的样本微博中采集评论共计1 202条。③进一步地，对样本评论进行数据清理，最终有效评论分别为4 533条、2 080条和797条，共7 410条。同时，采集上述参评者的用户账户设置情况，共获得7 410位用户的账户设置情况。编码工作由两名经过培训的编码员完成。

（二）测量编码

1. 情绪。采用人工数据标注的方式对微博评论进行情绪标注。将情绪标注为高唤醒程度和低唤醒程度，其中高唤醒程度的情绪主要包括愤怒、恐惧，而低唤醒程度的情绪主要包括无奈、质疑等。将带有生气，如含有“立即卸载”或是辱骂性话语的评论标注为“愤怒”;将带有“可怕、害怕”等话语的评论标注为“恐惧”;将带有“唉、醉了”等话语的评论标注为“无奈”;将带有“为什么”等疑问语气的话语标注为“质疑”。有两名标注员参与了标注，对两名以上的编码员进行信度检验，选取克里彭多夫Alpha作为指标，结果显示，编码员间的信度达到了可接受水平。

2. 隐私管理行为。从“基本信息”和“敏感信息”两个维度对用户个人资料信息进行分类。“基本信息”主要指能体现个人基本情况的资料和信息，它一般被认为是常在社交网络中表露的個人信息;“敏感信息”主要指人们不愿公开的较为深层、隐秘的个人信息，以及与人的心理过程相关的信息。[16]因此，在本文中，“基本信息”的测量包括生日、博客地址、个性域名、简介和标签信息;“敏感信息”的测量包括所在地、邮箱、QQ、职业信息和教育信息。

采用总加量表计分对微博用户隐私管理行为进行评估。微博将用户的外在显性信息分为五类：一是基本信息，包括昵称、所在地、性别、性取向、感情状况、生日、血型、博客地址、个性域名、简介、注册时间。其中，除昵称、注册时间之外，其他信息均为用户自愿选择填写;二是联系信息，包括邮箱、QQ、MSN;三是职业信息;四是教育信息;五是标签信息。④在每一项显性信息指标下，填写完整的信息反映用户较为宽松的隐私管理行为，表露较多的个人信息;不填写或是填写“其他”反映用户较为严苛的隐私管理行为;填写简略信息用户的隐私管理行为介于上述两者之间。我们根据隐私管理程度的不同，将填写“完整信息”赋值为“1”，将填写“简略信息”赋值为“3”，将填写“其他”或不填写等赋值为“5”（见表1）。计算出的数值总和即代表用户的隐私管理行为。

3. 社交媒体使用经验。社交媒体使用经验指的是用户在社交媒体中所接触的信息。[24]Tsay-Vogel（2018）在进行纵向研究时，表明随着社交媒体使用年限的增加，社交媒体使用经验将会相应增加。 [23]Liang（2016）以“账户年龄”衡量用户社交媒体使用经验，账户年龄以根据数据收集日期和账户注册时间之间的天数来计算。[14]借鉴已有研究，通过用户的“注册时间”测算社交媒体使用经验。样本用户的注册时间为2009—2018年，赋值为1～10，即赋值越大，用户的微博使用经验越少。

4. 社交网络规模。社交网络可以看做一张巨大的图谱，节点代表用户，两个节点相连的边代表社交关系。[30]在微博社交网络中，通过“关注”和“粉丝”，能够在两个节点之间建立边进行连接，即社交关系。[31]因此，社交关系的测量包括“关注”和“粉丝”两个指标。进一步地，Liang等（2016）用关注数和粉丝数两个指标来测量网络规模，探究网络规模对隐私设置和表露个人信息行为的影响。在具体测量中，取关注数和粉丝数的对数进行测量计算。同样地，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测量“关注”和“粉丝”两个指标，因关注数和粉丝数数值较大，对关注数和粉丝数取对数并保留小数点后一位进行测量计算。需要注意的是，关注数和粉丝数都存在“0”的情况，因其数量较少（关注中9个，粉丝中7个），在此令其为“1”取对数。[14]

五、研究发现

（一）三起公共事件中各变量的基本情况

三起公共事件中各变量基本情况见表2，具体变量结果见下文论述。

1. 隐私管理行为。从隐私管理行为来看，大部分用户具有较高的隐私保护意识。整体来看，隐私管理行为在10～50，均值为37.11，主要集中在34～42（占比61.2%）。从所在地来看，绝大多数用户倾向于填写完整的个人所在地信息。填写“完整信息”的用户为4 123位（占比55.6%），填写“简略信息”的用户为1 660位（占比22.4%），填写“其他”或不填写的共有1 627位（占比22.0%）。从生日来看，绝大多数用户并不愿过多透露个人生日信息。填写“完整信息”的用户为3 092位（占比41.7%），填写“简略信息”的用户为1 528位（占比20.6%），填写不真实信息或不填写⑤的共有2 790位（占比37.6%）。从博客地址来看，只有极少数用户愿意透露出个人博客地址。填写“完整信息”的用户为733位（占比9.9%），不填写的为6 677位（占比90.1%）。从个性域名来看，只有少部分用户会特意设置个性域名来表露自己。填写“完整信息”的用户为1 817位（占比24.5%），不填写的为5 593位（占比75.5%）。从简介来看，绝大多数用户对个人简介持较为开放的态度，会主动填写。填写“完整信息”的用户为5 898位（占比79.6%），不填写的为1 512位（占比20.4%）。从邮箱来看，涉及到较为隐私的信息，只有极少用户会主动填写。填写“完整信息”的用户为116位（占比1.6%），不填写的为7 294位（占比98.4%）。从QQ来看，只有极少用户会主动填写。填写“完整信息”的用户为139位（占比1.9%），不填写的为7 271位（占比98.1%）。从职业信息来看，绝大部分用户都不会暴露自身的职业信息。填写“完整信息”的用户为416位（占比5.6%），填写“简略信息”的用户为174位（占比2.3%），填写不真实信息、不填写或填写“没有”的共有6 820位（占比92.0%）。从教育信息来看，同职业信息类似，绝大部分用户都不会暴露自身的教育信息。填写“完整信息”的用户为1 224位（占比16.5%），填写“简略信息”的用户为227位（占比3.1%），填写不真实信息和不填写的共有5 959位（占比80.4%）。从标签信息来看，选择不透露自身兴趣爱好的用户较多。填写“完整信息”的用户为4 526位（占比61.1%），不填写的为2 884位（占比38.9%）。

2. 情绪。将愤怒、恐惧等标注为高唤醒程度的情绪，将无奈、质疑等标注为低唤醒程度的情绪。经过标注，具有高唤醒程度情绪的微博用户有4 758位（占比64.2%），具有低唤醒程度情绪的微博用户有2 652位（占比35.8%）。由此，以情绪的高低唤醒程度不同，将三起公共事件中7 410位用户分为高唤醒组和低唤醒组（见表3），由此我们来考察用户在隐私管理行为、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以及社交网络规模方面的差异。

从隐私管理行为来看，在平均值方面，无论是高唤醒程度情绪的人群还是低唤醒程度情绪的人群，均值均高于整体均值。高唤醒程度情绪人群均值略高于低唤醒程度情绪人群，表明情绪强烈的人群比情绪平稳的人群采用更为严格的隐私管理行为。在极小值方面，两者存在较大的不同，低唤醒程度情绪的人群极小值更低（15<20），意味着更宽松的隐私管理行为。从社交媒体使用经验来看，高唤醒程度情绪的人群使用社交媒体的经验略少于低唤醒程度情绪的人群，即注册微博的时间更晚一些。从社交網络规模来看，低唤醒程度情绪的人群关注和粉丝数均高于高唤醒程度情绪的人群，社交网络规模更大。

3. 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从社交媒体使用经验来看，大部分用户微博注册时间集中于2009—2012年，即社交媒体使用经验集中为7～10年（至2018年）。其中，2011年注册微博的用户最多，即社交媒体使用经验普遍为8年。社交媒体使用经验赋值的均值为4.28，标准差为2.10。

4. 社交网络规模。从社交关系来看，大部分用户的社交关系都稳定在固定且较低的程度。从“关注”来看，用户的关注数量在0～9 907（对数取值：0～4.0），其中，大部分用户的关注数量在70～400（4 252位，占比57.4%）;从粉丝数量来看，用户的粉丝数量为0～5 352 842（对数取值：0～6.7），其中，大部分用户的粉丝量集中在200以下（3 518位，占比47.5%）。

（二）影响隐私管理行为的相关因素

1. 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交叉检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社交关系中关注与粉丝和社交媒体使用经验都与隐私管理行为相关，Pearson相关性分别为-0.220、-0.400和0.336，p<0.01（见表4）。

2. 高、低唤醒程度情绪分组分析。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与隐私管理行为。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与隐私管理行为呈正相关，即用户的社交使用经验越丰富，越会披露更多的个人信息，采取较为宽松的隐私管理策略。在分组比较中，高唤醒程度情绪人群组中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与隐私管理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低唤醒程度情绪人群（0.312>0.293，见表5）。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表明情绪能够影响隐私管理行为，且情绪唤醒程度越高，对于隐私管理行為的影响越大，同时考虑到社交媒体与隐私管理行为间的正向关系，即对用户采用严格的隐私管理行为影响越大。

3. 社交网络规模与隐私管理行为。社交关系中的粉丝与隐私管理行为呈负相关，即用户的粉丝数量越多，越会采取宽松的隐私管理行为，较多披露个人信息。社交关系中的关注与隐私管理行为呈负相关，即用户的关注越多，隐私管理行为越宽松，越多披露自身的个人信息。在分组比较中，高唤醒程度情绪人群组中关注、粉丝与隐私管理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于低唤醒程度情绪人群（|-0.175|<|-0.262|，|-0.358|<|-0.380|）。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表明情绪能够影响隐私管理行为，且情绪唤醒程度越高，对于隐私管理行为的影响越大，同时考虑到社交网络规模中的关注、粉丝与隐私管理行为间的负向关系，即更倾向于用户采用严格的隐私管理行为。

六、结论与讨论

信息社会，隐私获取方式多样且“便捷”，隐私泄露后果几乎难以挽回，监管、管理不到位，技术难题等，都令隐私保护愈加艰难，隐私保护被重新思考、定义。本研究运用CPM理论，引入“情绪”这一因素，考察了微博中的隐私问题，并分析了社交媒体使用经验、社交网络规模等影响隐私管理行为的相关因素。通过将三起公共事件中的微博用户根据情绪唤醒程度的高低分为两组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情绪的唤起程度高的一组更愿意采用严格的隐私管理行为，表明情绪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到人们的隐私管理行为。同时，根据CPM理论，在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中，人们以一定的规则控制自身隐私的披露。而在社交网络中，人们以社交媒体使用经验、社交网络规模为规则控制隐私管理行为，表明CPM理论在社交网络环境中依然适用，CPM理论内涵被有效扩展。

本研究创新性地将情绪这一因素引入CPM理论中，扩展了CPM理论的内涵。社交媒体的出现，为带有个人偏好的选择提供了更加封闭的空间，人们倾向于接触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息，隔绝异质观点，逐渐丧失理性的判断。后果之一便是人们在社交网络中情绪的宣泄愈来愈相似，造成群体情绪的极化。[32]因此，应重视社交网络中的情绪。与Gulenko（2014）的研究一致，情绪对于隐私保护产生影响。但本文发现，这种影响较为有限。在分组控制其他变量之后，发现情绪唤醒的程度越高的组采取的隐私管理行为越为严格，表明网民在社交网络中所表露出的情绪与行为较为一致，对三起隐私泄漏事件情绪表露更为强烈的用户更倾向于采用严格的隐私管理行为。但值得注意的是，高、低情绪唤醒程度两组之间的差异并不大，表明情绪对于隐私管理行为的影响较为有限，情绪与行为之间逐渐出现不一致的趋势。情绪在多个领域中已被证明对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在心理学研究中，情绪被认为直接影响决策行为或通过认知影响决策;在经济学研究中，人们对于股票的预期情绪亦常常影响到人们的股票抛售行为乃至最终影响到股价。[5]同样地，社交网络环境中，个人情绪极易被大众情绪影响、放大乃至极端化。因此，如何进一步引导、利用情绪促进隐私管理行为的加强，成为进一步亟需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在CPM理论视角下考察了社交媒体使用经验和社交网络规模对于隐私管理行为的影响。总体看来，参与三起公共事件讨论的网民的隐私保护意识和水平较高，对于敏感信息的管理明显高于基本信息。在三起公共讨论事件中，对侵犯个人信息隐私表示不满的用户占绝大多数，为6 487位（占总体比87.5%）;披露敏感信息的完整程度低于基本信息（均值分别为19.23和15.14）。这一结果表明，我国网民在个人信息隐私保护的问题上较为理性，并不会一味地满足社交需求而罔顾隐私安全。进一步地，研究结果显示，社交媒体使用经验与存在显著相关（Pearson相关性为0.305，p<0.01），即随着使用微博时间的增长，越会采取宽松的隐私管理行为，在微博中更多地表露自己。这一结果回应了Tsay-Vogel等（2018）的研究，并与其研究结果一致。CPM理论的两大核心是控制与信任，随着社交媒体使用时间的增加，用户增强对于社交媒体平台的信任，更多地披露个人信息隐私。[33]表明对于隐私的保护也需更多关注社交媒体平台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社交媒体平台应更多地承担起保护个人隐私的责任。

同时，随着关注、粉丝数量的增加，用户的隐私管理行为会更加宽松，较多地披露个人信息。关注、粉丝与隐私管理行为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earson相关性为-0.220、-0.400，p<0.01），与部分已有研究不同，表明在社交网络中，来自他人的影响依然是影响用户隐私管理行为的重要因素，对于隐私风险的感知和建立社会关系的利益权衡使得人们放松对于隐私的管理。“社交”是人们在社交媒体中所追求的第一需要，对于社交关系的渴求往往成为社交网络中隐私管理行为的主要阻碍因素。建立社交关系的强烈动力往往来自于关注机制社交应用中，陌生人多、关注便捷。在微信等熟人社交中是否依然适用，需要在微信中做进一步考察。[34]

总体来看，社交网络中隐私管理受到来自情绪的影响，在微博中表露较为强烈情绪的用户隐私管理行为较为严格，与其言论较为一致，但这种影响较为有限，与未表露强烈情绪的用户隐私管理行为的用户相比，差距不大。一方面人们渴望隐私能够得到更好地保护，但另一方面人们自身的管理行为却还远远不够。社交媒体使用经验表明在隐私保护中社交媒体平台具有相应的影响，社交媒体平台应在隐私保护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隐私管理行为作为人们隐私管理的最后一道防线，面对社交网络中的信息安全问题将变得越来越重要，本研究期望通过探索影响隐私保护的相关因素来为社交网络中的隐私保护提供理论与现实指导。本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在情绪对隐私管理行为影响的测量中，可能忽略了除“社交媒体使用经验”及“社交网络规模”之外的其他重要的影响因素;二是在情绪对隐私保护行为的影响作用方面还可进行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公开账户”，即所有人可见的账户;与之相对应的是设置为“私人账户”，即仅有用户设置的一些人可见，并非所有人可见。

②在“360水滴直播事件”中，我们选择“嘻网公社”在2017年12月11日发布的微博“你知道你被监控直播了吗？#科技头条# 24小时身处监控直播之中？揭秘水滴直播泄露隐私的秘密”作为数据抓取样本。

在“支付宝年度账单事件”中，本文选择“岳屾山”在2018年1月3日发布的微博“查看支付宝年度账单前，请先看看这个……”作为数据抓取样本。

在“微信偷看用户聊天记录事件”中，因单条微博评论数量较少，本文选择了10家影响力较高的媒体账号发布的事件相关微博作为数据抓取样本，10家知名媒体账号分别是：环球时报、环球网、中国经营报、互联网的那点事、新京报、财经网、中国企业家、电商报、新浪科技和中国之声。

③因部分评论涉嫌违规、网页结构较复杂等原因，无法获取到所有的评论，因此获取评论数量略低于实际评论数量。

④因微博设置，个人主页上的性取向、感情状况、血型和MSN无法获取，在此不予计算。

⑤在生日信息是否真实的判断上，本研究将真实生日信息的赋值范围设置在2011年（6岁）至100岁（1917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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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玲玲

The Boundary of Social Network Scale， Experience in Using Social Network Media and Privacy Management：

——A Study Based on Sina Weibo Users Information

Shen Qi1， Yan Lingling2

（1.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23， China;2.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At the end of 2017， three privacy events have successively erupted. Then people are venting their opinions and views about privacy security on Weibo. However it still have a confuse that how peoples actual privacy management behaviors are and if it like the emotions they show. In this study， we collected data from comments from netizens who participated in discussions in three privacy events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from Weibo and used empirical analysis of privacy management theory. It was found that， after group comparison， people with strong emotion toke more strict privacy management behaviors. And experience in using social network media and social network scale have an impact on privacy management behavior. At last，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are made for privacy protection.

Key words：Weibo; social network scale; experience in using social network media; emotion; privacy management behavior; Privacy Management Theory

收稿日期：2021-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大数据与个人信息隐私安全研究” （16BXW092）

作者简介：申琦（1977-），女，河北邯郸人，南京大学教授;闫玲玲（1995-），女，河北邯郸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