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珉迕

为什么是延安？

80多年前，无数人带着各种各样的诉求和眼光，去往陕北的这个小城。

美国记者斯蒂尔在延安待了10天就回去了。延安对他而言是个“可怕的地方”。“我要是在延安住上11天，那我一定也将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所有共产党人都把‘延安精神称颂为壮丽的革命年代的象征”，这是“一种能为未来提供模式的活生生的革命传统”。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后落脚陕北。此时的革命队伍人数锐减，烽火连天，内忧外患。1948年，中共中央离开陕北，全国党员近300万，人民军队已是百萬雄师，革命胜利在即。

从1937年1月到1947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驻扎在延安。陕北13年，延安10年，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完成了历史性的蜕变。

毛泽东曾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延安是成熟之地，也是定型之地。日后诸多思想、理论、制度、范式，在这里都能找到原点。

为什么是延安？80多年来，无数人尝试回答。

我们的寻访之旅，也是一次求证之旅。

奋斗的信念

“穷苦”是延安的标签。1935年秋天，这里还是中国最为贫穷落后的、几乎与现代文明完全隔离的农村。比之穷苦，更大的考验是敌方的封锁。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国民党顽固派扬言“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边区遭遇的经济封锁长达数年。

1939年2月，陕甘宁边区成立生产委员会，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穿着补丁裤子出现在演讲台前。“在我们面前摆着三条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

“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于是就有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也有了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不到3年将蛮荒之地变成“陕北的好江南”。

到1944年，犹太记者爱泼斯坦来到延安，这里“已变成一个实行精耕细作、牛羊满山、手工业发达的地区，人民丰衣足食”，而“驻扎在这里的八路军部队是我在中国各处所看到的穿得最好、吃得最好的部队之一”。

1945年，等待了17年的中共七大终于召开。出席七大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是六大的5倍之多;此时的中共党员有121万人，是六大时的30倍之多。在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毛泽东作完开幕报告后，年近六旬的朱德第一个发言，上来先说了一句话：“这次开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我们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过去是租人家的房子秘密开会。”

“自力更生”有了生动的注脚。而它的意义，超出了一片土地、一场大会、一栋礼堂。

“求是”的标杆

1940年1月，毛泽东写下《新民主主义论》。近三万言的文稿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号开篇，紧接着就是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此时，“鲁艺”即将定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三三制”原则已经呼之欲出，三五九旅一年后就将开赴南泥湾，两年后的杨家岭将召开旷日持久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日后的诸多举措都可以在1940年初找到伏笔。这里就是一个试验田。1942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李维汉（又名罗迈）即将调任边区政府秘书长时，毛泽东对他说了一句话，“罗迈，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

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边区的试验是最为具象的，却又是宏观的。这是一场制度的革命，也是一场思想的革命。

始于3年前的延安整风，正是要向“模棱两可、空话连篇”开刀。1941年5月，在被视为整风运动开端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直斥“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半年后，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又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

在经历过20年的探索之后，延安是真正让共产党人明白理论方向的地方。在1941年春天，毛泽东告诉过全党，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应当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

几个月后，由其手书的“实事求是”4个大字被挂上了中央党校大礼堂门口。这是党校的校训，也成为全党思想路线的核心，是衡量一切的标尺。也正是此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这里经历着一次历史性的“中国化”进程。

而在1938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这4个字时就说：“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

认同的力量

延安城北的杨家岭，中共七大会址的中央大礼堂内至今保持原貌。主席台正上方的拱形标语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会场背后墙上是“同心同德”;两侧悬挂的标语则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实事求是”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连在一起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当年就发现，“一项具体措施或者政策发现是失败的或是不适合情况的，而经过讨论产生出看来是一种较为合适的替代措施或政策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承认失败，作出改正。”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这是现代诗人何其芳亲历的延安。那时的延安，只是一座小城，环境恶劣、物资匮乏，却像一块巨大磁石，吸引着全国青年竞相奔来。

1938年末，等待批准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学生就有2万人，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期，延安已经形成一个约4万人的知识分子群体;1938年到1940年，全中国加入共产党的人数达到了80万。

这是什么气场？或许就是七大会址内的标语上写的——“同心同德”。

1940年，爱国华侨陈嘉庚到访延安，目力所及，同此前到访的重庆有天壤之别，以至于考察结束回程时疾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同样在这一年，延安人还听到了毛泽东的宣言。“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他说，“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