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哲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汇集了大约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305篇作品，内容广泛，覆盖劳动诗歌、婚恋诗歌等，本文将以《诗经·国风》中的15篇讽刺诗歌为研究对象，浅谈其内容、艺术手法、反映的文化精神和对后世的影响。

一、讽刺诗的内容

本文选取《诗经·国风》中有关讽刺的诗歌15篇①，对其内容进行大致分类，试图探寻《诗经·国风》中讽刺诗歌的内容归向。

由于《诗经》多是民间诗歌的汇集，创作者多为民间百姓，其讽刺的对象也多来自上层阶级。对于讽刺上层阶级的诗歌，可以分为以下三类，分别是讽刺上层阶级的尸位素餐、压迫与奢靡和荒淫无道的丑恶行为。

第一类代表的讽刺诗主要是指上层阶级尤其是统治者其官位与个人的品德和行为不匹配。《曹风·候人》和《鸤鸠》讽刺在位之人不称职。《陈风·墓门》讽刺统治者品行恶劣。《郑风·清人》讽刺郑国高克不积极备战，军队散漫。

第二类代表的讽刺诗主要是压迫和奢靡，之所以把二者放在一类，是因为二者具有相关性。上层阶级剥削劳动者，用压迫得来的利益过着奢靡享乐的生活。其次，要考虑到《诗经·国风》大多是民间作者的作品，在百姓的价值观念内能够去批判上层阶级的奢靡生活大多是因为感觉自己遭受了剥削，自己的生活困顿而不满于上层社会的奢靡生活，基于此将压迫和奢靡分为一类。

压迫和剥削，如《魏风·葛屦》，诗歌塑造了挨饿受冻的缝衣女子和华贵傲慢的贵族妇人两个形象，缝衣女子在寒风中辛苦缝制的衣服，贵族妇人穿上后竟不理睬。《魏风·伐檀》是魏国劳动人民讽刺剥削阶级不劳而获的诗歌，表达了劳动人民的愤怒和憎恨。《唐风·山有枢》写剥削者剥夺人民的各种物品，却闲置它们，讽刺守财奴的可笑行为。

第三类代表的讽刺诗主要指荒淫无道的丑恶行为。在这类诗歌中人民讽刺上层阶级的淫乱生活。《鄘风·墙有茨》，卫宣公劫娶了儿子的聘妻宣姜，宣公死后他的庶子公子顽又与宣姜私通。《齐风·南山》用含蓄的手法借责问鲁桓公来讽刺国家的统治者荒淫无道。《齐风·敝笱》是齐国人民讽刺鲁庄公不能制止母亲文姜，让她回齐国和襄公私会。《陈风·株林》是陈国人民讽刺陈灵公和夏姬淫乱的现象。

二、讽刺诗的艺术

首先，《国风》中充分运用了赋比兴的艺术手法。

赋，朱熹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即运用铺陈叙述和描写的手法，句子多直接和明显。如《郑风·清人》诗歌分为三章，写清邑士兵在黄河边上的彭地、消地、轴地驻防时披甲强壮，战马威风，将军练武、华美的矛和旋转的刀，表面上是在赞颂他们，但章末话锋一转，“翱翔”、“逍遥”点名他们实际上无组织无纪律、散漫游逛的真相。

比，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简单来说，即比喻。其形式具体又可以分为：明喻、暗喻、借喻、博喻、对喻等。[1]《曹风·候人》以鸟用长嘴抓取鱼儿，嘴巴却不沾湿来暗示那些暴发户高管也是反常的。《魏风·硕鼠》 以物拟人，形象地用偷吃粮食、坐享其成的大老鼠来比喻压迫、剥削农民的统治者。《唐风·山有枢》用有刺的榆树比喻守财奴的行为，剥削别人就好似树上的刺，深深扎进人民心中。《鄘风·墙有茨》墙上弥漫开来的爬墙草作比暗示宫廷的丑闻不断，无法彻底清除。《齐风·敝笱》用破捕鱼笼为题目，鱼笼是用来捕鱼的，破的无法捕鱼还会使鱼儿逃脱甚至在笼子中自由穿梭，笼子便形同虚设。宋朱熹就在其《诗集传》中言：“齐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鱼，比鲁庄公不能防闲文姜，故归齐而从之者众也。捕鱼的篓是如此地敝破，讽刺鲁国的礼制形同虚设，法纪破敝，只是空架，比喻形象新颖。

兴，是启发，也称起兴。朱熹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人先用另一种触动了他心弦的事物写在开头，触物起情，往往为全篇烘托了主题，渲染了气氛。《陈风·墓门》以植物——酸枣树起兴。《郑风·清人》直接以“清人”起兴，直入讽刺对象，简洁明了。《曹风·鸤鸠》用鸤鸠鸟起兴暗示这些系着丝带，戴着鲜艳皮帽的官人们连辛勤筑巢的鸤鸠都不如。《唐风·山有枢》全诗分三章，每章首两句都用“山有……，隰有……”起兴。《齐风·南山》从南山到木柴，各章用不同的事物起兴。《陈风·株林》用郊外的小林子作题目和起兴，暗示不可告人和不正当的私通。《鄘风·墙有茨》用爬墙草为题，并用“墙有茨，不可归也。”[2]，三章开头重复叠咏，层层深入，暗示宫廷的丑闻无法清除。

除此之外，《诗经》中还常运用复沓、反复吟咏的手法，起到强调的作用。《魏风·伐檀》采用换韵反复咏叹的方式突出人民的不满情绪。《魏风·硕鼠》三章都以“硕鼠硕鼠”开头，表达人民的愤怒之情。《召南·羔羊》三节连用三个“委蛇委蛇”，重复强调官吏们悠哉的生活、闲散的步伐，讽刺他们用人民的血汗钱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齐风·南山》每章的最后二句，只有一二个字的变化，这种反复咏唱，易于记忆吟诵，使得讽刺之意直达人心。再如《郑风·清人》、《陈风·株林》等篇目都可体现。

三、讽刺诗的文化精神和后世影响

以《国风》中选取的15篇诗歌为例，其体现的首先是现实主义精神。《诗经》被誉为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立足于现实，从生活中取材，展现了当时人民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国风》取材于十五个诸侯国的民间歌曲，来源于生活，在这一点上已经具备了现实主义精神。典型的如《硕鼠》写统治者剥削劳动者的黍、麦和苗。《魏风·伐檀》被程俊英先生认为“这是《诗经》中斗争性最强烈的一首现实主义作品。”[3]还有《鄘风·墙有茨》、《齐风·敝笱》、《陈风·株林》等。其中很多诗歌另有史实呼应补充，如《郑风·清人》批评郑国军队离散，有其他史料辅证，如《春秋·鲁闵公二年》记载：“冬，十有二月，狄入卫，郑弃其师。”

其次，还充满了“讽谏——反抗”精神。讽谏和反抗是一体的，之所以要将这些事情记录下来、传唱下去既是对不合理行为的讽谏也是下层百姓的一种反抗。如《魏风·葛屦》，“维是褊心，是以为刺。”[4]《陈风·墓门》：“夫也不良，歌以讯止。”[5]讽刺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抒发愤懑之情，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可能会对国家、人民造成威胁的不合理之处，希望引起重视，能够改变不理想的现状。

这种文化精神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文人创作。后代的文人们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注精神，把现实中存在的弊端用诗文的形式表达出来，进行建议和修正。贾谊的《论积贮疏》阐述了重商轻农给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文章打动了汉文帝，使得社会流弊得到了纠正；曹操的《蒿里行》描写了军阀混战、百姓流离失所的残酷现状；王粲的《七哀诗》反映了汉末的动乱苦难；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卖炭翁”等都继承了诗经关心民生疾苦、关注国家命运的现实主义精神。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钱钟书也曾说:“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②这些“怨”促进了文人的创作，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的文学作品和伟大的文学家，他们关心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命运，具有责任感和担当意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用笔墨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注释

①文中涉及的15篇诗歌均取自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5、32、68、73、123、147、151、157、164、166、171、208、212、222、223页，下文不再赘述。

②“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引自钱钟书《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版，第五节《诗可以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