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树昇

广西民族大学

【提 要】湖南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事业发达地区，不仅报章和刊物等出版物数量众多，且具有敢于创新的精神。作为创新和求进步的一部分，民国时期的湖南报刊多有翻译作品推出，从而为省内翻译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

1.引言

翻译作品的生产、流传和消费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翻译作品的诞生固然离不开译者，但仍然需要外在的催生条件，那就是受众的普遍需求。而翻译作品最终能否走近普罗大众，传媒载体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中间新闻出版业起到了巨大作用。

1930年1月16 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出版法》，其中第一章总则第四条规定：“关于著作物之翻译，其翻译人视为著作人”（叶再生2002a：1265）。这样就从法律上保障了译者的合法权益，这就意味着译者从过去的隐形状态正式走向显形，一方面提升了译者的地位；另一方面法律也对出版者进行了种种规约，势必会影响到其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和出版发行方式。这点在新闻出版领域的外国作品编译中尤其如此。

湖南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事业发达地区，不仅报章和刊物等出版物数量众多，且具有敢于创新的精神。作为创新和求进步的一部分，民国时期的湖南报刊多有翻译作品推出，从而为省内翻译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同时，省内还有良好的图书销售渠道和保存图书的场所，这些又为翻译作品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

2.民国时期湖南的报章与翻译

正如有人指出的：新闻所面对的语言多样性及新闻在不同语种的即时传播，决定了新闻机构就是大规模的翻译机构。新闻的产生和传播离不开翻译，翻译是新闻工作的重要部分（Bielsa&Bassnett 2009：56）。

据有关统计，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湘学报》创刊至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湖南先后出现过700余种报章。除清末年间的21种外，民国时期共有723种。这其中，1912～1937年间有372种，平均每年出版14.88种；1937～1945年间有155种，平均每年出版19.38种；1945～1949年间有196种，平均每年出版39.2种（叶再生2002c：1082-1083），可见湖南现代报业出版的繁荣状况。这些报章一方面在传播海内外新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因新闻传播的性质而促进文化系统内的翻译事业发展。特别是在1919年前后，传承着浓厚湖湘文化精神的湖南报业，在全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大背景影响下，正经历着一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和理念大变革。处在这场大变革之中，众多反帝反封建思想和学术流派大量涌现，众报章对于这些变革作了及时宣传和报道。自此，湖南教育界和思想界迎来一个新的时期。

首先，着眼于1911年10月至1920年的新文化运动期间，湖南前后出现过的白话报章有数十种。这众多的报章除了刊登国内外新闻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时有翻译作品发表。这中间值得一提的是1915年9月创刊于长沙犁头街的《大公报》。该报以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反对党争、立足湖南、注重实际为宗旨，时常刊登一些翻译文章。“五四”以后，湖南社会各方面都处于变革之中。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各种新思潮传入湖南。此间，谭延闿提倡励行文治，邀请海内外学术名流来湘讲学，大开“学术讲演会”。在这种背景下，湖南省教育会于1920年10月25日至11月4日在长沙举办名人学术讲演会，邀请中外名人如杜威（John Dewey）、罗素（Bertrand Russell），以及章太炎、吴稚晖、蔡元培、张东荪、张继（溥泉）等来湘讲演。

1920年10至11月来湘外国文化名人演讲情况

来湘名人先后在正会场（遵道会）和分会场（第一师范）讲演四十多场，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化、社会改造、男女平等诸方面。在这些讲演中，有三人的演讲均用英语进行，现场均配以翻译。演讲期间，毛泽东被湖南《大公报》特邀为讲演记录员。这其中，美国教育家杜威在长沙的九天共演讲八次，这些演讲围绕着教育问题展开，其核心是将实用主义哲学思想贯穿于教育实践中，强调教育的实用性和生活性。八场演讲分别是：“Philosophy of Education”（《教育哲学》）六场，“Students’Self-Government”（《学生自治》）和“Teachers as Leaders”（《教员是领袖或指导者》）各一讲，由明德学校教员刘树梅、长沙艺芳教员曾约农、《东方杂志》编辑杨端六以及赵运文等担任翻译（袁刚、孙家祥、任丙强2004：785）。1919年10月26日，在醴陵人李石岑等人的多方活动下，英国哲学家罗素从上海经杭州、汉口到达长沙。湖南省教育会原计划让罗素在长沙讲学一周，但因他想早日北上应聘北京大学，只答应在长沙演讲一天。为了报答东道主的盛情，罗素在26日下午、晚上和27日上午、下午连续做四场演讲，讲题为《布尔扎维科（即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Russell 1968：126）。演讲在当时受到空前的欢迎，其影响十分深远。罗素的这一演讲引发了湖南进步青年关于社会改造问题的争论。演讲结束之后，《大公报》随即进行了详细报道。而在10月31日的《大公报增刊名人讲演录》第5号还刊登了一篇《和罗素先生的谈话》（后又载1920年11月25日《东方杂志》第17卷第22号）。此文注明是“杨端六（讲），毛泽东（记）”。据考证，这里所载与事实稍有出入。当时罗素从上海到长沙，均由后来成为著名学者、语言学家、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赵元任陪同并任翻译。在赵元任的陪同下，罗素讲学如鱼得水，中国听众较顺利地了解他的思想和幽默。罗素和赵元任相得益彰，这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道亮色。当然，同行的杨端六也是一位翻译大家。据说在罗素离开长沙之前，湘督谭延闿亲自宴请罗素等人。此次宴席上，则是赵元任为谭延闿翻译，杨端六为罗素翻译（赵新那、黄培云1998：102）。

民国时期，除了《大公报》《长沙日报》这样集中地就外国名人来湘访问和演讲作报道外，湖南省内还有不少报章不时地登载翻译类作品或国外时事新闻汇编等。如1912年上半年创刊的《湖南通俗演说报》，内容除演说词外，还有国内外和本省地方新闻及歌谣、故事等，且所有外国作品均译成语体文，使广大百姓能够方便地接受；1915年创刊的由著名报刊人陶菊隐任总编辑的《湖南新报》设有“专电”一栏，所登稿件主要由英国路透社、法国哈瓦斯社、德国德新社提供；1918年9月创刊的《湖南日报》，时常刊登一些介绍新思想的文章，曾刊登过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Ernst Haeckel）的《生命的渊源》等；1920年创刊的《湖南通俗报》设有“中外新闻”栏目，经常报道苏联和其他国家革命运动，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官僚的罪行；1926年7月创刊的《湖南民报》亦设有“国外新闻”栏；1938年创刊的《抗战日报》第四版为“国际新闻”栏；1945年5月创办于安化的《湖南日报》第二版亦设“国际新闻”栏目，所刊均为编译类文章。当然，还远不止这些。在翻译的过程中，就像当今西方学者凯特琳娜·赖斯（Katarina Reiss）所说的：新闻文本的传意目的决定了一种归化翻译或适合于目标语使用法的语言改编是最恰当的形式（Reiss 2000）。这就意味着众译者不但会做出形式上的调整，以适合目标语语言结构，而且会对内容做出种种改写甚至改编，其中包括调整原文的段落秩序，将新信息进行语境化处理和增补，删去那些看似无关的段落，甚至改换新闻叙述的视角等等。如果从原始材料的成构特色和性质看，众多的新闻多选自西方一些主流报刊或来自一些知名的通讯社，其内容又与当时社会的现状紧密相关，这样自然会引起目标语读者的广泛兴趣。正因如此，人们往往不把这些新闻当作翻译来看待。在此，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转换，同时也是一种思想、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转换和交流。可以说，这些报章及其报道，一方面让省内读者开阔了眼界，为及时了解国外新闻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对时事新闻翻译的普及提供了平台。

3.民国时期湖南的刊物与翻译

民国初年，湖南有识之士除了创办报章外，还兴办了众多的专业刊物。这些刊物致力于介绍新的科学文化知识，提倡振兴实业，推行新式教育，其中翻译类文章又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比较典型的有《湖南教育杂志》《实业杂志》《实业丛报》《交通丛报》《矿物杂志》《教育粹编》等。相对于那些书籍，这些刊物文章更便于迅速地接近普罗大众，让读者及时地了解国外科学文化知识，开阔人们的眼界。

3.1 《湖南教育杂志》与翻译

民国时期湖南省内刊登翻译作品最频繁的刊物无疑是《湖南教育杂志》（书眉题《教育杂志》）。该刊创办于1912年6月，由省教育会主办和发行，湖南教育杂志社编辑，为半月刊，第二年第十六期改为月刊。曾一度受战事影响而停刊，1921年复刊，停刊时间不详。开设有言论、学术、实验、调查、纪录、选论、专件、调查、教材、法律、杂纂、文艺等栏目。其宗旨为研究现今教育问题，译介世界最新思潮，报告国内外教育状况。

根据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三卷上）可以看出，该刊刊登翻译类作品极为频繁，几乎每期都有，有时某一期甚至会刊登译作数篇。从译者的成构来看，既有杨昌济、赵元任、严复这样的翻译大家，也有黄坤这样的青年学子，更有慧若这类外籍人士，当中又以黄元、谭觉民、赣父、周傅槫等人译介得最多。从所收作品类型来看，有论文、小说、演说、教育史、学科史甚至教材选译等，这些主要又以短篇为主，许多更是直接译自外国最近的报刊，算得上是最新的资料，所有的这些均与教育密切相关，紧扣刊物的办刊宗旨。这样的内容对于湖南乃至国内的教育界无疑是新鲜的，足以让时人开阔眼界。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对于湖南教育界现代化转型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3.2 《实业杂志》与翻译

1912年6 月，创刊于长沙的还有《实业杂志》（The Technical Magazine）月刊，系湖南实业协会主办，湖南实业杂志社编辑和发行，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及代售。社长曹典球，社址设长沙福源巷，系湖南省出版发行最久的大型期刊。创刊时题名《实业杂志》，以后则时在封面的目录上冠以“湖南”二字。出至第11期后曾一度停刊，1917年3月复刊，期次续前，终刊于1948年2月，共出246期，其中有不少翻译类作品，主要刊登在时论、调查报告、学艺、专件、外国实业录、中国实业录、参考资料、杂俎、杂乘和世界富豪传等栏目。

根据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可以看出，该刊所登材料多是直接译自英、法、德、日等国报刊，涉及工业、农业、矿业、制造业、畜牧业、林业、商业、贸易等诸多实业领域，内容相对完整、篇幅较长者，则以连载形式以确保其内容完整。这些相比同期国内中文刊物是非常显眼的。《实业杂志》是发布实业信息及研究成果、推广实业技术及经营经验的良好平台，为现代湖南的实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3 《实业丛报》与翻译

1913年4 月，《实业丛报》创刊于长沙，由湖南实业丛报社编辑发行，停刊时间不详。该刊设有社说、农业部、工业部、商业部、译丛、事业新闻、时评、小说、杂纂、附录等栏目，其内容以农、工、商、矿、路邮、电航为范围。从现存各期来看，都刊登有翻译作品。与同期省内其他刊物不一样，该刊选登译作的篇幅明显偏长，连载数期也长。

根据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可以看出，该刊所登译文以译自日文作品最多，显然译者是以留学日本者或通晓日文者居多；只有两篇为英国人的作品，这种源语成构特色与清末时期湖南翻译界的状况差别不大，表明当时该刊的译者群仍然是以日文翻译外国作品为主，其他国家作品虽然有涉猎，但数量仍在少数。这些内容比较符合“经世致用”传统熏陶的湖南人之需求，故而有较多的译介。

3.4 民国时期湖南其他刊物与翻译

除此之外，民国时期湖南其他一些刊物也零星地刊登翻译作品。典型的有1914年10月创刊于长沙的《公言》（The Public Opinion）月刊，由公言杂志社编辑，其中设有“欧洲战事之各面观”栏，所登文章均为译文，如第1卷第1期有白云译日本千贺鹤太郎著《法理观及政略观》（《太阳杂志》）、石鸢译日本田中穗积著《财政观》（新日本杂志）、瓢饮译日本安部矶雄著《社会观》（新日本杂志）；第1期第2号有石鸢译日本堀江归一著《经济观》（《太阳杂志》）和日本丘浅次郎著《生物学观》（《新日本》）；第1卷第3号有瓢饮译日本浮田利氏著《伦理观》（《太阳杂志》）。另外，该刊前三期还连载了白云译自日本教育杂志的《现今心理学之分科》。

1918年，时在武昌外国语专门学校求学的衡阳新城学生廖焕星（1895～1964），联合衡阳学生廖砚秋、蔡耀昆、黄俊章、刘平原等，在衡阳组织了第一个革命社团——新城端风团。同年12月12日，该社团创刊了以“革新”“改革”为宗旨的《新城端风团年刊》（又称《端风》），这是衡阳历史上第一份近代刊物。它在武昌印行，运回衡阳发行。该刊尽管只出了两期，但在次年第2期“家庭问题号”设有“欧美家庭状况”栏，其中有译文2篇，即焕星（廖焕星）译德国罗德夫人的《德国家庭生活》和彭位介译美国巴向宗的《美国之快乐家庭》。

“五四”运动以后，即1919年10月，舒新城邀集一群志同道合的教育人士，取公开研究态度，以介绍世界教育思潮，商榷新教育之建议，批评旧教育之弊端为宗旨，创办了《湖南教育》月刊，这是湖南教育史第一份完备的教育刊物，一经创办，即受到湖南教育界人士的好评，在全国教育界也有一定的影响。该刊为纯粹的教育研究刊物，内容涉及多方面，有新式教学方法的介绍，有湖南教育现状的调查报告，也有国外教育及教育理论的译介。其中译介类作品包括《桑戴克的教育学说》（舒新城译）、《日本教育杂谈》（李肖聃译）和《欧洲和会之教育问题》等。

1921年1 月创刊于长沙的湖南劳工会机关刊物《劳动》月刊亦设有“外国要闻”栏，及时译介国外发生的大事；同年10月创刊于长沙的《劳动周刊》亦设有“世纪要闻”栏，积极报道各地各行业工人的罢工斗争，特别是译介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国劳工运动和劳资斗争的消息。该刊尤其热衷于宣传“劳动联合”。

1935年5 月，湖南还创办了一份世界语刊物《萌芽》月刊，这也是湖南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世界语刊物。该刊前后共出三期，每一期用世界语撰写的文章占三分之二，其余全为中文，均译自世界语原作。刊载的文章有《无产者杂志》的《新的世界大战在开始》（世界语）、《苏联文艺现状（苏联朋友来信）》（世界语），鲁迅的《野草》序言（译成世界语），日本作家德永直的《丰年饥馑》（世界语译成中文）等。《萌芽》月刊虽然只出了三期，但在当时中国世界语运动中有一定的影响。

1941年7 月在耒阳创刊的《经济月刊》系湖南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1942年10月起改为季刊，1944年6月停刊。这是一份大型期刊，16开本，月刊每期96页，季刊每期多达350页，它的专栏有论著、研究与译述、湖南经济论丛等。当时国内经济期刊寥寥无几，因而该刊颇为经济界人士注意。

总之，这类刊物所登译文以社会科学和实业类为主，这也与湖南历来重视“经世致用”的传统一脉相承，这些刊物及所登译文开拓了时人的眼界，对于湖南思想界的改造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除了这类专业性刊物外，还有一些综合类刊物也不断地刊登翻译作品。如在1920年8月，诗人吴芳吉（1896～1932，字碧柳，自号白屋吴生）到长沙明德中学任教。随后他与挚友成立了红叶会、湘君社，创办《湘君》文学季刊。该刊志在以道德、文章、志气“相尚相勉”，主要刊登批评新文化运动，宣传复古倾向的文章。1922年6月，吴芳吉在湘君社编辑的《湘君》季刊第1号发表了自己的“彭斯译诗”，共收诗十题四十三段。这些译诗都是选用文言体进行，且多套用长短句形式，体现出译者异样的诗学追求。

另外，1920年10月12日在长沙明德中学创刊的《明德》半月刊，其第15期又刊登了吴芳吉所译英国诗人罗伯特·海立克（Robert Herrick）的《告女儿》（Gather Ye Rose-buds，又题Counsel to Girls）。他选用的仍然是五言古体形式。该诗后于1923年2月在《学衡》第14期重新刊出。

1924年5月1 日创刊的《湖光》半月刊，由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的李青崖主编，系长沙湖光文学社刊物。该刊内容有小说、诗歌、戏剧、文学评论，侧重小说和译作。译作多为世界名著，如费罗贝尔（Gustave Flaubert今译福楼拜）的《波华荔夫人》（今译《包法利夫人》）、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的《雏孀》、穆荔埃（Molièr今译莫里哀）的《强迫的婚姻》、法郎士（Anatole France）的《波那尔之罪》，意在普及世界文学名著知识。该刊共出八期，因经费困难而停刊。

1935年7月15 日在长沙创刊的《潇湘涟漪》月刊（长沙潇湘涟漪社发行），是由李芳兰等几位湖南女性作家首先发起的，以登载小说、散文小品文为主，兼有少量介绍批评和诗歌等。其中1936年8月1日第2卷第5期有廖衡胜译俄国纳克刺梭夫（Nikolai Nekrasov，今译尼古拉·涅克拉索夫）所作《在俄罗斯谁是最快乐的？》；1937年1月第2卷第10期“新年特大号”刊曹日昌译高尔基（Maxim Gorky）的《托尔斯泰的回忆》，黄涛月据埃萨·高拔英（Isaac Goldbring）译本转译大卫·平斯奇（David Pinsky）所作《被忘记了灵魂》；同年3月第2卷第12期刊曹日昌译约翰·斯台奇的《文学与辩证唯物论》等。

1938年8月18 日创刊于长沙的《中国诗艺》，由中国诗歌社编辑和发行，登载作品主要体现抗战时期的时代特色，兼有诗歌理论的探讨，其出版的卷号不详，仅创刊号就有译文二篇，即徐仲年译法国象征派诗人保尔·福尔（Paul Fort）的《我不是一个作家》和徐愈译法国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悲多汶的政治观》。

另外，还有不少湖南人在省外创办的刊物兼职并发表翻译类作品，典型的就有：1919年2月在上海创办的《天问》周刊，是湖南赴上海驱张代表团主办的专门宣传湖南学生发动驱逐军阀张敬尧的刊物，主编彭璜。该刊设评论、译评、思潮、国际述闻、国内述闻、湘事书闻栏。除刊载消息外，还报道和评述国内外大事等。共出二十四期，1920年7月1日停刊。

1922年1月15 日在北京创刊的《先驱》半月刊，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该刊初为北京地方团组织所编辑出版，主编刘仁静和邓中夏。第8期起改归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编辑出版，这期间先后任主编的有蔡和森、高尚德、施存统、寄吾等。该刊大量译载少年共产国际和各国青年运动的材料，并出了“国际青年共产运动号”“国际少年日纪念号”和“少年国际大会号”，介绍《国际青年共产党党纲》、“少年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决议案”和“少年国际刊物决议案”等等。共出版二十五期，1923年8月15日停刊。

1934年9月16 日创刊于上海的《译文》月刊，由鲁迅、茅盾、黎烈文创办，鲁迅主编。其内容主要翻译介绍苏联文学及其他国家的进步文学作品，以传播进步的文艺思潮。1935年第2卷第3期刊有周扬译俄国别淋斯基（В.Г.Бели■нский，今译别林斯基）的《论自然派》。这是中国比较完整的介绍别林斯基作品的开始。1935年9月16日出至第13期停刊。1936年3月复刊，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新的第1卷第1期。共出二十九期。1937年6月出至第3卷第4期停刊。

1936年6月5 日创刊于上海的《文学界》月刊，周渊（周扬）主编，光明书局出版。曾连载周立波翻译的捷克著名文学家基希（Egon E.Kisch）的《神秘的中国》（China geheim）共出四期。同年9月出至第1卷第4期停刊。

4.结语

民国时期湖南省内各种报刊众多，其中不少都刊登了翻译类作品，且所涉内容广泛，如果从译入语的构成来看，早期以译自日文作品者居多，时间越是靠后，译自欧美的作品越多，日文作品比例下降，质量亦良莠不齐。正是这些刊物在赞助和推进湖南翻译事业发展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省外由湘人兼职或主导的刊物就更多，他们不断赞助和支持同仁刊登翻译类作品，一方面为中国翻译事业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为中国社会各界输入了不少新鲜的东西，对于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