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伟松

一、《春中帖》中的“德孺”到底是谁？

“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有件展品《春中帖》，其注释引起了争议。故宫博物院注释此帖系苏轼写给范仲淹四子范纯粹，曹宝麟先生认为故宫博物院的解释不对。曹先生依据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中《春中帖》的考释，认为此帖是苏轼写给其表弟程之元的信。问题来源于帖中“德孺运使金部”一句，那么“德孺”到底是谁呢？

曹先生所依据的考释，是刘正成先生所注，兹录于下：

此札致“德孺”，乃东坡表弟程之元，字德孺。本集《送表弟程六知楚州》，施注：东坡母成国太夫人程氏，眉山著姓。其侄之才，字正辅，第二；之元，字德孺，第六，即楚州；之邵，字懿叔，第七。

东坡元祐七年（1092）有《程德孺恵海中柏石，兼辱佳篇，辄复和谢》，施注：“程德孺，名之元。持节广南归恵此石，故皆用岭南事，德孺时为主客郎中。”

“持节广南”即为广南路转运使之职。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四：“元祐七年六月，庚午，右朝奉郎程之元为主客郎中。”正合“金部”之职，金部隶属于吏部，该部郎中“参掌天下给纳之泉币”，即有关转运等事。

考《宋史·职官九》，主客郎中属中行郎中，主管金部。因此，此札上款“运使金部”正和程德孺是时官职。

考《东坡纪年录》，元祐七年（1092）六月，东坡在知扬州任上，故札中有“子由不住得书”与“会合何时”云云。“二哥”应是东坡堂兄苏子明，曾任嘉州通判。苏子明大约卒于元佑中，具体年月待考。

刘先生的考释认为，依据施注和《续资治通鉴长编》，可以得出结论：第一程之元字德孺，第二程之元曾职转运使和主管金部。故认为《春中帖》之“德孺运使金部”即是程之元。

而故宫版注释的理由是：范纯粹字德孺，为范仲淹第四子。北宋元丰末年，由陕西转运判官进为转运副使，这与帖中德孺之官衔“运使金部”是一致的，由此可得知此信札的书写时间约为元丰七、八年间（1084—1085)，苏轼时年约五十。

粗粗一看，故宫版注释只有“运使”解释，没有“金部”说明，曹宝麟先生所言似乎更有道理。侯勇先生发文声援，并特意购买《施注苏诗》景本以确证。刘正成先生发文《焦点不在对错而在方法论上》，认为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不查阅《中国书法全集》的论点，用一种简单省事的方法妄作结论的失误，足以引起当代艺术史学者的关注，并从中吸取教训。并且指出，如果故宫博物院学者能及时回复和纠正，对解说文字进行及时调整和修改，也会避免参观展览的青年学子或有引征的谬误流传。

因为近期我出版了拙作《玉树琼花—中国古代书画名卷题跋笺正》，引起了一些朋友和读者的关注。书中曾提及一件往事，2019年秋我在国家图书馆观赏司马光《资治通鉴残稿》时，发现了国家图书馆在注释题跋人程珌时出现错讹，专门致函国图遂得以纠正。所以，也有朋友询问我对《春中帖》注释争议之事的看法，这引起了我的很大兴趣。

仔细分析刘正成先生的考释，程之元字德孺无误，但主管金部这个结论站不住脚。无论是施注，还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眀确程氏“主客郎中”。主客是礼部三司之一，另有祠部、膳部二司；而金部属户部管辖，户部还管辖度支、仓部二司。因此，所谓的“运使金部”之考证，难以令人信服。

另一方面，故宫版注释并非没有来源，它采用了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启功主编的《中国法书全集》第六卷的考释（张彬先生注）。但是此书的考释，也没有解释范纯粹任职或主管金部一事，对于书信的书写时间框定为元丰七、八年间（1084—1085）。该书的考释兹录于下：

宋神宗元丰年间讨伐西夏有五路军团，其中有由高遵裕率领的环庆军和由刘昌祚率领的泾原军。《宋史》卷三一四《范纯粹本传》记载，北宋元丰末年范纯粹因调和讨伐西夏的遵裕、昌祚两路军的矛盾有功，神宗将他由陕西转运判官进为转运副使，这与帖中德孺官衔“运使金部”是一致的。据此可知，此信札的书写时间应为元丰末年，即元丰七八年间（1084—1085），苏轼年约五十左右。

今考北宋庞元英所撰《文昌杂录》，其中有范纯粹的职务升迁记载，值得我们足够重视。

卷五载：元丰甲子（1084）四月，以陕西转运副使范纯粹为左司员外郎。

六月，以左司员外郎范纯粹为河东转运使。

七月，以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范纯粹为右司员外郎。

卷六载：元丰乙丑（1085）四月，以右司员外郎范纯粹为直龙图合、京东转运使。

北宋元丰改制，设立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尚书省所辖六部二十四司，分属左司和右司，左司掌吏、户、礼部，右司掌兵、刑、工部。从《文昌杂录》记载，可知范纯粹在元丰七年（1084）四月至七月，职任左司员外郎，掌管金部符合题中之义。所以信札之中称呼范纯粹“德孺运使金部老弟”是准确的。运使金部的称呼，在北宋并非绝无仅有，比如北宋诗人郭祥正的《蒋公桧呈淮南运使金部》，文彦博亦曾和诗陈知俭运使金部。

元丰年间，北宋政坛风起云涌。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离世，年幼的儿子赵煦继位，祖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重新起用司马光等人，恢复旧法。而苏轼元丰七年（1084）离开黄州，迁汝州团练副使，游庐山(五月)、石钟山(六月)，作《题西林壁》《石钟山记》，年底到泗州，上表请求常州居住。元丰八年（1085），六月自常州起知登州，十月到任，即被召还朝，任礼部郎中。苏轼在《春中帖》上落款时间为七月二十六日，可断为元丰七年（1084）所书。假设是元丰八年（1085）七月所书，此时范纯粹已于当年四月以右司员外郎为京东转运使，右司并不职掌金部。此外，帖中“轼蒙庇如昨”一句，用于范家显得合情合理，至于程家则无此理。

[元]赵孟頫 帝师胆巴碑卷题拔部分（红框内印即张珩先生所谓“王颂”所跋） 33.6cm×166cm 纸本 1316年 故宫博物院藏

故，《春中帖》应是苏轼于元丰七年（1084）七月二十六日，写给范纯粹的一封信札，信札中提及的二哥是范纯仁。

二、王宁，或王颂，还是王颂蔚？《帝师胆巴碑卷》后的一则题跋落款辨析

赵孟頫《帝师胆巴碑卷》后有跋文多则，卷后现存姚元之、杨岘、李鸿裔、潘祖荫、王宁、王懿荣、盛昱、杨守敬等八跋。其中署名“王宁”者，系按照故宫博物院之解释。2017年秋故宫博物院《赵孟頫书画展》，该卷展出时，作如是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启功主编的《中国法书全集》第九卷，同样定为是王宁所跋。今考《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卷一，张珩先生注为“王颂”。那么，到底是“王宁”，还是“王颂”，抑或另有他人？

王氏跋文如下：

真定原石久逸，钱潜研所据乃法帖本，孙伯渊著之《访碑录》，即剧钱本也。是本为集贤真迹，弥可珤贵。以钱跋证之，一一符合。惟“元贞九年，为梵书”云云，此作元年。案，元贞无九年，则作“元”者是。帝师八思巴，钱氏历举译文之异，而《仁宗纪》作“帕合斯巴”，《元典章》作“八思马”，钱未及举，实则译音有徐言、疾言之别，犹“俺巴孩”或作“咸补海罕”，“札拉台”亦作“扎剌而带”耳。碑立于仁宗延祐三年，所称“皇伯晋王”则显宗也。《显宗传》云：“崈尚浮屠，每岁作佛事，耗财无算。”与碑之受戒法，足相证明。屺怀道兄出际此卷，为识数语归之。光绪乙酉相月，长洲王宁。

跋文中“钱潜研”，即清代乾嘉学派代表人物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号辛楣，晚号潜研老人，上海嘉定人，著有《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孙伯渊者，即指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号伯渊，江苏武进人，著有《寰宇访碑录》。“屺怀道兄”，即晩清著名藏书家费念慈(1855—1905），字屺怀，号西蠡，江苏武进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土，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乙酉，即光绪十一年，即1885年；相月，七月也。

今卷上王氏落款，粗看类似“王宁”，但细看，非宁一字，是两个字，上面是颂字，下面似可字。长洲王颂可，查无可考。跋文尾部有朱文钤印“芾卿”，考芾卿即王颂蔚(1848—1895），字芾卿，号嵩隐，江苏长洲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王颂蔚是著名核物理学家何泽慧的外祖父，亦是蔡元培恩师。今卷上蔚字左下部分或脱落，或刮去，故难以辨认。

2012年某拍卖公司曾拍卖王颂蔚一书法扇面，系王颂蔚为春舫道兄所题，落款芾卿王颂蔚，“王颂蔚”三字书写颇类似，可相佐证。又考《壬寅消夏录》，亦定为王颂蔚，该卷归藏端方时，蔚字应尚完好。故可确定，该跋为王颂蔚所题。

此外，该卷尚有一跋未见著录。启功先生曾为该卷题跋，跋中云:“王懿荣跋，宛转其辞，只是讥其非碑版字体，仍是阮元、包世臣之余波。若王氏此跋，仅可称为帐簿书耳。”对王懿荣在跋中所言“赵、董为两代宗工，能转移风气，然所作碑版，仍函札书也”，启功先生提出了犀利的讽刺，真乃至情至性之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