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舜威

任伯年是“写实”通俗画风新传统的开拓者，其绘画发轫于民间艺术。他的父亲任声鹤是民间画像师。受家庭熏陶，任伯年幼年即能绘画。据徐悲鸿《任伯年评传》中载，其父“能画像，从山阴迁萧山，业米商”，曾向任伯年传授肖像画法。青年时期，任伯年在太平天国军中“掌大旗”，直到天京沦陷才回到家乡。后来，他到上海学画，并长期以卖画为生。当时的上海，外国商人、地主富绅、官僚巨贾云集，为江南最富庶繁荣的商业大都会。

到沪后，任伯年巧遇任熊，并随任薰一起师宗明代陈洪绶，进而学习晋唐以来的双钩填彩技法和设色技巧，继承传统，融诸家之长，绘艺大进。之后，他又吸取西画的速写、设色等方法，逐步形成自己独特的画风。有资料表明，任伯年曾在我国“西洋画的摇篮”——土山湾画馆学习铅笔素描等西洋技法。他流传下来的一些速写稿便是以铅笔画成。他虽以人物画见长，但在花鸟画和山水画创作方面亦格调高古，卓有建树。任伯年集民间、传统和西洋画法于一身的艺术路子，在晚清时期是十分难得的。这也是其成为“海上画派”标志性人物的重要原因。徐悲鸿对任伯年推崇备至，认为他是“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并称赞：“伯年先生天才豪迈，工力绝人。”“举古今真能作写意画者，必推伯年为极致。”任伯年的绘画有很强的通俗性，题材从神话传说到村野世俗，无不是市民阶层所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同时，他还具有一流的写实能力，为其成为写实通俗画的领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谈到任伯年，我们必然会想起海上画派，想起吴昌硕。其实，在海上画派的谱系中，任伯年的辈分和资历要比吴昌硕老得多，应属第一代“海派”领袖，而吴昌硕则属第二代。任伯年长吴昌硕四岁，大致属于同龄人，但任伯年比吴昌硕早43年入沪，30岁出头即声名鹊起，享誉海上。而吴昌硕定居上海时已68岁。吴昌硕虽到沪和成名时间较晚，但却大器晚成，实力雄强，厚积薄发，出手不凡。最后，他不但登上海派书画艺术的巅峰，而且引领了“海派”书画家作品润格的整体飙升。任伯年不仅是吴昌硕的老师，也是至交密友，关系非同寻常。吴氏尊任伯年为“画圣”，并曾刻“画奴”印相赠，边款曰：“伯年先生画得奇趣，求者踵接，无片刻暇，改号‘画奴’，善自比也。”任伯年对吴昌硕以石鼓文篆法入画拍案叫绝，并预言其必将成为画坛的中流砥柱。总体来看，任伯年以职业画家和民间画家的面貌出现，而吴昌硕则以文人画家面貌出现，身份认定上的差异导致了后来吴氏地位的高升。

任伯年与海上画派画家的关系非常融洽，热情参加书画活动和公益事业也是他享有高人气和高地位的重要原因。任伯年初到上海时，以摆摊卖画为生，后得到海上书画名家胡公寿大力相助。胡氏将他极力推荐给当时的钱业公会等团体，并引荐了银行家陶浚宣、大商人章敬夫、古香室经理胡铁梅、九华堂老板黄锦裳等经济界人物。另外，任伯年与虚谷也过从甚密。任伯年对虚谷的人品、画品十分敬佩，并为虚谷画过肖像。虚谷对任伯年出众的艺术才华同样十分欣赏。据杨逸所编《海上墨林》记载，1896年任伯年在病逝前，“一日谈笑间，索虚谷写照毕，自题诗于其上，末章有‘今将拱手谢时辈，万里云山寻旧师’之句，不数月而卒。去留之际似有先觉，年仅七十”。虚谷闻知后失声痛哭，并作挽联曰：“笔无常法，别出新机，君艺称极也！天夺斯人，谁能继起，吾道其衰乎？”对任伯年的艺术给予极高评价。

任伯年40岁不到便跻身海上一流画家行列，与张子祥、胡公寿、杨伯润等沪上名家比肩，向其求画者“户限欲折”。他在当时海上画派画家中作品润格也是最高的，每平尺约为三元大洋，比其他画家高出不少。但他对国家、社会和民众却有着深切的关怀意识和责任感，每逢有书画赈灾活动，他必登高一呼，从不以自己在画界地位高和画价高而置身事外。

《风尘三侠图》清·任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