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龙舟竞渡是以龙为主体的中华竞技文化，是中国最古老的体育项目之一。古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的传说由来已久，吴越争霸水师之战史书有载。温州是龍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宋、元时期会昌湖龙舟竞渡已成气候，明清温州龙舟竞渡更是达至鼎盛，直到清末才开始衰落。粗犷彪悍的民风滋养了温州龙舟竞渡的深厚文化，也形成一种“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团结拼搏”的龙舟精神。如今因为龙舟竞渡项目与奥运文化相融合，龙舟文化已成为温州市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名片。

关键词：温州;瓯江;龙舟文化;龙舟竞渡;竞技体育

中图分类号：G8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8-0131-03

一、温州龙舟竞渡起源

龙舟竞渡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是以龙为主体的竞技文化，是中国传统体育活动中最古老的项目之一。温州是龙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山海经》就有“瓯居海中”的记载;《淮南子·齐俗训》曰：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1];《越绝书·记地传》载：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2]。据《国语·吴语》载，春秋时期，吴越相争，胜负双方都是以舟师争斗：越王勾践乃命范蠡、舌庸（均为吴国大夫）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败王子友（夫差的太子）于姑熊夷。越王勾践乃率中军溯江以转吴，入其郛（郭），焚其姑苏，徙（取）其大舟（王舟）[3]。

由此可见，吴越春秋的时代，温州地区已经具备争战竞渡的条件，古越人凭借舟楫具备了一定的水上作战能力和水平。在河道纵横、湖泊交错的水乡泽国，舟船不仅是生产工具，同时也是战争工具。这就是越人龙舟竞渡、斗狠角力的深层次原因，同时也是温州龙舟起源的传说之一。

温州地处东南沿海，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水系发达。“瓯江是温州境内第一大河，又名永宁江、永嘉江、温江、慎江、蜃江。其中蜃江的命名据说与龙有关：永宁江，在郡城北门外，旧名慎江，一名蜃江。唐元和中，韦守宥于江浒中获筝弦。引之，蜿蜒舒展。投江中，化白龙腾空而去。故称蜃江。”[4]

瓯江有如此美丽的传说，自然会激起当地居民龙舟竞渡的壮志豪情。龙的子孙天生就是龙舟竞渡的好手，大江大浪中无数健儿前仆后继。蜿蜒延伸的瓯江是龙舟竞渡的天然场所，具有得天独厚的竞技条件。勤劳勇敢、粗犷彪悍的民风，滋养了龙舟竞渡的深厚文化，养就了温州人热爱龙舟竞渡的风俗，同时也形成一种“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团结拼搏”的龙舟精神。

二、宋元会昌湖竞渡

除了瓯江，温州还有会昌湖、思远楼，宋、元时期温州龙舟竞渡基本上都是在会昌湖举行，而思远楼则是观赏龙舟竞渡的绝佳场所。自从思远楼与会昌湖、龙舟竞渡联系起来，无数文人墨客开始创作了大量关于龙舟竞渡的文学作品，其中最多的就是诗词。今天，我们从这些诗词中也可以想象千年之前的会昌湖上龙舟竞逐的盛况，以及岸边人群簇拥、笙歌鼎沸、喊声如雷，从侧面展示了温州龙舟文化的源远流长。

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永嘉事功派的代表人物叶适曾在《永嘉端午行》中写道：

行春桥东峙岩北，大舫移家住无隙。

立瓶叵罗银价踊，冰山雪袴胭脂勒。

使君劝客亲付标，两朋予夺悬分毫。

起身齐看船势侧，桡安不动涛头高。

古来峥水斗胜负，湖边常赢岂其数？

岸腾波沸相随流，回庙长歌谢神助。

只今索莫何能为，败鼓搅壕观者稀。

千年风土去不返，醉里冤仇空辗转。[5]

叶适的这首诗描写了南宋时期温州会昌湖龙舟竞渡的情景，开篇便点出了竞渡的地点是行春桥之东、峙岩之北的水域，同时描述了龙舟与游船在会昌湖面拥挤不堪，城乡居民泛舟会昌湖饮酒作乐，游湖观看龙舟竞渡的繁华景象，后因官府禁止逐渐衰落，昔日的繁华竞逐被今日的萧条落寞取代。徒留永嘉学派文脉源远流长，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温州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

叶适在《后端午行》中描述了龙舟竞渡禁令开放后的情景：

一村一船遍一乡，处处旗脚争飞扬。

祈年赛愿从其俗，禁断无益反为酷。

喜公与民还旧观，楼前一笑沧波远。

日昏停棹各自归，黄瓜苦菜夸甘肥。[5]

这首诗描写了地方长官开放龙舟竞渡的禁令后，当地百姓在端午节期间尽情地开展龙舟竞渡的满足与喜悦，从侧面反映了温州人民热爱龙舟竞渡的文化氛围以及龙舟文化在温州人民心中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占据着重要的生产生活位置。温州龙舟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水文化，主要体现在与水互动的各种生产活动和娱乐活动，长期积累以后又催生了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地缘特点的文物、建筑、遗址等文化资产。这种文化资产具有浓厚的水域社会特征，主要分布在岙、屿、垟等区域之间，与温州人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三、明清龙舟竞渡鼎盛

元代龙舟竞渡稍逊一筹，明代万历年间龙舟竞渡依然很盛。据明代万历年间乐清人侯一麐曾有二首《竞渡曲》形象地描述了明朝时期温州龙舟竞渡的场景。其一是：“青烟横拂五云旗，一片洪波倒翠微。顷刻鼓声何处尽，天边遥见六龙飞。”其二是：“新水浮云不见天，画船处处匝龙舟。谁家少妇轻回首，忘却临流落翠钿。”[6]这两首诗展现了写景的高超水平，把龙舟竞渡过程中的“云旗飞扬”“青山倒映”“黄昏渐晚”“鼓声渐歇”“少妇回首”“流落翠钿”等意境勾勒出来，让人心驰神往，留恋不已。

随着明清鼎革，温州历史发生巨变，为抵御郑成功的沿海袭扰，顺治朝推行海禁政策，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温州人对龙舟文化的热爱。无论是瓯江，还是内湖，都是龙舟竞技的圣地，呈现绵绵不息的态势。清代温州地区的龙舟活动形式多样、种类繁多，有“真龙”“草龙”“大龙”“小龙”“千秋龙”“台阁龙”等等，可分为竞渡龙舟和观赏龙舟两大类，真龙、草龙、大龙和小龙属于竞渡龙舟;千秋龙和台阁龙则属于观赏龙舟。在温州地区，十三档、二十六个划手的小龙最为常见。温州梭船（又称为蚱蜢舟）也常被改装为竞渡龙舟。竞渡龙舟虽然规格各异，但是最终的考量还是竞技能力。涛间浪尾最终所展现出来的还是龙舟竞渡勇悍与激烈的本质，这也许就是温州人精神的一种体现，积极进取、不畏艰难、百折不挠、勇敢向前的精神特质。

到了清代，“两湖竞渡”再次助推龙舟竞渡火热起来。所谓两湖即太师湖、方伯湖，大致是指今温州永强沧湖一带。“两湖竞渡”被誉为永嘉场十七景之一。明末清初的文人张子容对“两湖竞渡”曾有精彩描述：“两湖者，南方伯、北太师湖也。端阳节前一日至五日，金鼓合作，辐辏湖心，彩旌画楫，炫耀而缤纷者，龙舟也。舟上衣服器仗，红黄苍碧，无相凌杂，各肖其龙之色也。楫动飞舟，争先取胜，夺采波心，龙舟竞也。环岸如堵，万声嘈嘈，震骇千里，观者踊跃而欢呼也。”[7]

时至今日，看到这段文字叙述，眼前依然能浮现清初温州地区普门张氏家族在永嘉场龙舟竞渡的景象，展示了一幅温州永嘉场上龙舟竞技、你追我赶、欢呼雀跃、观者如潮的民间风俗画。同时也见证了清代温州龙舟文化的深厚底蕴，以及普门张氏家族龙舟竞渡背后的经济实力和文化根基。这说明龙舟文化很大程度取决于地域文化、宗族文化和时代背景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才具有生生不息的魅力。

清代温州龙舟活动最具地方特色的就是水上台阁的出现。所谓水上台阁就是指“千秋龙”和“台阁龙”。“方音借祝千秋寿，官样终推台阁尊。”祝贺千秋寿的龙船即是千秋龙船，就是仿制官船的彩舫即是台阁龙船。二者的共同点就是把曲艺杂技等表演形式融入到龙舟竞赛之中，从而使龙舟竞赛具有观赏性和娱乐性。水上台阁的出现，极大丰富了温州龙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与当时的商业繁荣高度契合，提升了溫州龙舟活动的吸引力。每当龙舟竞渡之时，温州人举家出游，青年男女借助龙舟活动传达爱意，增加了活动的浪漫主义色彩，同时也激发了青年男女参与龙舟竞渡项目的热情。

清代永嘉人郑烺曾在《端午竹枝词》其一中写道：“飞渡平湖十丈深，龙鳞万叠簇黄金。锦标不识谁先夺，第一争传是水心。”[7]在其六中写道：“鹿城山色认迷离，半抹残阳欲下时。收拾繁华湖上景，扣舷归唱竹枝词。”[7]描述了清代温州地区龙舟竞渡民俗得以传承和延续的文化动因，温州人并未因为朝代更迭、时代变迁而放弃对龙舟竞渡文化的热爱，或许这也是温州地域文化的核心要素，彰显了积极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特质，诠释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滋养一方文化的深刻含义。

关于瓯江的龙舟竞渡的描写，清代光绪年间的郭钟岳堪称绝佳，他著有《瓯江竹枝词》一百首。今天看来，他绝对是瓯江龙舟竞渡诗词方面的行家。他在《瓯江竹枝词》选一中这样描述瓯江龙舟竞渡：“龙舟竞渡闹端阳，五色旌旗水上扬。争看秋千天外落，梢婆笑学女儿装。”[7]

除了瓯江的龙舟竞渡诗词，还有南塘观龙舟的歌谣。清代大学士彭蕴章幼子彭祖润的《端阳南塘观龙舟歌》即是代表。他曾在诗中写道：“浙东繁富推东瓯，称号旧号小苏州。南塘一水碧如油，潋滟十里恣嬉游。天中令节雨乍收，薄云蔽日如新秋。公馀鼓兴邀朋俦，画船双桨迎龙舟。”[7]

尽管这首歌谣为了押韵写得更像是现在的打油诗，文学性相对较差一些，但是整体内容还是能把当时南塘龙舟的盛况再现出来，不失为时代风俗的佐证，指出了温州人竞技文化的根源，多少与温州地方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着直接联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的精神内涵与地域文化、文化底蕴和文化品位密切相关，龙舟竞渡文化就是温州地区古人和今人共同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精神家园。如果丢掉了龙舟竞渡的传统，就丢掉了温州人的精神命脉。所以说，龙舟竞渡里不仅有温州人的生活，还有温州人的精神和灵魂。

四、清末龙舟竞渡的衰落

明清时期的龙舟竞渡时常引发械斗，地方政府三令五申禁止龙舟竞渡，无奈民风彪悍、屡禁不止。据洪炳文《斗龙舟》记载：“水中之人半死生，两村持械相斗争。血流满身头颅迸，不是斗龙直斗命。”[4]

咸丰十年（1860），永嘉场上下河居民就曾发生龙舟械斗事件，造成多人伤亡：“庚申夏五，两河竞渡。前一日，王（二甲、三甲）与章（五甲）争斗，失水者一人（系章姓）。端午，朱（水心）、邵（上下河滨）与（张岭下）争斗，绝而更苏者数人。”[7]

从史料上看，温州龙舟竞渡项目的竞争程度是十分激烈的，既斗勇也斗狠，原本是“斗龙”最终演变成械斗，这说明参与者对胜负的过于在意。“斗龙”某种意义上关系着乡村、宗族之间的实力较量，彰显着乡土宗族势力和实力。故此，即便官方严禁龙舟竞渡，但是仍然制止不了民间私下里的斗龙行为，足以见得龙舟文化根基和乡间民俗力量的强大。事实上，“斗龙”若没有力量和勇猛因素掺杂，则谈不上速度和力量的竞技，失去了竞渡争先的精神实质，也很难有其吸引力。受官方禁令制约，清末到民国，温州龙舟竞渡的规模和次数逐渐减少，但是传承发展永远是龙舟文化的主题，温州人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中龙舟竞渡项目永远占据着重要位置。尽管受制于时代限制，但是随着新中国之后生产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龙舟竞渡项目再次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从侧面了诠释了温州人“敢闯敢拼，勇于争先”的奋斗精神。睹事思人，掌故寻踪，我们从龙舟竞渡项目中或多或少得到一种启示和思考，不难理解温州这片傍海滩涂，为什么会在改革开放之初涌现了第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进而形成了为人称道的“温州模式”，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源于地缘文化的精神支撑和文化助力。

结语

龙舟竞渡项目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它承载了温州地区依山傍水的文明发展史。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龙舟竞渡项目因其与奥林匹克文化具有相融性，理应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和纽带。现代奥林匹克精神倡导“更快、更高、更强”的竞技理念，与龙舟竞渡项目的核心理念是一致的，进一步增强龙舟竞渡项目的观赏性和竞技性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温州地区龙舟竞渡项目几千年来就秉承了竞技这一理念。温州深厚的龙舟文化是温州人一笔宝贵的文化资源和财富，随着亚运会龙舟项目落户温州瓯海，深入挖掘和研究温州地区龙舟传统文化，有助于复兴龙舟竞渡项目，推动龙舟竞渡项目沿着科学规范、持续健康的轨道发展。近年来，中国体育人把传承中国龙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作为自身为之不懈努力的奋斗目标。希冀借助龙舟竞渡项目推广至亚运赛场或者奥运赛场，来实现龙舟竞渡项目在世界范围内的认知和普及，进而把龙舟文化作为温州市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名片，向世界展示其背后的体育精神和人文精神，从而更好地展现温州的软实力，树立城市形象和精神坐标，推动中华龙舟文化更好的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安点.淮南子·齐俗训[M].陈广忠，校.许慎，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2]袁康，吴平.越绝书·记地传[M].乐祖谋，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左丘明.国语·吴语[M].胡文波，校.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4]王瓒，蔡芳.弘治温州府志：卷四[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5]叶适.水心集：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民国（1912—1948）.

[6]侯一麐.龙门集：卷六[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7]陈瑞赞.龙腾东瓯，温州历代龙舟题咏[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胡晓明（1979—），男，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博士研究生，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研究方向为清朝政治思想史。

（责任编辑：董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