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西子

内容摘要：人们普遍认为余华文学作品有着狭隘和负面的女性观，其笔下的女性角色性格传统、单一且软弱，然而这些评论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本文以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和《兄弟》小说文本为范例，通过解读多位女性角色的言语行为，发掘她们软弱性格背后隐含着的坚强品质，揭示了余华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性格的多面性特点，彰显了新旧社会交替时期女性地位的摇摆情形和传统女性的觉醒意识，有助于改变对余华文学作品的片面认识。

关键词：余华 女性角色 性格 多面性

从古至今，女性在社会各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地位始终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也反映在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之中。从最开始“女性在历史上是没有地位的，是没有话语权的，一直以来，女性都是使用男性话语说话，充当男性的传声筒，这就使得女性没有自我，没有地位”[1]（P65），到“90代的女性文学强化并且超越了女性的主体意识，使女性文学进一步趋于成熟和对生命主体全方位的把握”[1]（P65）。由此可见，随着社会思想的进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女性的个性和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

余华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文學家，他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坛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社会和文学界对余华的文学作品有诸多的评论和分析，普遍认为：余华有男权主义倾向，其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是 传统的、单一化的、软弱的。时下这些评论不无道理，但它们往往局限于文学作品对女性角色的直觉和显式刻画，缺少对这些作品中女性角色性格的深层次分析，未能挖掘和发现这些女性角色在言语行为背后所展现的多面和复杂性格特征，具有一定的狭隘性。另一方面，余华的文学作品大量使用了现实主义手法，小说中看似独立的角色实则是时代与现实的投影。我们在分析文学作品中某个或某些特定女性角色的同时，也是在分析那个时代的女性。每个人的言行举止都有它发生的原因，因此在分析女性角色的言行举止时，情境的追溯与原因的探索是必不可少的。对余华及其文学作品的一些评论缺少该方面的探索和分析，导致它们得出的结论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一.对余华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性格的评析

余华的文学作品运用了多种描述手法，从神态、外貌、语言、动作等多个方面，对女性角色进行细腻刻画，勾勒出鲜明的性格特征。在他的精心雕琢下，不同个性的女性角色跃然纸上，栩栩如生，用她们的真诚、坚强与淳朴感动着读者。围绕余华及其文学作品对女性角色的刻画与描写，文学和社会界有诸多评论。王琨将余华作品中的女性角色理解为了一种“活道具”与“附属品”：“女人的在场，先是只作为一个活动着的男人的沉默背景或活道具而存在，进而是作为烘托男人主事的形象而存在”[7]（P53），“余华在反英雄叙述男性命运的同时，在无意识中依然深陷男权中心主义的窠臼”[7]（P53）。崔玉香指出：“余华的作品中有男权主义的倾向，并且为女性编织了难以逃脱传统的窠臼”[5]（P147）。武风云认为：“她们还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精神特征：首先是物品化特征……第二就是扁平化特征，他们缺乏人物应有的性格复杂性和灵魂冲突，整体上呈现单一化和平面化特点。第三就是依附化特征……这里主要是女性主体意识的丧失”[6]（P1）。刘伟平提出“被压抑的妻子”和“男性主导下的东方女性”一说，“从中可以窥视余华复杂，甚至是狭隘的女性观”[8]（P1）。这些评论普遍认为：余华笔下的女性角色都是单一、传统和软弱的，她们只具有封建性和附属性。

本文以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和《兄弟》文学作品为例，选取了四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女性人物，通过深入分析文学作品对这些人物言语行为的刻画，揭示她们软弱性格背后所表现出来的诸多坚强品质，阐明坚强性格在这些人物中所呈现的多样化内涵，从而揭示余华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性格的多面性特点，彰显新旧社会交替时期女性地位的摇摆状况和传统女性的觉醒意识。

二.孙光林母亲：隐忍是一种坚强

孙光林的母亲是《在细雨中呼喊》里的一个隐忍而温和的角色。

蛮横无理的父亲一次一次将家里的米盐搬到寡妇的家里，再在半夜溜回自己的被窝，母亲对于这种行为视而不见，一忍再忍;即使父亲成为了村里的一个笑话，受尽千夫所指，母亲也从来没有指责过父亲一句;父亲所有的无理取闹，暴力与威胁都让母亲无数次在夜里哭泣，但她却从来没有当着孩子们的面，与父亲发生争吵，还总是温柔地照顾着他。但是，在与王跃进一家争夺自留地时，这位温和的母亲竟然勇敢地冲向王跃进，进行了第一次反抗。在父亲一次又一次地跑向隔壁寡妇家时，母亲在某一天冲动地撞向了田埂上的寡妇。母亲两次勇敢且冲动的举动，都以失败而告终。也许母亲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没有胜算，但她还是选择了勇敢地去反抗，而不是和父亲一样，躲在嘈杂的人群里，不敢露面劝架。

母亲这一女性角色好像本就应该是隐忍而温和的，这源于旧社会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与社会伦理环境，母亲天生就有一种卑微感。但通过书中的情节我们又可以看出母亲是坚强的，遇见大事时，不会躲在一旁默不作声。即使自己与对方实力悬殊，她也会勇敢地挺身而出。对比孙光林的父亲，在熟人面前蛮横无理，作威作福，大吵大闹;遇到正经事时却缩头缩脑，不敢露面。这样看来，“母亲这一角色是软弱的”的说法明显不成立。先前母亲所表现出来的隐忍与温和，可能是她主动选择的。父亲对于家里的一切不管不顾，母亲念及三个幼小的孩子，出于对这个家庭的爱，处处都忍让着父亲，来维护这个即将崩塌的家庭，直到临死之前才向父亲控诉自己的不幸。一些评论认为这源于母亲内心的软弱，这一观点似乎有失偏颇：母亲做了一辈子隐忍的老好人，却没有将多年来的怨愤带到另一个世界，而是在死前才一吐为快。母亲的隐忍是一种坚强，出于对于家庭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出于对年幼的孩子的疼爱与照顾，母亲主动隐藏了自己的个性与脾气，忍耐着丈夫的无理取闹，夙兴夜寐地修补家庭的裂隙。拥有这样品质的母亲，怎么能被简简单单地归结为“软弱”。

“隐，指逃离生活的中心到边缘地带去;忍，是指面对苦难时候所表现的韧性，不轻易妥协，不轻易放弃。”[9]（20）如果说家庭是一个“大我”，那么母亲自身是一个“小我”。母亲为了“大我”而牺牲了“小我”，她选择成为一个隐忍的人，无论遭受了外界怎样的攻击，她都默默忍下，独自承受着指责、流言与欺骗，而留给孩子的永远是笑脸。这种隐忍所表现出来的坚韧力量，常常为人们所忽视，这就是是母亲这个角色的另一面。如众人所言，母亲有时是软弱的;但当她凭一己之力撑起整个家庭时，她也是坚强的。作品塑造出母亲兼备软弱与坚强的复杂个性及其多面、矛盾的性格特征。

三.冯玉青：决绝是一种坚强

冯玉青是《在细雨中呼喊》里“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年轻女子”[2]（P19）。在故事刚刚开始时，冯玉青好像是一个畏缩的姑娘。在尚不懂事的孙光平对冯玉青进行了突如其来的猥亵以后，冯玉青大吃一惊，但并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反抗，甚至连一两句的谩骂都没有。“有那么一次我看到孙光平和冯玉青迎面走到一起，孙光平露出讨好的笑容，冯玉青铁青着脸迅速走过”，这说明冯玉青并不是不介意孙光平的猥亵，她可能是因为害羞和畏缩而把这件事埋藏在心里。后来，冯玉青被王跃进欺骗并且遗弃之后，她一个人倔强地走到医院，独自做检查，并在王跃进新婚之日去婚礼现场结缳以表达愤恨，闹得新娘子大喊要自杀。

有学者对此予以了解释，认为“冯玉青的躯体语言仍是男权文化为她规范过的，那分明是说：我早已是你的人了，你应该陪我去检查，更应该娶我。是从一而终的男权文化的声音”[10]（P46）。然而，王跃进骗她、抛弃她，在大庭广众下羞辱她，如果她还选择沉默，并且整个社会都对于这种龌龊的事情习以为常的话，那才叫男权对女权的完全性压制。最后，冯玉青在做完检查并确定无恙之后，没有继续找王跃进的麻烦，而是和一个货郎私奔了。所以，在分析后我们可以得知，冯玉青并没有被“从一而终的男权文化的声音”所左右，她刚开始也是一个羞羞答答、畏畏缩缩的小姑娘，之后却蜕变为一个果断决绝的成熟女子。在文学作品中，冯玉青的行为“给当时的我以沉重的一击”，而“我”的这种震惊来自于一个女性角色性格的转变。

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我们亲身经历了冯玉青所经历的一切，在决定私奔的那个晚上，我们将会承受多少压力？父母的绝望、村民的职责、王跃进的幸灾乐祸等等。在多重压力面前，冯玉青勇敢地割舍下那段痛苦的过去，去追逐自己眼里的爱情。这种果断和决绝是冯玉青性格中的另一面。她的果断算得上另一种坚强。从这一点上看，冯玉青兼具畏缩和坚强的性格，呈现出矛盾和多面的性格特征。

四.李秀英：发声是一种坚强

李秀英是《在细雨中呼喊》里的一个独特而奇葩的女性角色。她是孙光林的养母，也是军人王立强的妻子。大部分人在第一次读《在细雨中呼喊》时就可以感受到他们之间鲜明甚至有些怪异的对比：军人王立强高大威猛，是力量的象征;而他的妻子李秀英体弱多病，常常独自待在卧室里，吃着诡异的中药，还说自己只要穿了潮湿的内衣就会马上死掉。所以李秀英给我们的第一印象，确实是柔弱、多病的。

但是如果深层次地分析李秀英的言语行为，我们可以发现，李秀英的性格中其实也有着坚强的一面。比如在“我”被诬陷写反动标语之后，所有人都相信，“我”就是罪魁祸首，但只有李秀英一个人相信我。“李秀英在床上坐起来，尖利地喊叫王立强，对他说;‘肯定不是他写的，我敢保证。[2]（P249）然后她面向我，‘我相信你”。在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我”时，只有李秀英明确地表示相信我。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社会环境：此时正处文革时期，人人自危，人们对于“反动标语”这一问题是非常敏感和畏惧的。虽然没有证据能证明标语就是“我”写的，但是“我”也被约谈、拷问了很多次，受尽了逼迫与威胁。李秀英给予“我”铿锵有力、被大声喊出口的信任。当强势的王立强都没有底气表现对“我”的信任时，李秀英却敢于发声：“王立强在那边的屋子里表达了对老师的不满：‘小孩又不懂事，写一条标语有什么了不起的。李秀英显得很生气，她指责王立强：‘你怎么能这样说，这样不就等于你相信是他写的了。这个脸色苍白脾气古怪的女人，那一刻让我感动得眼泪直流。”李秀英冒着巨大的风险，几乎和所有人作对，她知道这喷涌出口的信任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但她依然一改曾经的柔弱，态度坚决地表达出对“我”的信任。

有论者就此认为：“但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往往被忽视，并且一直没有走出以男性为中心的叙述视角”[12]（P92，P95）。如果是这样，那余华在描写这一场景时，应该写成：李秀英在晚上偷偷摸摸地找到我，对我说：“其实我是相信你的”。但在《细雨中呼喊》中，即使王立强都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李秀英却勇敢地发出了和外界不一样的声音，来保护受尽威逼利诱的“我”。这种不畏后果的发声也是坚强的一种体现。

李秀英体弱多病，在生理上是羸弱的，但是她敢于发声，勇敢地去维护一个孩子的清白与尊严，所以她在精神上是坚强的。兼具多种性格特征，李秀英的性格也具有多面性与矛盾性的特点。

五.李兰：无畏是一种坚强

《兄弟》中的李兰在作品开头展示出的是一个畏缩的形象。在第一任丈夫去世后，她一直活在羞耻与沉默里，在外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但越往后看，读者越能感受到她的坚强与无畏。第二任丈夫宋凡平在文革时期被批斗成“地主”，在车站被活活打死，李兰伤心欲绝。“这个夜晚李兰泪如雨下，她在给宋凡平擦洗身体时，累累伤痕让她浑身发抖，她几次都要爆发出惨烈的哭叫，她又几次将哭声咽了下去，她把哭声咽下去的同时也昏迷了过去，又几次从昏迷中坚强地醒过来，她把自己的嘴唇咬得鲜血淋漓”。之后，李兰带着宋凡平的尸体，骄傲地走上大街，勇敢地面对闹革命的群众们：“李兰说到宋凡平是地主时，李光头和宋钢吓得哆嗦了一下，前面的老地主吓得不敢抹眼泪了，她却是响亮地说了出來。前面的革命群众站住了脚，他们惊诧这个瘦小的女人竟然敢这样说话。那个戴红袖章的男人对李兰说：‘你丈夫是地主，你就是地主婆？李兰坚定地点点头：‘是。那个男人回头对游行的革命群众说：‘看到了吗？如此嚣张……，他说完转回身来，挥手给了李兰一巴掌，李兰的头甩了一下，她的嘴角流出鲜血，可她骄傲地笑了，继续昂首看着他。那个戴红袖章的人又给了她一巴掌，她的头又甩了一下，她仍然骄傲地笑着……”[3]（P106）。

从这些描写中我们看到了李兰的坚强和无畏。她告诉自己的两个孩子，无论如何都不要在外人面前哭，无论如何在外人面前都要是坚强的。她永远为丈夫宋凡平感到骄傲，因此而被红卫兵当街暴打，但她从未放下自己骄傲的笑容和昂首的姿态。李兰也是凡人，她也会怕疼怕痛。那是什么让李兰一次次地忽略了生理上的剧烈疼痛呢？是她心理上的坚强与无畏。因为无畏，所以她敢忽视周遭的指指点点，以“地主婆”的身份走上大街;因为无畏，所以她忍住两次丧夫的悲痛，宁愿在夜里一次次昏死过去，也不在众人面前落泪;因为无畏，所以她即使被打得口吐鲜血，依然展现出骄傲的笑容与昂首的姿态。

李兰从最初害怕他人的指指点点，到最后的无畏无惧，充分展现她性格的多面性;她在死去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面前可以痛哭流涕，但从来不在外人面前掉下一滴眼泪，充分揭示了她无畏的性格，塑造出多面与矛盾的性格特征。

六.小结

余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是饱满和鲜活的。《在细雨中呼喊》和《兄弟》描绘的是旧时代的农村生活，其中的大部分女性角色仍然受困于失语的窠臼中，遭受社会的欺压和指责。她们没有声嘶力竭地去反抗，而是选择了隐忍和包容，这容易使得人们将这些女性角色放在“软弱”“畏惧男性”的列表中。通过分析余华文学作品中四位女性角色在不同场景下的言语行为可以发现，她们既有畏缩和怯懦的一面，同时也有坚强的一面：母亲的隐忍是一种坚强，冯玉青的决绝是一种坚强，李秀英敢于发声是一种坚强，李兰的无畏也是一种坚强。她们不只是男性角色的附属品，也不是如世人所说的那么“软弱”、“落后”和“封建”，她们的性格中隐含有坚强的因素，从而塑造出具有多面和矛盾性格特征的复杂女性角色。

这些女性角色多面和矛盾的性格特征，宣告着女性角色不再是男性角色的附属品—她们正在走向一个更加独立的方向。一些分析认为：“对于我国的文学研究方面，女性特点通常比男性更为错综复杂，任何创作者都明白，社会环境越是复杂、障碍繁多，越是有利于故事情节的刻画”[11]（P80）。余华的小说映射着旧时代的现实缩影，而其笔下的女性角色自然也带有旧时代的特征。在女权主义盛行的今天，分析成书二十年左右的《在细雨中呼喊》与《兄弟》中多面且矛盾的女性角色，有助于回望新旧社会交替时期女性地位的摇摆，发现现代观念取代传统观念时期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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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