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思想引领力”的伦理精神

2021-07-08陈翔

理论导刊 2021年5期

摘要：“思想引领力”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统一思想、指导实践、抵御一切错误思潮干扰的能力。新时代要以新思想为科学指引，而新思想是社会伦理与个体道德、社会生活秩序与个体生命秩序建构的精神过程。思想引领力的伦理精神建构是“自觉”的建构。思想引领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是理性的，这种理性的基础在于生活经验和道德的“自觉”。思想引领力根植于文化的“他觉”。把思想引领力设定于“他觉”的努力，使得思想引领力具有深厚的世俗基础及在社会生活方面神圣的性质。思想引领力“究竟”的逻辑可以成为理性社会的价值源头和伦理性的根源，具有智慧力、人文力、干预力、导向力四个方面的表现。增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力，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文化自信的信念，坚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心，在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中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能够为人类提供一种新的思想理念和思想力量。

关键词：思想引领力;伦理精神;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21）05-0028-08

基金项目：2020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政治伦理研究”（20DJB005）。

作者简介：陈翔（1979-），男，河南信阳人，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伦理学。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1]引领力是领导者顶层设计的能力。而“思想引领力”是执政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统一思想、指导实践、抵御一切错误思潮干扰的能力。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思想引领力必然涉及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引导能力。在现代文明的冲突和对话中，执政党按照自身的思想价值体系进行建设与改革，从而追求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于是，我们不仅要在现代文明与传统之间作出“何种思想引领”的追问，而且还必须在现代文明体系之间作出“何种思想引领”的选择。“何种思想引领”追问的核心是：在现代社会中，到底是否存在具有普遍有效的思想引领力的伦理精神？面对现代化中的诸多价值冲突和价值矛盾，到底如何建构和确证思想引领力的伦理精神？

一、“思想引领力”的伦理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下，中华民族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国人民“富起来”;三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国人民“强起来”。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思想引领力的首要含义在于指导群众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新时代要以新思想为科学指引，而新思想的建构是社会伦理与个体道德、社会生活秩序与个体生命秩序建构的精神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是通过对现实的社会关系、伦理生活以及伦理传统的把握，寻找社会的基本伦理关系，建立伦理坐标，形成伦理精神。

第一，思想引领力的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是道德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主要是指在实践中经过试错而积累的经验和智识。“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2]作为人的主体性的特殊显现，思想引领力是实践理性的显性存在。思想引领力的道德信念、道德选择、道德行为直接依赖于实践理性的运作。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引领力被当作个体内在的道德自我的概念。因此，在个体内在的道德自我建构的过程中，思想引领力不是一种前提性存在，而是实践理性的结果。用《大学》中关于道德生长的过程的理论，思想引领力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结果。虽然思想引领力作用的对象不同，但是其伦理的维系、伦理的运作，不仅是实践理性的表现，而且建立在对不同主体的德性期待与德性尊重的基础上。不同主体的出发点是思想引领力，实践理性的主体是思想引领力，致力造就的也是这种思想引领力。于是，在思想与引领、引领与引领力之间，就具有了必要的张力。

第二，思想引领力的价值原理。如果对“什么是思想引领力”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进一步加以追溯，便可注意到哲学领域中的不同进路以及哲学思考方式的不同。当人们试图对思想引领力给出不同界说的时候，这种界说实际上已经体现了思想引领力的价值原理。与此相应，思想引领力本身事实上也可以被视为对价值原理的追求。在思想引领力方面，现象与自在之物，感性、知性与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存在不同形态的界限。但是，思想引领力的价值原理无疑表现为主导的方面。相对于其他领域，思想引领力侧重于扬弃界限、“在现”思想的整体性，更加关注世界的统一、综合、具体之维度。思想引领力要求我们以更为宽容、宏大的胸怀来对待不同的文化，以世界的视野和观念发展中华文化，进而建构具有世界价值又具有独特性的当代中国文化形态。

第三，思想引领力的精神武器。作为本体与实践的统一，思想引领力的精神武器所成就什么样的人？从现实方面看，人当然具有多样的形态、不同的个性。然而，在多样的存在形态中，又有人之为人的共通。概括而言，这些共通之处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其一是作为精神武器的内在德性。思想引领力首先表现在人的价值取向层面所具有的内在品格，它关乎成人过程的价值导向和价值目标，并从总的价值方向上展现了内在规定。人不同于动物的重要之点，在于人能够改变世界、改变人自身，这同时表现为价值创造的过程。在哲学所理解的成人这一理想人格中，也可以看到德性与能力的统一。其二是作為精神武器的现实能力。关于思想引领力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不同的哲学传统具有不同的侧重。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的是思想引领与实践活动的本源性;西方哲学，包括其实践哲学，则主要关注政治、伦理的活动;中国哲学，特别是其中的儒学，则更为注重人的伦常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日用常行。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作为不同的哲学传统，固然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但是综合起来看，其作为精神武器涉及现实世界的多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第四，思想引领力的伦理精神。“从心理的层面讲，现代化涉及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方面的根本性转变。持传统观念的人期待自然和社会的连续性，他们不相信人有改变和控制两者的能力。相反，持现代观念的人则承认变化的可能性，并且相信变化的可取性。”[3]思想引领力的伦理精神是实践理性、价值原理、精神武器共生互动的合理性。共生互动，就是生态因子既相对立，又互依互补的对立统一关系。著名生态学家奥德姆把生物物种间相互作用的多样性分为两类：负相互作用，包括捕食、寄生、抗生作用;正相互作用，包括偏利、合作和互利互生。在这两类相互作用中，互利共生是两个相互作用物种最强的和有利的作用方式[4]。共生互动赋予生命机体以自我生长的内在动力。思想引领力的伦理精神的基本原理是：一方面，互补互动，对立统一。根据生态合理性的理念，伦理精神包括其他一切价值的存在根据，它与其他生态因子在人文精神与意义世界两个纬度具有互补性，通过互补实现互动，从而实现整体价值的生态合理性。具体地说，思想引领力的伦理精神是实践理性、价值原理、精神武器等因子的互补互动和对立统一，是伦理精神价值合理性的根据。另一方面，自足性。思想引领力的伦理精神是一个自足的机体，不仅在文化形态与精神结构方面自给自足，而且它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关联方面也表现出自足的特性。共生互动、自我生长，构成伦理精神及其价值合理性的生成和发展方式。

二、“自觉”的伦理精神建构

思想引领力的伦理精神建构，首先是“自觉”的建构。“自觉”建构的逻辑思路是：第一步，把握和梳理内在于思想引领和社会结构深层的人伦关系;第二步，在繁复的伦理关系中寻找和建立具有范型意义的思想坐标;第三步，形成合理、有效的引领之力。人伦关系——思想坐标——引领之力，是一个由“伦理”到“自觉”，由客观到主观的过程。“自觉”的伦理精神建构之特殊文化韵味就在于它的认同基础及其所派生的人伦建构意义。任何伦理和伦理精神体系，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必须有一个基础，这一基础成为伦理精神的源头。在文化体系与伦理精神体系中，这种最后的或终极的基础往往并不是理论论证的结果，而是思想认同。

在思想引领的过程中，伦理与哲学一样，其根本的精神是“自觉”的，因为“自觉”能够为人、为人的生活提供终极价值和精神家园。“理性建立在非理性的基础之上”，这是思想引领的通则。笛卡尔是近代理性主义的先驱，他把“怀疑”作为理性精神的重要品质，提倡“怀疑一切”。笛卡尔设定，作为“怀疑”主体的“怀疑者”的怀疑最后不能被怀疑，理由是“我思，故我在”。“纯粹理性”的哲学如此，作为“实践理性”的思想引领力更是如此。思想引领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是理性的，但是这种理性的基础只能是基于生活经验和道德的“自觉”。

第一，自觉的人伦原理。思想引领力在相当程度上首先是人伦原理的自觉过程，完成这一过程至关重要的是与中国人“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文明路径相匹配的伦理精神的确立。思想引领力在伦理精神建构方面必然是人伦本位。思想引领揭示了内在于中国社会的各种人伦关系，指明了“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下诸种人伦关系的内在关联，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人伦原理。自觉的人伦原理有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人伦关系。在思维方法上，它与古希腊人在关于宇宙的思考中寻找万物的“始基”的方法是一致的。其次，建立了人伦原理的结构坐标。思想引领力的伦理意义，重要的是它内在的结构性及其伦理建构功能，借此建立起调节社会的诸多人伦关系，并使之在“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中具有文化合理性的坐标系。由此，一切伦理关系都可以在这个坐标系中进行定位。遵循这种自觉的人伦原理，也就隐含着以后人们如何进行精神成长。最后，自觉的人伦原理的建立，标志着思想引领力基本伦理课题的解决，也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原理的基本确立。

第二，自觉的人德规范。思想引领力所要确立的人德规范，主要是通过规范的作用提升主体的德性，建立体现伦理精神的道德自我。人德规范的自觉建构，逻辑与历史地被分解为三个方面：首先，人性预设与人性预期的文化上认同。从逻辑方面来考察，思想引领力既然是做“人”的工作，就要首先对人的本性进行考察。人性考察的真谛是关于人的伦理的可能性、道德的可能性的考察。中外历史上所有能够形成自身体系的哲学家，都以人性为立论的基础，从孔子到王阳明，从苏格拉底到黑格尔，莫不如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思想引领力不能脱离中国人人性的实际。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血缘文化，中国伦理的根基是血缘，而人性的逻辑是血缘的绝对逻辑，因而人性必然是伦理主体的基本构成，也是社会伦理生活的基本文化原理。其次，道德规范调节和提升的思想境界。道德规范不只是对人的行为的限制，它在本质上是对主体德性的造就。限制与造就，是规范本质的一体两面。二者之中，限制只是表象，是道德规范的否定性本质。造就是实质，是道德规范的肯定性本质。最后，内在的德性的升华和对规范的认同、践行造就自为的境界。思想引领力所要建构的自我，一是如何安顿自己的生命秩序，二是如何把個体的生命秩序与社会的生活秩序相契合，达到个体道德和社会伦理的合理实现。这两个问题的实质，是要把道德的“义”放在首位，用道德的主体引导制约自身内在的欲望冲动，以实现道德的价值、实现人的价值。从根本上来说，到了自为的境界，是思想引领力的凝聚力之所在，也是思想引领力体现的合理内核。

第三，自觉的文化理解。“先于自身的存在就是向最本己的能在的存在。在这种存在中，就有为本真的各种生存上的可能性所需的自由存在之可能性的生存论存在论条件。”[5]根据新时代人们形成的基本价值理念，解决传统与现代伦理精神的合理性建构之间关系的难题，必须发出一个理论诘问：自觉的文化理解在思想引领力的伦理精神建构中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在人们思想的潜在意识中，都设想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创造出自己所用、所想、所爱的一切。但是，事实上，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来自过去的事物之中”。在现代文明的演进中，每一个人都以一种新的精神对待社会，并渴望社会面貌得到改变。然而，人们事实上恰恰是在各自殊异的传统而不是最新的概念中，发现了异质文化之间的共通性。对于民族个体和人类文明来说，多样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前，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在寻求并弘扬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正是这种世界意义的文化，使得异质文化的对话成为可能。思想引领力的形成，就是“选择——继承——创新”的辩证过程。显然，被大多数人选择并成为自觉的因子，体现着文化主体发展的内在需要，这种需要，相当程度上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体现着新时代要求的精神。

三、“他觉”的伦理精神生态

人类的认识从方向的角度来看，无非是自觉和他觉两个角度。他觉即觉他，即对人类自身以外的世界的认识，通过他觉、觉他的过程，人们会认识与反思，使得实践的结果更加贴近客观世界的本真。思想引领力在“他觉”方面的伦理精神生态，根本在于一个“他”字。“尽管知识总是不完美的，可是人类生活也没有到非需要完美知识不可的地步，没有完美的知识并不见得就没有好生活。”[6]我们虽然难以判断思想引领力的效果，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自觉”至少不能体现“伦理”的全部文化韵味。“他觉”虽然在以善为价值尺度和文化机制调节相互关系，但是在缔结原理及其善恶价值的具体内涵方面，却体现出强烈的民族差异。于是，中西方文化便赋予“他觉”以不同的根源和基础。西方在宗教中寻找，中国在文化中寻找。西方假定上帝是一切的根源，是思想准则的制定者，也是思想的归宿与最高的价值取向;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史表明，思想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文化之中，文化因子既为伦理提供基础和出发点，又为伦理提供范性和最后的价值标准，思想引领力根植于文化的“他觉”。把思想引领力设定于“他觉”的努力，使得思想引领力具有两个文化优势：一方面，它使得思想引领力具有最深厚的世俗基础;另一方面，使思想引领力在社会生活方面具有神圣的性质。世俗性与神圣性的结合，使得思想引领力具有巨大的根源动力和源头活水。

第一，“他觉”的为人之道。思想引领力“他觉”，不只表现在主体思想观念的差异和人们对幸福的不同感受，还与主体在什么时候、什么境遇下如何为人有关。在一帆风顺的境遇中和在困难重重的境遇中人们如何为人当然不同。思想引领力表现的模糊性，使得人们对于为人的理解同样具有很大的相对性。一般来说，“他觉”的为人之道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建立：或者作为对人生的感受和体验;或者作为对于人的德性状况有着直接的和深刻的联系的某种诠释。无论是体验还是诠释，都不可避免地是“他觉”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为人之道与其说是对德性与幸福之间内在因果关联的理解，不如说是思想引领力的体现。思想引领力的存在，是因为人们相信，也是为了使人们相信：“他觉”是获得为人之道的必要条件。而之所以如此，归根到底，是因为社会需要建构思想引领力。但是，正因为这种思想引领力是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观，人们对这种德性的评价本身就是为人之道的“他觉”过程。社会的道德评价既是一种“他觉”，也会创造一种“他觉”。

第二，“他觉”的待人之道。“他觉”的待人之道，是人格的善、正义的善、美德的善与他人之间的对话。“我们已经首先确定了思想是躯体行动的真正和有效的来源，我们还有待研究的是作为人的道德行为的来源的那些特定思想的性质。”[7]思想引领力的伦理精神生态，关键是合理的、善的价值生态的建构。由于待人之道本质上关联着个体与社会、个体与伦理、个体与政治，关联着自然社会、政治社会两大社会领域，因此“他觉”的待人之道有赖于伦理-社会生态的建构。如果以个体至善-社会至善的辩证互动和良性循环为生态目标，那么善的自我生长和自我否定的能力，就是“他觉”的待人之道。依据这样的目标，思想引领力既不是抽象的人格，也不是抽象的正义，毋宁说是具有价值内涵的正义和体现正义要求的与人、与社会打交道的能力。这样，才能使得个体的善与社会的善互为前提，互为基础，从而实现为人之道和待人之道的辩证互动和良性循环。换言之，思想引领力所建构的待人之道，既不是人格论的，也不是正义论的，更不是美德论的，而是以伦理-政治一体化为视野，是以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为价值结构，是以为人之道与待人之道的辩证互动和良性循环为价值目标的伦理精神生态。

第三，“他觉”的治人之道。什么是治人之道？治人之道的特点是普适性和客观性。普适性是说它一旦形成，就是“普遍”的，必须适用于一切对象，同时兼具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具体性和灵活性;客观性是指在规则面前，人就要服从。如果没有这两个特点，治人之道就会缺乏公约性。思想引领力所体现的治人之道，就是人们在追求行为与社会秩序的合理性过程中，必须寻找另一种机制加以扬弃，这就是“他觉”。规则与“他觉”对人的行为都有约束功能，但是二者又具有重大区别。规则也对行为设定要求，“他觉”虽然也设定一项要求，但并没有告诉他如何满足此项要求。由于思想引领力能够给治人之道留下一定的空间，使得思想引领力在规则之外具有更大的“恰当”，并且，正是通过这种“恰当”的运作体现出价值合理性和行为主体性。因此，思想引领力的伦理精神生态在自觉的机制之外，还需要另一个更重要的机制，这就是“他觉”。“他觉”是道德行为和道德调控的标志性特征，它既能够使为人、待人与治人根本区别开来，又透过主体遵循品质的培养为执政党思想的实践提供基础。“他觉”不是治人之道的行为，而是治人之道所必需的品质;“他觉”不是对思想引领力的遵循，而是遵循思想引领行为所必需的品性。

四、“究竟”的伦理精神力量

在主流意识中，现代社会应当也必须具有思想引领力。具有思想引领力的社会是以主流思想意识为基本秩序原理和治理机制的社会。在主流思想意识被当作根本生活准则的社会中，伦理、伦理精神力量的存在及其合理性，不僅要有特殊的行为主体和作用对象，而且要有文化的“究竟”。“究竟”的追问对现代社会生活和未来文明发展的意义毋须赘言，西方学者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学者对现代化的反思，已经从一个相反的视角作了确证。问题在于，“究竟”是否还能作为思想引领力的基础？“究竟”的追问及其存在合理性，不仅必然要求而且可能实现德治。思想引领力“究竟”的逻辑是神圣性的情感逻辑，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成为理性社会的价值源头和伦理性的根源。于是，在主流意识的思想引领力中就可以彻底贯彻所谓的纯粹理性和客观意志。

第一，“究竟”的智慧力。“究竟”的智慧力，是一个在思想引领力中最容易被疏忽而又最能体现伦理精神的目的性和人文原理的生态因子。对个体来说，“究竟”的探寻是一种智慧力，是建立合理的思想秩序、赋予思想以旺盛生命力的人文智慧;对社会来说，“究竟”的探寻也是一种智慧力，是建立尽性合理的伦理关系、赋予世俗生活以价值意义的生命智慧。当主流思想与引领力进行整合时，“究竟”的探寻又凝聚为一种深邃而崇高的人生智慧，它使人生达到生命和生活的现实历史的统一。那么，在社会生活中，思想引领力究竟表现为什么样的智慧力呢？事实上，既不是儒家智慧，也不是道家智慧，更不是佛家智慧，而是基于儒、道、佛融合而形成的伦理精神的三维结构，现代主流思想引领力都建立在以上三维结构基础之上，这就是“究竟”的智慧力。儒、道、佛一体，就是中国伦理、中国人的智慧的圆融。对思想引领力来说，这三者的一体给中国人建立了一个富有弹性的安身立命的基地，进退自如，刚柔并用，且在任何境遇下都不会丧失。

第二，“究竟”的人文力。如果把思想引领力理解为尽性合理的社会生活秩序与个体生命秩序的价值建构，那么“究竟”的人文力本质上就是一种秩序力，是透过价值的机制建立生活秩序和生命秩序的人文力。由于思想引领和个体道德之间的矛盾，“究竟”的人文力还是解决社会伦理和个体道德之间的矛盾，在二者之间建构合理性的秩序力。人文力是在诸多文化形式如法律、政治等之外的文化力。人文力的特点在于价值性，它是在一定道德价值指导下，透过人伦关系所建立和实现的秩序，也是所谓的自组织力。只要存在社会生活，只要存在对合理性价值的追求，就存在秩序及其组织问题。那么在社会生活中，思想引领力究竟表现为什么样的人文力呢？人文力对于秩序的组织与政治法律等形式不同，它是主体性的“自组织”。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引领的人文力就是自组织力。这具體表现在以下两种情形：一些思想形态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已经失去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需要扬弃;在伦理进步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某种不适应性，但造成这种不适应的原因不是思想的落后，而是思想要素对经济社会的作用点和作用方向不恰当，需要人文力滋润经济社会领域。

第三，“究竟”的干预力。干预力是思想引领力的另一种表现。干预的主要对象是人。人的心理结构有知、情、意，与之相对应的干预机制是情、理、法。思想引领力的一个重要表现，主要通过情和理努力实现，或者说，思想引领力是情和理的干预力运作的结果。思想引领力的伦理精神生态也可以作文化动力学、精神动力学的诠释。“究竟”的干预力，既为社会主体与文化主体提供生活动力，也提供生命动力，同时又提供人生动力。不过，这些动力都是价值动力，属于“伦理精神”的范畴。“究竟”的干预力既有目的价值，也有其工具价值;既是目的理性，也是工具理性。“一个公正的社会不是努力促进任何其他的特定目的，而是在不与他人的自由相冲突的条件下使其公民追逐其自己的目的。”[8]因此，“究竟”的干预力一方面追求人的目的的实现，追求人的自我实现;另一方面又是思想体系和思想控制体系的一部分，具有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和双重功能，当主流思想依照一定的规范体系现实地调节人的行为时，就形成了干预力。那么，在社会生活中，思想引领力究竟表现为什么样的干预力呢？干预的本质不是思想的消极约束，而是思想的积极造就。“究竟”的干预力本质上是对价值的认同，没有这种价值认同，思想引领力要么失去其规范，要么失去其作为自律的本性。“究竟”的干预力是一种设计，它透过对共同思想信息的接受与传承，透过价值认同与规范践履，在社会成员中形成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思想价值取向与文化心理结构。

第四，“究竟”的导向力。几乎可以断言，思想引领力如何合理而智慧地解决全球化与多元性的矛盾，将历史与现实地成为影响21世纪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基本课题。“一种颇具特色的社会秩序，即所谓的发达国家中的人目前栖居其中的那种秩序，不仅是情感主义自我的家园，而且情感主义自我也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9]一旦经济、科技、影视所含有的思想等渗透到文化领域，就具有整个人类文明的意义，从而在广度和深度上影响中国人与世界的精神对话。作为一种有机的、历史的、辩证的价值理念，思想引领力要求实现伦理学的研究视野、研究方法的变革。思想引领力的理论导向与现实导向，必须突破抽象的学科壁垒，走出伦理学的象牙塔，从伦理学走向马克思主义，走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在伦理-文化-经济-社会-政治-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整合与辩证互动中，建构和确证伦理精神的价值现实性和价值合理性。那么在社会生活中，思想引领力究竟表现为什么样的导向力呢？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进行价值体系和文明体系的自我调整，这种调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逻辑地和历史地要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政治导向，确立全球化背景下的伦理精神。

五、增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用新时代界定当前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有利于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在新的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新时代，思想引领力既然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导向、设计、塑造，便应视为正当、合理的伦理精神。“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10]增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力，简要地说，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把握党的大政方针与伦理、文化、经济、社会的有机生态，即在有机的生态中理解、建构伦理精神的现实性和合理性的价值观。

第一，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任何一个理论要被人所信服，既要能够回答时代课题、指导推动实践，又要有独具特色的理论品质和富有感召的思想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立足时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的科学理论，具有特色鲜明的理论品格，是系统完备的科学体系，是经过实践检验、富有实践伟力的强大武器，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时代，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力，就是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度挖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具有的普遍性、具体性，深度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解释力、表达力，解决中国共产党党内思想与党外思想的相通性问题、认同性问题，提高群众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力、致用力。新时代，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力，就是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样一种闪耀着理性光辉和人格魅力的科学理论，渗透进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格、精神风范中，渗透进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豪迈情怀中。

第二，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学说，它是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检验标准的学说。”[11]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根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切当代性的学术创新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不可能跨越思想引领力。其实，思想引领力本身并没有太大的争论价值，关键是在这一宏伟目标前面，我们是否作了具体分析。新时代，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所有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向，是坚决地、更彻底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事业推向前进的必然要求。在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中，探索思想引领力的伦理精神，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也是挖掘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和精神内涵的表现，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前勇于挑战、勇担重任具有重要意义。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工程中，研究思想引领力的伦理精神，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是推动干部群众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把思想建党摆在首位，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全党，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推动党的各项事业迈向新的高度。

第三，坚定对文化自信的信念。“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2]新时代，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力可以说是文化自信的特殊表现。思想影响力表现为对整体性的要求，而整体性则有具体的整体性与抽象的整体性之分。具体的整体性是多样的个体性的统一，抽象的整体性则是精神性的需要。探索思想引领力逻辑地引申的结论是：无论是古代的周礼，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引领蕴藏着中国人向往秩序的情节。党的十九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義道路、理论、制度一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坚定对文化自信的信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地位和作用认识的极大深化，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文化自信，对于任何社会，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诚然是重要的和必须的，但是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既不在于“为什么要文化自信”这样形而上的问题，也不在于“如何坚定文化自信”这样形而下的问题，而在于“坚定什么样的文化自信”这样兼具政治学和伦理学的问题。坚定文化自信的信念，不仅在于中国近代发展遇到的痛苦体验，更在于中国社会近代发展得到的经验总结。历史和现实反复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充满信心，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充满信心，才能有坚持坚守的定力、奋起奋发的勇气、创新创造的活力。

第四，坚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心。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稳定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说到底是人的思想建设、灵魂建设，聚焦的是造就具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建设者。新时代，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力，必须坚定全体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心，必须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使之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坚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心，也可以诠释为应对全球思想多元的价值选择。全球化所产生的外部压力和内部推动，都存在一种现实需求：如何坚守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如果我们对在文明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在国家发展中处于优先地位的核心价值观具有坚定的信心，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力就具有新的风貌、新的姿态、新的作为。

余论

我国是一个有着14亿人口、56个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新时代，进一步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引领力，是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开放品质、能动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形成思想引领力的伦理精神生态的重要保障。新时代，我们能够基于价值反思和中华民族所处的特殊文明情境，对全球化浪潮进行合理回应：加强和扩展思想引领力的世界性，提高与世界其他形态的文明进行价值沟通和价值对话的能力;坚持和发展思想引领力的伦理精神，在与其他文明形态的价值互动中追求伦理精神的合理性。因此，探索思想引领力的伦理精神，不仅能够消解其他世界大国的价值霸权，也能够借鉴其他世界大国的文明理念和文明模式。其重大的学术贡献在于向经济主义泛滥的现代西方社会，有力地论证中国共产党能够提供一种新的思想理念和思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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