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煜婷 彭早霞 陶静

摘 要：身处图像时代，中国人努力在“形而下”的感性生存和“形而上”的价值意义这两极对立中寻求它们的综合，并潇洒实现了这样的综合。中西文化不断碰撞，“潇洒”的精神也在输出，但是英语中没有直接对应“潇洒”的单词，究其原因，“潇洒”是中国人的人生观和思维方式的反映，是中国人对人的精神自由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特有反思。

关键词：潇洒 出世 入世

我们已处于一个图像时代，人类的感性欲望和感性生存得到重新的认识。这个时代的审美精神较之以往，有了结构性的改变，不再唯“形而上”至上，甚至有人发出了“人间不值得”的声音。但是，即便是“人间不值得”，也是对人生的一种反思，侧面反映出人类在这个图像时代，在感性生存中找寻意义的努力。

那么，我们中国人，到底该如何在这个图像时代，既满足感性生存的社会需求，又不至于迷失自我，保持精神独立，从而做到身在世间而追求到超世间的生存意义呢？ 一千多年前的《世说新语》提供了一条思路——潇洒。“潇洒”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世说新语·赏誉》：“王子敬语谢公：‘公故萧洒。谢曰：‘身不萧洒。君道身最得，身正自调畅。”潇洒，是人生态度，它综合起“形而下”的感性生活和“形而上”价值意义，通过诗意审美，实现空间的无限性，让中国人达到“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也”。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潇洒”这个词如果想要翻译成英文，会发现找不到特别精准的对应词汇。英文中的“Natural and unrestrained”或“cool”，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潇洒”的特质，但是又总觉得有所欠缺。那么，为什么在中国文化中凝练成了“潇洒”，而西方文化中没有呢？这来自中西方对待生活不同的观念，和不一样的思维模式。

一、中西方人生观不一致

西方文化是“我思故我在”，中国文化是“我感故我在”。一个理性，一个感性。林语堂总结中国人的人生观为“趣剧的人生观”，他说：“中国日常语言里头便充满了把人生当作戏剧的譬喻。如官吏的就职卸任，中国人称之为‘上台‘下台；而人有挟其夸张之计划以来者，谓之‘唱高调。我们实实在在把人生看作戏剧。”a

什么是趣剧呢？中国人看戏剧和西方人看戏剧有什么不同呢？中国的国粹京剧，舞台上的时间和空间不受实际状况的限制，演员通过说唱念白，就可以表明只有几张凳子椅子的舞台是他的书房；这个演员下场后，其他演员上台，通过他的表演，又表明这个舞台是一段崎岖的山路；甚至于这个演员在舞台转个圈，这个舞台又变成了他的朋友家。中国人在看剧的时候，一方面沉浸于舞台上演绎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投入了“真”的感情，一方面舞台上的种种都在提示着观众这一切是“假”的，观众在这样的真真假假中自由切换。而西方的戏剧则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的布景追求写实，力求还原生活场景。西方的戏剧写实，力求让观众完全沉浸进来，用强烈的欲望牵引观众入戏，将戏剧的时空秩序、情感秩序、逻辑秩序转化为观众的情感秩序；而中国的戏剧，以一种虚虚实实的逻辑，在舞台上打造出一个明显区别于“自然”的“第二自然”，一方面通过情感推动，让观众动用想象力，沉浸入舞台故事中；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假”，提醒着观众，不要入戏太深，这只是“假”的故事。所以，戏剧的表演模式和情感逻辑，间接反映出了中西方的人生观的区别。中国人和“生活”之间的距离大于西方人和“生活”之间的距离。中国人对待生活能够适当抽离，乃至于能够以一种趣味的态度去对待生活。

这种趣剧的人生观，是潇洒的文化背景。在中国文化背景中，中国人在建构“潇洒”这个精神特質时，适应预先存在的文化模式，“生活”以一种概念化特征而非自然化特征进入到中国人的认知领域，隐射到相对宽泛的“我”和“生活”的关系域，激活了“我”的主体精神体验。趣剧的人生观，让“我”的主体精神能够避免强烈的快乐、痛苦、惊怖等极端的情感体验，因为“每一个人的灵魂如果受到了强烈的快乐或痛苦，就一定觉得引起他这种情感的东西非常亲切，非常真实。其实并不是的。……因为每一种快乐或痛苦就像钉子似的把灵魂和肉体钉上又铆上，使灵魂带上了躯体”b。而趣剧的人生观，能避免激烈的情感，让人的精神自由，在精神世界的起伏中能够获得平衡与和谐。人类最大的惊惧、恐怖来源于死亡。因为死亡意味着身体的有限，而我们的精神追求的是无限。所以身体和精神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带来的情感波折成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哈姆雷特纠结的“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哈姆雷特的问题，也是西方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文化看待人类的这个共同的重大人生问题是非生即死，是个进入理性范畴的严谨、严肃的问题。而中国人，却带着趣剧的人生观，看待生死问题。

趣剧的深层心理结构是时间观念。中国人说“天上一日，地下一年”“白驹过隙”“昙花一现”，《好了歌注》云：“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三国演义》开篇词唱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时间在中国人眼中，就像在观看戏剧一样，可以是舞台上场景一换，就是一个朝代更迭，可以是念一曲旁白，就已经历经百年。中国人思考问题，倾向于以史为鉴，时间导向是一种不断回望历史的状态，是一个一眼就可以浏览完上下几千年的状态。而西方人思考问题，倾向于结合当下，探索未来，不倾向于过多回顾历史，时间导向上是一种“一分就是一分、一秒就是一秒”的活在当下的严谨状态。所以，时间观念的区别，导致在看待生死这个问题上，中西方文化产生了区别。西方人只能在哈姆雷特纠结的“生还是死”之间严肃地面对，而中国人尽管看到了生死之间的大恐怖，但是结合历史，结合时间的“光阴似箭”的特性，可以获取一个正在观看戏剧的“第三方”的视角，淡化生死之间矛盾冲突带来的痛苦感受。李白吟诵“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把酒问月》），指出个体生命长度对比照耀古今的明月，小巫见大巫。苏轼感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念奴娇·赤壁怀古》），不论事业多么得意，不管功勋多么卓著，个体生命在历史的浪涛中不过渺小的一瞬。因为这样的时间观，所以，中国人面对生死这样的大问题，能够拥有趣剧的洒脱。

在中国文化中，趣剧的人生观，让中国文人能够相对淡然地面对生死这个人生最大的问题。生死这样的大问题，都能正确面对的话，人生的其他问题，就更能以洒脱的状态去面对，不至于陷入纠结、执迷中。这样的人生状态，才能形成潇洒，而西方文化中没有这样的趣剧人生观，也就无法形成潇洒。

二、“正反一体”思维方式不一致

“正反一体”虽然是晋代郭璞提出来的语言学中的反训现象，但是语言是文化的反映，“正反一体”的语言学现象根源于中国文化中的特有思维方式，这个思维方式也是“潇洒”根植于中国文化、而非西方文化的重要成因。所谓“正反一体”的思维方式，即是在同一个历史层面上，A既是B，A也是C，A是B和C的统一。譬如“潇洒”，既是入世的，也是出世的，是入世和出世的综合。这样的思维方式，在西方是几乎很少存在的，西方逻辑学的同一律要求A就是A。

正反一体的思维方式，由《易经》奠定。《易经·系词》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大道，如斯而已者也。”这段话说明《易》无所不包，社会发展、人生大事，都能在《易》中找到“大道”。作为群经之首，《易经》影响深远。何谓“易”，易就是变，但是《易》又是不变的。《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都可以代入到任何时代的任何一个社会发展、人生大事的故事中，给予中国人启发。这六十四卦就似从无数变化中总结出来的“不变”的“公理”，但是这些“公理”落实到具体的喜怒哀乐中去，给每个人的感受是千变万化的。所以，书名即揭示出了“变与不变，合二为一”的道理。不仅是书名，《易》中的“物极必反”“小来大往”等语句，直接揭示出了正反一体的逻辑。所以，《易经》奠定了中国人的这一思维方式，相反相成，正反一体。看上去矛盾的事物，可以对立统一在一起。而在西方文化中，不同的事物，就是不同的事物，正的就是正的，反的就是反的，无法统一。在中国文化中，基于正反一体思维，天人是合一的。所以，中国人对待自然，可以移情、可以共情，文学作品中的“人”可以幻化为动物、植物，同理，自然的动物、植物、自然现象，也都可以具备人的情感、道德；而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天人相分，自然界的事物仅仅是一个对象，可以征服、可以审美，但是人和自然这截然不同的两种事物，是绝对不可能融为一体的。

在“潇洒”始出现的《世说新语》时代，老庄学说盛行，其中蕴含的正反一体思维方式为“潇洒”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老庄中最突出体现正反一体思维方式的是关于人的身体和心灵的观点。自柏拉图以来，西方文化中即认为身体和心灵是分开的，柏拉图认为人的身体和灵魂分别属于感性和理性两个不同的世界，人只有消除了身体的干扰，才能够回忆起曾经的理念。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亚当夏娃偷吃禁果，意识到了自己原来没有穿衣服，开始意识到了身体的存在，身和心经过智慧果的启蒙，身心分离。这样的观念，在西方宗教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它们认为人要努力摆脱肉身的罪恶，努力追求精神的纯洁。正如帕斯卡尔指出的人类的最大难题：“不理解躯体是什么，更不明白什么是精神，而最难领悟的是，肉体如何与精神相结合。”c西方文化中无法解决的两种不同事物相结合的问题，在中国的文化中可以通过正反一体而实现。老子揭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身体和精神是相辅相成的，庄子更进一步表明肉体就是精神，精神就是肉体。《庄子》中的“神人”：“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样的人，对他/她的身体描写已经微乎其微，说明他/她的身体已经和精神合二为一。所以庄子的“吾丧我”，表达的是想要通过弱化身体，实现身体和精神的统一。在《庄子》中描写了很多畸形的人、丑陋的人。这些人和那些闭月羞花的人在精神价值上是一样的。《庄子》通过这样的描写，将身体精神化，将身体和精神之间的界限打破，实现身体和精神的正反一体。在魏晋时代，刘伶赤身裸体，以“天地为栋宇”，以“屋宇为裈裤”，放纵身体就是在解放精神，身体和精神是合二为一的。

中西方对待人生的态度，一个淡然，一个严谨，中西方看待出世、入世，一个是合二为一，一个是丁是丁卯是卯。所以“潇洒”这样综合出世和入世为一体、洒脱淡然的概念，在西方语境中找不到直接对应的单词，只可能出现描述“潇洒”某一部分概念的词汇。

为什么当下要重读《世说新语》，要重提《世说新语》中的潇洒？因为“潇洒”在实践中，综合起了“出世”和“入世”这两级，形成“既出世又入世”的文化模型，鼓励中国人能够通过“宁作我”的方式，开拓精神世界，实现“形而下”的感性生存和“形而上”的价值意义的综合，获得精神自由和自我认同感。

全球化的发展，文化交往的频繁，对中国的传统哲学和传统精神是一次冲击。认识潇洒，有利于我们从人生观和思维方式等角度厘清中西方文化的不一样，发扬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有利于正确认识人在社会、自然中的真实位置和状态，从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培养中国语境中的理想人格。

a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华龄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b 〔古希腊〕柏拉图：《裴多——柏拉图对话录之一》，杨绛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48页。

c 狄特富尔特编：《人与自然》，周美琪译，生活·讀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7页。

作 者： 戴煜婷，硕士，陆军工程大学基础部人文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文学教育；彭早霞，硕士，陆军工程大学基础部人文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文学教育；陶静，硕士，陆军工程大学基础部人文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文学教育。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