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一

摘   要：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北部个别城市进入了“全牛”模式，史学思想和实践发生了巨大变革。文艺复兴初期的学者，模仿古典史学范式，使用古典语言写作。十四到十五世纪，方言史学成为与古典史学并驾齐驱的史学实践模式。其间，涌现出康帕尼、维兰尼等方言史家。十六世纪，马基雅维利的作品，呈现出方言史学中蕴含的政治理论，创造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新模式。由于对史料的考辨不甚科学、为垂训功能而牺牲史料真实性，宏大的整体史观仍然没有出现。近代史学最终形成的任务，将留给十六世纪。

关键词： 文艺复兴   方言史学   近代史学

史学史是研究历史学科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西方史学史必须以西方史学自身作为研究对象，主要任务是探究历史学科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揭示它演变的规律，预测它未来的发展方向。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史学不断冲击着人们旧有的史观。这些思潮的产生使“克丽奥女神的真实身份”这一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研究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程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选择研究十四到十六世纪近代史学诞生的重镇——意大利，选取迪诺·康帕尼、乔万尼·维兰尼和马基雅维利三位方言史学家作为研究对象，俯视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奇花初胎之模样，凿疏源流，探求原委，希望借此思索当今史学的发展方向。

在我国及西方学术界，文艺复兴时期史学史的研究一直受到重视。由于研究角度的差异，过去学界对文艺复兴史学史及佛罗伦萨方言史学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与误解：文艺复兴是上层社会精英分子的知识革命，是对古典传统内生性地复兴的结果，本土（方言）传统的意义并不大。由于康帕尼和维兰尼等人在史著的内容与谋篇布局方面效仿李维等古典史家，因此不少人将人文主义学者视为纯粹的古典文化继承者。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以方言史学家的编年史和马基雅维利《佛罗伦萨史》，以及历代史家的评述为核心材料，梳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方言史学起源与发展的基本脉络，力图客观评述其与佛罗伦萨方言史学的关系，以回应某些人士对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方言史学的误解和苛责。

一、从古典史学到方言史学：历史编纂模式的变革

十三到十四世纪的意大利北部个别城市进入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的“全牛”（the whole hog）模式①（29），佛罗伦萨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并成为文艺复兴这种独特历史现象发展的基础。其中，古典传统对文艺复兴“全牛”模式形成的关键意义，不仅表现在它为模式必备的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提供了丰盛、优秀的文化遗产与楷模，而且以总的古典传统精神融入经济与政治之中，为整个社会带来了不同于中世纪的近代气息②（66）。从1380年至1450年，佛罗伦萨文化史的主题，是古典文化作为精神生活的主要源泉、注意中心和启发力量的兴起。人文学中的主要科目（修辞、诗歌、历史、哲学、古典语言等）逐渐成为完整的教育课程。这种热潮并非中断而起，十二到十三世纪，西欧有数位学者将古典学者托勒密、阿基米德、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翻译、汇编成拉丁语书籍。十四世纪的佛罗伦萨上层社会仍然以学习拉丁文修辞为主，比较正式的契约、文稿仍然使用拉丁文书写。

（一）孕育在时代洪流中：方言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意大利语是否适合用来记述历史，在当时是有争议的。当时的欧洲，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通用语言是拉丁语。历史作品若是想有更多更高层次的人阅读，就要用拉丁语撰写。十五世纪的佛罗伦萨修辞学派使用拉丁文撰写历史，不但是为了践行人文主义，更是为了获得广泛的读者。不过，新的语言也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俗语逐渐成为通用语言，并融入学术界。历史编纂语言从古典拉丁文到意大利方言，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第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使记账、签约等活动不断增加，熟知法律文书的人才被投入市场，使文法学校和民间学校的影响不断扩大。根据维兰尼在《年代记》中所纂：“在将近十万的人口中，约有八千至一万青年在城里的私立学校上学。……以此为基数估计佛罗伦萨全城乃至全国男子中识字率应该在1/3或1/4左右。”③（314）识字人口的增加，使方言在文化教育上的地位不断增强。

第二，十五世纪的许多水平较低的人文主义者对于拉丁文能读却不能写，使用方言要熟练于使用拉丁语④（258），相比修辞繁多、变格复杂、艰涩难懂的拉丁文，人们口中的方言显得更易使用。欧洲语言多为表音文字，依照自然拼读法（Phonics）就可识得大量单词，反过来，也可将所说的变成所写的。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托斯卡纳地区文化昌盛，文学、史学著作颇多，他们所讲的托斯卡纳方言即为现代意大利语的前身。

第三，史学观念（尤其是历史价值论）的变化要求语言形式上的支持。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等人希望他们的史学观念能够形成一种现实意义——即便他们仅仅为少数朋友们写作，也要用最详尽的语言讲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并解釋和辨别事件发生的原因⑤（181-182）。

（二）通俗替代聱牙：方言史学与古典史学

古典史学与方言史学的分歧源自中世纪。德国语言学者、文学评论家奥尔巴赫说：“拉丁散文（古典拉丁语）是一种精心组织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无论是事物本身还是人们对其的感受都能够被生动地呈现出来。”⑥（89-90）不过，方言写作虽然没有经过精心的组织，但这不妨碍其成为一门生动的语言。六世纪的教会史家、图尔主教圣格里高利（Saint Gregory of Tours，538—594）尝试用通俗拉丁语（vulgar Latin）撰写编年史，代表作为《法兰克人史》（Historia Fracorum）。该书基于详尽的史实和相对通俗的语言，为的是读者能充分读懂它。为此，圣格里高利的目标是使历史记述鲜活起来，使读者身临其境。尽管从语言发展来说，使用方言白话是一种倒退，但这是一种直接的写作手法，并“为近代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铺垫了道路”。中世纪晚期，但丁的《神曲》也是使用托斯卡纳方言撰写。他将意大利的通俗文学提升到不低于古典拉丁语的水平，大大超过了其他罗曼语族文学。此外，他在《飨宴》一书中第一个用意大利语做哲学论述;他的《论俗语》是对罗曼语，主要是对意大利语做研究的⑦。

（三）并非仅限方言：概念的界定

研究方言史学的衍变，须对方言史学的概念作界定。方言史学最大的特点是用方言写作，但若是紧扣“方言”（vernacular）一词的原意，恐怕只会缩小方言史学的丰富内涵。通过语言的变更，方言成为中世纪拉丁文史学的一种反动，继而成为近代西方史学的主流编纂语言。后世的史家按照纂史年代和著作特点对佛罗伦萨史家进行了分类，有编年史家、修辞学派、政治史学派之分。方言史学的实践者以编纂语言类聚，既包含了文艺复兴初期的编年史家（如康帕尼和维兰尼），又包含了十六世纪的政治史学派（如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是一种广泛的称呼，并非一个固定的学派。

即便这些特征同它的编纂语言之间并无直接联系，我们仍然可以为方言史学概括几个基本特征。一是编纂内容以政治军事史为主，这也是西方史学的修昔底德传统。方言史学作品抱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几乎均以史家所在城邦国家的治乱兴衰为写作对象，重点突出执政者和贵族在本邦历史发展中的独一无二的地位（甚至有些作品就是为了献给执政者本人）。二是语言上具有生动、具体与平实的特点。方言史学作品的诞生是对文艺复兴初期人文主义史学当中延续古典模式的一种反动，绝不会使用古典史学和修辞学派中千折百回、对仗押韵的修辞。三是都具有服务现实政治的历史价值论，同时具有公民人文主义的社会理想。

十四世纪以来，古典史学与方言史学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成为并存而又相互竞争的学派。以往的大多数学者往往强调文艺复兴对于古典文化的继承性，忽视方言史学对该时期佛罗伦萨史学思想的贡献。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往往过分考察了十五世纪人文主义历史学家们的丰功伟业，甚至把马基雅维利等人扣上人文主义者的帽子，把他们视为纯粹的古典文化执行者。人文主义者也被历代史家勾勒出了一副面具：学习和传播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使用古典语言演说和写作，对古典哲学政治学崇拜至极、照搬照抄，对古代作家失传手抄本的热烈访求，同时鄙视方言甚至教会拉丁语。事实上，方言史家们受到的本土影响不亚于其古典学素养。方言史家们与模式化视角下的人文主义者的区别，正是方言史学的作用所在。

二、圭尔夫党的编年史家：迪诺·康帕尼

迪诺·康帕尼（Dino Compagni，1255—1324）是十四世纪佛罗伦萨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他生活的年代，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及其代理人——圭尔夫党和齐柏林⑧党在意大利相互拉锯。几乎每个城邦都有两党势力，抑或争斗，抑或妥协⑨（2）。他的家族是圭尔夫党的支持者，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他两次进入执政团，担任过首长（prior）和正义旗手（Gonfalonier）。1312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七世在羅马加冕，佛罗伦萨执政团的权力重新被齐柏林党掌控。康帕尼遂离开政府。

康帕尼的著作《编年史》（Cronica）从1280年记载至1312年。他用1215年的邦迪蒙蒂谋杀事件（英译：Buondelmonte Murder of 1215）作为自己作品的开头：从1215年至1280年，佛罗伦萨城内各个政治派别互相倾轧，彼此斗争。1280年圭尔夫党和齐柏林党达成一项决议：允许齐柏林党人回到佛罗伦萨参政。但是，日益强大的圭尔夫党却开始迫害齐柏林党。于是，人民会议（popolani）出面调停，于1282年建立了人民政权。无奈人民政权也吃拿卡要、腐败不公，国家的政治秩序和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显著提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撰写一部忧国忧民的编年史成为康帕尼家国情怀的生动体现。

康帕尼的史学实践有着明显的方言史学特点：

第一，康帕尼的史学作品有着强烈的现实关照。史料来源是他的亲身经历，编史主题也是佛罗伦萨的政治大事件。康帕尼写史的主题是：“自1300年的大庆典以来，在这座尊贵城市中发生的凶险而不幸的事件”。他在《编年史》的第一卷指出：“我所写的，都是我经历的或者亲眼看见的，而且我确信知道的比其他人多。”⑩（1336-1371）

第二，康帕尼展现了公民人文主义的色彩，深切关怀作为“人”的普通大众，包含了强烈的主观性。1289年至1293年，佛罗伦萨与阿雷佐（Arezzo）发生了战争，更是两国贵族之间的争强称霸。康帕尼清楚地看到这场战争是由佛罗伦萨城内的圭尔夫党发起的，这场战争的胜利加强了贵族寡头的势力。他的观点被后世的方言史家维兰尼总结为“外部斗争带来内部和平，反之亦然”。康帕尼总结道：“多年以来，广大人民被强权统治着。但是贵族和上等公民{11}膨胀了他们的荣誉，损害了人民会议。”①（29）

第三，康帕尼的叙述方式呈现“片段式”（episodic），却根据事件之间的关系撷取史料。这种叙事方式既带有中世纪的色彩，又是近代史学的特征。在他的作品中，凡是1280年至1300年的事件，无非包含了以下两对矛盾：外部来看，佛罗伦萨与阿雷佐的矛盾;内部来看，圭尔夫党与齐柏林党的矛盾，贵族寡头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康帕尼用孤立的片段叙述其间的矛盾，叙述中的利益冲突都强调了其间的对比，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人们的行为与动机。但是，由于缺乏整体史观，他认识不到历史的发生是由一个固定结构内的诸多要素合力形成的，因此，在康帕尼的眼里，似乎历史往往发生在不经意间。以1215年的邦迪蒙蒂谋杀事件为例，康帕尼着重描写广场上的“弃婚”事件，把两大家族（圭尔夫党和齐柏林党）之间的恩怨关系缩小到一次偶然事件中，并把责任推向了邦迪蒙蒂家族的毁约，全然不提整个意大利黑白两党的瓜分形势。“邦迪蒙蒂谋杀事件及与此相关的派系斗争成为佛罗伦萨圭尔夫党和齐柏林党斗争的源头，但是在十四世纪早期编年史家的史著里，此冲突被归咎于其中的一方”{12}。

第四，康帕尼在历史原因论更强调政治上的“罪行”（滥用职权、统治不公），而非中世纪编年史家所指宗教意义上的“罪”。这些罪行源自佛罗伦萨城内贵族内斗和对平民的压迫，最后都招致了上帝的惩罚。圭尔夫党领袖科尔索·多纳蒂（Corso Donati）因内斗被杀，亨利七世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是上帝对佛罗伦萨的惩罚。康帕尼说：“就像一只腐烂的苹果里长出蠕虫一样，所有事件的发展都源自一个特定的目的，源自佛罗伦萨的圭尔夫黑党，源自嫉妒与贪婪带来的混乱。”①（29）

康帕尼的史学实践带有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过渡的色彩：一方面有着中世纪片段式的叙事结构与“政治—宗教”观，另一方面有文艺复兴时期对政治事件关联的观念。康帕尼没有将片段式的叙述连为整体，对政治事件的解释存在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不过，康帕尼对短时段的政治事件和群体形成有着清晰的认识，能够根据城邦内斗的彼此关联选择合适的史料，他的宗教观没有阻碍他强调公民必须担负对其所在政治群体的义务。总而言之，康帕尼不但叙述史实，而且在讨论历史事件的原因和联系——只不过不像他的方言史学继承者那样明显罢了。

三、早期公民人文主义的代表：乔万尼·维兰尼

乔万尼·维兰尼（Giovanni Villani，1276—1348）是十四世纪佛罗伦萨的银行家、政治家，也是一位著名的编年史家。他的著作《新编年史》（Nuova Cronica）是一部关于佛罗伦萨的历史，起于佛罗伦萨建城，讫于1348年黑死病。

从维兰尼和这部作品上，我们可以观察到方言史学的三个特点：

第一，维兰尼有着“厚今薄古”的思想，著作的史料来源均是史家本人亲历其中，编纂语言具有生动、具体与平实的特点。例如在关于1343年名义上的雅典公爵沃尔特二世（Walter II）暴政的记载方面，无论是布鲁尼还是马基雅维利，后世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史家都是基于维兰尼的《新编年史》。维兰尼是1343年事件的亲历者，他的史学作品更多地带有一种见证的色彩。在《新编年史》中，没有一个故事是抽象的。“街道、广场、桥梁、家庭，所有的东西都有他们的名字。编年史家假设他的每一个读者都能与这座城市来个亲密接触”{13}（89）。

第二，维兰尼的作品并非日记或回忆录，其中包含强烈的政治教诲与道德垂训。他关于佛罗伦萨暴政的记载可以说是一部道德剧的剧本。他清楚地知道：上帝面前的罪人就一定会受到责罚，受到责罚之人必定是上帝面前的罪人{14}。《新编年史》中所载：“8月的第一个星期五的晚餐时间，勃艮第人抓住了雅典公爵暴政的坚定维护者古列尔莫·德·阿申西（Guglielmo dAscesi）和他18岁的儿子加布里埃莱（Gabriele）。后者不久前才刚刚被册封为公爵，但是他曾经在虐待公民上犯下了滔天罪行。勃艮第人将他推出宫门外，押送至全副武装的人民手中，特别是交给了他父亲所迫害之人的亲朋好友手中。为了增加他父亲的痛苦，人们从头开始将其肢解。干完这些之后，人们又对一些保守分子做了相同的事。”{15}（86-105）维兰尼在《新编年史》中对施行暴政者恐怖下场的生动描写是为了证明：对人民的罪恶将会带來上帝残酷的惩罚。

第三，维兰尼具有强烈的公民人文主义倾向。他并没有给那些在公爵手底下升官发财的人任何笔墨。他写作的立足点是公社（公民）而非城邦（统治者）：他赞赏公民们联合起来，抵抗暴政，保卫公社;他支持公民们保卫公社的旗帜和象征，畅想永远没有人质疑公民们保卫自由的权利。任何破坏公社团结的事情都是非法的。因此，当平民与贵族的斗争进入白热化之时，维兰尼生动的叙述使独裁者的残暴展现在人民的面前，他认为，这就是贵族寡头们的罪有应得。

十四世纪方言史学既呈现了浓厚的中世纪编年史色彩，又显露了近代史学的特征：

一是写作内容上侧重于本邦政治军事史。与中世纪编年史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对古典史学写作内容的复兴。本邦的建国史，通常从某一知名历史人物及家族开始，经历党派议会（如人民会议，并非近代议会）斗争、谋杀、战争等活动，最终到达昌盛时期。

二是史料大多取材于史家亲身经历与亲自听说的事件，但真实性却无法考证{16}（681）。早期的方言编年史甚至是某些传说杂糅的产物。在某些早期方言史学编年史著作中，佛罗伦萨是特洛伊战争中逃亡意大利的伊尼阿建立的。喀提林的儿子被恺撒任命为佛罗伦萨总督，生了很多儿子。乌波提家族就是其中一个儿子的后代。部分编年史是十五到十六世纪的贵族为了给自己家族贴金而伪造的。

三是历史价值论上强调公民人文主义。这种价值论更多地带有一种中世纪神学的教诲。很难说此时的公民人文主义带有明显的近代特征，因为这是中世纪公社的遗风。公民为自己具有本邦公民身份而自豪，关注作为整体的公民在本邦中的实际利益。难得的是，这种现实主义的观念在史学作品中展现出来，为十五到十六世纪方言史学的彻底世俗化奠定了基础。

四是叙事上仍然摆脱不了片段式的痕迹。事件之间没有十分紧密的关联，像是年代记的合集。缺乏整体观念的历史原因论，是文艺复兴初期编年史家的显著特点。

四、十五到十六世纪的方言史家：马基雅维利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8—1527）是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佛罗伦萨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历史学家。1498年，随着萨伏那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神权政体的结束，佛罗伦萨成立共和政体，马基雅维利成为第二国务长官（secondo cancelliere），主管外交事务。美第奇家族在1512年卷土重来，马基雅维利离开了这个岗位。他在佛罗伦萨乡间的房子里，开始研究文学、政治理论和哲学。1520年，他受教宗克莱门七世委派，撰写《佛罗伦萨史》，1525年完成，并于1532年首次出版。《佛罗伦萨史》全名为《从伟大者洛伦佐逝世前若干时间以降的佛罗伦萨与意大利大事记》（英译：History of Florence and of the Affairs of Ital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包含8卷，从佛罗伦萨建城开始叙述，止于1492年伟大者洛伦佐（Lorenzo il Magnifico，1449—1492）逝世。马基雅维利的中心论点是：佛罗伦萨史的主题是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他以非常悲观的论调结束了本书。洛伦佐·德·美第奇之死开创了一个灾难性的时代，马基雅维利并不希望它马上结束。

马基雅维利的史学实践有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马基雅维利较为理性地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在其中嵌入政治思想，被后人总结为政治理论——马基雅维利主义。这是佛罗伦萨政治史学派成熟的重要标志。他继承了维兰尼对公爵暴政的生动描写，同时在维兰尼生动叙史的基础上增加了秩序感。得益于莱昂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在《编年史》中对佛罗伦萨的宪政关照（constitutional concern），马基雅维利不再一味地夸张描写生动的历史画面，而是在此基础上思考政治制度对城邦历史的影响。就像他在序言中所说：“历史中任何引人入胜和发人深省的东西都来自对特定事实的真实描述，如果任何历史阅读对致力于管理共和国的公民有益，一定是那样的一部历史：它说明了这个城邦产生那些敌意和纠纷的原因，吃一堑、长一智，以维持国内的安定团结。”

第二，对于历史编纂中写实性的描写，马基雅维利融入了听觉、视觉、触觉、味觉等多种感官。比如，马基雅维利用修辞学中的情感（pathos）把统治者的残忍描写得栩栩如生，好比将一个满身刀痕的男孩转换成天真无邪又可爱的少年一般。马基雅维利关于“直接感官的觉醒”并不只是十四到十五世纪修辞学派的特征，他呈现了一种全新的佛罗伦萨史的写法。维兰尼在史著中展现狭隘的地方主义，布鲁尼寻求的是城邦荣耀和道德垂训。马基雅维利与他们均不相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马基雅维利通过理性的分析把佛罗伦萨史的细节加入史著，并且在编纂中将历史细节戏剧化，增强可读性。其二，马基雅维利在维兰尼叙述的基础上为许多历史事件探求了发生的原因。

第三，在历史价值论上，马基雅维利现实主义理念使方言的运用更广泛。他以性恶论为哲学基础，积极投身政治构想和制度设计之中。他的历史价值论体现在政治思想之中：拥护有力的威权政体，甚至不惜恢复君主制;设想混合政体，既反对寡头政治，又批判无政府主义;消除党争，实现统一。史学作品就是他政治思想的试验场，这就是史学的价值。就后来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看，马基雅维利在史学中所宣扬的政治思想，都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不过，在苏联历史学家科斯敏斯基看来，马基雅维利的史学存在“轻信、对材料的过度迷恋（这使他不去考虑进行批判），力图进行总结和作出结论”{17}（88-89）。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学者在史学方法的运用上明显不能同现代人相比，若是挖掘其理论内涵，则是世俗性战胜神权性成为新时代的学术特征。

在马基雅维利之前，意大利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史学门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史学作品的理论核心从单纯的公民人文主义倾向演化为政治史学派特有的政论色彩。这是方言史学进入新阶段最重要的标志。十六世纪的方言史学作品体现着与前期不同的理论内涵，其中包含的政治思想成为这一阶段史学作品的主要标签。

二是采用档案史料进行写作。马基雅维利等人都曾担任教会或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方便了写作时参考公文书信等史料。相比十四世纪的口述材料和亲眼所见，官方史料更加严肃、更加详尽。

三是出现了初步的整体史观。马基雅维利把发生的事件放在意大利半岛及基督教欧洲这个大局下考察，在探求本邦事件发生原因时考虑到教会、神圣罗马帝国、法国、西班牙等外部势力，并借助这种整体史观阐发政论。不过，十五到十六世纪的史家中以净化拉丁文为己任的越来越少，虽有一些精通拉丁语的史家（比如马基雅维利），但使用意大利语写作成为摆脱大多数人文主义者对古代作家风格盲目模仿做法的特点。

不过，意大利史学出现的这些新的特点依然不能摆脱中世纪史学——尤其是编年史体例的窠臼。对史料的考辨不甚科学，甚至还有为了史学的垂训功能而牺牲史料真实性的现象。宏大的整体史观仍然没有出现，世界历史的图景依然没有得到全面施展。不久，意大利史学的近代化将要在十六世纪著名方言史学家圭恰迪尼的著作中取得长足的进步。

注释：

①黄仁宇.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J].知识分子，1986（4）.

②朱龙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起源与模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③坚尼·布鲁克尔.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M].朱龙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④Brian Jeffrey Maxson.“This Sort of Men”： The Vernacular and the Humanist Movement in Fifteenth- Century Florence[J]. I Tatti Studies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2013（16）.

⑤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6.

⑥Auerbach.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

⑦路易吉·薩尔瓦托雷利.意大利简史：从史前到当代[M].沈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⑧圭尔夫党和齐柏林党（Guelfi e Ghibellini）是从十二世纪至十五世纪意大利半岛上分别支持罗马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的两个派系。双方争斗的焦点是从1075年开始至1122年《沃姆斯宗教协定》结束的主教叙任权之争（Investiture Controversy）。其中，圭尔夫党又称“白党”或“教宗党”，齐柏林党又称“黑党”或“皇帝党”。

⑨Oscar Browning. Guelphs & Ghibellines： A Short History of Mediaeval Italy from 1250-1409[M]. London： Methuen & co.，1893.

⑩Dino Compagni， Chronicle of Florence[M]//Sverre Bagge.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Historiography： Break or Continuity？[J]. The European Legacy， 1997（2）.

{11}意大利文是popolini，指的是威尼斯或者佛罗伦萨这样的共和政体当中的中上层公民，并非贵族。英文可译为great citizens.

{12}Gordon. The Murder of Buondelmonte[J]. Renaissance Studies， 2006，20（4）.

{13}Mark Phillips. Machiavelli， Guicciardini， and the Tradition of Vernacular Historiography in Florence[J].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79，84（1）.

{14}Green， Louis. Chronicle into History： An Essay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in Florentine Fourteenth- Century Chronicles[M]. CUP Archive， 1972.

{15}Giovanni Villani. Cronica[M]// Mark Phillips. Machiavelli， Guicciardini， and the Tradition of Vernacular Historiography in Florence[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79，84（1）.

{16}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二分册[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7}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