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佳彬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要“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这标志国家文化公园从概念提出、甄别研判、分步探索阶段，以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为主轴的“4+”的建设序列基本确定，进入到全面实施、集中推进的建设阶段。现有序列呈现出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上的三个主要特性。

一是地缘特性。缘，即纽带，联系。地缘，即以特定的地理空间位置为枢纽，从而产生的地域联系。地理枢纽，可以是依托水文地脉等自然条件形成的，也可以是通过后天的人类生产生活改造，建立起特定的联系渠道。这种枢纽的呈现形态可以是“点”，如“九省通衢”的武汉，可以是“线”，如连接中土和西域的河西走廊，可以是“面”，如宽广的太平洋就是建立“环太平洋”地缘关系的枢纽。国家文化公园选定的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都是属于线状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各自形成具有大空间跨度的线性地带。长城纵横15个省，大运河纵贯8个省，长征跨越14个省，黄河流经8个省，不同行政区划因地理枢纽联结，形成了长城地带、运河流域、黄河流域、长征沿线地区等特定地理空间范围。这些地标彼此交错，以“一纵三横”的走向，基本架构了整个中国地理空间格局。

二是文缘特性。线性的地缘联系，使得不同的地域区块贯通。相较于孤立的点、无序的面，跨区域的线状空间特征，使人的迁徙流动有了明确的方向，交往也被延长，从而实现更广泛长久的文化扩散与流动。历史也证明，长城、大运河、黄河这类线性空间确实成为不同民族族群交往的通道和多元文化因素交融的纽带，呈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创造。黄河河道流经地区贯穿起三秦、中州、齐鲁等不同的地域文化系统，长城连接起胡与汉、农耕与游牧等不同的文明区块，大运河首尾沟通吴越、淮扬、齐鲁、中原、燕赵等地域文化。尽管这些被线路串联起来的文化系统风貌各异，但绝不是孤立隔绝的，它们都因线性的地理联系，因为族群迁徙、通婚、商品交换甚至战争等形式，不同文化跨区域流动和传播，互相接触、交流、碰撞、融合，创造出新的、更具统合性的文化，在文化内涵上与原先的地域特色文化有一定的承继关系，呈现出文化的连续性与内在共性。

三是情缘特性。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沿线地带，自来人烟稠密，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交往交流过程中，对共享的活动地域具有情感心理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建立起许多广泛的、具有代表性的文明和“共同体”。就最早形成的黄河而言，历史上多次泛滥和改道，在中下游堆砌起沃土平原，为农业耕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黄河沿线地区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步入种植农业时代的代表性区域之一，在其哺育下诞生了诸夏部落集团，其中就有黄帝和炎帝两支。黄河南北岸的两大部族经过战争，融合形成“炎黄”。“炎黄子孙”成为中国人、中华民族身份的重要标识，有着独特的、厚重的情感心理意义。长城同样如此，虽然原始功能是“拒胡”“间隔华夷”，但长城边界特有的线性空间、边缘地带的双重性及流动性的特点，具有外部分离和内部整合的作用，串联起历史上华与夷的族群。因此，长城也是一个“交流融合的地带”。到今天，“长城内外是故乡”已经成为各民族的普遍心理认知。

地缘、文缘、情缘，是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沿线地带在历史时空中沉淀凝结形成的。三者间，文缘是地缘关系的自然衍生。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独特的地理枢纽位置对于地缘区块内族群交往、文明交流和文化创造有着重要影响。具体而言，长城地带的地理环境也就是“以长城为中心，南北各数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东西数千公里的‘阔地带”。广阔地带让华、夷长期共存，给农、牧两种生产生活方式不断交流碰撞的广阔空间，让长城带成为世界历史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民族融合地带，中国各民族在这条巨大纽带上获得了新生，成为创造中国文化和文明的新的起点，促使“多元一体”民族和文化内涵走向成熟。黄河的“几”字大弯，串联起诸夏部族，河水冲刷堆积、四方地势护持的广袤平原成为仰韶等以农业为主的文明孕育的“温床”，农耕所需的吃苦耐劳，经过阪泉之争、炎黄融合等过程形成的包容、和平等特质，扭结成古老的文化基因在黄河流域着床扎根、薪火相传。隋唐时修造的大运河，将长江和黄河两条大河打通，地缘关系的重新建构，让不同的地域文化聚汇融通，在多元中统一，在“江河互济”中孕育出“和合”的独特文化特质。

文缘凝聚情缘。如李泽厚先生在论及“情本体”时指出的那样，情感从动物本能而来，但经由生产生活实践不断得到巩固、强化、独立发展。我们的语言、意识结构是后天建立的，人的后天动作、操作、习俗、传统，也就是广义的文化，和教育与历史一起，共同造就了人的情感心理、观念、思想，由“文”及“情”，由外而内有一个“积淀”的过程。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无疑在人类活动、文化生成过程中，积淀了厚重多层、极其复杂的情感，被投射多重多样来自不同个体、族群的心理、观念和思想，尤其在历史上形成了关乎中国地理、文化自觉和情感认同的重要“边界”。长城、黄河、大运河等都曾是多种文明碰撞交融形成的锋面，长征也是革命思潮、先进思想与落后的、腐朽的、反动的思想激烈斗争的前线，这些伟大的地理坐标和文明足迹是不同群属凝聚起来对自身、对对方、对整个生存居住的土地和国度的认同的观念体，形成独特的情缘关系。

情缘“反哺”强固文缘和地缘关系。情缘关系是地缘位置、文缘关系的内化、整合和固化，以情感的、观念的形态积淀在一个地区、一个文化系统内部成员的心理当中。它并不是浅层的、不稳定、生理本能式的情绪，而是由共同的生存环境孕养、文化背景塑造而成的情感方式、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和观念思想，是比较稳固的。这种稳固的情缘关系在漫长的生成过程中，以统一的历史与文化叙事口径，规训群体内部的思维和行为，形成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如《黄河、长城、大运河、长征论纲》所归纳总结的那样，黄河的“至柔至刚、包容稳定、不畏命运、敢于斗争”、长城边疆的“自强不息、坚不可摧”、长征的“革命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实事求是”、大运河的“包容并进、多元并存”等精神特质、价值观念，持續不断地鼓舞、激励着中国人的创造历史，开创未来。

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沿线地带汇集升腾的地缘、文缘、情缘，相互联系、互动、交融、转化，推动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地理区域成为我们历史上最为宏大、最为醒目、最为凝固的人类文明的“共同体”载体，化身整个中华文明体系、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中的主干、主支、主流。国家文化公园正是依托坚实的地域联系、磅礴的文化载体和稳定的情感认同，以文化建设推动区域内地缘、文缘、情缘整合统一，向“国家象征”转化。这一过程首要的就是跨越地域，打破固定的行政区划。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已经产生超越其所在地域区位的文化影响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需要进一步打破地域局限，赋予文化以“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在现今很难以文化自觉，或者文化系统的自然演变来获得，只有以国家意志来推动，以行政力量干预进程，打破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的“在地性”，从“边界”“区隔”的标识到“凝聚的中心”“中华文化重要标识”转变，从而建构跨地域、有机的文化联系和整体性认同，进而解决中国文化内部流动性的问题。

当然，建构国家整体文化，绝不意味着抹杀地域特色和特色文化基因，而是在多元中寻求统一。因此有必要规划建设好国家文化公园“主题展示区”，进一步挖掘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沿线地带丰厚的、独特的地缘、文缘、情缘“资源”，在保持地域特色的前提下，提炼文化主题，让漫长线性地带的片段地域、子文化系统纳入到国家文化公园这一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和弘扬体系之中，在宏大的“国家文化”的统召之下，实现交流互动、共生共存，在流动中实现统一、互补和巩固。

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历史交汇期，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大举措，对在新时期梳理华夏源流和中华文脉，彰显历史底蕴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凝聚民族复兴使命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意义。国家文化公园必将成为我们民族内部的文化基础与情感纽带，最终凝练出内部高度认同、外界深受感召的文化精神符码，构建起更加团结、更加磅礴、更具活力、更有影响的“文化中国”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