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图书馆内源发展动力机制形成的现实可行性与障碍*

2021-06-22廖雯玲

新世纪图书馆 2021年5期

摘要基层图书馆内源发展是以人的需求为导向，用系统思维来提高基层图书馆效能的一种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相较传统的要素投入模式，更强调发展的质量及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和人文现象。基层图书馆内源发展的目标之一在于以较小的增量投入激活巨大的存量，使其能通過发展来表现自身的能动性。文章探讨了基层图书馆内源发展动力机制形成的现实基础与障碍，并提出了推进基层图书馆内源发展的策略，希望对促进我国基层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基层图书馆内源发展文化自信动力机制可持续发展

分类号 G258.23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1.05.002

.Practical Feasibility and Obstacles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Internal Source Development Dynamic Mechanism of Grassroots Libraries

Liao Wenling

Abstract The internal sourc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libraries is a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mode that uses system thinking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grass-roots librarie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input mode of elements，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libraries emphasizes the quality of development and the social and human phenomena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ne of the goals of the internal development of the grassroots library is to activate the huge stock with a small incremental investment so that the grassroots library can express its own initiative through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ontents of internal source development， dynamic system composition， and dynamic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grassroots librarie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realistic foundations and obstacles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internal source dynamics mechanism of grassroots libraries，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libraries. It hopes to have certa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libraries in China.

Keywords Grassroots library. Endogenous development. Cultural confidence. Mechanical machin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内源发展是以人（社会）的需求为导向，从系统和整体出发，使各种发展要素和力量优化聚合，用系统思维来提高效能的一种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更倾向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与习近平新发展理论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1]。基层图书馆内源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发展人员为基础，主要由基层图书馆服务供给能力、政府支持力、社会支持力、环境支持力等多个层面构成，它们之间及其与发展人员之间相互交织、缠绕，为基层图书馆的发展提供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资源的动力。作为一种较理想的发展模式，基层图书馆内源发展动力机制的形成既要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又需要克服现实因素中的障碍，才能为基层图书馆提供发展方向、力度、速度等方面的适度动力[2]，最终实现基层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

1 基层图书馆内源发展动力机制形成的现实基础

1.1 组织保障基础

在我国，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实际提供者，政府支持力是基层图书馆发展的主导力量，为基层图书馆提供组织保障，直接决定着基层图书馆的发展走向。

近年来，政府一方面不断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基本实现了县级图书馆全覆盖，乡镇综合文化站、农家书屋的覆盖率也超过了98%[3]。同时加强的还有基层图书馆的经费支持力度。根据《中国图书馆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测算，2005年全国县级图书馆馆均财政拨款约42万元，至2017年馆均财政拨款达到251万元;从地方财政支出口径看，2005年全国对县级图书馆的投入占地方公共财政支出的0.04%，2015年增至0.39%;就新增藏量购置费看，2005年全国县级图书馆馆均新增藏量购置费为6.66万元，2017年增至32.34万元。另一方面，政府还通过不断完善相关领域的法规政策给基层图书馆发展提供法制保障。以总分馆制建设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建设图书馆为例，政府曾先后推出《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指导意见的通知》《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为基层图书馆总分馆发展模式和社会力量参与建设基层图书馆提供了具体的政策支持，同时还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等相关法律条款对其进行明确规定。在此背景下，许多地区探索出了颇具本地特色的总分馆建设模式，比如深圳图书馆之城模式、佛山禅城区联合图书馆体系、信阳市平桥区总分馆体系、嘉兴模式、苏州模式等，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基层图书馆网络建设，也在调动自身能力，引入社会力量，加强多层级、多主体合作[4]，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为基层图书馆的内源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1.2 社会需求基础

社会需求是基层图书馆存在的价值所在，也是驱动其内源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社会集体表现出来的一种对图书馆相关服务的需求，这种需求驱使相应的主体从事与图书馆服务相关的一切活动。

經过40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空前的满足，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相对得到了更多保障，对于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对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上升至人们的关注中心，公共文化服务及公共文化生活也就此进入人们的视域。对基层民众来说，公共文化服务不但能为其带来便利健康的精神文化食粮，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昭示其已经有能力追求自尊和自由，而且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也是基层民众主动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途径。换句话说，基层民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需要基层图书馆为其提供相应的图书馆服务，或者是为其提供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平台和资源。

我国基层民众对图书馆服务的需求增长可以从县级图书馆的持证读者数、总流通量、书刊文献借阅量、参加活动读者数中略窥一二。以“十二五”和“十五”期间的数据为对比，据《中国图书馆年鉴》相关数据测算得出，上述指标在2015年较2005年分别增长了331.17%、153.84%、125.11%、132.95%。此外，社会对基层图书馆服务需求增长还表现在越来越多的个人、企业、非营利组织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基层图书馆的建设和管理中，如2016年县级图书馆志愿者服务队伍从2015年的73 487人增至116 982人[5-6]，在一年内增长近6成。社会力量也在政策的鼓励下积极地参与基层图书馆的建设、运行管理，如青岛市李沧区“悦读书房”项目就是由社会公益组织“快乐沙爱心帮扶中心”协同政府建设，取得了良好的协同效果[7]。同样引进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服务供给较为成功的还有北京市朝阳区图书馆、北京市朝外街道图书馆等。这些数据和案例以及其中所折射出的社会对图书馆服务的需求，是基层图书馆内源发展动力机制形成的重要的现实基础。

1.3 文化观念基础

基层图书馆内源发展动力机制的形成还需要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支撑，只有大众对基层图书馆及其服务具有普遍的价值认同，才能有读者持续的需求产生。民众对基层图书馆价值认同的形成，除了从切身享受到的图书馆服务进行价值判断外，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图书馆及其服务的关注、支持和宣传;二是舆论对图书馆服务的价值判断和宣传。

我国政府培育和塑造基层图书馆价值认同的途径主要有：通过法律、法规、政策、方针等对基层图书馆功能定位、职能使命、价值承担、责任目标等核心价值进行确认和阐释，对图书馆职业进行界定、规范、引导等;通过政府领导人的相关言论和行为进行价值引导。

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对图书馆的形象塑造和价值认可有助于大众进一步了解图书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图书馆在新闻媒体中的形象经历了从收费到免费、从不能满足需求到提供多样化服务等变革[8];2011年后，图书馆又成为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机构，是民众享受基本文化权益、参与文化治理的重要平台、途径和方式。新闻媒体报道中不断翻新的图书馆形象，无疑向读者传达了图书馆一直在努力发展、一直在努力寻求实现社会价值的积极的社会形象。这种正面的形象也潜在地刺激着公众对图书馆服务的需求和向往，成为基层图书馆内源发展必不可少的动力支持。

1.4 技术基础

科技是图书馆发展的重要引擎。图书馆作为社会信息情报中心，理应具备捕捉高新技术的发展趋势并利用其提升自己的服务成效、完善自身的服务功能、丰富民众文化生活，实现与高新技术相融合的能力。对此，已出台的法规政策中皆有诸多涉及，如《公共图书馆法》提出“推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传播技术，提高图书馆的服务效能”，又如《“十三五”时期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加强新技术应用，提升数字化服务能力”，要求“推进基层公共数字文化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公共图书馆通过开展“菜单式”“点单式”服务，有效对接群众文化需求，这些目标的实现无疑需要相应的技术支撑。

国家不仅通过法规政策鼓励和支持科技在基层图书馆发挥作用，更是通过建设一系列工程推动基层图书馆对科技的应用。针对基层图书馆缺乏整合能力、馆与馆之间共享协作意识薄弱、数字资源匮乏、既有数字资源质量难以保证等问题，自2002年起，我国相继推出了文化共享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和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等数字服务平台，同时推行总分馆建设和服务模式，由上级馆对各类项目和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后，再共享至各基层网点，既为基层图书馆的发展解决了技术和资源的难题，也为基层各“孤岛”图书馆打通了互联互通的经脉，为后续的信息共享技术、万物互联技术等新技术在基层图书馆的应用打下了较为广泛的基础。

随着国家资源下沉，基层图书馆也开始有能力对本地特色资源进行整合和建设，并通过与上级中心的联网、上传等，共享至全国各地，进一步促进了全国各地特色资源的共建共享。

与此同时，智慧图书馆、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基层图书馆。如基于RFID、物联网技术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城市书房，通过高新技术手段从时间和空间上开拓了图书馆的服务功能，丰富了图书馆的服务内容;以IT技术为基础，借助于第三方信用平台，为读者提供信用借书服务，把图书馆服务直接送至用户手中;运用大数据技术，通过采集处理基层民众的文化需求信息，并借助用户画像技术，深入了解基层民众真实的文化需求，进而预测、挖掘其潜在需求，从而为其提供精准的图书馆服务。这些高新技术在基层图书馆的推广应用，不仅有助于解决图书馆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而且也为基层图书馆准确了解读者需求、提升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提高民众科学文化素养提供了技术上的渠道和可能性，是基层图书馆内源发展不可缺少的科技基础。

2 基层图书馆内源发展动力机制形成的障碍

2.1 基层图书馆自身能力不足

内源发展强调要挖掘、调动和发挥主体自身的力量。倘若发展主体自身力量不足则难以引导外部力量对其进行支持，也难以对自身力量形成有效掌控、难以对自身资源进行科学管理和分配利用，从而导致外部因素掌控主体发展的过程，最终使发展主体失去“自我”。就我国基层图书馆而言，自身能力不足集中而典型地表现在服务效能上。服务效能是衡量基层图书馆利用既有资源为民众提供满意的图书馆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它牵涉到基层图书馆的资源保障能力和业务建设能力，是图书馆管理、分配、利用政府及社会力量给予的资源或支持，并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改善服务质量、创新服务内容和模式的能力水平。虽然我国基层图书馆在新世纪初面临“基本保障不足和服务效益低下并存”的局面目前已经得到了极大改善[9]，但仍存在着由于“技术效率不足和资源配置拥挤”而导致整体服务效率不高的问题[10]，存在着“公共资源投入不断增加而绩效却持续下滑的‘悖论”[11]。这种局面，客观地说明了基层图书馆颇为欠缺对既有资源进行科学分配、管理和利用的观念和能力。由于基层图书馆对服务内容和模式缺乏相应的创新观念和能力，因而难以激发出他们对读者需求和兴趣进行深入挖掘和刺激的创造力和行动力。

2.2 体制机制改革滞后

内源发展的本质是有计划的变革[12]，以结构性改革为基础，使大多数人能够参与同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决策[13]。因此，基层图书馆内源发展需要从输入要素、生产机制和输出结果等整个图书馆服务生产过程进行体制机制变革，从而使辖区的多数民众能认同、参与、支持其发展。无论是从现阶段我国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现实要求看，还是从基层图书馆实现内源发展的诉求看，对基层图书馆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是必然的。

目前我国基层图书馆的体制机制改革相对滞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部分基层图书馆在运行过程中，摒弃或切断了与行业系统之外的外部环境的联系，多数仅单纯依靠政府资源实现自我供给[14];第二，组织定位模糊，导致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向下延展时缺乏具体的对接平台。基层图书馆网络涵盖了县级图书馆及其以下的街道、社区、乡镇图书馆，甚至农家书屋等。但是除了县级图书馆为独立建制，其以下的各级各类图书馆或作为县级图书馆的分馆或延伸服务点存在，或作为乡镇人民政府设立的公益性文化机构，承担文化管理和社会服务双重职责，并不具备独立意义的公共图书馆的职能[15]。在政府责任划分上也没有形成明确的统一管理机制，设在乡镇综合文化站的图书室依附于乡镇文化站这一乡镇人民政府的组织部门，而作为县级图书馆分馆的街道社区或乡镇图书馆则受中心馆的制约，隶属于当地文化局[16]，至于农家书屋虽然受新闻出版广电局的管理，但基本上是村民自治。尽管《公共图书馆法》第二章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利用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综合服务设施设立图书室，服务城乡居民”，但由于它们并未纳入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话语体系，从而面临这样的困惑：“当覆盖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发展到乡镇层级时，其乡镇对接平台究竟是什么？是整个乡镇文化站还是其图书室？”[15]

2.3 针对基层图书馆的法律规制相对缺位

内源驱动基层图书馆发展需要相应的法规制度为其护航，确定基层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合法合规性。涉及我国基层图书馆的相关法规政策很多，尤其是随着国家对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的推进，无论是国家相关政府部门针对全国文化发展的宏观规划或意见，还是各地出台的相应政策措施，都有关于基层图书馆发展的相关要求。但是纵观其相关法规政策，存在以下方面的缺憾：一是系统性不足。基层图书馆的法规政策多散见于各类关于公共文化服务、公共图书馆的政策、法律、规定和文件中，不成体系。二是针对性不足。由于在现有的法规政策中，对基层图书馆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界定，即便如《公共图书馆法》这一公共图书馆专门法也未对基层图书馆有任何说明，仅在言及总分馆制时提到“以县级图书馆为总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村（社区）图书馆室等为分馆或者基层服务点”。三是覆盖性不足。因为缺乏对基层图书馆的明确界定，许多法规政策的条款内容仅涉及县级图书馆，关于县以下的乡镇、社区等图书馆则难以兼及。法规政策方面的不完善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基层图书馆，尤其是县以下图书馆的发展处境尴尬，或者无法可依，或者有法不知道如何依，只能依托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等全国性的文化项目或工程获得一些资源。但仅靠这些显然无法支撑其可持续发展，也因此乡镇、村的公共文化设施往往处于“沉睡”状态，效能较差。表面上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日常运营管理和常态化服务活动的经费与人员保障不力”[17]是致使这些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但归根结底，更在于缺乏专门的、系统的、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制引导、管理、规范、监督包括基层图书馆在内的基层文化服务机构。

2.4 社会公共文化意识淡薄

就基层图书馆的社会需求而言，需要社会公共文化意识引导社会大众，尤其是普通基层群众更全面地了解基层图书馆及其服务，从而激发其对图书馆服务的内在诉求，进而认同图书馆，愿意参与图书馆的建设发展。但是我国社会几千年来铸就的以血缘宗法制为核心的、强调 “家族”的私有性文化，使得公共文化建设在我国历史上长期缺位，其典型影响就是整个社会都缺乏公共文化意识。

首先，普通大众不了解公共文化。有调查表明，一些城市的很多市民或者认为图书馆是卖书的地方，或者没听说过图书馆。其次，民众没有意识到自己拥有享受公共文化的权利。在普通基层大众看来，公共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是否存在、服务的内容如何，与他们没有多大关系，他们最关心的是生产、教育和医疗卫生，而图书馆并不能对他们所关心的这些领域提供最直接最见效的帮助。因此，倘若所处的社区或村镇沒有图书馆（室），如果没有涉及到他们最关切的利益，人们也绝不会想着要去维护自己基本的公共文化权利。另一方面，即便身边就有图书馆，如果非必要，人们也不愿投入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图书馆。比如，曾经有学者做过相关调查，有超过70%的村民对农家书屋提供的图书借阅服务不感兴趣[18]。再次，与权利相对的是义务，民众连基本的公共文化权利意识都没有，更遑论能主动参与到公共文化的建设中，为公共文化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虽然目前有很多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民间图书馆都积极参与到基层图书馆的建设中，但真正体现基层民众意志的个体的身影在基层图书馆建设运营中并不多见。以文化志愿者为例，多数志愿者是在单位、机关、学校的要求下被动加入，个人意愿在其中体现的并不明显。最后，因为全社会都缺乏公共文化意识，导致政府部门在公共文化领域的工作缺乏群众和社会监督。反过来，政府部门缺乏公共文化意识，没有对社会公共文化意识的形成和塑造进行全方位和更加强有力的引导和强化，也是公共文化意识社会性缺乏的原因。

3 促进我国基层图书馆内源发展的策略选择

实现基层图书馆内源发展需要从整体出发，在内外因素的和谐互动中得到体现，一方面要激发和释放社会公共文化需求，增强拉动力;另一方面要扩大政府主导的多元供给，增强公共文化供给能力，达到供需充分契合、相关利益方各得其所的多方共同发展的目的。

3.1 多层面培养公共文化意识，培育需求

基层民众作为现代经济理性人，又长期处于缺乏公共文化意识的环境和传统中，若要激发其对基层图书馆的需求，必须从思想上强化宣传公共文化意识。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首先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为培育公共文化意识提供沃土。其次要深入开展坚定文化自信工作。文化自信从人文、柔性的角度鼓励每一个人从思想意识上主动追求和维护个体及民族的文化自尊和自信，构筑强大的思想文化堡垒，不会轻易被质疑、怀疑所击垮。这种思想文化上的坚韧，单靠某个人或一个政党的单向努力难以实现，需要广泛的民众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坚定文化自信是形成社会性公共文化意识的重要手段，而只有成熟浓厚的公共文化意识才能孳生出相对强烈和稳定的公共文化需求。反过来看，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在于坚定最广泛基层民众的文化自信，而基层民众文化自信的培育离不开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传统文化的浸润，这需要政府依靠基层文化机构发挥文化神经末梢的作用，保证公共文化产品的普遍均等供给，把文化给养输送至社会的各个角落。显然，基层图书馆是承担这一厚重的时代使命的重要阵地之一。由此来看，无论是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文化自信的培养和推进，还是基于基层图书馆内源驱动的可持续发展，培育公共文化意识既是两者共同的需求，也是驱动两者发展的重要力量。

与此同时，基层图书馆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把新发展理念融入实践中，在自觉跟踪和落实各项国家文化政策的同时，积极探索和发挥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文化治理功能，将自身发展与地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相融合，使自身提供的各项文化服务优质高效的同时，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在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和辐射能力，从而使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离不开基层图书馆的发展和支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对基层图书馆的需求力自然也会随之提升。

3.2 明确政府在各层级基层图书馆中的责任，强化供给

基层图书馆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本质上是政府为满足基层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所提供的文化福利，政府给予的各项保障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进入新时代，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深入推进，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已经基本建成，如何让基层服务网络持续“在线”，如何让基层图书馆的发展不再跟着一时政策的消长而起伏，不仅是政府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更是关系基层图书馆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政府作为基层图书馆建设发展的主导力量，首先，要完善基层图书馆发展的制度框架，巩固现有的发展成果，针对目前基层图书馆机构空转、成效不理想等情况，制定相關政策措施，促进其规范管理。其次，要着力厘清基层图书馆的组织关系，统一归口管理单位。同时也可考虑在保证其运行基础的前提下，施行社区（村）图书馆+社会力量+居民自治的模式，充分调动辖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从更深层次激发推动基层图书馆发展的社会需求。再次，由于基层图书馆承载着最广泛的基层群众文化素养的提升、基本文化权益的维护和实现、文化自信的培育和夯实等重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文化助推器，有必要从法律层面对基层图书馆的文化职能及其未来发展给予保障。为此基层图书馆一方面要通过发展实践推动政府给予更为完善的保障，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学界的合作，着重通过对基层图书馆发展历史和发展规律的研究，对现实状况的调研，为政府从政策、法律和财政支持上提供现实可行的、操作性强的措施建议，从而提升政府对基层图书馆内源发展的推力。

3.3 加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提升效能

尽管我们强调政府对基层图书馆的主导作用，强调社会环境和需求对基层图书馆发展的影响，但这些都是外部因素，基层图书馆要获得长远持续发展，最终都需要基层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来支撑和拉动。自我发展能力既包括向内的服务能力期待，又涉及外部的公共形象的构建 [19]。针对基层图书馆服务效能 [20]而言，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升服务能力：一是提升管理者的现代服务理念、专业化服务水平和现代管理能力;二是提升馆员的专业素质和能力，注重自身内涵和形象的塑造;三是建立有效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以尊重馆员的劳动价值和个体差异为基础，不但要能激发馆员的积极性、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更要能激起馆员对自身职业的认同和追求，从个人动机和心理需求上发掘基层发展的动力源泉。

基层图书馆还要在提升服务能力的基础上，营建良好的公共关系，塑造吸引基层民众的公共形象。文旅融合背景下，打造极具吸引力的基层图书馆形象所要考虑的不仅是维护基层民众的基本文化权利，更需要打破惯性思维，植入文化传承的基因，让历史文化、区域文化、红色文化、走进人们的思想。基层图书馆分散于各乡镇社区，且规模很小，特别是对于偏远的乡镇村庄，基层图书馆更需要借助乡村旅游走出一条新时代的文化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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