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雨春 黄晓燕 柳恒康

说到医学的诊断方法，中国与西方有很多的不同。

古代中医的诊断方式有很多，而人们常知的便是“望”“闻”“问”“切”四种诊法。

医者对人体全身和局部的一切可见征象以及排出物等进行有目的的观察，以了解健康或疾病状态，称为望诊。闻诊，包括听声音和嗅气味两个方面，主要是听患者语言气息的高低、强弱、清浊、缓急等变化，以分辨病情的虚实寒热。问诊则是指中医采用对话方式，向病人及其知情者查询疾病的发生、发展情况和现在症状、治疗经过等以诊断疾病的方法。医者运用手和指端的触觉，对病人体表的一定部位进行触摸按压，从而了解病情的一种诊断方法，叫作切诊。切诊包括两部分：切脉和按诊，两者不可偏颇侧重，需合参诊病。

相对于中医繁杂而冗长的诊断方法，古代西医的诊断方法就比较简单粗暴了。在听诊器尚未问世的时候，当时的医生在给病人看病，是用耳朵直接贴在病人的胸部来诊断病情的，为了得出更为准确的诊断结果，有时甚至需要抱住病人。这种方法对于体型较瘦或者体型适中的患者而言还可以使用，而对于体型较为肥胖的病人或是较为羞涩的异性，用这种直接抱住听诊的方法，就显得毫无用武之地且非常尴尬了。

有关听诊器的发明、发展可谓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才 变成今天人们常见到的医学听诊器的样子。世界上第一个听诊器的发明距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期间也经历了几次改良。最初的听诊器，是由法国医生雷奈克于1816年发明的，其发明流传着一则有趣的故事：19世纪的一天，雷奈克被邀请为一位贵族小姐诊病。雷奈克见到这位小姐时，只见她紧锁眉头，用手捂住胸口，看起来非常痛苦。小姐大概叙述了自己的病情，雷奈克怀疑她可能有心脏病，为了进一步确诊，雷奈克必须仔细听她的心音。由于当时的听诊方法就是用毛巾贴在要听诊的部位上直接听诊，这对于一个贵族小姐来说，显然是极为不妥的。为了避开这种窘状，雷奈克努力想用一种新的方法来诊断这位小姐的病情。正当冥思苦想时，脑海中突然浮现了他前几天遇到的一件事情：几个孩子围着木料堆玩耍，一个孩子敲击木料的一端，另一个孩子在另一端贴耳去听，就能听到敲击木料的声音。受此启发，雷奈克把一本笔记本卷成一个圆筒，靠在小姐心脏的部位。果然，小姐心脏跳动的声音连同一些杂音都被听得一清二楚。雷奈克十分高兴，小姐最终被确诊并得到了救治。由此，雷奈克改进材料并发明了木制听诊用具，它是一种木制中空直管，雷奈克为其取名为听诊器。后来，雷奈克又做了大量实验，终于于1816年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单耳听诊器。

1840年，英国医师乔治·菲力普·卡门认为，比起只靠一个耳朵听诊的单耳听诊器，双耳诊断更加准确。因此，他改良了雷奈克的单耳听诊器，将两个耳栓用两条橡皮管连接到可与身体接触的听筒上，而听诊器的核心部分是一个中空镜状的圆椎。使用双耳听诊器可以听诊更多的人体部位，甚至可以听到胎儿的心跳声。1937年，凯尔再次改良了听诊器，增加了第二个听筒，产生立体的声音效果，这种听诊器被称为复式听诊器……

虽然听诊器在被不断改良，但是由雷奈克发明、卡门改良的原始听诊器仍被广泛使用延续至今。

从雷奈克的故事我们得知，听诊器的出现是为了避免医生与异性患者距离过近而产生的尴尬，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也可以认为，是医生站在了患者的角度为患者考虑，尊重了患者的心理需求，所以听诊器才被发明出来。其中，医生对患者的关怀，就是听诊器发明背后所展现出的医学人文。眼观当下，冬天医生在听诊时怕听诊器的金属部分太凉，会冰到病人，特意捂热后再给病患听诊的举动，也能体现出医学的人文性。

所谓的医学人文，就是把医学技术与人文关怀结合在一起，而医学是一门直接面对人、服务人的科学，它比其他科学都要更强调人文关怀。听诊器则有效并巧妙地推开了医患的身体距离，却拉近了医患关系，成为医生和患者之间沟通的桥梁，并被大众形象地称为“机器时代里最后一件有情之物”。在没有听诊器的时代，“直接听诊法”的确在医患之间是“零”距离，但距离过短，产生了许多无法避免的尴尬。听诊器的发展，不仅保证了医患之间的适当距离，更是对患者隐私和尊严的保护。这样，不仅患者的心中矗立起医生绅士和仁爱的形象，而医生也给患者带来了无尽的温暖。对于如今的医学教育来讲，我们不仅要注重培养严谨的科学精神，更要有敬畏生命的医者情怀。医学人文精神与关怀对解决医患关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常说的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其基本含义是尊重人的价值，尊重精神的价值，而其核心便是“以人为本”。人文精神是一种真善美的精神，我们要时刻牢记，把人的尊严、价值、地位放在首要位置。

如今，时代进步带来了数字化信息和AI智能技术，听诊器也随着时代发展变得数字化和智能化。2009年，3M公司医疗产品部推出3M数字听诊器，其问世标志着听诊器正式步入数字化时代。2012年，墨尔本大学的几位科学家基于云计算技术开发了“StethoCloud”软件，医生可通过它远程问诊，数字听诊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实无论是声学听诊器，还是数字听诊器，它们都基于同一物理原理，而相较于声学听诊器，数字听诊器克服了声学听诊器本身无法消除的噪音杂音以及医师佩戴声学听诊器时的不适，还提高了声音信号的检测能力，减少了医生误判的几率。

现如今，老一辈医生所精通的“望闻问切”“视触叩听”逐渐变成了“声光电磁”的探头包围和“血气液律”的精密仪器分析，听诊器的作用似乎也在逐渐变小。年轻的医生们已经不习惯于使用听诊器，将听诊器当做是随身必备物品，而是更加习惯于依赖高科技、高成本的诊断扫描仪。按照时代发展的趋势，听诊器终有一天会被数字化设备取代，消磨在时间长河中成为文物。

随着医学现代化的逐步完善，“科技万能”“技术至上”等观念冲击了医学界，使医学由最初的“以人为本”偏离到“医学异化”。《一个医生的诗书·医思录》中也有提到：“听诊器或者类似功能的东西越来越高级了，但医生和病人离得越来越远了。医生成为了操纵机器的技术专家。”确实，病人在医生眼中不再是一条条鲜活的值得珍惜的宝贵生命，反倒是被当作一部部需要更换零件并加以修理的故障机器。而病人与医生之间也始终横亘着一堵心墙，缺少了交流与沟通。随着科学技术的长期快速发展，医院引入的高端仪器越来越多，加上环境的恶化，医生能够给予病人的人文关怀不多，医患关系变得紧张，医生和病人有所疏远。医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和谐融洽的医患关系，而是逐渐背离的医学的固有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这一现象违背人文精神的核心以及科技要“以人为本”的原则。科技必须以人文为导向，不以人文为导向的科学技术，要么对人类毫无价值，要么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

WIRED健康大会上，IBM的首席健康官Kyu Rhee信心十足地说“我相信，在未来的200年间，像沃森这样的认知机器人将会取代听诊器，成为未来医疗的一部分”，但是笔者开始担忧听诊器消失后人文关怀会相应地缺失。对于很多病患来说，听诊器是医师的标志性物件，佩戴听诊器的医师看起来更专业，让人更放心。而在笔者看来，听诊器在保持医患适当距离的同时发挥着缓和医患关系的作用。比如医生每次用听诊器前将听筒捂热再为病人就诊，病人就会感受到医生对他的关怀，变得更感激更信赖医生。广东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耿庆山在医患沟通技能培训会上指出，医生不能仅盯着医学技术，而要拿起“人文听诊器”，研究患者的需求，“要是心里有患者，你的举手投足都是在沟通”……可是当听诊器消失后，面对日后冰冷的仪器设备，医生病人又该怎么构建他们的沟通桥梁呢？这是我们需要不断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