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新 宫庆杰

[摘要]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以2004—2018年为考察期，对中国贸易伙伴前15名国家进行出口效率测算，并进一步构建出口非效率模型，从美国长臂管辖的角度对出口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外出口效率除美国外，普遍处于较低水平，整体呈波动式上升;国内经济水平的高速发展显著促进了出口发展;加权关税率、进口国储蓄率与基础设施水平显著抑制出口效率;进口国贸易自由度、通关效率对中国出口效率提升作用明显;对美双边贸易依赖性较强，贸易摩擦及技术性关税壁垒对中国出口十分不利。为应对美国长臂管辖，促进中国出口贸易水平高效提升，应完善司法制度，对美国滥用长臂管辖采取对等措施，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出口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立贸易摩擦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完善应对反倾销、反补贴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律法规体系。

[关键词]随机前沿分析;出口效率;非效率模型;长臂管辖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F752.7[文献标识码]A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1673-0461（2021）02-0032-08

一、引言

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与净出口的拉动效应密不可分，中美贸易对两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但美国的长臂管辖视中国为霸权挑战者，中国出口贸易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17.23万亿元，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为11%。在2000—2019年间，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最高为14.3%，最低为2009年的-42.9%。2019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1.54万亿元，增幅3.4%，而2018年增幅为9.7%。其中美国进出口3.73万亿元，下降10.7%，东盟超越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其原因可能是美国面临发展中国家的多方面冲击时，利用霸权进行长臂管辖，并计划取消中国、新加坡、印度和越南等发展中国家WTO优惠待遇，对中国外贸展开多轮次“攻击”，但美国也损失巨大，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达4.3万亿元，较2017年增加4721.9亿元，增幅12.5%，为10年以来最大贸易逆差。因此，在2020年1月15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正式签署，两个超级大国握手协议，有望在双边层面实现经贸“休战”。但是依照特朗普政府的历史作风，美国很有可能进行“战场”转移，从WTO发展中国家特殊优惠待遇、西方世界构建对华“统一战线”及消解中国对外经贸伙伴网络3方面预测美国政府将贸易战火从双边烧向多边，进一步谋取更多利益[1]。

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关键时期，重要的内政与外交、政治与经济课题交织一起，2019年的出口贸易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美协议的签订符合中国深化改革的大方向，也符合自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在此背景下，寻求高质量、高效率的出口贸易模式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预防美国长臂管辖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极为重要，然而分析当前中国对外贸易形势，已经不能以常规理论展开，进而得出简单的结论。中国对外出口贸易结构中对哪些国家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出口貿易存在怎样的阻碍因素，以及如何较好地应对美国长臂管辖，进一步挖掘出口潜力增长点？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对中国目前出口实际水平与出口潜力之间的差距进行估算，同时挖掘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并结合美国对全球贸易格局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促进中国出口水平长期、稳定提升的相关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文章将已有研究文献总结归纳为3个方面，中国出口波动、美国长臂管辖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和出口效率测算。

中国出口贸易一直是研究热点，世界经济贸易既存在短周期，又有长周期甚至超长周期运行的大趋势，中国经济水平相对较为平稳，出口贸易在既定的轨道内运行，有规可循[2]。在新中国对外贸易的70年发展历程中，贸易发展战略从进口替代到贸易平衡、动能从要素优势到综合优势转变，逐步增进贸易新业态，应抓紧加强贸易、产业政策协调，提升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进行转变[3]。出口质量是贸易强国的主要标志之一，在中国入世、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发展新常态等不同阶段，中国出口质量整体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预计2018—2025年相比国际竞争对手将更加趋于平稳，但不同种类产品质量的升级差异较大[4]。当下世界格局和秩序变化无常，非常规因素难以把控，世界政治、安全与经济三大体系重构，中国出口贸易面临着“百年冲击”。

世界三大体系重构中，美国为维护其霸权地位，滥用长臂管辖更加剧非常规因素的不稳定性，对中国以及全球贸易都具有较大影响。美国之所以能够滥用长臂管辖，主要得益于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综合经济实力、金融领域和高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5]。政治影响力方面，美国拥有众多追随者，联合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共同抵制中国的崛起，同时美国国会进行了多部涉及长臂管辖的立法[6];综合经济实力方面，美国作为第一大经济体，对全球经济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增加10%的关税会造成大部分经济体GDP降低1%—4.5%，但如果美国增加40%的关税，那么全球经济将很快步入“大萧条”[7];金融领域方面，美国主要依靠以霸权货币为核心的结算体系、一体化的金融市场、支撑各国货币合作的三大体系，“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和“持续连接清算系统”两大系统实现了对全球金融跨境交易活动的全面掌控[8];高科技领域方面，美国出口价值最高的产品是高科技产品，但却对中国施行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限制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实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9]。由此可见，美国滥用长臂管辖维护霸权地位的决心，即使签署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双方具有较高的贸易依存度，中国出口贸易形势也不容乐观，出口贸易仍存有较大的不稳定性[10]。测算中国与重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效率，为调整出口策略作出理论依据具有重要意义。

在对贸易效率的具体衡量上，笔者参考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学术界普遍采用实际贸易量与贸易潜力值的比值作为贸易效率的表示方法[11]，后经改良，愈来愈多的学者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中国出口效率进行分析。整体上，中国对外贸易潜力递增，但是贸易效率呈递减态势，尽管中国的出口增长是可持续的，但出口效率处于较低水平[12]。以经济贸易合作分层次来看，中国对合作相对密切的金砖国家与“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效率大多呈稳定上升趋势，针对地理距离、关税壁垒、制度差距的主要出口阻碍因素，必须深化市场改革[13];对合作与对立并存的美国，以2008—2015年双边贸易数据进行测算，发现双边贸易效率明显低于中国对美国出口效率，且双边贸易效率与中国对美出口效率均逐年递减，但并未对出口非效率影响因素展开深入分析[14]。近年来，“一带一路”成为诸多学者的研究热点，不乏许多以出口非效率模型进行潜力测算等研究成果，为文章提供了更全面的方法依据[15-16]。在已有的研究文献中，对中国出口效率的测算大多为单一合作层次群体，影响因素分析不全面，笔者拟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度中国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贸易前15名伙伴国出口效率，更全面地反映中国出口效率情况，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

三、理论模型及数据说明

（一）理论框架

引力模型由Tinbergen（1962）[17]率先应用于国际贸易领域，该模型没有相应的理论支持，仅通过现实贸易的特征作为依据，通过将经济学特征替换物理学特征，使用GDP和地理距离替换质量与距离两要素，判断两国贸易量是与其GDP成正比、与地理距离成反比。在此之后，众多学者通过加入一些经济学理论对模型进行了更深入的推导，其中使用规模报酬递增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进行模型推导的成果得到一致认可[18]，引力模型自此被广泛应用于贸易潜力测算等领域。后续研究中，大多为解释变量的调整或增设，较好地解释了部分现实贸易现象，但传统引力模型是以无贸易摩擦为前提假设的，欠缺对贸易摩擦等因素的考虑，模型处理时以扰动项进行结果分析，不具备无偏性，应用十分受限。

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中包含了随机冲击v和无效率项u，将此引入可以较好地弥补无偏性的缺失。具体实证分析中，以非效率项的形式容纳v、u两项，估算非效率项后得出出口效率，再进一步分析出口潜力。

（二）模型设定

1.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在设定模型、选取变量时，遵循自传统引力模型发展至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发展理论。传统引力模型中解释变量的选取较为简单，仅采取两国GDP及两国间的地理距离作为解释变量，在经济学意义上分别代表了经济规模和贸易成本。观察已有文献中，将地理距离视作经济学中的贸易成本具有普遍认可性，但GDP在经过Bergstrand（1989）对于GDP与人均GDP的代表性进行讨论后，发现人均GDP更具备研究意义，从需求水平、要素禀赋比例等多方面反映一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并得到多数学者认可。

隨着引力模型的拓展，Linnemann（1966）[20]、Bergstrand（1989）分别引入人口数量、通用语言作为变量，人口数量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国市场需求规模，两国存在通用语言可视作贸易成本的降低。此后，相关研究虽不断对解释变量作出调整，但都选取不会在短期内出现大幅波动的客观因素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综上所述，本文对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具体形式设定如下：

2.出口非效率模型

非效率项中的影响因素特指人为影响贸易流量的相关因素，这一观念由Amstrong（2007）[21]提出并得到较大认可度。对于具体的人为影响因素变量，文章参考Baldwin和Taglioni（2006）[22]的研究成果，主要考虑经济环境制度的稳定和繁荣能够有效促进两国贸易发展，另参考林克明（2019）对关税水平的应用，笔者采取各国对中国AHS加权关税代替既有研究中关税水平的衡量方法，拟在能够更切实反映美国及其他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变化。

综上所述，出口非效率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二）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回归分析

时变与时不变的随机前沿回归结果如表2中所示。二者各解释变量系数一致，具有稳健型，参数μ均为正值，证明非效率项存在，且时变模型中的η值显著不为零，证明非效率项是随时间发生变化的，与似然比检验得到的结果印证一致，文章应当使用时变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以下是对时变模型估计结果的分析。

（三）出口效率

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可以测算中国对外贸易出口效率（TE）。TE为实际出口额占出口前沿水平的比重，因此TE∈[0，1]，在此区间内，TE的值越大意味着出口效率越高;反之则出口效率越低，但也意味着具有较大的出口潜力。

从整体的测算结果来看，2004—2018年我国对外出口平均效率呈波动式上升。但是，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回归分析中得出的结论为出口非效率程度随时间而增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促进效益影响较大，即GDPi对出口效率的影响过于显著，对冲且抵消非效率因素作用的结果。

由地理位置分布来看，中国贸易伙伴前15名国家中，与我国地理距离最远的为美洲，有巴西和美国两个国家;其次为大洋洲，仅有澳大利亚1个国家;欧洲有英国、荷兰和德国3个国家（由于俄罗斯大部分国土面积位于亚洲，故将其暂放置亚洲）;亚洲国家有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泰国、越南、日本、韩国及俄罗斯9个国家，可见距离对出口效率水平影响较为显著。从时间节点来看，图1中2008年和2014年是我国出口效率下降重要拐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出口效率普遍下降属于正常现象，但对越南的出口效率波动很小，同时越南也是15个国家中出口效率涨幅最大的国家。2014年全球经济仍处于复苏状态，另外国际政治形势不稳定是主要原因。15个国家中，对德国的出口效率与2004年相比基本没有变化;对日本的出口效率大起大落，并且对日本的出口效率水平低于2004年（见表3）。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我国平均出口效率波动不稳定，这可能是因为美国长臂管辖造成国际政治、贸易格局不稳定，且各国忙于国内经济复苏，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四）出口非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为考察出口非效率的影响因素，对出口非效率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符号为正，通过了5%的显著检验，进口国的投资环境及相关制度越好，对于外资的吸引力就越大，可能是由于我国更倾向对其进行投资而非出口，但INVjt系数很小，影响不大;FINjt的系数符号为负，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金融自由度对我国贸易出口并无明显作用。

（3）贸易便利化方面，TIMjt的系数符号为负，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通关效率对出口非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通关效率低代表进口清关时间长，也就意味着对我国所出口的产品检疫流程复杂、繁琐，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抑制作用;LPIjt的系数符合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进口国贸易相关基础设施对出口非效率有促进作用，即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抑制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样本中贸易相关基础设施较好的国家多为发达国家，例如对我国实施贸易保护的美国和日本，而基础设施较差的国家多为我国周边发展中国家，例如越南、印度和泰国等，LPIjt在此更多反映的是对我国高附加值产品的依赖程度，发达国家拥有领先我国的基础设施水平，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该国技术水平高于我国，而相对较为落后的国家基础设施水平也较差，对我国高附加值产品更加依赖，对我国出口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2004—2018年间，中国出口贸易额增长迅猛，出口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出口效率并不高，出口潜力存在较大挖掘空间。实际出口水平与前沿水平之间的差距，大多由美国长臂管辖导致的国际经贸环境不稳定、发达国家技术壁垒所造成，这也印证了中国经贸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转变战略的正确性。从出口效率看，2018年中国对各个国家的出口效率并未达到历史峰值，意味中国在全球贸易新格局下，并未有效防治美国长臂管辖，达到之前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较高出口效率水平。

（2）从主要影响因素，即客观因素来看，中国与进口国之间的地理距离较为显著地影响了出口贸易，另外中国需求市场巨大，需求规模远超进口国，同样抑制了出口。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出口效率提升较大，但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运输便利性对中国出口贸易水平提升较为有效，充分利用地缘优势促进出口的同时也要完善国际物流网络，便于挖掘与中国地理距离较远的国际市场。另外中国出口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受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影响，鼓励产业转型升级，坚持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道路。

（3）从主观阻力因素看，不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对中国出口贸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美国的长臂管辖，鼓吹“中国威胁论”，造成部分国家对中国对中国出口产品价格和质量上有了不同的抵制。发达国家对发展速度过快的经济体普遍采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手段，而中国在改革开放较长时期的出口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低附加值和低价格成为众多国家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突破口。

（二）政策建議

（1）完善司法制度，针对美国滥用长臂管辖的行为，中国应合理地采取对等措施。合理合法的“域外管辖”在本质上不同于长臂管辖，中国政府应当主动学习和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完善国际司法立法，授予相关机构应对“域外管辖”时可以施展的合理权力，尤其注意美国不合理的域外管辖，要及时作出反制行动，改变被动局面。同时也要加强国际法律法规的普及，为出口企业提供涉外法律知识培训和指导，提升企业国际法律风险意识，规避不合理、不合法的应对措施。

（2）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口市场多元化。中国与美国之间贸易依存度较高，对美出口占比高，因此中国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中面临较大的外部冲击风险。针对美国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应加强与周边国家合作，积极提倡“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多方位合作模式，缩减产量过剩的出口产品，丰富产品种类，规避中美贸易不稳定因素带来的经济冲击。调整出口市场份额，加大与产品互补性较强国家的合作力度，合理分配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产品供给，构建国际贸易信息平台体系，帮助国内企业生产目标及时适应国际市场需求。

（3）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美国在网络信息及其他高科技领域处于垄断地位，而中国长期处于国际贸易分工价值链的低端，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不仅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还致使中国长期受到国际市场技术贸易壁垒的阻碍。因此，要加快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国家积极引导企业转型升级，鼓励技术改革，支持出口企业创建自主品牌，出口高附加值产品抵消非关税壁垒带来的不利影响。针对美国全面垄断的金融体系，开创跨境电子商务等多平台的发展方式，鼓励国内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培育自主营销渠道，维护低碳、绿色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对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实施产业转移。

（4）积极妥善应对贸易摩擦的可能性。美国长臂管辖且启动了所谓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并且在近18年中，全球范围内中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最多，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造成巨大损失。因此，中国要加强对于贸易摩擦的预警，尽快建立并完善贸易摩擦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在贸易摩擦发生时可以第一时间作出应对策略。政府应加强对中国重要出口商品、行业和市场的实时监控，完善应对反倾销、反补贴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律法规体系，在符合国际惯例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保障企业出口利益。提高出口运输便利性，建立高效、稳固的物流网络，有利于长期出口贸易成本的降低，另外物流网络的便利性能够在贸易摩擦发生时，有助于企业及时调整出口分配策略，减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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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张积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