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与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布局调整

2021-06-15郝身永

当代经济管理 2021年2期

郝身永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冲击引发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的隐忧。实际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布局已经逐渐呈现由离岸布局向近岸、在岸布局转变的趋势，而这背后有深刻的经济动因：产品内分工的深化导致跨境贸易的成本快速上升，国际分工的收益相对下降，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深刻影响了制造业的要素投入结构，弱化了发达国家发展制造业在劳动力方面的约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暴露了复杂产业链和供应链应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出于国家安全的政治动因与上述经济动因叠加，会加速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布局调整步伐，中国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紧迫性显著增强。中国要充分利用超大规模市场和消费升级优势，坚持利用外资不动摇，持续扩大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构筑并完善境内重点区域和跨境区域性产业链集群，以核心企业为龙头强化科技自主创新，提高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控制力，加速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关键词]新冠肺炎;经济全球化;产业链;离岸布局;近岸布局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识码]A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1673-0461（2021）02-0017-07

一、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可能诱发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布局调整

近30年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趋势表现为全球价值链的开展和深化。[1]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参与国际分工的不同环节，各国因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等差异，输出技术、品牌、中间品、最终产品、能源、原材料等，世界经济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其直观表现是产品生产的全球化：一个成品由成百上千甚至更多的零部件装配而成，而这些零部件的生产分散在全球各地。以美国苹果公司为例，在其2019年公布的200大核心供应商名单中，就包括了中国企业87家，美国企业38家，欧洲企业18家，韩国企业11家，这200大核心供应商的采购额大约占苹果公司采购支出的98%。在纵横交错的产业链网络下，处于产业链核心枢纽位置的企业产能受限或停工停产，很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式影响，拖累乃至中断某种最终产品的整个生产流程。

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在境外多点爆发并蔓延，为防控疫情，许多国家和地区采取了人员流动管控和交通管制等措施，人员和物资流动严重受限，物流成本明显上升，资金流动随之趋缓。这对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前景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联合国贸发会议于2020年6月16日发布《2020世界投资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较2019年减少40%，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自2005年以来首次低于1万亿美元，并且预计2021年进一步下降5%—10%。就中国来看，经过前期艰苦努力，中国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并适时稳妥推进企业复工复产，打通原材料、劳动力、关键零部件、资金、物流等关键“堵点”和“断点”，畅通产业链循环，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中国只是全球产业链上的一环，除了依赖海外需求，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全球产业链，受到外部产业链供应链中断的冲击。

新冠疫情对产业链的冲击暴露了复杂产业链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冲击的脆弱性，国家产业安全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引发了一些国家政府官员和民众对本国产业安全问题的担忧。2020年3月底，在G20贸易部长会议上，美国贸易代表Lighthizer发言称，“不幸的是，与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在此次危机中认识到，过度依赖其他国家作为廉价医疗产品和物资的来源，已造成了我们经济中的一个战略弱点”。李燕认为，疫情之后，主要国家政府出于规避风险的需要，可能通过立法形式对公共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的产业链布局作出调整，跨国公司和制造企业也会基于安全优先原则使供应链布局尽量分散化。后果是，新冠疫情将加速全球产业分工格局的调整与重构，全球产业链布局将进一步呈现出区域化、分散化的趋势，供应链可能呈现出短链条、本地化、近岸采购的趋势。[2]对我国的影响是，我国一些全球出口占比高的细分领域，未来有一部分产能可能会出现分流。周建军也认为，出于产业安全的考虑，全球产业链可能进行某种程度的局部调整，产业链可能有多元化、分散化趋势，为缩短供应距离，产业链可能呈现区域化趋势。[3]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疫情会引发全球价值链逆向发展，后疫情时代可能要面对全球价值链迅速萎缩的挑战，从分工模式上讲，跨国公司可能更倾向于企业内分工而减少业务外包。[4]黄群慧认为，全球供应链布局面临巨大调整的可能，中国的供应链安全与全球地位将受到挑战。[5]

分析發现，已有研究讨论新冠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主要是基于疫情对国家经济安全乃至国民安全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新冠疫情对医疗物资生产的冲击。其解释逻辑是，疫情冲击了当今世界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下的经济安全，疫情之后一些国家可能出于经济安全制定产业政策，甚至可能出台相关法律，推进制造业回归本土或把新增投资更多放置在本土，这客观上会导致全球产业链的压缩。这一解释逻辑归根到底是政治动因，根本上归因于国家安全和风险防范，以及对国民诉求的响应与迎合。但全球化之所以发展到今天，根本上还是因为它符合经济规律，众多参与方从中获益。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主要载体是企业，产品全球化的背后是企业的全球化，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的跨境投资和贸易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它们对于经济全球化的态度和行为将更从根本上影响全球化的方向和进程。跨国公司会对母国为推动制造业回归本土而制定的法律和税费等政策作出反应，也会慎重评估复杂产业链供应链的风险，思考过往“即时生产”模式的弊端——只在需要时才运送零部件和原材料进行生产制造，尽可能降低库存。无论如何，不容忽视的是，企业家与政府和广大民众有迥异的行为逻辑，这是指，企业是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企业决策根本上遵循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即其在全球的投资与贸易等选择是对成本与收益的综合考量。郑宇就认为，全球产业链已高度互嵌，跨国公司的商业决策将不会跟随地缘政治的发展趋势，政治干预难以对全球资本走向有决定性影响。[6]因此，讨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不但要探究疫情冲击对经济安全的影响及各国政府的反应——可称之为政治动因，还需要分析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布局变动的经济动因及其演化——可称之为经济动因。研究发现，其实在疫情之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布局已经呈现出由离岸布局向近岸、在岸布局转变的趋势，而这在客观上表现为跨境投资和跨境贸易的萎缩和全球价值链一定程度的收缩。这一趋势背后有深刻的经济动因，疫情冲击将叠加政治动因，那么，在经济动因和政治动因叠加之下，全球产业链、价值链调整的步伐将加速，这将深刻影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二、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布局的调整在新冠疫情之前已渐成趋势

不少研究者判断疫情导致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把更多投资布局在本土或邻国，担忧产业链会“去中国化”，有的甚至认为形势将非常严峻，世界将根据是否承认“三零”原则（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划分为两个阵营。有研究者指出，实际上在这次疫情之前，早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策略已经开始调整，全球价值链的演变也呈现趋势性变化。盛斌对全球价值链的附加值进行分解，发现2008年后，全球和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出口附加值所占比重虽有短暂的恢复，但在总体上保持了下降趋势，这实际上也表明了全球价值链的“国内化”和收缩趋势。[4]王新奎提出，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出现再布局现象，其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结构逐步从以母国市场为中心的“中心—外围”式离岸布局为主，转向以东道国市场为中心的近岸生产布局为主。[7]商务部发布的2015年春季版《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指出，中国外贸面临三大挑战和压力，其中一个便是，部分跨国公司出于贴近消费市场、避免供应链过长易受冲击等考虑，从离岸生产转向近岸、在岸生产，产业链全球布局有所收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球贸易深入发展。周振华认为，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布局的策略发生变化，2008年以来，跨国公司越来越从原来的全球产业链离岸布局，转向了近岸布局。[8]

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布局由离岸向在岸、近岸进行调整，客观上的结果便是产业链条可能会缩短，生产的区域化特征日益明显，全球价值链有所收缩。全球贸易总额中，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相关的部分约占80%。[9]从经验证据上分析，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达到高峰，危机之后贸易增长乏力，全球价值链扩张出现停滞。跨国公司相关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是全球化发展程度的代表性指标，该指标在1980年仅占约33%，2000年占到将近70%，20年间增长了一倍多，此后速度一直在放慢，2000—2010年，10年间只提高了5%至75%，2016年与2010年相比甚至有所下降，从75%降至73%。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以贸易促发展》（以下简称“世行报告”）描绘了全球价值链贸易占国际贸易的比重这一指标的走势图，这也是度量全球化发展和全球价值链演变的一个重要指标。根据世行报告，全球价值链贸易占全球贸易的份额，1970年在37%左右，1970—1990年间该指标整体上有较快提升，1990—2007年间增长最为迅猛，原因包括交通、信息和通信领域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关税水平的下降，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以及贸易壁垒的降低。值得注意的是，从1998—2007年，10年间全球贸易的平均增速是6.70%，而2008—2017年，10年间平均增速是3.09%。前后两个时间段，外国直接投资增速分别是28.49%和16.27%。中国贸易和投资增速变动与全球基本同步。前后两个10年，中国贸易增速分别是23.57%和5.37%，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分别是5.65%和3.95%，均出现了较明显的放缓。[10]有学者认为是全球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放缓拖累了全球价值链的扩张，但从价值链扩张对国际投资和贸易的作用机制看，价值链扩张放缓亦会拖累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因此，二者之间更可能是循环作用，互相影响。

问题是，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布局调整渐成趋势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周振华认为，跨国公司投资首先考虑的因素是潜在市场规模，成本要素下降到了第三位。[8]跨国公司投资布局根本上是考虑盈利，成本无疑是影响盈利性的重要因素，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跨国公司投资布局考虑的因素发生变化，他没有进一步解释。世行报告认为，近年来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增长放缓，原因主要有四个，其一是经济增长总体放缓，特别是投资方面;其二是贸易改革步伐放缓，甚至出现倒退;其三是最具活力的地区和行业的生产分散化已经成熟①;其四是近期保护主义的抬头。世行报告考虑了多种因素，但也没有详细分析其中的作用机制。

三、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布局调整背后的经济动因

（一）产品内分工深化导致跨境贸易成本快速上升

从微观上看，分工发展的程度是企业基于收益与成本的理性选择和客观结果。以往人们主要关注分工的收益，早如亚当·斯密就讨论了分工的益处，包括分工时工人负责单一工序熟练程度大大提高，有助于机器的发明创造，减少工序转换的摩擦。这是从企业内部层面讨论分工的收益，而在国家层面，无论是在斯密的绝对优势贸易理论下，还是在李嘉图的相对优势贸易理论下，贸易双方均能从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中获益。斯密还提出，分工发展的程度受市场规模限制。所以，分工有利于国际贸易，而全球投资与贸易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市场规模，又推动了分工的深化，二者间有正反馈机制。企业基于分工收益推动了企业的技术研发和进步，但从长视野的经济史和科技史看，分工的程度还受科技的发展水平制约，每当有科技革命发生，就会对分工产生爆发式驱动，所以，技术水平是每种产品能够分解的程度的基本决定因素。以汽车为例，20世纪80年代只有40多种重要部件，在7个国家生产，在过去40年间变成了200多个重要部件，在全球17个国家生产，但这种分解从1980—2010年就基本完成了，过去10年并没有新的分解发生。目前全球产业链的分解趋于停滞，在技术和产品架构没有革命性改变之前，很难再如以往那样继续推进全球分工的细化和深化。[9]

人们不大关注分工的成本，实际上分工也是有成本的。杨小凯和黄有光对分工与专业化进行研究，认为交易效率（或交易成本）是决定分工与专业化的重要因素。[11]在国际分工之下，货物在国境间往来运输，必然产生关税成本、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除此之外，在跨国投资和贸易中，也必然带来各种商务成本。特别是，与斯密所处时代有关，斯密关注的国际分工形态基本上是产业间分工，彼时分工程度远远不如今天这么发达。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与分工的深化基本是同一个过程。全球分工体系不断扩张和深化，国际分工形态实现了从产业间分工到产业内分工再到产品内分工的重大转型，以初级品、半成品和零配件为主要内容的中间品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方式。从数据上看，2000—2014年，中间品贸易的年均增速是9.26%，最終品贸易年均增长7.38%，总贸易年均增长8.53%。[12]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越来越高，也表现为全球价值链的任务贸易越来越多。根据BEC（BroadEconomicCategories）联合国产品分类标准，一国进口产品可分为中间产品、资本品、最终产品及其他类产品四类。以2014年为例，无论中国还是美国，中间品贸易所占比例均是最高，相对来讲中国更高，超过70%，美国在50%左右。[13]当中间品贸易占主流，中间品频繁跨越国境甚至在国境间重复往返运输时，成本问题就开始凸显，国际贸易的边际成本趋于上升。就关税成本而言，余心玎等指出，中间品多次跨越国境会带来关税成本的放大。并且，关税是按货物总值计征，即使单一生产环节的增加值仅占货物总价值很小的比例，即使每个国家对中间品征税的税率比较低，也会使总税收负担较重，如同复利一样以几何级数放大，阻碍全球贸易和价值链网络的发展。[13]而且，在分工深化的情况下，还出现了一个现象，即零件在两国间的重复往返，这会加剧关税的放大效应。如手机、汽车、飞机等产品，其产品的总装并不是直接基于最小的零件，而基本上是基于由零件所构成的部件、组件和合件。现实中不乏如下情况，A国生产的某零件运至B国，加工成部件后可能又返运至A国参与组装，该零件就在A、B两国间重复往返。实际上，在WTO推动下，关税水平整体上已经处于较低水平。林正静测算了中国中间品关税的变化特征，发现从2000年开始呈现不断下降的变化趋势，从2000年的15.35%下降到了2006年的7.32%，降幅达52.31%。中国、印度、巴西等国中间品进口关税是2.8%、5.1%和6.8%，美国、欧盟、加拿大和日本仅为0.7%、0.4%、0.9%和1.5%。[14]但在WTO多边框架内进一步降低关税税率并不容易，其中一个原因是，WTO沿袭了关贸总协定组织决策程序的协商一致原则，虽然关贸总协定第25条对缔约方在特定事项上的联合行动规定了投票规则，但关贸总协定40余年的实践表明，它的绝大多数决议遵循的是协商一致原则，WTO章程第9条明确规定，“世贸组织应继续依《1947年关贸总协定》以协商一致进行决策的做法”。协商一致也可被视为充分协商后的全员赞成制，本质上相当于任何一个成员均具有“一票否决权”。关于国际经贸规则的改革，美国提出了“三零”原则，而WTO各成员国发展程度不同，欠发达国家从发展阶段和自身利益出发自然要求适用更高的税率，也就不可能在WTO的框架下通过协商一致实现“三零”。在分工深化情况下，美国挑起的以加征关税为主要手段的贸易战及由此引发的其他国家的对等报复措施会侵蚀跨国公司的部分利润，对全球化和分工深化产生较强阻力。跨国公司为规避加征的高关税，有一定的动力回流至本土或母国参与的区域性经贸协定的成员国内，这本质上即是离岸布局向在岸、近岸布局的调整。

因此，分工的成本与分工的细化与深化程度有关。斯密认为分工的发展取决于市场规模，其实也隐含了与交易成本相关，因为如果市场规模太小，不足以分摊市场交易的各种成本。所以，在理论上，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国际分工的深化总是存在一个临界点——超过该临界点，继续分工所带来的边际成本将大于边际收益，就不再符合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阶段，以及分工细化后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制造业全球分工从技术和成本角度看似乎达到了均衡稳定状况，再继续细分和转移的必要性、合理性下降。正如江小涓所说，产业链的全球分工好像触及到“天花板”。[10]

（二）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的人力约束

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投资布局和组织全球化生产，根本上服从利益最大化原则，是基于成本与收益的对比，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把纺织、钢铁等产业转到日本、德国，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沿海地区率先从发展加工制造业开始崛起，无一不是遵循资本收益最大化的逻辑。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包括劳动力成本在内，诸多成本呈现难以逆转的上升趋势。所以跨国公司全球投资采取离岸布局，主要考虑的是成本因素，最主要的又是劳动力成本，本质上是劳动力套利，用容易流动和输出的资本和技术与当地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组合。正常情况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后发国家或地区转移是市场主体理性选择的客观结果，与之对应，制造业回归就会面临劳动力短缺和人力成本高企的障碍。

不过，要素间相对价格会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动态变化。近年来，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呈现“此消彼长”的现象。“此消”是指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优势趋于弱化。2001—2013年，我国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从9692元增长到34863元，12年间增长了2.60倍，年均增长11.26%。[15]从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看，2001—2013年，整体上呈现先下降后逐渐上升的态势。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新模式、新业态迅猛发展，数字化、智能化程度大大提高，一些制造环节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转变。相对于服务业，制造业大量使用普通劳动力，机器对人力的替代性更强。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影响了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要素投入结构：在劳动力价格相对上涨的情况下，刺激企业更多地用资本替代劳动。所以“彼长”是指，发达国家劳动力短缺和人力成本高的制约因素被一定程度地弱化，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其他要素成本方面的优势相对凸显，使得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归”计划成为可能。王春超和丁琪芯也指出，智能机器人在工业领域的应用为破解全球劳动力成本普遍上升提供了新的解决途径，并会促使全球制造业重新分工布局，并且，智能机器人的应用给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展“再工业化”，重塑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和发展新兴产业提供了有利条件。[16]世行报告称，自动化确实鼓励各国减少使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法，降低了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但业务回流国内的证据有限。但我们认为，之所以业务回流证据有限，可能是因为自动化主要影响企业的要素使用比例，跨国公司投资布局还受销售市场影响。随着产品更新换代的加快，同时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地消费者偏好，更好地进行售后服务，在销售地就近生产日益成为趋势。相对于成本寻求型，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布局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市场寻求型。在欧洲、东亚和北美三个主要的经济活动区，欧美是重要市场，而东亚国家既是重要的中间品生产国，同时也变成日益重要的成品銷售市场，一定程度上对冲了欧美制造业的回归。

在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高的劣势被弱化的情况下，企业从综合成本出发，把高附加值环节转回本土，一定程度上符合经济效益原则。事实上，美国制造业回归不是简单的实体回归，向国内回流的是中高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另外，除了劳动力成本，能源、土地、资金等要素在内的综合成本也影响跨国公司的布局选择。有研究指出，中国的综合成本相对于美国已经不大。页岩气的发现提高了美国能源自给率，2011年达到81.4%，进一步降低了美国的能源成本。页岩气既是重要的基础能源，也是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美国的页岩气和页岩油开采使美国各种能源、基础原料成本和公用事业服务等生产要素价格形成了极强的竞争力，特别是增强了化工、钢铁、有色等行业的竞争力。[17]世行报告也指出，蓬勃发展的页岩油行业使美国2010—2015年间的石油进口减少了四分之一，并略微降低了其制造业生产外包的动机。

四、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布局加速调整下的中国应对

综上所述，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很可能刺激一些国家出台政策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土或附近区域，进行分散化布局，这种政治动因将与跨国公司于疫情前全球投资布局调整背后的经济动因叠加，所以，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布局调整较疫情前会有加速，经济全球化将面临再调整。

（一）中国在吸引和利用外资上挑战与机遇并存

回溯新中国改革开放史，中国坚持扩大开放利用外资，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中国企业由前期的引进、模仿、消化、吸收逐步向自主创新转型，逐步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而近年来，发达国家推行制造业回归战略，逆全球化思潮持续发酵，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有加剧之势，新冠疫情又加速了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布局调整的步伐，经济全球化面临深刻调整。这不会导致跨国公司放弃国际分工，而是对国际分工进行调整，尤其是区域布局上的再调整。对中国的影响是，扰乱了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正常”进程，强化了中国发展转型、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紧迫性。

不过，应一分为二地看待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布局调整所带来的影响。我国低端制造业向海外迁出，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产业不断升级过程中参与全球分工的必然现象。换言之，中国产业链体系的动态演变，既受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变动影响，也是自身比较优势变化的主动调整。虽然疫情会加速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布局调整进程，但这个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主要原因包括：其一，我国的劳动力红利依然存在。2019年底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近9亿，其中有为数众多的熟练工人。中国正处于人口转变的关键期，人力资本快速提升，2019年高校毕业生有800多万人，人才红利加速形成，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资本支撑。其二，中国已经形成了十分完善的产业体系尤其是工业体系，产业配套齐全，随着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物流配送体系愈加发达，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重点城市群区域，同城化效应不断显现，已经形成了较好的产业生态体系，有很强的综合竞争力。其三，在产品内分工深化的情况下，专利技术分布也呈现分散化特点，因此，产品的国际化生产仍是普遍现象，供应商的本土替代不可能瞬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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