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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在疫情尚未完全消除的大背景下，奥运会的举办面临一系列挑战。

近来，少数美国政客欲借人权之名抵制北京冬奥会。来自美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安妮塔·德弗朗茨第一时间发文，认为美国政客的言论是“把奥运会当作政治工具”的“噪音”，“全世界从抵制行动中一无所获”。

如何看待抵制奥运会的“噪音”？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知名奥林匹克研究专家、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温州大学教授易剑东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作出解读。

中国新闻周刊：历史上曾有涉及种族歧视、战争、报复等不同原因的抵制奥林匹克运动事件。回顾历史上的抵制活动，是否达到了所谓的“抵制目的”？

易剑东：从历史上看，当全球政治存在博弈空间，奥运会就可能会被利用。比如，墨西哥城1968年奥运会美国黑人运动员领奖台黑色拳套事件、1972年慕尼黑惨案、1976年非洲国家因新西兰划艇联合会和南非白人选手比赛抵制蒙特利尔奥运会、1980年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及1984年抵制洛杉矶奥运会均发生在冷战时期，冷战时期几乎没有安静的奥运会。

历史上对奥运会的抵制呈现出三种特征。第一，恰是因为奥运会极具影响力，有关国家才将其视为重要的诉求平台和抵制对象;第二，抵制运动伤害奥运会、本国选手、举办国及全球体育界;第三，以抵制欲达成非体育目的，但最终往往未能达成，反而起到副作用。

以慕尼黑1972年奥运会为例，巴勒斯坦“黑色九月”恐怖组织闯入奥运村，最终导致11名以色列运动员被残忍杀害。以色列情报组织就此展开长达数十年报复式追杀。由于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多国联合抵制莫斯科1980年奥运会，1984年苏联又联合东欧国家集体抵制洛杉矶奥运会。这都说明，抵制和报复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激起新的仇恨。

 中国新闻周刊：抵制活动造成的伤害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由谁承担，伤害是否可弥补？

易剑东：抵制奥运会是对奥林匹克和平原则和联欢属性的最大破坏，极大伤害全球热爱奥林匹克运动的大众的情感，而运动员则承担了最直接、最具体的伤害。

由于运动员获取表演和奖励的频率较低，职业生涯相对较短，且体育赛事偶然性、激烈性突出，参赛和表现机会均是稀缺资源，抵制奥运会最直接、最具体的伤害是对运动员造成的，且难以弥补。

曾是赛艇运动员的美国现任国际奥委会委员安妮塔·德弗朗茨，由于美国抵制未能参加莫斯科1980年奥运会，她称“国际政治毁掉了这次机会”，“当时感到既震惊又困惑，不理解自己参赛与否能对苏联出兵阿富汗产生怎样的影响。”

美国奥委会首席执行官莎拉·赫什兰称，很明显不派代表团去莫斯科的决定对当时的全球政治形势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反而只对运动员造成了伤害。

中国新闻周刊：《奥林匹克宪章》作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总章程，对于避免政治化影响有何制度安排？在所谓抵制问题上，国际奥委会能够发挥何种作用？

易劍东：《奥林匹克宪章》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应当遵循的根本大法，对利益相关者具有约束性作用。宪章明确规定了奥林匹克运动的七项基本原则，其中第四项明确表示，“体育运动是一项基本的人类权利，每个人都必须在没有任何歧视可能的情况下，本着相互理解下的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从事体育运动。”这说明，奥林匹克运动要摒弃宗教、性别、种族、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歧视，谋求全世界优秀运动员共同在五环旗下相遇。

目前，国际社会对《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讨论颇多。第50条规定：“任何奥林匹克场所、场馆和其他地区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示威游行和政治、宗教、种族宣传。”

但实际上，奥运会赛场上发生过抗议活动。如墨西哥城1968年奥运会美国黑人选手在领奖台上高举黑色拳套以抗议种族歧视。去年美国黑人遭遇白人警察暴力致死事件引发美国各大体育联盟声援，要求修改宪章第50条。不过目前看来，这一原则不易被修改，国际体育界参与讨论的成员，包括各国运动员、教练员等，约有三分之二始终认为不能在奥运会场合表达抗议。这表明，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是国际奥委会以及国际体育界始终不变的立场。

虽然国际奥委会有时会被迫卷入政治纷争，但国际奥委会通过自身价值功能，能够对抵制产生震慑力。1993年10月25日，联合国举行第48届大会第36次全体会议，与会代表一致通过了由国际奥委会倡议、奥林匹克运动全体成员国签署的《奥林匹克休战》提案，即在奥运会期间和奥运会前后各一周，像古希腊人一样，各成员国放下武器，停止战争行动。

上世纪50年代，南非当局禁止不同种族之间的体育竞赛，对各种族的体育运动实行分别管理。在南非非种族奥委会的呼吁下，国际奥委会于1963年决定，自1964年8月18日起禁止南非参加奥运会，导致60年代南非政府对外体育联系全部中断。一定程度上国际奥委会对推动南非解除种族隔离作出了贡献，这也是曼德拉说“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之所在。

中国新闻周刊：北京冬奥会临近，对于可能出现的一些“噪音”应持何种心态？

易剑东：北京2008年奥运会前美欧曾借所谓“西藏问题”抵制，在火炬传递上多次刁难，但最终只有文莱因没有运动员注册被取消资格，其他204个注册成员（国家和地区）全部参加北京奥运会，是参赛国家最多的一届。

当前，在疫情尚未完全消除的大背景下，奥运会的举办可能会面临一系列挑战。比如，存在某些代表团未能参加的可能，代表团规模、运动员数量会相应减少，从而导致一些项目配置受到影响，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技术官员缺席可能造成赛事组织专业性下降。

就北京2022年冬奥会而言，中国正在通过细致沟通与服务寻求各利益相关方信任和支持，包括和国际奥委会充分沟通，与国际单项组织保持密切联系，与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忠实成员、国家或地区奥委会做好沟通，与包括转播商、赞助商、媒体等在内的各方做好沟通以及经常性地和运动员保持联系等。

总之，无论是国际奥委会还是东道主，需要以冷静、客观态度看待抵制杂音。奥运会是极具影响力的国际公共文化平台，当前国际格局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冲突因素需要通过官方外交、民间外交等多元方式化解，而非诉诸抵制手段。

中国新闻周刊：疫情影响下的全球体育治理该何去何从？

易剑东：从全球范围来看，体育运动仍未从疫情重创中复苏。国际体育赛事需要在疫情数据研判、疫情模型分析等基础上更加科学决策，防止因赛事聚集导致疫情进一步扩散。

未来，国际奥委会应继续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人文价值，更加超脱地处理体育与政治的关系，积极接纳广大新兴国家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决策，加强民间草根层面体育利益协调，树立符合公众预期、尤其是受年轻群体欢迎的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