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抗疫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向度

2021-06-08蒋太生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2期

蒋太生

摘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抗疫的思想旗帜，其中马克思主义人学为严防严控的总体布局提供价值依归，为以人民为中心的防控策略调整提供思路方法，并构成评价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尺度，对疫情防控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在中国抗击疫情的过程中，生命至上是贯彻始终的核心理念，以人民为中心是取得胜利的根本动力，集体主义是凝聚力量的核心价值取向，团结合作是应对疫情国际化的基本主张，历史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得到充分彰显。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及其在全球范围的扩散也反映出当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中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寻找解决的智慧和方法。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中國抗疫;马克思主义人学;人的基本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中国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生命至上作为疫情防控的核心理念，时刻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根据人民利益诉求调整不同阶段的防控策略，在较短时期内遏制了疫情的蔓延态势。随着疫情在全球的快速蔓延，世界民众的社会生活与社会交往在短期内深受影响，中国积极推动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应对方案，彰显出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担当，而标榜“人权至上”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却频将疫情政治化，相比之下，中国抗疫的措施与理念越来越得到世界的认可。在疫情防控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重要的旗帜作用，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认识自身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人们应对复杂挑战、化解自身生存危机的重要实践方法。因此，有必要在同疫情的斗争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认识，在生动的实践中学会恰当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人与世界的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人学对于中国抗疫的指导性意义

马克思主义人学是从实践哲学角度回答人自身存在问题的学说，阐释了人的需要、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等基本问题，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理想，充满对人的肯定和关怀。人类实践的开放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与时俱进的特点，使其能够站在时代前沿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对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一）为严防严控的总体布局提供价值依归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大考”，也是一次对人性的“大考”。疫情暴发后，由于对新型病毒缺少认知，政府在日趋严峻的疫情形势前又乏章可循，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非常措施来遏制疫情蔓延，由此衍生诸多亟待深思和论证的人学问题。如以限制人的出行自由为手段进行疫情防控是否恰当？以巨大的经济牺牲换取疫情防控的胜利是否必要？这些问题在疫情爆发初期引发人们的热议，甚至有外国媒体以侵犯人权为由对中国政府的防控措施进行抨击。然而，在疫情防控的总体布局中，任何严厉的管控都可以在马克思主义人学中找到价值依归。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出发点和归宿，这决定了疫情防控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依归，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首要任务。疫情防控是一场总体战，中国政府不惜牺牲巨大的经济利益，采取严格防控措施，恰恰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马克思主义人学价值观，不计成本对感染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真正做到了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而鼓吹人权高于一切的西方国家却出现“群体免疫”的论调，老人等弱势群体被选择性救治的报道时有出现，折射出资本至上的实质和对人的生命的漠视，这在社会主义中国绝不允许也不可能发生。我们在重大挑战面前需要坚定理论自信，马克思主义人学从人的需要出发，将对人的本质的界定基于对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的人的研究之上，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理想，包含对人的价值的充分肯定。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如果背离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漠视人的现实需要，脱离现实讨论人的本质，否定人的价值，取得疫情防控的胜利只会沦为空谈。

（二）为防控策略的阶段性调整提供思路方法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党中央根据疫情发展形势，先后制定出“外防输出、内防扩散”“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控重点工作”“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等防控策略。在不同阶段的策略调整中，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贯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防控理念，以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首要任务，以保障人民的基本生产生活需要为工作重点，并以推进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为担当，是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坚强领导力，也是国际疫情防控的重要推动力。马克思主义是方法而不是教义，从整个疫情防控大局来看，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对不同阶段的策略调整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

第一，人的现实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出发点，这决定了疫情防控的首要任务和工作重点。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人的需要得以满足的第一前提，因此是疫情防控的首要任务，在保障人的前提需要的条件下，还要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这就对疫情防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人的本质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核心内容，这决定了疫情防控的人本高度。马克思主义从劳动实践和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考察人的本质，社会历史系于人民群众的活动，人民抗疫、智慧抗疫、科技抗疫的路线体现了在疫情防控中以人为本，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发挥人的本质力量的思路。

第三，马克思主义人学肯定人的地位和人的价值，这决定了疫情防控中的人文关怀。在马克思主义人学中，人的价值与社会相联系，以此为视角，国家和社会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群体充分照顾，同时疫情防控也离不开社会每个成员的参与，人人皆是抗击疫情的贡献者。

第四，马克思主义人学具有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情怀，这决定了中国在疫情防控中的国际担当。马克思、恩格斯倡导实现“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1]50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1]5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精神的时代诠释，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国内生产的防疫物资正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地，彰显了全球抗疫的中国力量和担当。

（三）为推进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提供评价尺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在新时代背景下治国理政的重要课题。不同于日常治理，非常的危难时刻是检测国家制度的“试剂”[2]，为了战胜疫情，中央统一调度，全国一盘棋，各级政府多措并举、严格布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发挥。非常的危难时刻也直接考验国家应对和化解突发公共危机的能力，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黑天鹅”挑战，同时也为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程度提供重要契机，更凸显出建立现代化的公共卫生治理体制机制的紧迫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此次疫情“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体系等方面存在的一些短板”[3]，公共卫生治理关乎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必须要在推进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人学，真正做到“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精悟透用好”[4]。

尺度，是指主体用来评价客体的标准。把马克思主义人学作为推进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尺度就是在推动建立科学完善高效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过程中，自觉把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精神和立场方法当作评价标准。一是立意尺度。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是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在立意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为准绳评判现代化设计的合法性和科学性，建构出与西方资本逻辑根本不同的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路径和制度模式。因此，在推动公共卫生治理的立法和制度改革中，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健全重大突发疫情防控的体制机制，守护人民健康;同时，也要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价值，依靠人民力量参与公共卫生治理。二是效能尺度。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现代化的重大突发疫情防控体制机制的支撑，而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防控的归宿在于人民健康，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考察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制度体系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程度。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暴露出当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的运行中存在某些短板，如一些基层社区未能做到对疫情防控机制的科學精准执行，存在措施简单粗暴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精神，关注疫情之下人民群众的多重需要，及时发现执行中的问题并从制度设计上予以规避，提升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效能。所以，在重大突发疫情的考验下，只有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人学与推进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相结合，才是在现实的实践中用好了马克思主义人学。

二、中国抗疫过程中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彰显

在马克思主义人学诞生以前，由于认识和方法的局限，哲学家们或误设前提、或首足倒置、或“执中无权”，进而得出唯心、抽象的结论，对人的认识始终无法摆脱片面性。马克思主义开启实践哲学之路，在历史实践的基础上阐释人的基本问题，故能成就其人学思想的革命性与科学性。在中国的疫情防控过程中，历史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得到生动体现，通过对中国抗疫理念、抗疫力量、抗疫价值观以及抗疫主张的人学思考，可以更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人学对人的需要、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和人的发展等基本问题的阐释。

（一）生命至上：贯穿中国抗疫各个阶段的核心理念

生命至上是中国在抗疫实践中的核心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然转化。坚持生命至上的核心理念就是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疫情防控工作的第一位，将有限的人力、物力等资源首先配置到救治感染患者和遏制疫情蔓延的工作中，最大限度降低患者的死亡率和区域人口感染率。中国和西方国家疫情防控力度及其成效的巨大反差，有力地说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在抗疫理念上存在的根本差别。要厘清生命至上抗疫理念形成的逻辑理路，就必须要回到中国抗疫实践的指导思想，回到马克思主义。虽然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语境中，人具有社会实践性的本质属性，但这并不排斥人是“自然存在物”的事实，反而维持人的生命存在的需要是一切历史活动的“第一个前提”。肯定人的生命存在是发掘人自身存在的其他意义的逻辑前提，中国抗疫理念的展开就必然表现为对人民生命价值的无上肯定。

第一，减少人民的生命损失是疫情防控的首要任务。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尤其是在疫情爆发初期，面对感染患者突增、医院病床告急的严峻事态，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确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抗疫理念，要求不计成本、不惜代价挽救更多患者生命，由国家承担全部治疗费用。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武汉、湖北抗疫斗争取得“决定性成果”，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实现确诊病例“清零”，“最大限度降低了感染率、病亡率”[3]。在论述人的生命的重要性方面，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5]167，是“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人的肉体存在是“自己的本质即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5]168。他在后来阐释唯物史观时进一步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6]519，个人的肉体组织和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是“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这就是说，人必须具有生命才能通过对象世界表现和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一切社会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人的生命活动的维持，一旦人的生理机能丧失，即使肉体保存再完好也谈不上完整意义上的人，即从事一定社会历史活动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活生生的人。因此，面对重大疫情，任何一个生命都不容忽视，减少人民的生命损失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第二，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7]48，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在重大疫情冲击之下，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成为党中央应对疫情挑战的首要原则。一方面，疫情防控必须“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新冠肺炎疫情具有高传染性和高致命性的特征，疫情防控必须要“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举措，时刻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另一方面，有序恢复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必须以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前提。中国的疫情防控已取得阶段性胜利，有序恢复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稳定和保障民生成为当务之急，但国外疫情形势依然严峻，需要严密防范随时可能出现的疫情反弹。因此，党中央立足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趋势，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各地企业复工复产必须满足风险排查、佩戴口罩、病毒消杀等严格的防疫条件，坚决消除聚集性感染的风险，充分体现出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意义。

（二）以人民为中心：夺取中国抗疫斗争最终胜利的根本动力

中国抗疫斗争是一场人民战争，其实质是人民发挥主体作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人是以主体出场参与到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活动中来的，主体力量集中体现在对象化活动中的创造性，而人民是由无数个处于一定历史实践中的个体的有机组合，他们既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最高实践主体和最高价值主体，又构成了推动人类历史进程的根本力量。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疫情防控中取得“决定性成果”，并在恢复社会经济发展工作中取得积极成效，其根本原因在于依靠人民。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战胜这次疫情，给我们力量和信心的是中国人民”[8]。党在领导抗疫斗争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植人民立场和人民情怀，将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抗击疫情的最终目的，将满足人民的多层次需求作为抗击疫情的价值追求，同时又将人民本身作为抗击疫情的力量源泉。

第一，人民是抗疫的利益中心，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疫情防控的最终目的。马克思肯定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社会历史意义，认为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前进运动。他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方位下的奋斗目标，就是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维护人民的切身利益。而在疫情期间，只有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在疫情防控工作会议中多次强调“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要咬紧牙关打赢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疫情防控为全面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增加了阻力，但如果不能取得疫情防控的胜利，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就会失去前提。因此，不计经济成本，以最全面严格彻底的措施进行疫情防控，就是坚持对人民负责，最终是为了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二，人民是抗疫的价值中心，满足人民的多层次需要是疫情防控的起点和动力。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有用性，体现在事物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人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为了维持生命存在，必然表现出对对象世界的欲望和索取。在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人的需要不仅是人的本质的重要规定，而且对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满足人的“第一个需要”而产生的新的需要构成了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6]531。因此，人的需要的满足就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起点也是动力。人的需要具有社会历史性和层次性，马克思把复杂的人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三个层次。此次疫情暴发后，人民的最大需要是保证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其他如休闲娱乐等非生存需要必须服从于健康的需要。基于此，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面向人的非生存性需要的产业纷纷停工停产，保留维持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产业，以此来加强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着重解决人民居家隔离的后顾之忧。而在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满足人民享受、发展层次需要的必要性就逐渐凸显，有序恢复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措施也就呼之欲出。对此，党中央适时作出统筹疫情防控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第三，人民是抗疫的力量中心，发挥人民的本质力量是取得抗疫斗争胜利的根本依靠。在疫情最严重的美国，感染人数和病亡率居高不下，这说明了脱离人民实践的疫情防控注定是成效有限的，片面依靠联邦和州政府的力量显然力不从心。而中国的疫情防控是人民的战争，“人民是中国抗疫斗争的最大底气和力量源泉”[10]。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视角来看，人的力量就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一方面，抗疫斗争中的人民力量来自于人们的劳动。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重要本质，也是人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基本标志，“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6]519。劳动具有自由自觉性，是人积极地改变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人类社会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正是人的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历史。在这场抗疫斗争中，有负责抢救患者的医务人员，有负责保障物资供应的后勤人员，有研发抗疫药品及疫苗的科研人员等，广大人民群众用不同形式的劳动共同支撑起抗疫斗争的实践。另一方面，抗疫斗争中的人民力量来自于人们现实性的社会关系在疫情防控中的新的实践生成。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501。其中，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以现实性为条件的，“现实性只有到社会关系中去寻找，社会关系又使人的本质具有现实性”[11]。参与疫情防控的医护人员、民警、志愿者、科研人员等，他们同时也是父亲、母亲、丈夫、妻子。而医护人员、民警、志愿者、科研人员等身份的区分，不仅是物质实践的结果，而且是人的本质在社会关系中的确证。正是在这些社会关系中，广大人民群众凝聚起战胜疫情的磅礴力量。

（三）集体主义：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疫的核心价值取向

中国疫情防控的高效度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有全民参与的强大力量，既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又有“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防线”。在这场严峻的疫情考验中，集体主义价值取向是构筑抗疫精神防线的重要基石。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的实现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相互关系的“其他一切人”的利益的实现。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兼具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内核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价值诉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抗疫经验时强调，战胜艰难险阻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离不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弘扬。作为一种社会意识，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抵御内外风险挑战的重要精神支撑，对中国之治的实现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集体主义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抗疫共识和力量的核心价值观引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矛盾统一体，既存在相互冲突的一面，也存在相互依存的一面，由此就产生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种截然对立的价值取向。个人主义主张个人利益具有前提性和至上性，集体利益应让步于个人利益，而集体主义主张坚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把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体利益作为一切思想和行动的最高标准。在个人和集体利益的对立统一关系中，马克思承认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人的需要及其满足使人与人之间“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这些相互关系决定了个人在集体中不再是“纯粹的我”，即单子式的存在，而是与集体相互影响和制约，“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12]515。可见，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中，集体利益是高于个人利益的。在疫情中，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不同，人们的行为方式就不同。在一些西方国家，即使处于疫情快速蔓延的情形下，仍有民众抗拒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聚集性的群体示威活动时常发生。而在拥有56个民族和14亿人口的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表现出了令世界惊叹的协同力，各族人民齐心支援国家的抗疫斗争，各地群众自觉遵守严格的限行和隔离规定。尤其是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地区，上千万人口的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严格的封城措施的影响，他们以巨大牺牲换来全国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胜利，真正做到了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赴武汉考察时称赞，“武汉人民识大体、顾大局”，“党和人民感谢武汉人民”[13]。

坚持集体主义是个人在国家抗疫斗争中实现自身价值的根本途径。集体主义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抗疫斗争实践中自觉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价值选择。在社会主义中国，集体利益是人民利益的重要方面，树立集体意识不仅体现个人的内在品质，而且是实现个人价值的前提条件。而人的价值的创造和实现寓于在社会中发挥主体力量的过程中，不存在抽象的脱离社会的人的价值。也就是说，人的价值的实现需要以人与社会发生关系为前提条件。马克思曾经从物质生产关系角度来分析个人价值的实现问题，他认为个人力量受到生产关系的支配而转化为“物的力量”，必须依靠集体才可以“驾驭这些物的力量”最终“消灭分工”，“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2]84。在社会关系中，每个人都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因此人的价值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个人对社会的意义与贡献，另一方面在于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即马克思提出的“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在社会历史的视域中，人的价值取决于其对社会的物质和精神贡献。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个人价值只有通过奉献集体，与国家抗疫斗争的大局相联系才能够实现。为了救治感染者，广大医务工作者无惧感染风险，纷纷逆行至抗疫最前线。自疫情暴发以来，全国有超过4万人的医疗队驰援武汉和湖北，还有千千万万奋战在抗疫前线的工作人员和自觉遵守居家隔离规定的群众，他们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责任担当和奉献社会的价值取向。

（四）团结合作：中国应对全球抗疫长期化趋势的基本主张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日益突出，人类面临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的共同威胁[7]58，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世界局势作出的重要判断。作为一类非传统安全威胁，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生存的挑战以及对世界经济的破坏不亚于战争威胁，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它在全球的快速蔓延体现出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团结合作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是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基本路径。针对全球疫情防控的当务之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上指出，“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14]。

第一，维护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中国推动国际合作抗疫的根本出发点。恩格斯指出：“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了。”[1]359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共同的威胁，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世界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这是世界各国合作抗疫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人的利益具有超民族国家的特征，“人的自由发展”从来都不是限制在狭隘的民族国家范围内，而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自由贸易和世界市场得以实现和建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1]50，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也就越来越多。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使得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退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呈现出长期存在的趋势，不仅威胁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而且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许多国家将面临“二战”后最大幅度的经济衰退。中国推动抗疫的国际合作出发点在于希望世界各国能够尽快遏制疫情蔓延，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同时稳定全球的需求与生产，减轻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这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第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中国应对全球疫情威胁的基本方案。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世界人民的共同需要，保障本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各国政府应尽的义务。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世界各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都面临公共卫生治理的危机，因此加强抗疫的国际合作是必然选择。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应对疫情防控国际化的基本方案。在当今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亚非拉许多地区由于人口多，防护服、核酸检测试剂等抗疫资源缺乏，有效控制疫情的难度很大，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更多帮助，在抗病毒药物研制、疫苗研发等方面更需要各国紧密协作。而在人类生存受到巨大挑战、全球共同抗击疫情的艰难时刻，将疫情政治化、否定世卫组织作用等违背人类共同利益的行为注定失道寡助，团结合作才是人类战胜疫情的“人间正道”。因此，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需要走开放合作的道路，各国协同补足疫情暴露出来的全球卫生治理短板，整合全球医疗资源，以更好地保障世界和本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并积极实践构建人类卫生共同体的方案，坚决反对一些国家将疫情政治化、标签化的行为，主动向国际社会分享抗疫经验和提供抗疫物资援助，为推动全球合作抗疫作出了巨大贡献。

三、疫情下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反思

人类的每一次重大实践都能为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增添新的内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亦是如此，唯有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反思，才能加深理解，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时代意蕴。越是风云变幻，越是要坚定理论自信，用常学常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疫情的出现与扩散反映出当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寻找解决的智慧和方法，在处理人的基本关系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人学尺度。

（一）树立和谐共生意识，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与自然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人和人类社会都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自人从动物界分化出来后，自然史和人类史就相互制约。自然界是人类存在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劳动得以实现并生产出自己产品的材料，对人来说具有“优先性”，人必须依赖自然界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马克思说“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6]158。但是，人对自然也有能动性，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对自然界加以改造，而这一能动性的发挥有一个前提，即遵循自然规律，不能超过自然界的承受限度。恩格斯曾预言，人类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会对人类进行“报复”[15]。当今时代，人类借助科学技术大大提升了改造自然的能力，引发环境破坏、生态失衡、资源枯竭等危机，已对人类自身生存造成威胁。

人类必须在危机中反思自身的行为。有研究表明，当今人类新发传染病大部分与野生动物有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7]50，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一方面，人类要树立保护生态的思想观念，正确处理人与动物、人与环境的关系。要建立健全保护生态的法律规范，通过法制手段调节人与自然的矛盾。疫情发生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要求全面禁食野生动物，紧接着各地也出台法规，列出野生动物禁食黑名单。这既是人类在危机倒逼下的自我进步，也为人类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重要思路。

（二）树立集体意识，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

根据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社会性是人的最主要、最本质的属性，个人与社会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人依赖社会而存在，人的发展需要社会提供各种条件，同时人的活动对社会发展具有能动作用。正确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社会发展要以人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关注人的现实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人学中，人的需要与人的发展紧密相连，满足人的多方面需要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中，基层社区是联结个人与社会的要枢，社区工作的粗细直接体现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关怀程度，必须关心人的现实需要，以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补足群众工作中的短板，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提升人民的获得感、满意度。另一方面，个人要树立集体意识，在奉献社会的取向中实现自身价值。在人的价值问题上，不同社会历史背景的思想家的观点可谓千差万别，有否定人的意义的宗教价值观，认为人的价值不过是神的价值的附庸;有漠视人的本质的享乐价值观，认为人的价值在于感官享受的满足程度;有站在阶级立场的等级价值观，认为人的价值由其阶级出身和社会地位决定;还有随着资本主义产生后逐渐盛行的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价值观等。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否定各种唯心的和庸俗的价值论，认为人的价值源于物质生产活动的开展以及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建立，具有社会历史性。个人是组成人民的基点，人民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的价值的实现必须与人民的实践相结合，中国和西方国家疫情防控效度的强烈反差显示出集体意识对凝聚人民力量的重要作用，坚持集体主义是个人实现自身价值的根本途径。

（三）树立平等利他意识，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物质生产和交换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复杂的社会关系，其中最基本的则是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尤其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总是同物结合，作为物与物的关系出现”[16]。因此，真正的人与人的关系被掩盖，表现为物与物的异化形态，只有在扬弃了资本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才能建立起真正的自由和睦的“人与人和谐关系”。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需要特别注重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首先，在社会中必须消除各种物化、扭曲的人际关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中国社会要求建立和谐平等的人际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受到一些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且某些旧思想仍在当今社会中留有残迹，这就造成各种物化、扭曲的人际关系的存在，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加以破除。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深入社区和基层，时刻守护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这种公仆意识即是对扭曲干群关系的“官本位”思想的消解。其次，在经济活动中要建立起互尊互信、互利互助的人际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更须以此为人际准则。疫情发生后，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和制售伪劣口罩的案件，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大力建构紧急事态下互利互助的经济交往秩序。最后，在生活中要选择健康利他的人际交往方式和行为方式。在特殊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要以保障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前提。疫情期间，人民群众的春节生活发生根本改变，代之以电话或网络形式拜年;各地还纷纷倡导转变就餐方式，使用公筷公勺，这些人际交往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对于疫情防控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处理好人与世界的关系

在《德意志意识形態》等著作中，马克思克服黑格尔的唯心论，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世界历史的形成以及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人与世界的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升，机器大工业带来了强大的生产能力并表现出强烈的扩张性，积极发展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最终打破了以往民族和地域交往的狭隘限制，建立起了普遍的世界交往，世界历史得以形成。世界历史是一个逐渐深入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的扩大与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的瓦解相伴随[6]540。世界历史深刻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和交往方式，在日益扩大的世界市场力量的支配下，“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6]541，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普遍的世界交往更加频繁和紧密，人的行为突破时空限制，随时同整个世界发生联系。

广泛深入的世界性交往为疫情在全球的快速传播提供可能，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说明了病毒无国界，面对人类的共同威胁，任何一个国家和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中国是第一个正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欧美疫情形势的骤然严峻让许多国家措手不及，各国民众也不得不转变态度慎重对待疫情带来的威胁。国外疫情的迅速扩散也使国内防控压力不断增大，中国疫情防控的全面胜利必然以世界范围内疫情的有效遏制为条件。因此，要摒弃将疫情政治化和将病毒标签化的思维，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人参与应对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新冠肺炎疫情遍及全球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无论国家、无论群体，每一个世界成员都应该为早日消除疫情贡献自己的力量，携手创造人类的美好明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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