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泉

[摘 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起点，以中国和平崛起为主线，对中国而言是由衰而盛的历史性机遇。中国由经济全球化失败者到主导者的历史性转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特征。进入21世纪，中国在科技、地缘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日益显现，这既成为开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促因，亦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赢得先机的重要保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特征是世界权力中心首次向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世界转移。这是一个伴随着激烈博弈乃至动荡与战争的漫长过程，表现为世界多极化进程加快和国家发展模式多样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战胜挑战、赢得机遇的方法，是团结世界各国人民，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外战略 中国外交 国际政治 世界经济

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驻外使节会议上强调：“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他在2018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仍处于并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2]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将其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相联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战略判断具有很强的方向感和历史纵深感以及对中国乃至世界前途命运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对于准确预见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探析其深刻内涵。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起点

判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起始年份需分析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发展脉络。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当月（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这是他首次当选总书记后提出的第一个重要概念。“复兴之路”展览的叙事起点为鸦片战争，这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炸开中国国门，将中国推向灾难深渊的历史转折点。在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长期占据东亚封贡体系宗主国地位。鸦片战争的失败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在力量对比上发生了历史上首次转折，被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列强征服。清末名臣李鸿章称这一变化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79年，中国先后经历了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农民革命、清王朝为自救图强而实行的政治改良运动维新变法以及1901—191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始终没有摆脱西方列强的剥削压迫，亦未改变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局面。

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拉开了序幕。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3]。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创建了社会主义中国。此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步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农业国上升为拥有巨大的产业体系、消费市场和发展潜力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虽然尚不能撼动西方的世界中心地位，但是美国霸权正加速衰落，“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4]，中国和西方的力量对比即将再次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自清末走入衰败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目前已身处走向富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习近平在“复兴之路”展览上强调，“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5]。

如果说李鸿章提到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意味着史无前例的危机，那么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对中国则意味着历史性机遇。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走向并赢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无产阶级执政党，即将于2021年迎来建党百年和实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并坚定地带来中国人民奋力实现将中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历经百年奋斗而即将实现伟大复兴，并深刻改变世界秩序。因此，中国和世界都到了又一个历史性转折点。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历史功绩和核心领导作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起点应是催生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二、经济全球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动力

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曾长期领先于西方。中国GDP在清前期（1644—1840年）占世界的80%，在清中期（1840—1890年）仍占世界的30%，直到1890年才被美国超越。中国对西方的贸易长期保持巨额顺差，究其原因：一是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商品在西方享誉已久、销量巨大，而中国百姓对西方商品相对陌生;二是中国市场对西方尚未完全开放。东西方之间贸易虽然古已有之，但是未形成共同市场。扩大海外市场成为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发展经济的刚需，而中国作为农业国对开拓海外市场兴趣不足，对与西方通商持有疑虑。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试图以和平方式打开中国市场大门，却以失败告终。

中国市场最终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鸦片战争使中国市场与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连为一体。对于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中国表现得不知所措。李鸿章在1872年上奏同治皇帝的《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首次提到了“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他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看到了列强争相打破中国国门，预感到来自西方的前所未有的挑战。英国为首的西方推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方式是建立殖民地体系，中国在西方列强的铁蹄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英式经济全球化走向终结，以控制体系内国家经济命脉并获取垄断利益为主要特征的美式全球化步入历史舞台。美国为首的西方视苏联为获取世界经济垄断权的最大威胁，对苏联实施遏制政策。苏联则以建立经互会为反制。世界市场遭到割裂，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受阻，然而，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没有消失。在美苏争霸期间，美国在国内采取改良措施，增加民众福祉，对北约盟国和日韩等国采取了扶持政策，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繁荣。苏联在美式全球化浪潮冲击下走向解体，世界各国市场连为一体，只有伊朗、朝鲜等个别国家被排斥在外。由于失去了苏联这一强有力的对手，占据西方权力金字塔顶层的垄断资本集团失去了改良动力，暴露出贪婪本性，加大了对世界各国甚至本国人民的压榨，引发了世界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1987—2013年，全球最富人口的年均财富增速是6%—7%，高于同期全球人均财富2.1%和人均收入1.4%的增速”“全球1/20000000最富人群的财富占全球财富总额的比重从0.3%上升到0.9%”[6]449。

中国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美式经济全球化，但目前已达到美国所能容忍的极限。美国新孤立主义政策倾向日益明显，掀起一股“逆全球化”思潮，“寻找各种理由不断‘退群，给原本相对平衡平稳的世界添加了复杂因素。这些被冠以‘维护公平贸易之名的‘逆全球化盲动，实则是追求美国一家独享的眼前利益，不仅无益于调整现有国际贸易失衡现象，而且长此以往会危及国际贸易机制”[7]。美国割裂世界市场的行为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必然终结美式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呼唤能够实现均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中国作为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贡献着三分之一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谋求的是互利共赢而不是利益最大化，是共同发展而不是单方面发展，是尊重别国主权而不是通过削弱别国主权控制其经济命脉，因此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挖掘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大大缓解美式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不均衡问题，实现经济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更合理的配置，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可持续动力。“一带一路”倡议几乎涉及世界所有国家。截至2019年4月，已有126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174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8]。因此，共建“一带一路”可被视为超越美式经济全球化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或曰中式经济全球化，将推动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在清末由于阻碍经济全球化而惨遭历史淘汰，在今天也必将因为推动更高形态的经济全球化而得到历史的眷顾。得益于新型经济全球化，中国有望再次回归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从19世纪经济全球化失败者到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主导者的历史性转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特征。

三、科技革命、陆权崛起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保障

进入21世纪，中国在科技、地缘经济和政治影响等方面的优势日益显现，这既是开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促因，也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赢得机遇的重要保障。

（一）科技革命

正如中国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走向衰落的主因之一是科技上被西方远远甩到身后，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因之一同样是在科技上与西方的差距迅速缩小。习近平指出：“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要抓住这个重大机遇，推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9]历史经验表明，执科技革命牛耳之国必成世界强国。资本主义发展经历过“蒸汽机革命，内燃机与钢铁革命，电气、化学与汽车革命，半导体革命”。人类社会步入信息时代后，出现了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革命。在此方面，中国已经夺得先机，与美国并跑。在人工智能领域，算法是心脏，芯片是躯体，数据是营养。中国的算法基本原理和技术创新处于世界前列，率先创造出世界上首个深度学习处理器和多核深度学习处理器的架构及原型芯片。中国作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掌握的数据资源也是最多的。美国的对华技术封锁等于将中国市场让予中国本土芯片、光刻机等高技术产品，客观上将促使中国高技术产品加快迭代。中国在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同樣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总体而言，核心技术仍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然而，中国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5G将中国带入物联网时代，海量数据和人工智能将使社会经济活动可视化和定量化，使中国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模式更具优势。中国还拥有4.7亿中产阶级人口的巨大市场以及完备的工业体系。任何高科技产品与中国的制度、市场和工业体系优势结合，都会产生极为巨大的经济效益。这是中国高科技研发资金迅速增长、国外先进技术加速流入中国的主要原因。中国每年的科技投入有望在2030年前后超过美国，将吸引更多的科技人才。中国的科技论文发表数量和专利数量稳步快速上升，在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已占一席之地。中国力图在2030年前使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中国的技术进步与制造业工艺的进步同步，工程施工能力名列世界前茅，这些保障了中国在世界互联互通领域夺得先机，而互联互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使中国成为优先受益人。人工智能、杀手机器人、微型卫星和高超音速导弹等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将使战争在侦测、选定和摧毁目标等环节实现质的飞跃。因此，中国的科技进步将大大提升军事实力，使本国乃至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得到更有效的保障。

（二）陆权崛起

中国是陆海兼备的国家，历史上的威胁主要来自陆地方向，很少有陆海双向同时遭受重大威胁的情况。所以，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陆权国，重视陆权而轻视海权，但在海权时代，中国对来自海上的西方列强毫无招架之力。李鸿章在1875年上奏的《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是李鸿章首次提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后时隔两年再次提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这次他的视角由世界贸易或经济全球化转到海上安全威胁。此时，沙俄强占伊利，阿古柏叛乱政权占据了喀什等地，中国陷入海陆腹背受敌的困境，清廷内部爆发了“海防”与“塞防”之争。最终，清廷选择了利用陆权的相对优势巩固西北，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左宗棠在陆权上的辉煌胜利与中国在海权上的惨败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在海权时代，陆权的胜利无法改写清政府衰败的命运。

在当今世界，科技進步缩小了时空距离，经济全球化使国家边境的作用下降，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大陆国家深度交往和设施联通成为发展趋势，陆权因此再度崛起。如果将大陆国家视为一个整体，其在人口市场和资源禀赋等方面远超过海洋国家。中国的陆权优势得以显现，与欧亚大陆腹地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中俄蒙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顺利推进，“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蒙古“草原之路”战略的对接合作稳步前行。陆权方向的进展既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空间，又为中国开拓海权提供了稳固的大后方。中国成功地走出海陆受压的逆境，步入海陆互济的顺境。一百多年前，中国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由于陆权衰落而惨遭历史淘汰。而在21世纪，中国将由于陆权崛起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恢复昔日荣光。随着陆权的加强，欧亚大陆有望逐渐形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板块，而中国作为该板块的主导者，将相对于美国等海权国占据更主动的地位。

（三）国际关系民主化

英式经济全球化与殖民地霸权相对应，并在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中终结。美式经济全球化与新殖民主义霸权相对应，其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滥用世界经济垄断权，造成世界经济动荡、发展严重不均、贫富差距加大。为维护新殖民主义霸权，美国不惜解构亲手建立起来的世界经贸规则体系，发动战争和制造“可控混乱”“颜色革命”，引起其他国家包括一些西方国家的不安与反感。这反而加速了美国霸权的衰落，美式全球化因此受挫，甚至美国自己也成为美式全球化的破坏者，质疑西方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声音日益强烈，西方国家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不断加剧。

中国谋求的不是称霸世界，而是世界共治;不是本国文明统一世界，而是尊重文明多样性，并在文明多样性中寻求共同发展的机遇;不是将别国纳入本国战略轨道，而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战略对接，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联合国宪章、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及联合国的作用，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主权一律平等。中国的主张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浪潮，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诸多西方国家的支持，从而构成中国应对美国霸权和终结美式经济全球化的道义优势。

“如今，非西方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全球近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并且实力对比还在朝着有利于非西方国家的方向推进。如果将非西方国家称为‘东方，世界格局‘东升西降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10]。在此情况下，中国等东方国家将能够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也将更有力地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正在由西方独霸向东西方共治转变，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便是G20取代G7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最重要机制。

信息技术的飞跃极大地改善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使美国操控世界舆论、抹黑中国的做法效用递减，有时甚至起反作用。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和借鉴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走上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本质特征是以本国利益和人民福祉而不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为决策依据。中国提出的安全观、发展观、全球治理观等在世界范围内被广为接受，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一种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共同价值观，其将对西方价值观构成强有力冲击。因此，国际关系民主化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中国的和平崛起也会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又一个重要特征。

四、权力转移——“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本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特征是世界权力中心首次向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世界转移。英国工业革命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成为世界权力中心。过去百年内的国际秩序基本上是在西方主导下建立起来的。西方国家在内部你争我夺，权力中心由英国转到美国，但对非西方国家采取了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一致政策。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权力中心，但社会主义阵营的综合实力远逊于资本主义阵营。即使在1975年苏联经济巅峰时期，苏联GDP也只占美国GDP的40.6%。西方中心论使世界史发生扭曲，西方获得了文明的优越感和剥削的合法性。当前，西方经济普遍增长乏力，遭遇债务危机和财政困难，福利开支捉襟见肘，社会极化加剧，加之难民和非法移民、枪支管制、恐怖主义等问题日益尖锐，西方民众自信心动摇，民粹主义、孤立主义等思潮将反建制势力推到政治舞台中央，从而加快了权力由西方转移到非西方的步伐。权力转移是一个伴随着激烈博弈乃至动荡与战争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已经开启，表现为世界多极化进程加快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多极化不是分裂世界市场的多极化，而是世界各力量中心相互交织、密切互动的多极化。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中国梦”“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将使世界权力格局发生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大的变化。中国将重拾昔日辉煌，重归天下中央。

（一）软实力的转移

“一国的软实力主要依赖于三种基本资源：它的文化（在对他人有吸引力的地方发挥作用）、它的政治价值观（当它在国内外遵循这些价值观时发挥作用）以及它的对外政策（在他人认为这些政策合法且具有道德权威时发挥作用）”[11]101。

美国的文化根基不深，其建立霸权得益于超级大国的实力及其文化中所展现出的向往自由、珍爱人权等积极因素。约瑟夫·奈指出：“就软实力而言，权力运用对象的想法尤其重要，权力运用对象与权力实施者同样重要。吸引与说服是在社会中构建起来的。软实力是需要舞伴才能跳起的舞蹈。”[11]101随着霸权的衰落，美国的文化影响力迅速下降，真心愿意与美国共舞的国家日益减少，在非西方国家或本国文化中寻找智慧的精英日益增多。中华文化中民本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经世济民是知识分子的追求;中华文化是儒释道的有机结合，儒家讲求秩序、佛家讲求因缘、道家讲求规律，三者和谐共生、包容互补。中国宗教具有多元性。佛教和道教是多神教，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能够与其他宗教包容共生。中国不会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发动战争。因此，积淀深厚、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能够摆脱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模式或零和模式，肩负起建立和平相处、互利共赢、包容互鉴、和谐发展的世界秩序的历史使命。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断言：“（中国人）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12]因此，美国决心和中国摊牌之时发现，真心能够服从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家寥寥无几，其已无法像对待原苏联那样轻易地挑起阵营对抗。

“美国价值观外交在西方已然形成的价值观外交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根植于美国社会的人文理念与宗教价值情结，构建于国内政治生态和国民伦理认同的基础之上，具有集战略利益与价值利益于一身的特征。其实质是将贴有美式标签的民主、自由、人权等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全球的普世价值伦理，稳固和拓展美国单级独霸的国际地位，实现美国的国际战略利益”[13]105。苏联解体后，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影响达到顶峰。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纷纷效仿西方建立民主制度，美国成为国际道义的仲裁者，然而，美国大搞双重标准，策动“颜色革命”，制造“可控民主”和“可控混乱”，致使多国陷入危机乃至内乱内战。由于西方民主制度所造成的社会分裂、内耗内斗加剧等负面现象不断显现，西方内政也陷入混乱，严重影响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比如，美国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爆发了“黄马甲运动”。“现在，普世价值在西方国家内部处于混乱之中，自由市场原则被事实性贸易保护主义所抵消，‘言论自由与‘政治正确原则相悖，‘自由平等博爱与‘白人至上原则冲突。在短短的二十几年内，欧美从鼓吹所谓普世价值突然转而奉行起反普世价值的政策，世界还不能适应欧美国家的这种价值转向”[14]。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由于将抗疫政治化而成为世界上疫情最严重国家，而中国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影响力在抗疫中得到了极大释放。中国内政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发展模式及其所承载的治国理政经验得到更广泛的关注与认同。中国尊重别国主权，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尊重和鼓励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发展道路。中国不推行本国价值观，但善于与别国达成共同价值观。该价值观符合共同利益，显然比美国单方面推行的民主价值观更容易被别国接受。

美国对外政策奉行双重标准，干涉乃至颠覆别国政权，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叙利亚战争、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与“伊斯兰国”关系暧昧，却对中俄等主权国家依法打击“三股势力”的行动说三道四，轻视联合国的作用和国际关系准则，至今仍不签署《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还退出了《中导条约》。在遭遇来自中国的经济竞争压力后，美国奉行新孤立主义政策，试图割裂世界市场，对欧洲一体化进程采取压制措施，对盟友的利益漠不关心。在实施长臂管辖时，美国也奉行双重标准，经常给本国企业豁免，严重损害了盟友的利益。因此，美国的对外政策日益不得人心。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坚持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提出新安全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体现出负责任与担当的精神。欧洲对美离心倾向加剧，在对华政策上的独立性明显加强，这为中国实现对外政策目标提供了契机。卢森堡于2019年3月27日和中国签署谅解备忘录，成为继意大利之后第二个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欧盟国家。在习近平访问法国时，法国总统马克龙约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与习近平举行会谈后表示“‘一带一路是重要项目，欧盟希望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经济主导力的转移

经济全球化打通了世界各国市场，使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为合理的配置。美国的中低端产业大量转移国外，制造业呈空心化。虽然特朗普政府极力恢复美国制造业，但是人才和工业配套相应不足等问题使其举步维艰。中国通过辛勤劳动积累出用于发展科技的财富，迅速向国际产业链高端攀爬。如果美国在国际产业链高端的位置也被中国蚕食，其将难以继续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维护在国际产业链高端的位置，美国对华发动了贸易战、科技战等，但这些做法会割裂世界市场，阻碍经济全球化，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反其道而行之，承诺“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中国之所以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世界上任何经济体都能与中国形成经济互补和开展互利共赢合作。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外汇储备国，金融和科技发展迅速，正在向世界知识创造中心迅速迈进。人民币于2016年年底纳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后，全球外汇管理机构迅速增加人民币储备，将增加人民币外汇储备作为减少美元依赖的重要举措。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3月29日发布的官方数据，2018年第四季度人民币外汇储备资产约合2027.9亿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资产的1.89%，而美元资产占比连续三个季度下降，已降至61.69%，欧亚资产占比升至20.69%[15]。中国正在经历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目前，中国GDP占全球GDP的16%，占美国GDP的63%，预计2030年超过美国。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中国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4%，全球经济复苏前路漫长且易受挫折。中国成为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0年11月中国出口2680.7亿美元，同比增长21.1%。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亚洲的经济发展形成正反馈关系。亚洲的制造业发展迅速，生产效率持续提高，并且仍处于适龄劳动人口比例的上升期。亚洲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例由1990年的4.8%迅速提升至2018年的22.6%。中國作为亚洲经济规模最大、最为活跃的开放型经济体正在成为亚洲经济的主导力量。中国正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模式带来的结果是中国不得不在美西技术封锁背景下利用自身优势开发核心技术，并由此在中国国内创造全球产业链体系的新制高点。中国企业必然依托这些高技术制高点开展新一轮全球产业链布局，其可能会在中长期改变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格局。德国总理默克尔指出：“我们正在见证世界的迅猛发展，包括经济中心在内的各种中心不断转移，因此在大变革时代重新找到平衡十分重要。”[16]与世界多极化趋势相对应，世界经济将改变以西方国家为中心、以非西方国家为边缘的“中心—边缘”结构，形成多中心结构，并且各经济中心将形成有机整体，互为“中心—边缘”结构。中国有望成为的重要世界经济中心之一，与其他世界经济中心共同主导世界经济秩序。

（三）军事控制力的转移

美国曾以在欧亚大陆同时赢得两场半战争为军事建设目标，其军事控制力在海湾战争中达到顶峰。目前，美国虽然仍是世界头号军事大国，但是其军事实力增长放缓。中国多年位居世界第二大军费开支大国，有可能在2050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军费开支国。中国在军事改革之后军力发展迅速，指挥系统效率提高，先进军事装备和航空母舰列装，更加适应现代高技术战争的需要。俄罗斯成功实施了军事改革，军队战斗力和武器先进性在叙利亚战争中得到很好检验。

当前，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军事革命，其基本特征是以信息化和智能化为核心推动力，以军事战略、军事思想、军事技术、作战力量、组织结构和军事管理创新为基本内容，以重塑军事体系为主要指向，构成整个军事体系的全方位复合式的重大变革，形成陆海空天网的多维度战争格局。美国如果不能够率先赢得军事革命，就必然丧失军事优势。因此，美国、中国、俄罗斯等世界军事大国都在极力赢得军事革命且各自拥有一定优势。由于这是一场综合国力的较量，美国在霸权衰落的背景下未必能够在军事革命中长期保持对中俄的优势。

军事同盟体系是美国维系世界军事霸权的支柱，然而，“在美国大战略总体调整背景下，美国同盟政策出现较大变动，试图在继续维持对该体系绝对主导、继续享有其战略益处同时，削减自身的投入成本，并极力向其盟国转嫁战略负担。美国同盟政策调整，进一步加剧了同盟体系内部的不和与能力的弱化”[17]1，导致美国军事盟友的离心倾向加剧，北约的独立防务倾向增强。美国在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存在亦面临来自民间日益强烈的排斥，日本和韩国政府对美国的东北亚安全政策的接受度下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俄关系已经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军事合作全面深化，军事技术合作、军事培训等领域成效显著。中俄联合军事演习的指向越来越明确、规模越来越大、协同效果越来越好。按照目前的军事力量对比，美国的军力仅能维系本土的绝对安全，但无法保障其全球利益的绝对安全。中俄军力加在一起，可有效遏制美国在中俄共同接壤地区进行军事冒险。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俄军彻底改变叙利亚战场局势等事件表明，美国已无足够能力在欧亚大陆东西双向同时进行有效的军事制衡。鉴于以上情况，美国的军事控制力下降、中俄军事控制力增强将成为长期趋势。美国将越来越难以通过军事控制力维护其世界垄断利益。

五、“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对举措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以中国和平崛起为主线的世界格局演变，对中国意味着主要是历史性机遇，当然挑战亦极为巨大。战胜挑战、赢得机遇的方法就是习近平所说的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2017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贯彻好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对顺利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的历史特点是指在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新一轮科技革命、陆权崛起的新历史环境下开展斗争，并且这场斗争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场斗争的伟大表现为两个方面：从国内方面看，中国人民自1840年到1949年经历了从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艰难探索，从1949年迄今经历了70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艰难探索，走过无数弯路，付出惨重代价，终于逐渐摸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和平崛起之路，终于看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夙愿的希望;从国际方面看，世界正面临两种前途命运的抉择，这场斗争的成败关系到的不仅是中国一国之崛起，而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关系到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是否能得以建立。中国的崛起将使世界治理体系和经济秩序产生质的变化，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世界秩序主导权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其“利用世界治理体系主导权维系世界经济垄断权，进而谋取世界垄断利益”的做法将难以为继，当然也将因此遭遇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殊死抵制。如同凤凰涅槃，中国将在实现崛起的前夜经历极为艰难困苦的考验。

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中国没有可资借鉴的现成经验，不可能按照之前任何一个世界大国崛起的路径前行，只能艰难地探索一条新路。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对外政策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具有历史性进步性，这是中国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最大力量源泉。具体而言，中国政策的先进性体现为人民性、开放性和系统性。

人民性是指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能够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福祉。习近平指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合作的前景、全球性挑战的出路、人类社会的未来，引起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思考。我们主张，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建设好、呵护好人类共有的地球家园。对人类长远未来，各国都承担着一份责任。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但我们不回避应尽的国际责任。中国谋求合作共赢，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谋求共同进步。中国始终奉行正确义利观，在自身还很贫穷的时候就给予了非洲国家无私帮助。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就是为了与各国实现互利共赢。”[18]正是坚持人民性，中国反霸而不争霸，跳出逢强必霸、称霸必战的大国崛起老路，用正义的事业团结包括霸权国家在内的各国人民，借助人民的力量让热战打不起来，冷战搞不起来，霸权撑不起来。

开放性是指与世界各国加强交流与合作。除了经济发展，人类社会还面临诸多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如生态環境恶化、自然资源枯竭、贩毒和有组织犯罪、传染病传播等。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指出：“我认为中国未来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其中，‘一带一路倡议也好，还是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在能源方面采取的各种积极应对策略也好，或是经济结构调整措施等，都将成为中国获得世界尊敬、发挥‘引领者作用的良好契机。”[19]开放的对外政策有助于中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从而有力地打击美国试图与中国进行经济脱钩、分裂世界市场、挑起阵营对抗的图谋，同时确保中国与其他国家形成更有效率的产业分工关系，从而实现共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开放性合作还将有力地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和世界多边机制的完善。中国目前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的地位与自身贡献和作用远不相匹，这些机构的改革因此势在必行。可以预期，中国将进一步发挥好在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已有国际组织的作用，充分利用多边舞台推广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完善国际规则。通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将改变世界政治和经济生态，为和平崛起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系统性是指在尊重各国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这与美国谋求单方面绝对安全以及控制别国经济命脉、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具有本质不同。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观”和“一带一路”倡议都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动政策沟通和战略对接，谋求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生态等诸多领域加强合作，并系统性地评估合作项目综合性影响，这就能够更好地保障合作项目，实现“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的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平衡”。开展系统性合作将大大增加合作的可预期性和均衡性，降低世界经济发生周期性危机的风险，既为其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也为中国赢得更多发展机遇。

综上所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看世界而得出的判断。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将成为21世纪世界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历史性事件，其必然对世界秩序产生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者，其必然给全球治理与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全新的价值理念。“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20]。中華民族伟大复兴所带来的不是旧有世界秩序的改朝换代，而是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为实现伟大复兴进行的奋斗乃至斗争具有世界性伟大意义。中国人民将在21世纪以崇高的使命感、更宽广的胸怀、更卓越的智慧、更实干的精神与世界各国人民结成保和平、促稳定、谋发展、求平等的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赢得“具有很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EB/OL].中新网，2017-12-29，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12-29/8412268.shtml.

[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EB/OL].新华网，2018-12-21，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2/21/c_1123887379.htm.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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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习近平.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EB/OL].新华网，2012-12-29，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1/29/c_1138527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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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应发挥变局引领作用——专访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N].参考消息，2019-03-20（11）.

[20]习近平.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EB/OL].新华网，2018-12-19，http：//www.xinhuanet.com//video/2018-12/19/c_1210019358.htm.

[特约编辑 李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