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滢巧 沈佳燕 杨亦松 何晓燕

（宁波大学心理学暨研究所，宁波大学群体行为与社会心理服务研究中心，宁波315211）

1 引言

追求公平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且普遍的现象（Kahneman，Knetsch，＆Thaler，1986），人们甚至会为了达到公平的结果而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Camerer＆ Thaler， 1995； Forsythe， Horowitz，Savin，＆Sefton，1994）。这一现象违背了经济学中经典的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人们会绝对理性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追求公平的行为备受研究者关注。

对追求公平相关问题的研究一般采用最后通牒游 戏 实 验 （Güth， Schmittberger， ＆ Schwarze，1982）。在该游戏中，两名参与者对一笔资金进行分配，由提议者提出一种分配方案，而回应者选择接受或拒绝。若回应者接受，则资金按照该方案进行分配，否则双方均得不到任何金钱。假如人类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则提议者应该分给回应者尽量少的金钱，而回应者应该接受任何比例的分配方案。但一系列的行为研究 （Bolton＆Zwick，1995；Güth＆Tietz，1990）发现，提议者会分给回应者很可观的金钱数目，平均达到了金钱总数的40%～50%；而对回应者来说，如果得到的金钱少于总数的20%，则有40%～60%的可能性会拒绝该分配方案。后续有研究进一步发现，这种看似不理性的追求公平的行为源自情绪的作用。如Sanfey等人采用fMRI技术发现，回应者在面对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时，与厌恶情绪有关的脑岛和与认知相关的背外侧前额叶均会被激活，而且脑岛的激活程度与拒绝他人提出的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有很高的相关（Sanfey，Rilling，Aronson，Nystrom，＆Cohen，2003）。据此，Sanfey等人（2003）认为，不公平待遇带来的负性情绪促使人拒绝不公平的分配方案，从而使双方从不公平状态回归到收益均为0的公平状态。Tabibnia等人（2008）研究发现，公平的分配能够让人们获得更高的幸福感，且与奖赏有关的很多区域也会被激活，而接受不公平分配会引发右侧的背内侧前额叶更高的激活（与情绪调控有关），而脑岛的激活降低（与负性情绪有关）。总之，这一系列关于追求公平的研究表明，人们并非按照完全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决策，即当遭遇不公平分配时，人们会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来惩罚对方。

决策中追求公平并非纯理性认知的结果，其行为可能具有情景的相对性，即根据具体情景设定不同的公平标准。因为涉及公平的决策往往发生在多人互动的情景中，而决策的结果很可能受到互动对象相关特性以及决策者与对方关系的影响。也有研究者发现，对公平的追求受到博弈双方特征的影响。如回应者的年龄越小越容易接受对方提出的不公平的分配方案（Harbaugh，Krause，＆Liday，2003），且当对方为异性时，对其提出的不公平的分配方案的接受率越高 （Sutter，Bosman，Kocher，＆van Winden，2009）。不仅如此，对方的面孔吸引力和身份同样也会影响个体在决策中对公平的追求。相比于低面孔吸引力者，人们更倾向于接受高面孔吸引力者提出的不公平分配方案（Solnick＆Schweitzer，1999）；相比于提议者为计算机的情况，回应者对由真人提出的不公平的分配方案的拒绝率更高（Sanfey et al.，2003）。

综合上述研究可见，博弈双方的一些社会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个体在决策中对公平的追求。然而鲜有研究考察博弈双方的核心社会特性——社会分组（Brown，Hitlin，＆Elder Jr，2007）对人们决策中公平的追求。社会分组决定了个体间的社会群体关系，是影响个体认知和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当人们归属于一个群体时，会给该群体较高的评价，分给该群体内成员较多的资源；而对该群体外的成员则表现出更多的吝啬和仇视（Tajfel＆Turner，1986），其具有更少的正面特征，更不值得信任（Brewer＆Harasty，1996）。据此，笔者预期社会分组信息极有可能对人们追求公平的行为产生影响：面对一个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当提议者为群体外成员时，回应者体验到更多的恶意、歧视和侵犯，选择拒绝的可能性相对于提议者为群体内成员时更高。考虑到种族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分组属性，并且能够自动化地从面孔中进行提取（Sporer，2001），本研究通过呈现不同种族的提议者面孔来实现对社会分组因素的操作，并采用研究公平行为的经典范式——最后通牒游戏，探讨社会分组信息对决策中追求公平行为的影响。

2 方法

2.1 被试

招募30名大学生自愿参与本实验。其中2名被试在实验中因正确率低于89%（根据实验结果，被试正确率均在98%左右，若正确率低于90%说明被试不认真），及1名被试的数据由于程序原因存在缺失而被剔除，最终获得27名被试的有效实验数据，其中男性9名，女性18名。被试年龄在18到25岁之间，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无身心疾病，参加完实验后获得一定的报酬。

2.2 实验仪器和材料

实验程序采用Matlab的Psychtoolbox工具箱编写（Brainard，1997），通过Pentium计算机进行控制，刺激呈现在17寸显示器中央，屏幕背景为灰色。分辨率为1024×768，刷新频率为100HZ。被试眼睛距屏幕60cm。刺激材料采用Photoshop软件处理，使得每张面孔图片大小一致。所有的面孔均为正面照，五官清晰可见，面孔表情均为中性表情且所有的面孔对被试来说都是陌生的。实验材料参考Dickter（2007）的实验，包含东方人物和西方人物面孔各6张，其中男女各半（如图1所示）。

图1 人物图片

2.3 实验程序

实验分为两部分进行。首先，正式实验开始前，被试需对实验中所使用的12张提议者的面孔吸引力进行0～10评分（0表示不吸引，10表示非常吸引，分数越高代表吸引力越强）。评分结束后，实验指导者告知被试将要进行最后通牒游戏，强调本实验为联网实验，会有其他人一起进行游戏。该人可能为在校的中国学生（内群体），或为在校留学生（外群体）。被试任务是对提议者提出的分配方案做出接受或拒绝的选择。为了使实验环境更具有真实性，实验开始后，主试会假装打电话提醒另外一边的实验负责人。主试根据提议者的类型来决定用语，当提议者为外群体时，问“Are you ready？”“Ok，let’s begin！”提议者为内群体时，问“你们准备好了吗？”“好的，我们开始吧！”正式实验分两节。首先是一个主观调查，主试要求被试给提议者分20元钱。包括两个方面的调查，对方分的话，给你多少你愿意接受；如果自己分愿意给对方分多少。之后则是公平分配反应时判断实验。具体实验流程如图2所示，首先呈现提议者面孔图片，呈现时间为1s，空屏0.5～1s后呈现总的分配金额（用灰色条标示），并出现倒计时，1s～3s后呈现提议者提供的分配方案（呈现被试被分给的金额并用红色条标示），要求被试按键选择接受还是拒绝该分配方案，若接受按“J”键，若拒绝按“F”键。被试做出反应，空屏1.5s～2s后进入下一个试次。

实验总共240个试次，分为2个block进行，每个block包含120个试次。实验过程中每个block的组别关系相同，block顺序在被试之间进行平衡。根据提议者与被试的组别关系及被试分配给自己与他人钱的比例构建2（社会分组信息：内群体vs外群体）×5（分配比例：9∶1 vs 8∶2 vs 7∶3 vs 6∶4 vs 5∶5）的被试内设计。

图2 实验流程图

3 实验结果

3.1 反应时结果

根据被试的总体反应情况，剔除反应时大于4s的数据，对反应时进行2（社会分组信息：内群体vs外群体）×5（分配比例：9∶1 vs 8∶2 vs 7∶3 vs 6∶4 vs 5∶5）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分组信息的主效应不显著，F（1，26）＝1.03，p＝0.319，ηp2＝0.04；社会分组信息和分配比例两因素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26）＝1.10，p＝0.304，ηp2＝0.04；分配比例的主效应显著，F（1，26）＝12.95，p＝0.001，ηp2＝0.33，其中分配比例为9∶1时的反应时均显著小于其他四种情况（p值均小于0.05），分配比例为7∶3时，反应时最长（如图3所示）。结果表明回应者在面对内群体和外群体提议者时选择时间是一致的，提示对内群体和外群体提议者的反应难度是一致的。回应者对极端不公平提议（分配比例为9∶1）非常敏感，因此能很快做出反应；面对中等不公平提议（分配比例为7∶3）时，选择难度增大，可能在权衡公平和自身利益，因此反应时增长。

3.2 接受率结果

对接受率进行2（社会分组信息：内群体vs外群体）×5（分配比例：9∶1 vs 8∶2 vs 7∶3 vs 6∶4 vs 5∶5）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分组信息的主效应显著，F（1，26）＝6.67，p＝0.016，ηp2＝0.20，其中回应者对内群体提议者提出的不公平分配提议的接受率高于对外群体提议者的。分配比例的主效应显著，F（1，26）＝1325.67，p＜0.001，ηp2＝0.98，其中除分配比例为9∶1和8∶2两种条件下的接受率无显著差异外（p＝0.370），其他任意两种分配比例条件下的接受率均有显著差异（p值均小于0.01）。接受率会随着回应者被分配所得比例的提高而上升，其中多数情况下（90%以上）回应者会拒绝低于30%的分配（见图4）。社会分组信息和分配比例两因素的交互作用显著，F（1，26）＝3.25，p＝0.015，ηp2＝0.20。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只有在分配比例为7∶3时不同社会分组条件下的接受率有显著差异，t（26）＝3.08，p＝0.005，而其他分配比例下无显著差异（p值均大于0.400）。该结果表明回应者在面对非常不公平（分配比例为9∶1、8∶2）和相对公平（分配比例为6∶4、5∶5）的提议时，只会考虑提议本身的公平与否，而不会受到提议者的社会分组信息影响；当提议的不公平程度处于中等（分配比例为7∶3）时，回应者做决策较为困难，开始关注提议者的社会分组信息，如提议者为内群体，则更易接受中等不公平提议。该结果暗示人们的公平感具有情景相对性。

图3 不同社会分组和分配比例下的决策反应时（M±SD）

图4 不同社会分组和分配比例下的接受率（M±SD）

以上对反应时和接受率的分析表明，社会分组信息会影响决策中对不公平选项的反应。有研究表明，社会分组会影响人们对面孔吸引力的判断（Bernstein，Lin，＆ McClellan，1982；Dickter＆Bartholow，2007），为了排除面孔吸引力在本研究的作用，本实验对提议者面孔的吸引力进行分析。

3.3 提议者面孔吸引力结果

对提议者面孔吸引力进行2（性别：女vs男）×2（社会分组信息：内群体vs外群体）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分组信息的主效应显著，F（1，26）＝12.16，p＝0.002，η2＝0.30，其中内群体提议者的面孔吸引力显著高于外群体提议者；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1，26）＝12.40，p＝0.001，ηp2＝0.31，其中女性提议者的面孔吸引力显著高于男性提议者；社会分组信息与性别的交互作用也显著，F（1，26）＝15.02，p＝0.001，ηp2＝0.35。对交互效应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女性面孔吸引力受社会分组信息影响，内群体女性面孔的吸引力显著高于外群体女性面孔F（1，26）＝32.84，p＜0.001，ηp2＝0.54，男性面孔吸引力不受社会分组信息影响（如图5所示），F（1，26）＝0.09，p＝0.769，ηp2＜0.001。

以上提议者面孔吸引力分析显示，女性面孔吸引力受社会分组信息影响，男性面孔吸引力不受社会分组信息影响，那么是否是面孔吸引力造成了本研究的结果？为了排除面孔吸引力的作用，进一步对男、女性别条件下对不同分配比例条件下的接受率进行分析。

当提议者为男性时，对接受率进行2（社会分组信息：内群体vs外群体）×5（分配比例：9∶1 vs 8∶2 vs 7∶3 vs 6∶4 vs 5∶5）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分组信息的主效应显著，F（1，26）＝10.40，p＝0.003，ηp2＝0.29；分配比例的主效应显著，F（1，26）＝1188.75，p＜0.001；社会分组信息和分配比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26）＝1.52，p＝0.229，ηp2＝0.06（见图）。

图5 不同社会分组和性别提议者面孔吸引力得分（M±SD）

图6 提议者为男性时不同社会分组和分配比例下的接受率（M±SD）

当提议者为女性时，对接受率进行2（社会分组信息：本群体vs外群体）×5（分配比例：9∶1 vs 8∶2 vs 7∶3 vs 6∶4 vs 5∶5）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分组信息的主效应不显著，F（1，26）＝1.90，p＝0.180，ηp2＝0.07；分配比例的主效应显著，F（1，26）＝1419.97，p＜0.001；社会分组信息和分配比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26）＝0.57，p＝0.455，ηp2＝0.02（见图7）。以上分析结果说明，被试对男性与女性提议者接受率的结果模式均相同，因此可说明吸引力并非解释本研究结果的因素，回应者的反映差异确实反应了社会分组信息的作用。

图7 提议者为女性时不同社会分组和分配比例下的接受率（M±SD）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最后通牒游戏范式，就决策中的追求公平问题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当得到的金钱少于总数的30%，多数回应者（90%以上）会拒绝该分配方案，结果支持前人的观点（Handgraaf，Van Dijk，Vermunt，Wilke，＆ De Dreu，2008；Hoffman，McCabe，＆Smith，1996）。此外，在7∶3这个分配比例上，社会分组信息会影响人们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接受率，而在其他分配比例上则没有这种差异。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7∶3这个分配比例上，回应者做决策最为困难，因为需要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追求公平，从而需要更长的反应时间。据此，笔者认为7∶3这一分配比例具有转折点的特性。在该分配比例上，回应者需要在获得物质利益和对追求公平之间进行权衡，做决策最为困难，因此社会分组信息的影响显现出来；而在其他分配比例上，都有明显的偏向，回应者很容易做出拒绝或接受的决定。该结果也表明以后做相关的研究时可采用7∶3的分配比例作为研究变量。

前人有关刻板印象的研究表明，由于相貌出众的个体被认为具备更多积极的人格特质（Berry，1991；Dion，Berscheid，＆Walster，1972），人们对其提出的不公平分配方案更易接受。后续也有直接的实验证据（Solnick＆Schweitzer，1999）说明人们往往倾向于接受由面孔吸引力高的人提出的不公平分配，而拒绝面孔吸引力低者提出的不公平分配。然而，本研究通过分析，排除了面孔吸引力的解释作用，结果确实反映了社会分组信息的影响。笔者认为，本研究没有发现面孔吸引力的作用的原因是由于在面孔吸引力和社会分组信息的双重作用下，人们更多考虑的是社会分组信息。社会分组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恶劣的环境下，单独生存是不可能的，只有被群体接纳才有生存的机会。为了更好地在所从属的群体内生存，会对该群体内的成员表现出更多的友好和合作行为（Stets＆Burke，2000）。因此，社会分组在人们心中逐渐根深蒂固，影响到人们合作、公平等许多社会行为。

本研究探讨了决策中社会分组信息对追求公平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平行为具有社会分组信息的相对性。本研究的情景因素与已有研究仅局限于关注博弈双方所具有的群体特性，后续研究可引入具体的决策情景，探讨决策情景对追求公平行为的影响。此外，本研究与已有研究中，提议者和回应者均互不相识，但现实博弈中博弈双方是相互熟悉或相互了解的，因此创造更符合现实的博弈情景，探讨其对追求公平行为的影响也是十分必要的。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最后通牒游戏实验，考察了社会分组信息这一社会关系中的重要特性对决策中人们追求公平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回应者在分配比例为7：3时，社会分组信息会影响其对公平的追求，且在此情景下人们更能接受具有相同社会分组提议者的不公平行为，可见人们的公平感具有情景相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