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圆圆

摘要：王文兴的《家变》发表之后在中国台湾文坛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主人公范晔逐父的行为挑战了父慈子孝的传统伦理观，揭开了知识分子内心隐秘的黑暗角落，探讨了家庭制度的现代意义。与传统父为子纲的父子关系不同，《家变》中不是父逐子，而是子逐父。本文以范晔成长的三个重要阶段对父亲的感情差异来分析范晔的心路变化历程，从而剖析“家”变的原因。

关键词：家变;王文兴;恋父;逐父

《家变》是王文兴于1972年在《中外文学》上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不管从形式、语言和内容看，都称得上惊世骇俗。这部小说从发表之初就轰动文坛，一度引发文坛的大讨论。为了这部作品，开了多次座谈会、发表过多篇文章进行讨论。支持的评论家称《家变》为“台湾现代派小说的重要收获”，但是很多批评的声音也一直存在。众多评论家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作品的思想内容作道德伦理评价;二是作品的形式和文字的使用。反对者认为：“作者不但没有剖析出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下的一个没落的读书人的家庭遭到如何的衰败，而呈现出它所具有的悲剧性，反而显露出在这种历史的演变中，一个新知识分子刻毒的、自私的、狂傲的面孔[1]。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批评家认为王文兴作品的语言太过拗口，喜欢自造词汇，小说形式过于奇特，还有很多表示声音的自创符号。无论如何，《家变》在传统父慈子孝的父子关系上提出了新的可能，语言的文白杂糅也是一大创新，在人物心理的描写上做到了十分精细的地步。范晔对于父亲的感情经历了三个阶段，从童年时期的崇拜，到少年时期的厌恶，最后是青年时期的仇恨。范晔对父母的感情变化也体现了小知识分子在贫寒的小公务员家庭中受西方价值观影响的成长历程。《家变》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象征，象征着孩子成长过程中父子关系的嬗变。

一、童年时期：恋父

《家变》的故事以范晔的父亲范闽贤出走为开端，范闽贤不堪儿子对自己的虐待，最终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选择离开家，由此范晔踏上了寻父的路程。王文兴在《家变》中设置了两条线索，以ABCDE……为线索排列的是现在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范晔为了寻父所作的一切努力，在叙述现在发生的事情的同时，以123456789……的排列穿插进过去发生的事情，过去的范晔是如何依恋父亲，过去与现在发生的事情同步叙述，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最终两条时间线汇合在一起，父亲失踪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事情，范晔却和母亲过着比以往更加幸福的生活。

范晔是范闽贤最小的儿子，他出生时范闽贤已经50多岁，随着他的成长，父母迅速老去。范晔上小学的时候第一次了解到死亡，知道人都是会死的，他吓坏了，他不敢想象自己的父母也有死去的一天，这让他无比恐惧，他祷告：“天啊，菩萨呀，观音大娘啊，请别让我所亲爱的爸和妈早死，让我还能很久很长地跟他们一起。哦，我是多爱多爱他们啊……” [2]《家变》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家”曾经是一个温暖美好的避风港。幼小的范晔依偎着父亲，走在路上，他的小手放在父亲的大手里。睡觉时父亲睡在他外边，留给他一个安适的角落，他仿佛卧在人间最安全的地域，父亲替他挡住了所有可能存在的侵害。上学后的范晔想念父母，他在教室中常常幻想“妈妈浅浅的笑貌，爸爸温蔼和善的颜面”。甚至有一次在他放学的路上，他在接近家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突然间想到家可能已经不在，在他离家的时候可能遭逢巨火，已成为平地，他迅速向前奔跑，想即刻看个究竟。他奔冲途中跌了两次跤。他心快要跳出咽腔来了，他就要看到了！那房子安然如旧的坐落在那里，他舒了一大口气。他闭上眼睑默想他什么都可以不在意，只要这个家尚在。“家”对于幼小的范晔来说是最温暖最宝贵的东西，因为家里有他的爸爸妈妈。“家，对于年幼的范晔，是一抹温煦的阳光和一道安全的屏障[3]。”

范晔小时候，他对父母非常依恋，当父亲说他的面相是“大逆不道”的不孝子长相时，别指望他来奉养我们了，“这种孩子必也是那种叛逆儿子”“你注意他的相貌就是不孝的面相，我们这个儿子准会扔弃父母，这是个大逆、叛统、弃扔父母的儿子！” 小时候的范晔听到父亲说自己的这些话，他很愤怒，他觉得自己根本不会是一个大逆不道的孩子，好像父亲说的这些话侮辱了他一样使他愤恨。小的时候范晔觉得父亲的形象是高大的，皮肤是白皙的，学问也很渊博，母亲是美丽的，温柔的。传统父慈子孝的关系在范晔的童年时期表现得最为和谐。幼年时期的孩子最依赖和崇拜父亲，是因为他们年幼无知，需要父母的照顾，也需要父母的知识去教育他们。幼年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也不独立，作为父母的成年人自然受其崇拜，一旦他们慢慢开始形成自己的认知和对于世界的看法，他们势必会与父母的观点或生活习惯产生差异，尤其是父子之间的冲突尤为激烈。随着孩子的长大，如果父母没有处理好两辈人之间关系的转变，难免会出现争吵，甚至父子决裂的事情。

二、少年时期：厌父

虽然小时候的范晔十分依恋父母，然而等他长大后，他兀然感觉到，在他看来他的父母存在与否已经不重要了！他已经彻底没有小时候的那种憧然如山一样的恐悸。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20岁的范晔首次发现父亲竟然是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还是个拐了只脚的残疾。还发现双亲许多以前的过失，父亲洗脸的时候用热毛巾捂脸说这样有助于血液循环;大热天从外边回来喝口冷水漱漱口能避免中暑;打嗝的时候把竹筷子摆成十字形放在杯子上，拿着杯子从四个角度各喝一口水治打嗝;母亲不准他晒太阳，还喜欢说同父异母哥哥的坏话，喜欢穿俗不可耐的服装，甚至不让他吃李子，教他惧怕汽车等等。而父亲根本没有学问，哄骗范晔说有瞬间到达世界各地的机器，甚至让年幼的范晔看淫书。甚至是范晔过于白皙的皮肤都显得苍白病弱，他甚至痛恨自己遗传了父亲怎么都晒不黑的白皙皮肤，不仅皮肤，连父亲的种种行为都显得粗俗不堪。父亲所赚的钱根本不足以供养家人，要不是父亲无能，妹妹怎么会因为没钱治疗而死去呢？不会为人处世又小气的父母，连别人借用一下他們家的篱笆晾晒个衣服都把人撵走。这无数的小事让范晔觉得无比的羞耻，这时候的范晔已经渐渐与父母产生了裂痕。童年时期与父母的依恋关系再也不复存在了。父亲的形象就此崩塌，成年之后他开始了对父亲的反叛，与其说是子辈对父辈的反抗，不如说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反抗，这也显示出现代人对绝对自由的追求。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规定了儿子要尊崇父亲，父亲永远是一个如“神”一般存在的象征，其权威地位不可撼动，但是在王文兴的《家变》里，父子亲情被儿子对父亲的嫌弃覆盖，父亲彻底失去了自己的权威。

父母包括原生家庭的一切都让范晔觉得丢人，痛苦。更让他不能忍受的是他如此厌恶父母的某些恶习，然而自己却不知不觉地学会了父亲的怪习惯，学会了像父亲那样说脏话，这样的习惯让他出尽了丑。他像父亲这个事实，让他甚为痛苦，他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是亲生的。父与子的血缘关系反而成了范晔厌恶父亲的缘由，传统的父慈子孝的关系已经不在了。这种对比非常明显的展现了范晔对父母的感情变化，受西方文化洗礼的范晔慢慢开始觉得自己一直受熏陶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糟粕。范晔第一次产生“弑父”的心理，是他小时候学母亲说话，父母亲打了他，他恨他父亲，想杀了他，还想报复他，想把父亲驱逐出家去，不照养他。当天晚上他就梦到自己把父亲给杀了。这是范晔最早对父亲产生恨意，自此之后，父亲的权威形象彻底在他心中崩塌了。范晔小时候对家的依恋和对父亲的崇拜彻底消失了。对父母的某些行为产生厌弃的心理，这并不是只有范晔才有的心理活动。在每个人的成长历程中都会发现父亲并不是像小时候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全能，只不过大多数人选择了谅解，包容和接纳衰老的父母。但是范晔的成长过程中一直受西方个人主义的熏陶，他没有和父亲达成谅解，他甚至没有一点隐藏，把自己对父母的厌弃直接地表达出来，他和母亲的和平共处是他母亲迁就他的结果，他的父亲不愿和自己的儿子妥协，所以被范晔赶了出去。父亲被儿子赶出去，这种事情可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这样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小说自然引起了人们精神上的“大地震”，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父与子的关系，以及家庭这一自古以来就有的制度。

三、青年时期：逐父

父与子的冲突是文学作品中不变的主题。王文兴给了这种冲突一个新的解决途径：逐父。“自曹雪芹先生的传统小说《红楼梦》以来，中国小说领域中凡涉及父子冲突，基本上是以儿子屈从于父亲或儿子出走而告终，但《家变》中被挤出家庭舞台的终于从儿子变成了父亲[4]。”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孽子》在小说的开篇就是李青的父亲拿着一杆枪把李青赶出家门，不止李青，台北公园里的“青春鸟”们都是被父亲赶出家门的“孽子”，父子冲突的结果永远都是父亲这个更有话语权的角色对儿子的压制与规训。在《孽子》中，父亲对儿子的驱逐甚至像个魔咒一样压在王夔龙的心上，只有父亲能解开这个魔咒，父亲的原谅是解开他们心灵枷锁的关键。但是范晔似乎没有被父权压制，反而凌驾于父权之上，以一个儿子的身份对父亲百般压制，不準他吃饭，关他禁闭，甚至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父亲不在家这个事实，他和母亲的生活甚至比以往更加顺心安逸了。

不止是范晔，范晔的二哥是这个家最早反叛父亲的人。范晔的二哥宁肯跟父亲决裂也要娶一个陪酒女，还与父亲范闽贤大打出手，主动与父亲断绝父子关系，甚至大肆贬低自己父亲：“你还比不上个做陪酒女的。”父亲大叫：“反了，反了。”二哥顶撞父亲：“父都不贤，难怪子不孝了。”范晔二哥的话揭开了家的面纱，“父不贤。”范闽贤并不是一个非常合格的父亲，他没有能力让自己的儿子都上学，甚至因为工作能力差，薪资微薄，导致自己女儿因病去世，所以范闽贤虽为家里的顶梁柱其实也是家人嫌弃的对象，他的儿子恨他，他的妻子也怨他，最终落个被儿子驱逐家门的下场。但是范晔家庭变化的原因不能仅仅归因于范闽贤的“不贤”。

四、社会转型时期的家庭变故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台湾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农业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经济，美国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台湾的社会发生了很严重的变动，底层人民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家变》客观上反映了中国台湾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农业经济向资本经济转型阶段的社会生活。范晔的父亲也是这一时期的受害者，一个小公务员家庭，父亲正直怯弱，除了微薄的工资一无所有。这样重视金钱的社会，人情淡薄，尔虞我诈，唯利是图。在《家变》中经济窘迫是一直笼罩在他们头顶上的乌云，范晔从小目睹父母为了生计关在屋子里合计父亲工资的景象，经济的穷困使他的父母变得庸俗、小气、面目可憎。父母经常为了钱吵架，父亲每个月都借债，债务从未还清楚过。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是抠着花，父母经常为了缺钱而愁眉苦脸，甚至把怒气撒在范晔身上，导致范晔在挨打时暗自下定决心：以后一定把父亲赶出去，不照养他。

经济穷困不断地给这个家带去困扰，父亲为了省下一块钱的公交车钱，竟然在烈日下走了半个多小时回家。经济的穷困使本该温柔慈祥的父母扭曲了心态，被贫穷扭曲的父母在范晔心里越发可笑，父亲再也没有了家里顶梁柱的威望与尊重。他像个可怜的小丑一样，为了省钱做了很多有损父亲尊严的事情。穿着儿子不合身的衣服，冲牛奶的时候以为水加的越多牛奶就越多。为了节省开支竟然诬陷洗衣服的妇女偷手绢，范晔认为父母为了几十块钱把良心卖了。贫穷把范晔父母变成了庸俗、吝啬、可怜的人，处于西方拜金主义影响下的范晔，面对贫穷的父母越发觉得他们可怜、可笑。正如吕正惠所说，在中国台湾社会经济的转型阶段“产生不少彻底西化的精神上的‘西方之子”，中国台湾的年轻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具有范晔的特质”[5]。

“家变”的另一个原因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台湾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美国是大家羡慕的对象，理所当然的觉得美国的一切都是好的。20世纪60年代也是西方现代主义风行的时代，中国台湾社会充斥着各种新的思想，先进的西方和落后的中国台湾形成鲜明的对比，很多知识分子不加分辨一股脑儿地接受了西方的文化，视传统文化为糟粕。范晔从小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崇尚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他认为养儿就是防老，完全是自私的行为。这种思想完全抹杀了传统孝道，父母和儿女之间也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范晔在日记中写到：“事实上如果我们开眼看一看人家其他的西方国家文明，看看其他的高等文明，就会知道根本就不认为什么‘孝不‘孝是重要的东西，在他们的观念里边好像完全历来就没有注意过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范晔不断地为自己的不孝找借口，他嫌弃自己不够优雅得体又没有文化的父母，觉得他们粗鄙不堪，把养育过自己的亲生父亲丢在一边，去扶一位有知识有身份地位的老教授过马路。甚至在范晔心里，这位老教授更值得他的尊敬，比范闽贤更像他的父亲。对金钱的崇拜和对高雅生活的追求，使范晔在精神上为自己寻求了老教授这样的老者作为父亲。范晔不仅在精神上驱逐父亲，还大肆抨击自古就有的“家庭”制度，“家！家是什么？家大概是世界上最不合理的一种制度！”为什么“家”不合理呢？因为这个贫穷的家，满足不了范晔对于体面生活的向往。他痛恨自己的家庭，家庭把他和“粗俗”的父母捆绑在一起，没有共同语言却要在同一屋檐下生活。范晔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和个人主义，使他完全忘记了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虽然晚上他想起自己对父亲的虐待会内疚，但是白天却还是继续虐父。自此，血缘反而成了他怨恨父亲的理由。

对《家变》的主题，王晋民先生曾有论述：《家变》是通过一个家庭的变化来反映时代变化的。作者通过主人公范晔幼时与父亲充满骨肉亲情而长大后却极端厌恶、虐待父亲的故事，反映出近几十年来，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输入，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的文化、思想和道德观念，不仅侵入了台湾社会，而且渗入了某些家庭，使家庭破裂，人性受到腐蚀和扭曲[6]。父亲出走后，范晔从开始的慌张、内疚到后来的心安理得，最后甚至把父亲在家里的东西都给丢掉了，父亲彻底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父亲的缺失也意味着传统的伦理道德的崩塌，一家之主不再是家里辈分最高的父亲，而是家里赚钱最多的人。正是父亲在家庭的缺失，范晔和母亲反而红光满面，过上了更加安逸轻松的生活。王文兴对于范晔“逐父”这一行为没有给予任何评价，这也是他受某些评论家诟病的原因。但是不管王文兴有没有在作品中直接表现出自己的观点，这都不影响《家变》这部小说的艺术性。至于王文兴语言上的艰涩难懂，也完全可以理解为范晔这样一个性格扭曲的人所固有的特色。《家变》“所表现出的颠覆和质疑、创新与实验，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征程中，在现代小说艺术的发展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7]。”

参考文献：

〔1〕谢冬冰.嫁接于西方现代派之木的台湾现代派小说[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5）：50-53.

〔2〕王文兴.家变[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3〕丁富云.《家变》：社会转型阶段人伦关系异化的写真[J].中州学刊，2007，000（003）：222-225.

〔4〕张改丽.论《家变》中父子冲突的现代意义[J].北方文学：下，2018.

〔5〕吕正惠.小说与社会[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8.

〔6〕王晋民.台湾当代文学[M].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7〕方忠.论《家变》的文学史意义[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000（006）：8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