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美光

提起红色收藏，不少朋友可能觉得离自己太远。这是因为，“收藏”一词，更多时候被赋予神秘的色彩，我们手头的物件到底称不称得上收藏品，这是关键所在。

以我理解，一份物件，到底算不算藏品，关键还看你对它是否已有收藏意愿。如对其有收藏意愿，有收藏行为（刻意珍藏），则已是收藏品。否则，再珍贵的物件，没有识马伯乐，也是废品一件。因此在收藏行为下，一件藏品只要具备红色元素就可以纳入红色收藏了。

红色的启蒙

我自小喜爱收藏，那时彩色书刊是稀罕物。尚在童蒙学段的我，看到堂哥们的《语文》《历史》《自然》课本，常常被其中的彩色插页所吸引。等他们用完课本，我就用买糖果的零花钱换一两本珍藏，对《我们也要当红军》《艰苦的岁月》等小学课文的插图印象极为深刻。这样的课本蕴藏着鲜明的红色元素，因为得到了妥善珍藏，其实已经是红色收藏了。

以后自己也上了小学。在云南彝良县奎香乡中心小学念四年级时，恰逢毛主席100周年诞辰。我们的校长袁荣德先生，是个十足的红色宣传家，一年中，校园里处处充满纪念领袖的氛围。我在与学校一墙之隔的舅舅的单位——供销合作社里，则和同龄的表弟，关注党报党刊上的纪念图文。我把一些废弃的报纸拾起来，将上面的主席老照片裁剪下来，分类粘贴在自制的剪贴本上。一两年下来，竟累积了两大册剪报，包罗主席一生重要照片数百帧之多。这两册剪报，一直随我辗转，至今仍陈列在书房的书架上。

这一学年结束后，我第三次转学，到县城角奎镇中心小学念五六年级。在城中心丁字路口新华书店簇新的书林中，一排不对外开放的书架上陈列着的镇店之宝——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格外引人注目，皮面的精装，浮雕的马恩头像，鲜红的烫金书名，皇皇五十册，令人肃然起敬。对这套书的向往与可望不可即之情，油然而生。这样一套装帧考究的书，岂是一个穷学生买得起的。

转眼到了初中二年级，家乡英雄罗炳辉将军也迎来100周年诞辰。《彝良报》轮番轰炸式宣传，副刊编辑陈衍强先生还特别策划了满满四个整版的纪念特刊，这位泥腿子将军的形象不再局限于乡下在黑白电视里看到的《从奴隶到将军》电影画面了。通往县一中的路上，时常有一个简陋的地摊，回收旧书刊的收荒人就在那里摆摊卖旧书报。我时常流连其中，集纳了一些刊有罗炳辉事迹图文的书刊。几年下来，也小有所得。这时，我从电视新闻上得知省市县有关单位编写出版了《罗炳辉将军》《罗炳辉（画册）》《罗炳辉传》等书，苦于无处可得，壮着胆子给县委书记张华贵先生写信求赠这几本书。几天后，我上学归来，舅舅将县委书记派人送来的几本书转到我手里，激动之情几年未泯。这算是我的罗炳辉事迹专藏的第一批成果。

红色的收藏

初中毕业时，急于就业跳出“农门”的我报考了昭通师范学校。成绩一出来，素不相识的县招办老师们却着急了。他们想方设法委托长途汽车司机带口信到乡下我家，要我马上赶到县招办。到了才知道，省城云南民族中学在彝良招生，仅有2个名额，但只有我一人达到录取线。招办负责人把我喊到她家，认为我不应该急于上师范就业，而应该抓住难得的机会到省城高中深造，将来上大学会有更好前途。我听从了招办的建议，马上体检，迅速将志愿改报。

到了昆明，天时地利。云南民族中学以东不到一公里，就有闻名省内外的张官营『日货市场。我到昆明时，这个市场也新张不久，但也已小成气候，旧书刊交易已异常活跃。每每周末，我时常沉浸其中。在这里，我的红色收藏专题得以很好的充实。我利用写文章得来的稿费，在这里淘到了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紅旗飘飘》（其中第二、五辑均有纪念罗炳辉的文章），70年代出版的《西行漫记》（三联版），80年代出版的《罗炳辉将军》（陈辛仁著），80年代用老底片重新冲印的援西军在途中休息的照片，以及海伦·斯诺为罗炳辉拍摄的照片复制件等均一一收入囊中。几年下来，有关罗炳辉的书刊资料集藏了数百种之多。幸好有云南民族中学校长李暾先生倾力支持，拨出一小间阁楼宿舍，使我和这些珍藏在当时都有了安稳的栖身之所。

这时，我注意到河北有一份《『日书信息报》（即今《藏书报》），上面常常介绍一些藏友的红色收藏和其他书刊。我也利用稿费订阅了一份，并破天荒地在有限的稿费中支配了一次“广告费”，在报纸一角刊登了求购罗炳辉事迹书刊报纸的小广告。全国各地的书友纷纷来函，一位书友在我尚未付书款的情况下寄来了1992年出版的《罗炳辉的故事》，这是我还没有收集到的版本。其他书友则提供了若干版本信息供我选购，短期内，书刊荟萃，很好地补充了我的珍藏。

红色的传承

从1990年有收藏意识的小娃娃时期算起，我的红藏之旅已经有31年。这31年，是不断心向红色的31年，也是利用红藏不断做好红色文化、革命精神传承的31年。这31年中，我的红藏范围不断扩大，从毛泽东主题书刊报纸收藏转而致力于罗炳辉专题收藏、西南联大专题收藏，并广涉其他专项收藏，收藏领域、收藏种类都一直在扩展和延伸。这31年中，我的红藏成果也不断丰富，尤其是抗战时期油印的罗炳辉著作、战时出版的西南联大各类文献（含一二·一运动文献）等，是极为重要的收获。

这些红色收藏，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为了更好发挥红藏的社会作用，我在大学期间就创办了“抗日先锋罗炳辉网站”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网站”，多面展示红色文献，全面传播红色文化，赓续红色血脉。其间，国家邮政局决定发行罗炳辉纪念邮票。在邮票首发式组委会协调下，网站利用丰富的红色文献积累，对首发活动的筹备、举行全过程进行了专题宣传并被新华网逐一转用。

以后，安徽省天长市博物馆罗炳辉事迹展览馆、云南彝良罗炳辉将军纪念馆进行展览升级改造，云南昭通市档案馆开启罗炳辉事迹展览展陈工作，江苏六合区筹建抗日斗争纪念馆，中央电视台拍摄罗炳辉故事专题短片，我都无条件给予大量的罗炳辉专题文献的助力。2010年，军事科学院启动《罗炳辉军事文选》和《罗炳辉传》编辑工作，我向编辑组提供了1945年油印的罗炳辉著作《指挥员熟用手册》中册的全部文件，为罗炳辉著作的出版补充了非常重要的篇章。“文选”出版后，我又新发现了罗炳辉遗著多篇，这些军事著作，都将在今后的红传工作中发挥有益的作用。

2018年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进行新馆建设，我也将收集多年的各类老照片奉献其中，很好地丰富了展览内容，弥补了其中的一些缺项。西南联大博物馆新馆建成后，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1月20日到西南联大旧址视察，参观了西南联大历史展，对西南联大师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作出的历史性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同时也是对红藏工作所发挥作用的肯定。

今年时值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云南省博物馆展出了罗炳辉将军在抗战前线致乡贤好友温国桢先生的两封信。这两封信中的其中一封，早在我开始大量收集红藏文献的过程中，在1983年出版的《革命烈士书信（续编）》中就读到。只是由于该书编者不能完全识别罗炳辉手迹，只节选了其中一部分文字。这次展览开始前，经我申请，云南省博物馆提供了两封原信的高清照片，我根据多年来对罗炳辉遗墨的辨识经验，重新识别了两信内容，并率先在《北京青年报》作了全文披露。目前，云南省博物馆已将我的识别成果运用于展览，观众通过扫码就能阅读书信全文了。

这些年，也有不少高价购藏红色文献的经历。如2009年购藏的1945年油印本《指挥员熟用手册》，就曾花费了我刚工作时两个多月的工资。1942年罗炳辉在五四纪念会上讲话的原版小照片，花费也达近万元。在红藏的路上，常常要省吃俭用，精打细算，以便时机到来时绝不错过。虽然如此，比起先辈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作出的牺牲，我的付出真是微不足道。

发现红藏，专注红藏，读写红藏，传承弘扬。31年来，在红藏之路上，我由童蒙而动，持续投身其中，其益恒远，其乐融融。2020年夏天，我到西南联大博物馆担任副馆长。在新的岗位上，我和同事们将把红藏成果与馆藏文物文献相结合，让海内外观众更好走进中国红色文化，更好地体味红色精神，把传承弘扬西南联大精神的工作一步步推向前进，在爱国主义教育的道路上迈出更坚实更健硕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