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工业遗产文化记忆的再生路径研究

2021-05-28丁小珊

社会科学研究 2021年3期

〔摘要〕三线工业遗产是我国工业遗产的一种特殊类型，具有独特性、丰富性、易于活化的特点，在我国工业遗产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三线工业遗产改造的目的在于探寻其中孕育的文化和精神，将珍贵的遗产及精神普惠后世。本文依托社会记忆理论和场所理论，分析了三线工业遗产改造的必要性、紧迫性;探讨了三线工业遗产改造思路，即提取三线精神内核，通过自然环境、人为环境营造场所精神，让参观者在环境氛围中获得感知，产生情感共振，进而形成价值认同，实现记忆的复现与再生。文章最后通过重庆816核工程工业遗产改造实例进行了有效印证。

〔关键词〕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改造;社会记忆;场所精神;816核工程

〔中图分类号〕I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3-0198-09

〔作者简介〕丁小珊，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四川成都610225。

引言

2003年7月10日至17日，国际工业遗产保护联合会（TICCH）通过了著名的《下塔吉尔宪章》。作为工业遗产保护领域的奠基性文献，该宪章首次对工业遗产的定义、价值、鉴定记录及研究的重要性、法定保护、维护和保护、教育与培训、陈述与解释七个方面进行了全面阐述。宪章明确指出，“工业遗产由工业文化的遗留物组成，这些遗留物具有历史的、技术的、社会的、建筑的或者是科学上的价值。”①《下塔吉尔宪章》对工业遗产的定义反映了当今国际社会的一种基本共识。在此之后，工业遗产的有效保护及活化利用逐渐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课题。

2006年“4·18”国际古迹遗址日，中国工业遗产保护论坛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并提出了《无锡建议——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以下简称《无锡建议》——笔者注）。《无锡建议》阐述了保护工业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并首次提出要实现经济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②，可谓是我国工业遗产保护的里程碑文献。

在我国早期的工业遗产改造过程中，工业遗产改造与商业化开发紧密结合，各地都兴起了利用工业遗产打造创意园的项目。这些项目的通常做法是对工业遗产中的建筑、厂房进行改造，并融入现代艺术和时尚元素，引入一些业态以实现其经济价值。但这种改造模式在实践中存在同质化打造的问题，不仅削弱了工业遗产的遗产价值，而且也面临着很快过时的危险。③工业遗产改造中亦出现保护形式化、文化工具化④，甚至文化失语状态等诸种问题。⑤这些问题造成不少工业遗产开发项目商品化、肤浅化，缺乏文化内核。如何重新制定工业遗产改造的战略规划成为当下实践中的一项难题。

2017年以来，为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创新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模式，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国家工信部连续四年推出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评选出来一大批具有鲜明工业特色和工业文化价值的工业遗产。从四批名录可以看到，第三批、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与前两批相比，工业遗产类型逐渐丰富，除了传统的工业、矿业，还有更多类型的工业遗产纳入了名单之中，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增加了一些代表性较强的三线建设时期工业遗产。由此可以推测，随着工业遗产研究的深入，工业遗产改造分类型研究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三线工业遗产是三线建设时期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建设的军工企业及配套服务于军工生产的企业留下的工业文化遗存⑥，是非常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与实施而形成的现代工业遗产，是工业遗产的一种特殊类型。三线工业遗产具有独特性、丰富性、易于活化的特点。首先，三线工业遗产的形态、属性、主体等都具有独特性;其次，三线工业遗产空间的多维性、资源利用计划性、生产组织严密性及精神品格崇高性共同构成三线工业遗产的丰厚文化内核;再次，三线工业遗产因为距今年代较近，部分厂房、建筑保存状况良好，有着易于活化的特点;最后，三线工业遗产所在地往往较为偏僻，在乡村振兴的发展机遇中，通过重新规划改造，更容易适应当今社会发展需要，成为当地新的文化空间和景观风貌，进而赋予新的社会意义和功能。因此，三线工业遗产在我国工业遗产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国际工业遗产研究中也有着独特的地位。

2018年10月24—25日，由上海大学文学院、英国伯明翰大学铁桥文化遗产国际研究院主办的“中英当代工业遗产：价值及保护与利用”工作坊在上海大学举行。开幕式上，“上海大学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中心”挂牌成立。这是国内高校中首家专门研究三线建设的机构，旨在打造交流合作平台，引领全国乃至全球三线建设的研究。三线建设遗产逐渐发展为一个包括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建筑学、旅游管理、城市研究、文化研究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学术议题。

如今，三線工业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也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通过中国知网搜索关键词“三线工业遗产”，相关文章已达上百篇。目前，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资料调查和现状记录、遗产价值评估和评估体系建立、遗址旅游开发等领域。⑦成果中既有对三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意义、现状的全面分析⑧，也有以地域、企业为研究对象的个案研究。⑨但对三线工业遗产保护活化利用探讨的深度还远远不够。三线工业遗产改造如何避免走弯路，实现新时代文化价值回归是这一类型工业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重要课题。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分析实例，探索三线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有效途径。

一、三线工业遗产文化记忆再生的核心：“三线精神”的提取

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目的是为了记忆与传承。正如《下塔吉尔宪章》所言，保护工业遗产的动机在于这些历史证据的普遍价值，“包含于许多古老或者是陈旧的工业流程中的人类技能，是特别重要的资源，其损失将是不可挽回的。这种技能需要认真记录并且传播给年轻的子孙后代。”⑩《无锡建议》更准确地阐释了这一观点，即“保护好不同发展阶段有价值的工业遗存，给后人留下中国工业发展尤其是近现代工业化的风貌，留下相对完整的社会发展轨迹，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B11因此，社会记忆价值成为工业遗产重要的三重价值之一，“这些价值内含于遗址本身，内含于它的结构、组件、机器设备和环境中，存在于工业景致和书写文档，并且还存在于无形的工业记录中，这容纳于人类的记忆和风俗习惯中。”B12三线工业遗产改造的重要目的正是为了让“三线精神”得以传承。

（一）从记忆理论看“三线精神”提取的必要性

哈布瓦赫认为社会记忆是集体性的，“记忆需要来自集体源泉的养料持续不断地滋养，并且是由社会和道德的支柱来维持的。”B13社会记忆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首先，社会记忆沟通了过去和现在，有传递历史和创造历史的作用。康纳顿在其著作《社会如何记忆》中特别强调，“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关过去的知识，我们在一个与过去的事件和事物有因果联系的脉络中体验现在的世界”B14，“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有关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B15习近平总书记亦多次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B16三线建设不仅是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行业变迁的重要见证，工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重要表征，在具体层面，也反映了特定时期的特殊记忆及其变迁。“作为一段重要的当代社会历史，三线建设与集体主义、家国情怀、地方与时代记忆、身份的建构与认同等相关，涉及传统的重构、意义再生的问题。”B17其倡导和培养了建立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信仰和共产党领导基础上的“三线精神”，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精神的体现，这段珍贵的记忆不应该被遗忘。

其次，哈布瓦赫认为存在一个“记忆的社会框架”，一个社会记忆什么，遗忘什么，反映了该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所怀念的情感寄托对象。B18因此，社会记忆能否被唤起，以什么样的方式唤起，主要取决于这个社会框架。国家对记忆这一社会框架的引导、传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B19三线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工业建设制度的探索和创新，在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进程中具有伟大的里程碑意义。2018年6月29日，中组部、中宣部两部委联合发文《关于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的通知》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将爱国奋斗精神作为知识分子国情研修、业务培训的重要内容，列入研修培训大纲和课程板块。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要举办专题研修培训，重点组织中青年知识分子深入学习弘扬爱国奋斗精神。保护利用‘三线建设‘两弹一星等重大工程项目遗迹，挖掘有关历史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资源，作为研修培训现场教学、体验式教学重要载体。”B202018年10月，《光明日报》发文将“三线精神”明确概括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B21至此，“三线精神”被正式纳入新时代大力弘扬的民族精神、奋斗精神体系之中。因此，重视这段历史，剖析其价值内涵，有助于形成全社会价值认同，增进国家凝聚力。

再次，共同的社会记忆可以起到维系一个群体稳定的作用。人类作为群居动物，需要在情感上加强与这个社会的联系，进而寻求自我价值认同和情感归属。三线建设工程不仅是中国20世纪工业建筑的瑰宝，其中孕育的“三线精神”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当年从全国各地迁入西部地区的三线建设者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讲述三线建设历史，还可以增强“三线人”及后代的情感归属。正向情感的流淌能激发群体的斗志，增强群体凝聚力，进而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强大正能量，这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必需的。

（二）从记忆理论看“三线精神”提取的紧迫性

人的记忆因为受时间、情感意向等因素影响，会出现选择性注意和选择性记忆，因此人的记忆充满了遗忘和选择的过程。社会记忆与人的记忆类似，同样具有主观性，同样会出现被遗忘和扭曲的倾向。康纳顿曾感叹，“代际交流受到不同系列的记忆阻隔之后，这种情况也许最为显著。跨越不同的世代，不同系列的记忆经常以暗示性背景叙述的形式，互相遭遇。这样一来，不同辈份的人虽然以身共处于某一个特定场合，但他们可能会在精神和感情上保持绝缘，可以说，一代人的记忆不可挽回地锁闭在他们这一代人的身心之中。”B22除了代际传承的挑战，消费主义文化的侵蚀、历史虚无主义的干扰等因素也都在不同程度地消解社会记忆。百年来，很多珍贵的社会记忆在历史浪潮中没有得到传承，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例如三线建设仅仅过去半个世纪，当下很多年轻人就对这段历史十分陌生，网上质疑三线建设必要性的历史虚无主义言论不绝于耳，不少人甚至用负面眼光看待这段历史。可见，社会记忆是对过去的一种选择性建构，它是一个意义生产的过程，只有通过去粗取精、求同存异才能停止记忆消融、实现交流互动，关键在于精确提取其最核心的价值精神，并將之整合为符合时代需求的方式而进行社会再现。

三线工业遗产是中国20世纪工业建筑的瑰宝，也是三线建设历史的见证，但目前，三线工业遗产改造普遍存在文化内核提炼度不够的问题。这导致出现参观者参观后没有太多记忆，感动一下回去就忘的现象，价值认同普遍缺乏，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传达内容不够清晰，未能激发参观者的情感共鸣，甚至出现参观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选择性记忆的现象。如何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从社会记忆的特点分析可知，三线工业遗产改造重在提取三线建设文化内核——以“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为主要内容的“三线精神”。三线工业遗产改造不仅改造原来的老建筑、老厂房，更重要的是探寻其中孕育的文化和精神，讲好三线建设和三线建设者的故事，重构社会记忆，将珍贵的遗产及精神普惠后世，从而凸显文化自信、科技自信，寻找大国立足根本。精神内核的提取与传承不仅能推动年轻一代主动认知本土价值，提升文化认同，又能增强民众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三线精神”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作用，也必将激励后人，可见将精神层面价值最大化地释放是三线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灵魂，也是当务之急。

二、三线工业遗产记忆再生的路径——营造场所精神

三线工业遗产作为三线建设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三线建设遗留下来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然而，社会记忆重构如何落到实处，如何将三线工业遗产精神层面价值最大化释放，笔者认为应将保护和营造三线工业遗产“场所精神”作为重要路径。

（一）社会记忆与场所精神

社会记忆理论认为，“记忆不是一个复制问题，而是一个建构问题。”B23康纳顿的主要关注点是社会记忆建构过程的机制问题，即社会记忆是如何被传承的？他给出的答案是情感。社会记忆是人们对历史的一种情感体验过程，情感可以让记忆变得鲜活起来，使得社会的再生产不是简单的复制。人作为生产的主体，用具有情感力量的心灵记事，比单用头脑要好得多。因此，激活社会记忆就是唤起人们的内心情感。前述社会记忆的主观性可见，让热衷于各种时尚的年轻人去感受老一辈记忆很困难，两代人较难产生共鸣，因此三线工业遗产改造必须要重视对参观者情感的激活。这恰好与“场所精神”产生勾连。

“场所精神”（GeniusLoci）是著名挪威城市建筑学家诺伯舒兹（ChristianNorbergSchulz）在1979年提出的概念。诺伯舒兹教授反对建筑物以科学的功能设计为主旨，而是要探究或考虑每座建筑物的本质和人建造和使用时投射在它之上的意义。在《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这本书中，诺伯舒兹用场所、场所精神对这一观点展开了深入的阐释。“场所”这个字在英文的直译是Place，其含义在狭义上的解释是“基地”，也就是英文的Site。在广义的解释可谓“土地”或“脉络”，也就是英文中的Land或Context。“场所”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人记忆的一种物体化和空间化，亦可解释为“对一个地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一个场所显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诠释，保护和保存场所精神意味着以新的历史脉络，将场所本质具体化。“稳定的精神”是人类生活的必需条件，早在古罗马时代便有“场所精神”的说法，“根据古罗马人的信仰，每一种‘独立的本体都有自己的灵魂。守护神灵这种灵魂赋予人和场所生命，自生至死伴随人和场所，同时决定了他们的特性和本质。”B24现今，场所精神主要由环境的认同感和环境蕴含的意义等构成。当人暴露在环境中时需要获得方向感与认同感：方向感就是指人对所处环境的认知状态，以此保证自己不会迷失在环境中;而认同感则是对自身所处环境的认同，并发现其中的关联。归属感的产生源自二者的同时满足。诺伯舒兹指出，认同感意味着与环境为友，建立彼此的联系。但要注意的是，认同感往往来自对儿时的记忆。当一个人真正产生归属感，那么就可以说，他是在这里进行了“定居”，也就是维持原狀的稳定状态。通过定居，人类可以熟知他所理解的事物。值得一提的是，“定居”一词并非诺伯舒兹原创，“定居”类似于海德格尔创造的“栖居”，而“场所精神”本身是建立在胡塞尔（EdmundHusserl）“现象学”和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存在主义”之上的建筑学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创立者海德格尔受19世纪德国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诗歌《人，诗意地栖居》的启发，曾在《筑居思》中写道：建筑是赋予人的“一个存在的立足点”，筑造以栖居为目标，“筑造的本质是让栖居。筑造之本质的实行乃是通过接合位置的诸空间而把位置建立起来。惟当我们能够栖居，我们才能筑造”。B25人只有从“栖居”中才能找到意义。在这里，“栖居”的意义与“人努力地寻求活着的意义”联系在了一起，场所精神的探寻成为一个哲学思考问题。

可见，场所精神的产生，来自于人对归属感的追求，而归属感是建立在情感认同的基础之上的。人与环境产生了亲密的关系，就是场所精神。这正是三线工业遗产改造最需要凸显的地方。

（二）场所精神的营造

情感如何激活，归属感如何建立？这是营造场所精神亟须解决的核心问题。诺伯舒兹没有直接给出答案。但他提出“疆土、区域、地景、聚落、建筑物（以及建筑物的次场所）逐渐缩小尺度，形成了一个系列。这种系列的等级可称之为‘环境的层次”。B26并将场所定义为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结合的有意义的整体。那么，三线工业遗产改造也可以从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两个层面进行营造。

1.自然环境

场所具有一种特性或“气氛”，一种可以感觉到而难以表达出来的氛围，这是一种抽象的关键，只有靠心灵感受和领悟才能真正深刻地感受到，“一个好的环境意象能给它的拥有者在心理上有安全感。”B27让人置身其中能迅速地找到方向感和认同感。自然场所就是能达到好的环境意象的空间结构，通过“形态、颜色或排列能产生明确的认同，动人的结构和环境中非常有用的心智意象”。B28虽然是无形的，不被人们直接感知，但能够通过触发身体情绪，感染个体，让空间具有情感感染力。

当下一些红色旅游地，文化传播形式过于行政化，表达方式过于单一，记忆的安置过分单纯地寄托于博物馆、纪念碑、特定建筑物等场所，传达方式也多为单向输入，很难激起参观者的情感共振。而近似于厂房改造的工业遗产再利用亦存在复制性，这样的改造容易造成方向感和认同感的迷失，并不能唤起参观者深层次的认同。

三线工业遗产要获得生命的延续，实现活化利用，除了通过对三线文化的挖掘和梳理，提炼精神气质之外，在改造中也要注意环境意象的营造。环境意象不能凭空产生，“尽管意象本身是在与筛选过的感性材料的互相作用过程中不断得到验证，但如此产生的意象仍局限并着重于所见的事物。”B29环境意象营造要依托自然-文化互相建构。自然环境的不同结构和特征产生了不同的环境精神。三线建设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工业布局要求“靠山、分散、隐蔽”，“三线人”可以说在穷乡僻壤的自然环境下进行建设。三线工业遗产改造可采用艺术化的方式加强参观者对岩石、植物、水的感知、体验，让人在放松的状态下，与特殊环境为友，感同身受，快速找到方向感与认同感，进而满足人们情感体验的需要，让参观者游荡的灵魂找到精神家园。

2.人造环境——纪念空间

“空间是被相互联系的实体特质有限制、有目的地营造出来的，只有当它被赋予了来自文化或地域的文脉意义之后才可以成为场所。”B30纪念空间能够创造历史的永恒价值，并通过物质性营造和空间策略的运用来建构，进而营造“场所精神”。

博物馆、陈列馆等纪念性空间是典型的人为场所，其精神内涵永远是第一位的，外在的形式只是内在精神的载体。建筑、雕塑、纪念碑等是纪念空间的基本元素，他们作為特殊的存在物，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真性和历史的痕迹。博物馆、陈列馆等纪念性空间所营造出的场所精神，是有思考、情感、精神和社会功能的场所，用来纪念过去，表现历史，并期望这种表现得以延续。参观过去的场景和标识，将促进参观者经历深刻的情感感受和历史洗礼。因此，在现代的纪念性空间中，参观者心理感受是空间设计的主要依据。三线工业遗产承载了中国近现代工业化的艰辛历程，也隐藏了无数“三线人”的奋斗故事，纪念空间通过讲述一个个历史人物、历史事迹，调动参观者的情感，激活记忆的再生。

博物馆、陈列馆等纪念性空间不仅是记忆的载体，还有塑造记忆的功能。其对文化的展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选择性的建构行为，正如卡罗尔·邓肯强调的那样，博物馆“通过设计好的空间路径，参观者会在博物馆体验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将国家的价值观与信仰内化”。B31因此，三线建设陈列馆、博物馆等纪念空间一定要将吸引物、具体停留点、停留时长等主观判断和核心价值观植入其中，构建态度明确的信息传递方式，最终实现展示的意义，这就涉及纪念空间的仪式启动。康纳顿曾提出，“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B32仪式启动方式有很多，例如使用特定的服装、音乐、语言等。记忆再生也不必单一依靠“看样板戏、穿红军装、吃忆苦饭”等仪式。对景观空间序列的规划也是一种启动的仪式。多个空间节点之间有着顺序、流线和方向的联系，形成一条景观叙事线索，通过景观叙事线索，将菜单式的、碎片化的信息整合起来，让参观者达到浸润式体验，这样科学规划的仪式更能触及参观者的灵魂，实现记忆的复现与再生。

诺伯舒兹提出，“场所产生的前提是必须在一段时间里保存其认同。”B33不能无中生有，随意变更。三线建设长达20年，遗留了大量厂房、机器设备、影像文字资料。这些文化符号是纪念空间表述关键特征的重要手段，参观者经由特定的视角和深入的涉身化过程，通过想象与空间的关系产生对于特定时空事件的自我架构和表达，进而构筑出“想象的共同体”的视觉图景，让自己与共同的景观、故事和社会历史在视觉展示中产生共鸣。可见，选择和建构出具有年代感和地方意义的影像和文化符号成为纪念空间增强参观者认同感的重要方式。

综上所述，三线工业遗产改造首先要抓住“三线精神”这一文化内核，其次要抓住场所精神的营造。记忆的存在依托于场所，场所中的某一建筑、物件、空间特征等总能唤醒记忆，给人亲切感、归属感，进而让参观者在场所中获得感知，并产生情感共振，形成文化价值的认同。

三、实证研究——816核工程文化记忆再生路径

（一）816核工程工业遗产改造概况

816核工程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白涛镇，始建于1966年，工程秘密建设17年。2002年4月被解密后，816核军工洞才得以重见世人。816地下核工程以“世界上已知最大的人工洞体、全球解密的最大核军事工程”著称，可谓中国三线建设的典型代表。2019年，816核工程被评选为第三批国家工业遗产项目。816核工程遗产核心物项包括配套职工生活区、堆土机械加工厂、烈士陵园及历史档案。816核工程工业遗产改造项目又名816小镇，主要是对堆工机械加工厂和麦子坪生活区进行改造。816小镇改造始于2018年，运营不到两年就迅速成为重庆网红地，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参观者。

（二）816精神——三线建设文化内核的提取

816核工程工业遗产改造定位以“弘扬家国情怀、传承时代记忆”为己任，高度重视提炼816地下核工程所凝结的816精神。816精神具体包括：

第一，无私奉献、不畏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816核工程作为国家的绝密军事工程，由中央军委直属工程兵54师承建。6万余名工程兵和参建者云集白涛，他们花费了17年时间开山掘洞、架桥铺路，76名官兵为之献出了生命。

第二，执着理想、艰苦奋斗的精神。三线建设时期国家物质条件还不丰富，建设者们经受住了磨难考验。816核工程从全国四面八方调集来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解放军官兵，这些技术精英和骨干离开城市，毫无怨言地来到祖国的西部地区。执着的理想信念支撑了他们在大山深处默默奉献。

第三，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816核工程要求建设者要对工程内容绝对保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工程建设者们守在大山深处，任劳任怨，一辈子坚守秘密。建设者们在山洞工作一辈子，却遵守组织纪律，甚至未能在山洞里完整走一遍，直至2010年816核军工洞作为景点对外开放后，他们才前往参观。建设者坚守党规党纪，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由此可见一斑。

第四，勇于创新、自力更生的精神。816工程在山体内部建设军工基地，本身不仅是工程难题，也是科技挑战。工程停建后的军转民艰难创业之路更是体现了这一精神。面对为数不多的国家补助，建峰集团没有简单地进行职工遣散，而是全厂从开垦荒山、栽茶树、做玩具、糊纸扇、养蚯蚓、种蘑菇开始艰难起步，进行生产自救。“到1989年底，‘816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发出了16个项目19种产品，当年实现产值3977万元，基本实现了自己养活自己的目标。”B34到2003年，建峰集团已形成以大化肥为龙头，多品种、多行业的经营格局。B35

两代“816”人无私奉献、不畏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知难而进、执着理想、艰苦奋斗的当代愚公精神，自力更生、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艰苦创业精神，忠于祖国、忠于党、视国家机密高于天的政治品格融入了进去，形成了816精神，而这一精神就是816核工程工业遗产改造的灵魂。

（三）816核工程工业遗产改造——场所精神的营造

816核工程工业遗产改造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重视场所结构和场所氛围的营造，进而突出改造的价值与意义。

1.重视参观线路设计。816核工程工业遗产改造对纪念空间——816军工陈列馆群落做出了清晰的线路规划。

陈列馆从入口逼仄的通道开始，设计者借鉴了816洞体最具代表性的“隧道”元素，改变并延长陈列馆入口流线，让参观者经过两次由低到高的空间转折，穿越“隧洞”，有了更强的洞体空间体验感后，走出来抬头就可看到巨大的三线建设展板图文介绍。在大量基础数据面前，参观者对当年三线建设的战略价值与意义有了初步认知。接下来，陈列馆对816核工程建设进行深度展陈。随后，李杰三线摄影作品展馆照片展陈背后讲述了更多平凡建设者不平凡的故事。走出摄影作品展馆后，映入眼帘的是当年建设者种植的石榴果园和绿草茵茵的草坪，参观者可以在开阔的绿化空间，云舒霞卷、群山远黛的地方消化之前的参观内容，将这段历史刻入心间。

通过充满仪式感的线路设计，816军工陈列馆让每个人进入了一个可以感受到历史和老建筑在“重新叙事”的场域空间，身体充分感受逼仄空间中的紧迫感，心灵却在一排排充满历史感的机械设备、一张张先辈们艰苦卓绝的工程建设图片、一句句充满时代感的标语中完成洗礼，升起对历史的感動、对和平的珍视、对家国情怀的坚守。

2.重视陈列馆展陈

陈列馆以时间轴为线索，分为“816”由来、绝密“816”、建峰奋斗史三大展区，讲述了816核工程建设经历的急建、缓建、停建三个阶段，以现代设计、动态视频、历史文献、珍贵实物等多种形式，浓缩了这段共和国特殊时代的历史，设计者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和老物件，也设置了流金岁月老电影放映区，以期向社会公众展示工程建设者们当年开山凿洞的艰辛，展现他们的愚公移山精神。其间穿插了当年建设者的小故事，让参观者体会到在艰苦的条件下，建设者们义无反顾地从全国各地来到一穷二白之地，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英雄气概抢建816核工程的三线精神。陈列馆并未在停建后叙述戛然而止，而是继续讲述停建后建峰集团军转民艰难创业之路。陈列馆这个版块通过图文展示了让人动容的两代“816”人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

陈列馆展陈可以使参观者充分感受到：以816核工程为代表的三线精神是在爱国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和共产党领导下孕育形成的思想意识，是两代816核工程建设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和言行，是民族精神、奋斗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浸润式文化之旅中，参观者达成了情感升华，实现了价值认同。

3.注重营造时代意象

816小镇改造中尤为注重通过空间场所和文化符号营造时代意象。

第一，重视空间场所分类打造。816核工程具有三线建设时期特色建筑40余栋，红砖楼、青砖楼、石头楼建筑造型独特，具有那个时代的鲜明建筑印记。816核工程在改造中将建筑分类型打造，力图重叙当年故事，重现空间场所记忆。

第一、二类建筑改造特点是充分尊重旧有建筑，尽可能地保持原貌，保留时代记忆符号。烟囱、食堂、公厕这类建筑符号扮演了情感支点的角色，具有强烈的年代代入感，让参观者仿佛置身于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最能唤起生动的记忆。第三类建筑改造特点是小尺度空间、功能改造。改造重在维护原貌基础上使用微更新方式进行局部空间、功能改造。如曾经的食堂兼礼堂、舞台演出厅的石头楼被改造为“芳华大礼堂”，目前这里是党员活动学习基地和国防安全教育基地主会场。第四类建筑改造特点是在原有结构及物件再利用的同时，增加异质元素。例如曾经的工厂办公楼在保留原本布局的基础上，改造成民宿，民宿保留了办公楼外墙和原有屋面结构，也扩建了新的玻璃体块，满足了采光、通风及空间划分要求的同时，又保留了历史厚重感。

第二，重视文化符号的使用。“标语口号、报纸条幅”等“文字符号”形式是社会记忆流传的主要方式。进入816小镇，“愚公移山、人定胜天”“雷厉风行、永争第一”“排除万难、争取胜利”“浪费是可耻的”等这些具有年代感的文字符号随处可见。另一个核心符号就是“隧道”，设计者提取核工程洞体元素，有意修建了“隧道”，还原当年6万建设者开山凿洞的场景，让参观者在局促的空间里行走，感到身体受限的同时，让“816”人半个世纪以来的奋斗、执着、悲伤、苦难都在想象中立体了起来，心灵上生起一股对建设者的崇敬之情。

在整个改造中，816小镇营造出了时代意象，让参观者身在其间获得更好的浸润式红色文化之旅，进而激发对红色年代的美好向往，实现记忆的再生。

4.注重文化与自然融合

816小镇改造一方面重视建筑与自然共生，例如设计者拆掉正对陈列馆的中间厂房，取掉所有墙体，只保留了钢铁骨架，打通了之前闭塞的格局，设计成“水池”，水池形成天然的镜面，倒映出整个机械加工厂建筑群，和天地、树木、建筑形成独特的天光景象，激发参观者思考那一代人从不问“值不值得”的牺牲精神之于我们的意义。再如星光草坪上已过古稀之年的山楂树，有着遒劲有力的枝干，尽显自然之美之余，被赋予丰富的意义与情感。山楂树象征着纯真、爱情、希望，寄托了“816”开拓者和继承者渴望守护故乡家园的相同意象。而这些意义与情感依恋、认同又会对体验自然的实践产生反馈作用，人性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能激活年轻人的情感共鸣。通过情感共鸣连接了过去与现在，从而实现价值的认同。

另一方面，816小镇注重文化与艺术创造的融合，进而调动参观者尤其是年轻人的认同感。例如，星光书院白墙上手写的诗歌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和与众不同的视觉特征，这就营造了一种休闲与轻松的氛围，让现代都市人在其中暂时忘却工作的烦恼、生活的压力。同时，也促使身处和平时代的人们感恩那个时代甘愿牺牲自我、奉献青春的建设者。

从上述分析可见，816小镇通过营造场所精神，沟通了过去与现在，凸显了该厂区的价值，避免了有壳无核，遗产的空心化、虚无化现象。并通过影像、实物、场景将工业历史与现代审美观念有机融合，引发参观者情感共鸣，实现了文化价值的认同。

结语

“过去的遗产不经过现在便不能走向未来。正是现在的事物改变了过去的事物，并往往会赋予后者以一种形式使它成为未来的事物。”B36三线工业遗产是工业遗产的一种特殊类型，在我国工业遗产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三线工业遗产是三线建设历史的见证，在改造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传递三线建设的精神价值。第一，探寻三线建设时期孕育的文化和精神，将珍贵的遗产及精神普惠后世是一个民族的责任和使命，也是寻找大国立足根本的重要途径。“心有所信，方能行远”，倡导家国情怀、坚守理想与信念是三线企业产生凝聚力的重要精神力量，三线工业遗产改造凸显这一精神力量，有利于重构社会记忆，有助于形成时代共情能力;第二，“三线精神”已被列为新时代大力弘扬的民族精神、奋斗精神。三线精神是三线建设者胸怀崇高理想、为国家无私奉献的思想和精神境界的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进行正能量的传递，弘扬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精神。中国精神不是空洞的口号，依托有血有肉、生动形象的时代人物故事，才会变得更加立体丰满。

通过对816核工程工业遗产改造实例分析可见，三线工业遗产改造實现记忆再生有两重维度：一方面需要重视三线精神的内核提取，进而传递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三线工业遗产改造必须高度重视记忆的传递功能、选择特征，记忆框架要紧紧把握住记忆建构的“凸显”与“遮蔽”功能，有选择性地将时代血液注入记忆中，以此规避记忆的遗忘性和多元文化的冲击，正如杜赞奇所说，“我们在用一只手把握住过去的散失的同时，也要用另一只手把握住过去的传承的现实。”B37另一方面，三线工业遗产改造需要重视记忆再生实践路径——通过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改造，营造场所精神，激活人们的情感，让参观者在场所中产生情感共振，进而实现文化价值认同，达到记忆的复现和再生。

①⑩《工业遗产之下塔吉尔宪章》，《建筑创作》2006年第8期。

②B11B12《无锡建议——注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建筑创作》2006年第8期。

③范晓君：《双重属性视角下的工业地遗产化研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1页。

④徐拥军：《我国工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问题和对策》，《学术论坛》2016年第11期。

⑤艾智科：《文化何在——中国工业遗产保护的反思》，《东南文化》2019年第3期。

⑥参见吕建昌：《三线工业遗产概念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⑦徐有威：《2019年三线建设研究述评》，《三峡论坛》2020年第3期;冯明、吴运江：《“记忆与遗产：三线建设研究”高峰论坛综述》，《三峡论坛》2020年第3期;吕建昌：《机遇与挑战：中国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现状与思考》，《当代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聚焦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36-140页。

⑧徐嵩龄：《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意义：基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价值认知》，《东南文化》2020年第1期;吕建昌：《现状与研究对策：聚焦于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东南文化》2019年第3期。

⑨李勤、尹志洲、程伟：《大三线建设下的军工企业工业遗产再生重构研究》，《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19年第6期;刘建成、肖林芝：《四川广安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19年第9期;王毅：《重庆地区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改造与利用——以天兴仪表厂为例》，《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11期等。

B13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0页。

B14B15B22B23B32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3、25、40页。

B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页。

B17谭刚毅：《基于工业考古学的三线建设遗产研究》，《时代建筑》2019年第6期。

B18郭景萍：《社会记忆：一种社会再生产的情感力量》，《学习与实践》2006年第10期。

B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

B20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的通知》，2018年7月31日，http：//www.wenming.cn/bwzx/jj/201807/t20180731_4779502.shtml，2021年3月2日。

B21周洪双：《讲好三线建设故事传承弘扬“三线精神”》，《光明日报》2018年12月19日，第5版。

B24B26B27B28B33诺伯舒兹：《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施植明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17、19、19、21页。

B25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69页。

B29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第4页。

B30张位中：《国内古城镇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模式研究——基于文化空间与场所精神理论》，《城市发展研究》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