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世河 插图/波西

一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大姐在我们家一直都是不怎么受待见的，为首的就是爷爷。

想必是两代单传的缘故，爷爷重男轻女的思想特别严重。而作为长子的父亲，第一胎就是个女娃，便让爷爷大失所望，偏偏大姐生下来又是先天性唇裂。

于是，全家人都苦着脸，唉声叹气。直到五年后母亲生下了大哥，笼罩在家里的这团阴云才被驱散。然而，大人们这种拨云见日的喜悦却没能给大姐带来丝毫的福泽，反而越发加重了对她的不待见。

先是上学这件事，因为要照看弟弟，大姐虽已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却迟迟不想让她去上。直到九岁那年，我的一个当小学老师的堂姑找上门来跟父母做了一次长谈后，他们这才勉强同意。

可是新的困惑又紧随而至。由于大姐嘴上的残疾常常招来同学们的嬉笑，这让她十分自卑，而至渐渐萌生了退学的念头，隔三差五就赖在家里，不肯去学校。

这时，堂姑又一次找上门来对我的父母说：“哥、嫂，依我看，趁着孩子还小，就赶紧到医院去给她做个手术吧！知道你们手头紧，这不，我刚发了两个月的工资，你们先拿着，不够，咱再想办法。”

见堂姑已把事儿做到这个份上，做父母的还能说什么。几天后，他们就卖掉了那头老母猪，领着大姐去了省城。

手术非常成功，除了留下点疤痕，如果不仔细听，大姐说话已和正常人没啥两样。大姐终于以一个正常孩子的姿态，又高高兴兴地重新坐回到了学校的板凳上。

可是好景不长，随着二姐的出生，大姐的求学之路又一次戛然而止。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农民还在靠工分吃饭。彼时爷爷奶奶年事已高，而大哥和二姐尚年幼，家里只有父亲和母亲这两个整劳力可以出工。所以，看孩子的活儿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大姐肩上，而至十三岁的大姐小学尚未读完，就不得不辍学回家照看妹妹。

五年后，好不容易盼着二姐也上了学，可这时我又如期而至。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的大姐又责无旁贷地担起了照看我的重任，这一担又是五年。

而十年里，大姐并不是每天只照看好二姐和我就万事大吉了，除了做饭，还有一项更大的“工程”，那就是给一家老小做鞋，就是那种鞋底布满密密麻麻针脚的“千层底”。

我最得意的就是跟着大姐去河边割猪草。记得每次她都将竹筐装得满满，再使劲往下摁，好腾出地儿来让我稳稳地坐在上边，然后背我回家。

骑在大姐的背上，每次我都不老实，不是紧勒大姐的脖子，就是使劲拽她的辫子。偶尔大姐也会急眼，只一句：“再不老实，以后不带你出来了！”我便立马收手，生怕大姐一生气真的把我自己锁到家里。

那段日子，也是我儿时记忆里最快乐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原以为大姐会这样一直背着我一天天地快乐下去，可是有一天我们家突然来了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男人，之后，大姐以及我和大姐之间的那种快乐与美好便被这个男人生生地夺走了。

二

大姐出嫁那年，我刚刚六岁。后来才知道，那个满脸络腮胡子的男人，我得叫他姐夫。姐夫长相凶悍，心眼儿却并不坏，尤其对大姐一百分的好。只是家里很穷，还比大姐大了整整十岁。

出嫁那天，第一次穿了一身红衣服的大姐格外好看，她一直攥着我的手不肯撒开，眼里网着泪。直到走出院门，来到络腮胡子那驾迎亲的马车前才慢慢松开，然后弯下腰脸对脸地叮嘱我：“以后要听爹娘的话，好好上学，过一阵儿，大姐就来看你。”说完，大姐猛一转身，一步就跨上了那驾马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呆呆地望着那辆马车越来越远，我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

其实大姐的家并不算远，就在十几里外一个叫梨树屯的村上。不知为什么，梨树屯却没有梨树，倒有很大的一片苹果园。大姐家就有十几棵，这也是他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姐夫的手挺巧，除了会侍弄果树，还会理发，于是每隔一个月我就会去一趟大姐家，一是剪头发，再就是为了解解馋。彼时家里的日子虽不至于挨饿，但餐桌上还是粗粮咸菜唱主角，一年到头鲜有白面吃。可只要到了大姐家，每回她都能变戏法似的弄来一瓢白面，或擀面条，或烙油饼，尤其大姐烙的油饼，外焦里嫩，又香又酥，我总也吃不够。

只是那些年不知为什么，父母几乎从未去过大姐的家，每逢家里有什么比较重大的事件，比如奶奶生病、大哥订婚等，也极少通知大姐。好像嫁出去的大姐俨然成了我们这个家的编外人员，有她五八，没她四十。而大姐除了逢年过节，也极少回娘家来，但只要回娘家，大姐必去看一个人，那就是家在邻村的堂姑。大姐说，堂姑是她的恩人。

直到我上初二那年，因为大哥的一件事情，父母对大姐的态度才开始有所转变。

当年尽管父母勒紧了腰带，用牙缝里省下的钱将大哥供到了高中毕业，可最后还是名落孙山。彼时农村里的高中生倘若考不上大学，那命运其实与文盲没啥两样，照样顶着满头的高粱花子耪大锄。大哥虽心有不甘，却也只好认命，包括婚姻。

那个夏天就是说好要娶大嫂进门的。可大嫂的娘家提出了一个硬性条件，必须要我们盖三间新瓦房，否则婚事免谈。这可把父母给愁住了，因为那几年奶奶常年吃药，加上三个孩子上学，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积蓄。母亲硬着头皮借了几家，可那年头大家的状况都半斤八两，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全家人正愁闷着，正好让回娘家看望奶奶的大姐撞了个正着。

刚开始父母还吞吞吐吐不想说，无奈大姐问得急，只好道出原委。随后又对大姐说：“其实给你说了也没用，我们知道你也是帮不上的。”

“谁说帮不上？不过我得回去跟我们家那口子商量商量。”大姐撂下这句话，转身就回了她家。

次日一大早，大姐就来了，一进屋便将手里的黑提包打开，掏出厚厚的一沓钱递给了母亲。

母亲接钱的手有些迟疑，最后是大姐硬塞给了她。当时我正好看见，母亲手捧着那沓钱，张了张嘴，却没能说出话来，只是眼圈红红的。

后来我才知道，大姐那些钱已经辛辛苦苦攒了好几年，原本也是准备要翻盖新屋的，可是当父亲一再表示拒绝这笔钱时，大姐却很坚定地说：“还是大弟娶媳妇这件事大，我们就再将就几年吧。”

于是，父母就用那笔钱给大哥盖起了三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然后欢天喜地地将大嫂娶进了家门。

而我却很是心疼大姐，因为我们家只有我最知道她那些钱到底是怎么攒下的。大姐家十几棵果树每年大约都有几千斤果子的收成，可是我每次去她家，看到他们一家大小吃的却都是那种已经烂掉一部分然后被大姐削得奇形怪状的苹果，因为好的要留着换钱。

三

许是沾了大哥的喜气，反正自打大嫂进门，我们家的运气便慢慢好转起来。先是大哥，实在不甘心就这样像父辈那样继续过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和大嫂一商量，便毅然离开老家去省城闯世界去了。有了点积蓄后，便租下一处门面卖粮油，就这样越干越大，眼下早已在省城买房定居了。

接着就是二姐，不但顺利考上大学，而且还是省内的一所名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与同是大学老师的姐夫结婚生子，自然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城里人。

再就是我，高三那年突然心血来潮说什么也要当兵，于是不惜放弃高考，义无反顾地投身军营。如今人到中年的我也已转业到了这个靠海的城市，虽终未腾达，却也衣食无忧。

而大姐虽然仍在农村，境况却早已今非昔比，不但住上了宽敞明亮的大瓦房，而且三个孩子也十分争气，相继考上了大学。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三年前，一向身体硬朗的母亲突患中风，虽抢救及时，但还是拴住了半边身子。而母亲的这一病倒，也彻底打乱了我们姐弟四个的生活。大哥、二姐都在省城，而我离老家更远，每天回去照料母亲，即便是轮流也很困难，可二老偏偏很犟，无论怎么劝说就是不肯离开自己的那个老窝。

我们仨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大姐，也只有她离父母最近，可谁也不好意思向大姐开这个口。最后还是二姐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因为姐弟四个中唯有大姐没工作，所以母亲治病所需的所有开支不让大姐负担。第二，我们仨每人每月再另外拿出一千块钱，让大姐来照料母亲，反正大姐闲着也是闲着，这也算是她的一笔收入吧！

等我们仨把这个想法说与大姐时，没想到大姐只稍稍犹豫了一会，随后便爽快答应了。只是大姐十分坚定地补充了一句：“孩子都是父母一样生养，治病的钱我一分也不能少拿。”

就这样，母亲在炕上一躺就是三年，大姐也几乎一天不落地伺候了三年。在大姐的精心照料下，三年中母亲的身上不但没留下一点点的褥疮，而且我们每次回家掀开母亲的被窝，居然都闻不到丁点儿的异味。可是如此悉心地照料，终也未能留住母亲的生命。三年后，母亲还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处理完母亲的后事，因为父亲依然不肯离开老屋跟我们去城里，所以我们仨还是要各回各地。临行那天，大姐把我们都喊过去，然后自己爬上炕头，从小墙柜里搬出了一个小盒子。

等大姐小心翼翼地打开后，我们都惊呆了，原来竟是厚厚的三沓钞票！

见我们都一脸诧异，大姐这才对我们说：“这是你们仨这三年给我的工资，每月三千，正好是三个三万六，一分不少，现在你们都给我拿回去。我长这么大就从没听说过，儿女伺候自己亲生的娘还要工资的。”

“那你——当初为什么——还答应得那么痛快？”我怯怯地问道。

大姐哈哈一笑，说：“当初我要不答应，你们心里能得劲儿吗？再说，我要不先接下这笔钱，你们也不能安心上班呀！”

一席话，直说的我们仨都落了泪。

随后我们异口同声地对大姐说：“这笔钱就算弟弟妹妹孝敬你的，你就留着养老吧。”

“你们的心意大姐心领了，我养老，有他们仨呢！还轮不到你们。你们今天要不拿走这钱，以后就别叫我大姐了。”

见大姐真的急了，我们只好听话。临别时，大姐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等我们仨都上了车，她还是站在那里迟迟不肯转身，我们又纷纷把头探出窗外，蓦然发现，午后的阳光下，已经略显老态的大姐在那里频频挥手的样子，像极了我们的母亲，很像，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