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晓晨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新出土文献的史料价值之一，即是可结合传世文献与相关记载相互印证，进一步丰富史事。京兆韦氏为中古时期关中著姓之一，其中，南皮公房出过唐玄宗、肃宗时期的宰相韦见素。《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收录了数方出土于今西北大学长安校区的唐代京兆韦氏南皮公房墓志。本文以韦维、韦虚心墓志为中心，尝试理清该房主要人物的家族成员、仕宦经历，并对涉及的一些内容进行讨论(1)《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出版于2016年，故在此之前的隋唐京兆韦氏南皮公房的研究未能参考该书收录的墓志，如王伟《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西北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孟祥娟《隋唐京兆韦氏家族文学论考》，吉林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746-756页，第二版(2018版)未能采纳自1998年初版以来新发表的碑志等。吸收最新墓志的研究有张忱石《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补考》，中华书局2018年版；李健超《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出土唐韦虚心墓志——兼谈唐拨换城西通中亚、西亚的交通枢纽地位》，载于《华夏文化》2018年第1期等。，以期对前贤观点做一修正和补充。不当之处，请不吝赐教。

一、南皮公房家族成员考

纪传体史书作为了解古代人物生平最直接的文献，记述家族世系是其必备的内容之一，但由于各种原因，本传时常没有完整记录家庭成员的情况。就两《唐书》而言，这种现象也存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以下简称《世系表》)记载的家族成员相较于本传已经丰富许多，但也并非没有遗漏。京兆韦氏南皮公房的韦瓒、韦知人、韦纵等诸子情况，诸书及碑志记载各有详略，略显混乱，尽可能地复原其家族世系是首先应解决的问题。

南皮公房作为京兆韦氏的分支之一，来源于后周韦景略之子韦瓒的爵位“南皮县开国伯”，又称“南皮县伯”。据《世系表》，韦景略生韦瓒，韦瓒有叔谐、季武、叔谦、季贞四子[1]3099。四子的长幼次序，诸书及碑志记载互有异同。

先看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唐代宗、德宗时期，杜佑《通典》载：

故事，叔父兄弟不许同省为郎官，格令不载，亦无正敕。贞观二年十一月，韦叔谦除刑部员外郎；三年四月，韦季武除主爵郎中；其年七月，韦叔谐除库部郎中。太宗谓曰：“知卿兄弟并在尚书省，故授卿此官，欲成一家之美。无辞，稍屈阶资。”其后同省者甚多。[2]

家族成员同朝为官，象征着家族的兴盛与荣耀，因而隋唐时期多传为美谈。唐太宗成人之美，使得叔谐兄弟三人皆在尚书省做官。据《通典》，叔谦、季武、叔谐三人长幼次序尚不明确。《唐会要·尚书省》也有相同记载(2)王溥《唐会要》卷57《尚书省诸司上》，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985页。又牛继清《唐会要校注》该条校勘记指出有版本“韦叔谦”作“韦叔谨”，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第837页。今按，当以韦叔谦为确。。

唐代宗时期，独孤及《毘陵集》收有《唐故朝议大夫申王府司马上柱国赠太常卿韦公神道碑铭并序》(以下简称《韦缜神道碑》)，碑文同样记载了三人同在尚书省为官的事：“南皮公(瓒)生三子皆才，同时为郎。长曰季武，实居主爵；次曰叔谐，典司库部；季曰叔谦，历吏部考功。时人号为三列宿。”[3]据《韦缜神道碑》，韦缜乃韦叔谦之孙、韦知人之次子，且明确说韦瓒有三子，长幼次序为季武、叔谐、叔谦。清编《全唐文》也收录此碑文，内容相同[4]3970。

北宋初的类书《文苑英华》收有孙逖撰写的《东都留守韦虚心神道碑》(以下简称《韦虚心神道碑》)：“公(韦虚心)曾祖叔谦，事太宗为考功郎中，与兄叔谐季武同在郎署，时人谓三列宿。”[5]4831据《韦虚心神道碑》，韦虚心乃韦知人之孙、韦维之子，其曾祖叔谐、季武两人长幼关系不明确，但皆较叔谦为长。《韦虚心神道碑》也收录在《全唐文》[4]3179，与《文苑英华》记载相同。再看《新唐书》：(韦凑)祖叔谐，贞观中为库部郎中，与弟吏部郎中叔谦、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时号“三列宿”[1]4264。据《新唐书·韦凑传》兄弟关系的描述，三人长幼次序为季武、叔谐、叔谦。《新唐书·韦凑传》与《世系表》相较，季武、叔谐次序不同，叔谦为三人最幼相同，与《韦缜神道碑》记载次序相同，《韦虚心神道碑》也记载叔谦为三人最幼。

再看出土文献的记载。《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行右庶子上柱国南皮县开国男韦公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韦维墓志》)记载：“(叔谦)与兄库部郎中叔谐、弟主爵郎中季武同在省闼，俱有盛名。”[6]147据《韦维墓志》，韦维乃韦叔谦之孙、韦知人之子，且明确记载了叔谦兄为叔谐、弟为季武，三人长幼次序为叔谐、叔谦、季武，与《世系表》《韦缜神道碑》《新唐书·韦凑传》皆不同。《大唐故工部尚书东都留守上柱国南皮县开国子赠扬州大都督韦公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韦虚心墓志》)记载：“贞观初，群龙满庭，多士在位，时公曾伯祖叔谐、季武俱为郎中，列宿萃于一门，光辉瑛乎七叶……”[6]177《韦虚心墓志》的记载与前引《韦虚心神道碑》大略相同，其曾伯祖为叔谐、季武，两人长幼关系不明确，但皆较叔谦为长。

以上传世文献与碑志关于叔谦、叔谐、季武长幼关系的记载不免让人眼花缭乱。综合以上记载，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同是《新唐书》，《世系表》与《韦凑传》的记载不同。众所周知，《新唐书》成于众手。其中，世系诸表由“学长于史”“又通谱学”的吕夏卿负责[7]。赵超先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以下简称《世系表集校》)的前言，指出前人对《宰相世系表》存在的问题，包括世次舛误、名字伪误、官爵与文献记载不符、兄弟雁序混淆颠倒等[8]前言4-5。这样也就理解虽然是同书，也可能对同一记载前后矛盾。第二，从墓志的撰写人来看，大多为逝者亲属、故交。《韦维墓志》由韦维女婿崔日用撰写，崔日用活跃在唐中宗时期，前后参与唐玄宗讨平韦后、太平公主的谋议，并于玄宗初年担任过宰相。《韦虚心墓志》由韦虚心外甥崔宗之撰写，崔宗之正是崔日用之子。按常理讲，这样的亲属关系，在记述先祖世系时不应有误，但从上引记载来看，即使《韦虚心墓志》言叔谐、季武次序不明确，但幼子为叔谦与《韦维墓志》记载幼子为季武也是矛盾的，此点尤令人费解。

《韦虚心神道碑》的撰者为孙逖，其人不仅典选有名望，也是玄宗时期著名的撰写制诰的高手。碑文开篇言“夫作《春秋》者，必见于行事；论将帅者，盖知其为人。余为郎时，南皮公实掌小司马之职，接武官次，亟闻话言，故思其人，询其事可知而见之矣。”[5]4830碑文言孙逖任郎官时(3)据劳格、赵钺著，徐敏霞、王桂珍点校《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中华书局1992年版，孙逖此处郎官可能指吏部郎中或考功员外郎，第126、503页。，韦虚心任“小司马”，即兵部侍郎，两人同在尚书省做官。孙逖以同僚的身份为韦虚心撰写神道碑。又两《唐书》皆言其与崔日用有交情[9]5043，[1]5760，或许也是孙逖承担神道碑撰写的原因之一。

独孤及为韦缜撰写神道碑的原因尚不清楚。赵超先生据《韦缜神道碑》的记载否定《世系表》，认为韦瓒仅三子，无季贞，长幼次序为季武、叔谐、叔谦[8]747。笔者以为，似应以《韦维墓志》为准，主要有以下两点考虑：第一，目前韦知人诸子的记载中，韦维确定是长子，《韦维墓志》的撰者崔日用为其女婿，志文成书较诸记载为早，故其记载较为可信。《韦缜神道碑》不言韦缜享年、妻元氏卒年与享年、夫妇合葬时间等信息，反而对韦缜诸子仕宦记载详细，又言宝应二年(763)赠官事，足见成文于宝应二年以后。由此可见，《韦缜神道碑》乃代宗时期追述先祖世系，较之开元六年(718)成文的《韦维墓志》已过去四十余年，碑文的真实性自然不如《韦维墓志》。又碑文言韦缜为韦知人“仲子”，与其他记载亦不相符。第二，按照古人孟仲叔季的雁序习惯(4)参见欧阳宗书《字辈——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一种礼制》，载于《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亦可见周裕锴《谈名道字——中国古人名字中的语言文化现象考察》，载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季武应在叔谐、叔谦之后。简言之，三人的长幼次序应为叔谐、叔谦、季武。

韦维子嗣情况，两《唐书》简传与《世系表》皆言有韦虚心与弟韦虚舟，《韦维墓志》言“有子虚心、虚舟等”，“等”究竟表示尚有其他子嗣，或只是习惯用语不得而知。韦虚心子嗣除《世系表》记载的韦有方外，尚有韦有邻，见于《大唐故左千牛韦君墓志铭并序》[6]167(以下简称《韦有邻墓志》)。

二、南皮公房主要人物仕宦考

上文结合出土墓志，主要对南皮公房韦瓒、韦知人诸子世系进行了讨论，本节侧重讨论韦瓒、韦叔谦、韦知人、韦维、韦虚心五世的仕宦经历。

《韦维墓志》记载曾祖韦瓒历隋仓部侍郎、尚书右丞、司农卿，与《韦虚受墓志》记载相同。《韦虚心墓志》记载为“周仓部侍郎”。据《唐六典》，“隋初置仓部侍郎”[10]，则“周”应误。《韦鹏墓志》与《唐太原节度使韦凑神道碑》[4]1067(以下简称《韦凑神道碑》)记载为“司农少卿”，与诸志相异，似“少”为衍字。韦叔谦历唐吏部员外郎、考功郎中，《韦维墓志》《韦虚心墓志》《韦鹏墓志》《韦通理墓志》《韦虚受墓志》记载一致。

韦知人在《新唐书》中有简传，所记载履历比诸墓志追溯先祖仕宦详细，但仍非完整。《韦维墓志》记载有“库部员外郎、判司戎大夫”，而《新传》与其余墓志皆言“司库员外郎”。“库部员外郎”与“司库员外郎”所指虽相同，但从与其并列的“司戎大夫”着眼看，韦知人任官时应处在唐高宗职官改名时期，故应以“司库员外郎”为恰当。除《韦维墓志》外，其余墓志皆言“赠职方郎中”，此为《新传》所无。

两《唐书》皆有韦维的简传[9]3147，[1]4270，结合《韦维墓志》，其仕宦经历如下：进士——制举——陵州贵平尉——雍州武功主簿——盐州五原主簿——阆州晋安县丞——加朝散大夫——资州内江县令——大理司直——大理寺丞——户部员外郎——户部郎中——坊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封南皮县男——陕王府司马——京兆少尹——右庶子(划线的为两《唐书》有记载的)。

韦维的爵位，《韦虚心墓志》为“南皮县开国子”，《世系表》为“南皮县公”，姑以《韦维墓志》“南皮县男”为准。韦维的末任官，《旧传》与《韦虚心神道碑》为“左庶子”，姑以《韦维墓志》《新传》《世系表》“右庶子”为准。此外，《韦虚心墓志》与《韦虚心神道碑》皆言韦维“赠绛州刺史”，可作补缺。

据《韦维墓志》所展现的官宦生涯，大致有五个重要节点：其一，他在进士及第后，通过参加制举，获得县尉的基层文官。前贤的研究表明，进士出身之后制举登科，可避免守选，直接授官[11]。其二，韦维在第一次铨选中，获得吏部侍郎刘奇贤的赏识，授官武功县主簿。武功县为畿县，是京兆府所领二十县之一，其政治影响较之起家官剑南道的普通上县县尉而言提升了一大步。其三，逢唐中宗被废，唐睿宗即位，武则天总政，扬州徐敬业起兵，墓志言“会杨府有故，坐缘亲累，左迁盐州五原主簿”，亦即《新传》所言“坐徐敬业亲”。受徐敬业起兵的影响，韦维之后多年辗转于上、中县级别的主簿、县丞、县令。其四，神龙初，正值周唐革新，韦维授官大理司直，再次入京做官。以此为转机，步步升迁，最高至坊州刺史，最辉煌的当是京兆少尹。其五，由京兆少尹迁至太子右庶子，颇具优待老臣之意，韦维也临近致仕。纵观这些节点，徐敬业起兵、周唐革新对韦维的政治生命影响尤剧。

两《唐书》皆有韦虚心简传[9]3147，[1]4271，结合《韦虚心神道碑》《韦虚心墓志》，其仕宦经历如下：明经——岐州参军事——蒲州司户——大理司直——侍御史、内供奉——朔方节度判官、摄侍御史——大理寺丞——仓部员外郎——右司员外郎——户部郎中——兵部郎中——右司郎中——御史中丞、加朝散大夫兼都畿按察使、南皮县子——歙州刺史——曹州刺史——荆州长史、入朝分掌选事——尚书右丞——尚书左丞——兵部侍郎——潞州都督府长史——扬州都督府长史——太原尹、兼河东道采访使——大理卿——工部尚书兼东都留守(划线的为两《唐书》有记载的)。

两《唐书》记载，神龙年间韦虚心按大狱，仆射窦怀贞、侍中刘幽求意欲宽假，韦虚心刚正不阿。检阅史籍，窦怀贞任仆射、刘幽求任侍中，两者同时在位仅在唐睿宗延和元年(712)，此处“神龙”当误(5)孟祥娟《隋唐京兆韦氏家族文学论考》，吉林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认为韦虚心任大理寺丞在中宗睿宗时期，第132页。。《旧传》言历官“荆扬潞长史”，正确顺序应从《韦虚心墓志》，《新传》与墓志相同。韦虚心的末任官以工部尚书兼东都留守，《旧传》作“户部尚书”，严耕望先生曾考证应以工部尚书为确[12]，此据墓志又增一旁证。《旧传》言享年“六十七”，墓志为“六十六”；《新传》言谥号为“正”，墓志与碑文为“贞”，姑以后者为准。

物换星移，韦虚心的仕宦经历较其父韦维丰富，但也不乏曲折。兹以《韦虚心墓志》为中心略加讨论。就入仕起点而言，韦虚心“长安中明经擢第，解褐岐州参军事”(6)李明、刘呆运、李举纲主编《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第177-179页，本段及下段引《韦虚心墓志》不再出注。，不同于其父制举登科后直接授县尉。事实上，两种释褐情况在唐代都十分常见。韦虚心的第三任官为大理司直，自此展开京官生涯。这期间，得到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唐休璟的赏识，出任节度判官，也受到上司御史大夫窦怀贞的嫉恨。韦虚心的第一次贬官，缘由即是“为时宰所恶”，所幸并无太大影响，仅改官为判仓部员外郎。墓志言“朝廷称屈”，不久又改官判右司员外郎。由此可推知韦虚心任职大理寺、御史台期间，他守正、不附回邪的品质得到了同僚的肯定。守丧后，韦虚心又历任兵部、右司郎中、御史中丞三种清官。任御史中丞期间兼都畿按察使，因“巡内有不法吏”，出为歙州刺史。继而迁荆州长史，《新传》所言荆州除乡豪事，墓志言之更详。其间入朝与苏颋等参掌选事，入选之人皆当时栋梁俊才(7)《通典》卷15《选举三》，“开元十三年，玄宗又以吏部选试不公，乃置十铨试人。(原注：礼部尚书苏颋，刑部尚书韦抗，工部尚书卢从愿，右常侍徐坚，御史中丞宇文融，朝集使、蒲州刺史崔琳，魏州刺史崔沔，荆州长史韦虚心，郑州刺史贾曾，怀州刺史王丘，各掌其一……”第366页。。或凭此机缘，韦虚心得到宇文融等人的赏识，“奏公韦天下表式”，再次入京做官，历尚书右丞、左丞、兵部侍郎三种清望官。开元二十年(732)，唐玄宗幸太原之际[9]198，又任命韦虚心为潞州都督府长史。政绩卓越，恩赐“金章紫绶”，又转任扬州长史、太原尹等。

韦虚心似乎与大理寺有着不解之缘，晚年征任大理卿。数十年的宦海浮沉，韦虚心依然保持着初任大理寺时的刚正不阿，墓志言“公审刑章、持狱案，虽有董石之势，中人之托，确乎不拔，莫敢动摇，真可谓王臣之体矣”。但终究不容于当权派，拜工部尚书兼东都留守(8)学界对工部尚书兼东都留守的研究，参见严耕望《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程存洁《唐代东都留守考》，收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三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123页等。。这是韦虚心最后一任的迁转，志文提及的“董石之势”“中人之托”，一方面反衬出韦虚心的恪尽职守，另一方面也象征统治阶层的腐朽势力已经具备相当的权势，“开元之治”的光辉正在逐步消退。韦瓒至韦虚心五世的主要仕宦已如上述。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几乎都做官至五品以上，且多居清官，在世人的舆论中，前有“三列宿”，后有“郎官家”[9]3147，足见京兆韦氏是隋唐时期典型的官宦世家。韦维、韦虚心的仕宦经历，亦可看出家学孕育出的先天优势，使他们在科举制度中脱颖而出，再凭借个人的机遇，使得南皮公房在唐代政治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政治环境也深刻影响着两人的仕途，纵使是关中著姓，仍不免受到政治局势的影响。

三、韦虚心相关事迹考

两《唐书》韦虚心的记载与其墓志、神道碑尚有两事记载不同，欲再作探讨。两《唐书》皆言韦虚心“举孝廉”，《韦虚心墓志》言其“长安中明经擢第”，两者之差该如何解释？检阅《册府元龟·贡举部·科目》，长安年间并无孝廉科，则列传所言“举孝廉”并非制科，当属常科。龚延明先生曾指出孝廉科自唐初以来，断断续续举行，贞观以后至宝应前，孝廉登科不绝其人，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已有明经比作孝廉的说法[13]。墓志撰于天宝元年，正处于该时期。又《韦虚心神道碑》言其“介然独立，异于诸生，国子博士范颐尝与均礼，考功员外郎李回秀擢以高第”[5]4830，表明韦虚心参加科举前曾是国学生。

前文讨论韦虚心仕宦经历主要以《韦虚心墓志》为中心而不是《韦虚心神道碑》，原因在于碑文叙述仕宦的行文多采取概括总结的方式，不如志文叙述有条理。但志文的叙事，也有时间线索模糊不清的地方，例如：

寻授大理司直。时右仆射唐公休璟有事朔方，大开幕府，……奏公为节度判官，仍摄侍御史。……迁大理寺丞。时安西拨换城，敢为奸回，草窃边鄙，有司逯捕，多陷平人。公乃歼厥渠魁，余尽原遣。……迁侍御史、内供奉，有鲍昱之守正、孔霸之远权。时大夫窦怀贞蓄缩自贤，蘧蒢好佞，内倚盖主，外交上官……[6]177

志文以“时”字开头(划线部分)，分别讲述三件事，属插叙手法叙事，时间模糊。事件一，韦虚心任职唐休璟朔方道行军总管节度判官，据《旧唐书·唐休璟传》与《资治通鉴》应为“景云元年”事(9)《旧唐书》卷93《唐休璟传》，第2980页；《资治通鉴》卷210睿宗景云元年九月条，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774页；《新唐书》卷111《唐休璟传》，言“景云初”第4150页。；事件二，韦虚心处理安西拨换城叛乱，两《唐书》与《韦虚心神道碑》的表述颇为异样，《旧唐书》本传言“西域羌胡叛”[9]3147、《新唐书》本传言“羌叛”[1]4271、《韦虚心神道碑》言“羌胡或谋背诞”[5]4831，三者所指实是同一事；事件三，韦虚心被上司御史大夫嫉恨。窦怀贞在神龙二年、景龙、景云元年皆担任过御史大夫[14]，前后附会韦后与太平公主，皆属“内倚盖主”。但据“外交上官”的表述，似表明此时窦怀贞势力尚小，还需结交高官大官，而他在景云年间任御史大夫时已为侍中，似不再需要结交。这种推论若不误，则第三件事对应的时间为神龙二年或景龙年间。那么，事件二发生在何时？

《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序》推断韦虚心处理西域叛乱的时间在开元三年[6]序4，李健超先生进一步认为韦虚心处理叛乱时任职节度判官，并归功于玄宗青年的英武果敢[15]。笔者以为这些论点有待商榷：第一，没有任何直接的时间线索表明事件二发生在开元初；第二，主张发生在开元初的论点忽略了两《唐书》与《韦虚心神道碑》三者将此事系于“景龙中”的记载；第三，从职官职能角度讲，韦虚心处理叛乱的决策只可能在其任职大理寺期间，而不可能是任朔方节度判官期间；第四，韦虚心任节度判官时“仍摄侍御史”，其中“仍”字表明之前已是侍御史，与“迁侍御史”呼应，之后才迁大理寺丞。如是言之，三件事的时间先后应是：韦虚心任大理司直时处理了西域叛乱(事件二)；继而迁为侍御史，因刚正而不容于上司窦怀贞(事件三)；之后被唐休璟选为朔方行军节度判官，此时仍摄侍御史，之后迁大理寺丞(事件一)。前揭韦虚心仕宦经历的罗列即是本于此。

综上所述，南皮公房自隋至唐代宗一百多年里，代有像韦叔谦、韦知人、韦维、韦凑、韦虚心等人才出，尤其是出过韦见素这样安史之乱前后在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无可争议地成为当时的关中著姓。韦维、韦虚心因为有墓志出土，故而仕宦经历较为清晰。韦维入仕前期，因与徐敬业有关联，断送了大好前程，从而辗转于偏远的县级官吏，直到神龙初年“复出”。韦虚心晚年的遭遇，如实地反映出玄宗时期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与统一盛运下的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