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兰　刘慧

摘 要：近年来美国单方面退出一系列世界贸易协定，以长期贸易逆差为由对中国发起了持续的贸易限制和技术封锁，对其他多个国家采取单边贸易措施，给全球制造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在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内外交困，较难在原有国际产业链中以成本优势获取制造订单，而受制于技术创新，也很难获得产业链高端位置。借助孵化理论，提出我国制造业发展对策：以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为孵化源，推进中国制造2025先进领域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以完备高效的制造业协同创新体系为孵化器，借助领先优势进行产品设计与品牌创新;以知识产权保护和制造业融资等各项指引性政策为孵化温度，改善国内制造业营商环境。通过以上措施逐步嵌入全球价值链占优环节，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推动我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逆全球化;中国制造2025;价值链攀升

在近几年的逆全球化趋势中，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一方面将本国高成本生产制造环节转移至我国，试图长期占据产品设计和品牌营销等利润较高的环节;另一方面则通过所谓的贸易保护策略压制中国制造业的高端技术发展，以及各种收购兼并等方式抑制中国制造业品牌的崛起，从而获得制造业的长期比较优势。而从另一个角度，伴随着我国人力资本和土地成本的上升，越来越多的产业链将迁移到越南，柬埔寨等低成本区域，中国作为制造大国的地位遭遇严重地挑战。

伴随着“内忧”与“外患”，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关键在于克服目前制造业存在的短板，逐步形成具有核心技术和品牌优势的先进制造产业。在产业低端层面，作为中间商和转包商，将传统生产制造环节为主营业务的制造产业转移至成本较低地区。在产业高端层面，则在中国制造2025不断渗透到实体制造业的进程中，突破现有的成本、技术、品牌等条件约束，通过政府政策倡导、行业协会技术标准以及服务模式引导、企业主导参与等三位一体共同参与的制造业协同创新体系，以国家进出口贸易示范区为平台，实现信息化与产业化的深度融合，逐步提升在国际产业链条中的地位，从而逐步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

一、逆全球化趋势对我国制造业的影响

随着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提升，由美国发起的逆全球化浪潮逐渐席卷全球。自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日趋频繁，美国不仅多次提高从中国进口货物的关税，开展以保护本国贸易为名的各种贸易调查，通过技术封锁打击中国通信制造领域的领先企业，并在贸易谈判过程中不遵守谈判结果，弃信忘义。与此同时，美国单方面退出多个贸易协定，进一步加剧了逆全球化对全球制造业的影响。中美贸易关系进入新局面——单纯依靠WTO框架下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双方战略合作协定，已无法约束美国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野心。尽管短期内逆全球化浪潮将直接影响我国制造业的进出口规模，从长期看却为我国制造业全面布局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的时间窗口——借力于贸易摩擦对制造业的巨大冲击，逐步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符合未来科技发展趋势的高端制造行业，进一步提高制造业的国际竞爭力，逐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在严峻的外贸形势下才有机会获得更广阔的市场机会，而不至于由于技术劣势，始终“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位置。

二、我国制造业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困境

产业升级的概念最早由格里芬（1992）、施密茨（1995）以及汉弗莱（2004）等人在研究国际产业转移时提出：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生产成本的增加、劳动人口的减少以及生产技术的标准化，使生产过程中附加值较低的制造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将附加值较高地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保留在发达国家，形成全球价值链和生产网络。实际上就是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过程。格里芬（2001）特别强调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企业从出口加工到集成制造，再到贴牌生产与自主品牌，逐次提高其在全球供应链上的组织能力，从而使企业实现国际贸易和生产网络中竞争力的提高。劳尔（2001）指出一国出口结构优化实际上和技术密集度提升是一个螺旋动态过程：从初级产品到资源型产品——低技术产品——中技术产品——高技术产品，最终实现出口结构的比例优化。

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实际上是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的必然选择，中国通过成本优势成为美国的主要供货商。而美国近年来对于自身经济结构脱实向虚的局面感到担忧，不断提出“制造业回流”以及“再工业化”目标。从外贸摩擦的内在逻辑可以知悉，美国发动贸易战的主要目标是压制中国先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进而使美国长期垄断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价值链利润较高的环节，获得长远比较优势。我国制造业要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跃升，打破现有的价值链条，可以考虑两条路径：一是从贴牌生产到自主设计制造到自主品牌生产;二是当面临生产成本上升和原产地配额限制等外来冲击时，本地企业可以逐步建立自身的国际生产网络，从而变成中间商和转包商。通过中美贸易摩擦的内在逻辑来看，掣肘我国制造业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因素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制造业各类成本大幅增加

根据经济学人智库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以来，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首先是劳动者平均工资的快速增长，通过加权计算省级面板数据显示，2000年的人均工资为3.4元每小时，2012年增长到13元每小时，年均增幅高达11.9%。全国范围内整体劳动力成本每年以10%左右的增速上升，2008年制造业平均工资是2018年的3成左右。

土地成本方面，从可以观测的数据来看，2010年工业用地平均成本为66.53美元/平方米，2017年这一指标高达119.94美元/平方米，7年时间工业用地的价格从折合价格计算，累计增速高达80.27%。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和劳动是基本的投入要素，也是发展制造业的重要基础资源。随着这两项成本的不断上升，在国际价值链分工当中，我国逐步缺乏人口结构优势以及土地成本优势，这是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地位发起挑战的现实需求。

（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制造业融资难困局难解

货币信用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使制造型企业融资面临巨大困境，特别是中小制造企业。2018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财经金融学院等联合发布《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变革与金融科技前沿发展（白皮书）》报告指出：截至2016年底，全国工商注册登记的中小企业占全部注册企业总数的99%。但截至2017年末，国内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0.74万亿元，仅占银行贷款总余额的24.67%，还不到四分之一。中小微企业正规部门融资缺口接近14万亿元，融资缺口率达43%。此外，中国受融资约束的中小微企业总数达2300多万，微型和中小企业中受融资约束的比例分别为41%和42%，从事制造业的中小型民营企业面临严重的融资需求困境。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融资偏好等问题，信用供给方难以通过有效的手段和工具甄选优质的投资对象，造成资金堆积;另一方面由于制造业中的中小民营企业普遍缺乏信用担保，较难获取急需的发展资金。

从民营企业融资成本来看，制造行业内的民营企业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将受到“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中国近四年的贷款平均名义利率为5.6%，然而根据估算，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中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仅占20%，国有企业贷款主要来源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处于6%-7% 的低位，相比之下，民营企业综合融资利率高达14%，作为民营企业融资重要来源的民间融资利率高达20%。在我国民营企业融资成本高，也是限制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企业税收占比较高，营商环境不利长远发展

营商环境包括基础环境、企业运营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其中基础方面包括公用设施、通信网络、交通运输等。企业运营则包括项目审批流程、税收政策、贷款政策等，公共服务主要涉及创新与人才政策支持等内容。除了提到的货币传导机制不畅以外，从事制造业的民营企业整体营商环境并不理想。以企业税收负担为例，民营企业税收占企业利润的比重较高，不利于企业扩大再生产和研发投入的提高。2018年中国民营企业税收占企业利润的比重达64.9%，整体税负比重较高。在民营企业融资领域还存在上文提及的“规模”和“所有制”歧视，还涉及到政策公平、办事效率等多个维度的区别待遇。

（四）知识产权保护薄弱，成果商业化较难实现

逆全球化过程中另一重要方面即是知识产权问题。事实上，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比较优势基本都是通过知识产权的转让所获得的，包括航空航天技术、信息网络技术、芯片技术等。为了保持其长远的竞争优势，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就在全球范围内启动了国家层面级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将其作为对外贸易政策和国际间竞争的有效手段。在国际市场中约束贸易对手的新兴技术输入，借助知识产权的专有性获得垄断市场利润。美国此次在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就通过禁售令使中兴通讯与华为承受巨大损失。

与此同时，我国1982年才有第一部知识产权法律《商标法》的出台。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必须遵守《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这实际上是把我国融入一个高度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体系。美国还据此建立了严格监督中国是否执行世贸组织知识产权协议的监督机构。伴随中美贸易合作的持续深入，知识产权争议还将涉及到技术转移、政府管制、贸易壁垒以及国家产业发展战略等一系列与产业转型升级有關的议题。

（五）研发投入占比较低，制造业核心科技不强

中国制造业存在的主要短板还在于先天地研发投入产出水平不高。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17年中国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仅为1.98，同比情况下，美国为2.58，德国为3.05，日本为3.36，韩国这一指标为3.67，分别依次是中国的1.30倍、1.54倍、1.69倍和1.85倍。而从研发产出来看，中国的单位制造业增加值所对应的的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这一指标来看，中国为6.67项/亿美元，韩国、德国分别为5.99和6.02，略低于中国，而日本这一指标高达12.96，是中国的1.94倍，美国这一指标更是高达15.08，是中国的2.26倍。

（六）全球价值链意识不强，缺乏系统工业支撑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尽管中国的工业产值已经在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在2011年，我国的工业增加值是美国的1.2倍，是日本的2.33倍。与此同时，我国的工业门类是最为齐全的。这种大而全的发展模式实际上是中国制造业缺乏相应的全球价值链增值理念所造成的。因为美国、德国、韩国以及日本等制造强国采用的制造业发展策略则主要集中在高精尖领域——中国拥有卫星导航、芯片产业、民航客机、智能手机、液晶面板、通信设备、笔记本电脑、航天工业、无人机、互联网、航空发动机、高铁产业、锂电池产业以及民用造船等13个高端制造业，而美国无后面四种，日本无前面七种以及航天工业共计八种产业，德国无互联网到液晶面板这七种以及卫星导航等八种产业。尽管如此，大而全的制造业体系并不代表在国际价值链中握有一定的发言权，反而我国在芯片制造、航空发动机以及民航客机等核心领域一直受制于美国的技术输出。除此以外，制造业的售后服务等领域是我国长期短板，未能形成制造业强有力的工业支撑模块，无法提供具有高附加值的技术服务体系。

因此，目前中国制造业受到多重挤压——来自于高端制造业国家的技术封锁和来自低端制造业市场成本优势的冲击。我国制造业以往依靠的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在全球产业链将低利润的制造模块向东南亚地区转移之时，我国只能通过重组全球价值链，建立起本国的工业支撑体系，才有可能提升在国际产业链的地位。

三、我国制造业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对策

（一）改善国内制造业营商环境、税收优惠以及各种人才引进策略

推动制造业全面发展，注重改善制约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不利营商环境。受制于各项人力资本、土地资本、金融融资成本都存在稳步上升的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传统制造业向高质量路径演变的难度。优化营商环境，即包括在中国引导制造业发展的各种政策，如制造业发展的人才引进策略，在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内逐步推广“机器换人”的发展模式，减少人力资本投入与消耗。另外，高端制造业则在全球范围内引进跨区域跨学科的复合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增强科研创新实力。由于土地价格等众多因素导致的制造业成本上升，将部分投入要素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各项成本较低的欠发达地区。再者，利用对外开放新型示范区的引导作用，并借助信息化与产业化的融合，采用电子一体化审批流程，缩减审批环节，一定范围内减少制造业企业的管理成本。

对于制造业的发展最为迫切的是拓宽融资渠道，它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存活周期。在不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的同时，减轻在市场中存在的对制造业企业的“规模歧视”以及“所有制歧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为制造业的长远创新注入活力。通过多方努力共建相对完善的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符合我国制造业发展的营商环境。

（二）借助中国制造2025的发展趋势，推动制造业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

依靠中国制造业的现代化基础，大力发展在中国制造2025趋势下的各项人工智能、物流网技术，加速制造业信息化和网络化的融合，并积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和成果转化，提升制造业的行业技术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

一方面在原有的国际分工链条中，以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为依托，以掌握新工业技术为关键，不断通过多重渠道增进制造业研发创新投入，提高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逐步由以贴牌生产为主的发展模式向自主设计制造和自主品牌生产的模式转变，构建多个具有高附加值的环节——如品牌、技术研发和售后服务体系，向价值链高端位置发起冲击。

其次，面临着各项生产成本的上升等冲击，中国制造业企业在获得技术优势之余，则可以复制欧美国家产业转移的路径，通过建立以自身为核心的国际生产价值网络，对外输出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将生产制造等环节转包出去，从而建立以中国设计和中国品牌为核心的全球产业链，进而使中国制造由代加工制造变成中间商和转包商，增强自身在国际贸易分工合作的掌控力和影响力。

（三）建立完备的制造业协同创新体系，注重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成果产业化

我国制造业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地位擢升，首先是搭建相对完备的制造业协同创新体系，引导科研创新成果转化。建立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基础的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三位一体的先进制造业产学研机构。以中国制造2025为驱动，以信息技术、物流网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的跨界合作为基础，倡导积极先进的、高效的、灵活的制造业产学研综合创新机制。通过制造业协同创新体系，推动科技研发成果的市场化转化工作，促进先进技术在我国制造业范围内“创新——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螺旋式上升路径，而非以往 “引入——模仿——创新”的被动提升方式，依托进出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的帶动效应，有效提高我国制造业的整体经济效率，全面推动中国制造业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与国际市场需求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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