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仁

中国工农红军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1937年至194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的10年时间里，毛泽东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在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峥嵘岁月中，毛泽东始终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心系群众，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往事。

不搞领导优待

193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保安，1月13日到达延安。刚到延安时，延安的有关部门为毛泽东挑选了两匹马以方便他出行，其中一匹小青马个头虽不大，力气却很大，灵活、速度快，跑起来很平稳，且性格温顺，甚得毛泽东的喜爱，因此他出外办事时经常骑这匹马。

有一次，毛泽东骑马去枣同开会。返回时，小青马受到惊吓，毛泽东从马背上摔下来，伤了左胳膊。当时，延安有两辆福特牌汽车，是著名爱困华侨陈嘉庚专门送给中共中央的。之前有关部门在商议如何使用这两辆车时，大多数人主张给毛泽东配一辆。毛泽东坚决不要，并强调说：“分車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年纪较大的同志。”但是，大家仍然认为应分给毛泽东一辆。毛泽东知道后生气地说：“走走路有么子不好？连走路的权利都要取消么？走路锻炼身体，还可以深入群众，你那个汽车呜呜一开，群众还敢跟你说话么？”由于毛泽东的再三坚持，最后管车部门把一辆车分给管军事指挥作战的朱德总司令使用，另一辆车配给“延安五老”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和徐特立办公用。当听到毛泽东摔伤的消息，朱德和“五老”都坚持把车让给他坐，还是被毛泽东一口拒绝。

毛泽东摔伤末愈，一天，他要去中央礼堂作报告。机灵的警卫悄悄把车叫来，对毛泽东说：“主席，您胳膊摔伤了，就坐这一回吧。”毛泽东却风趣地说：“胳膊摔伤不耽误两条腿走路嘛，走！”说完，他迈腿大步向中央礼堂走去。

在延安时，因工作的需要，毛泽东有时也会乘坐汽车。有趣的是，毛泽东乘车喜欢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原因是视野开阔，让他有种御风而行的感觉。有一次，毛泽东与林伯渠等人一起前往机场迎接一批来延安考察的民主人士，他们同乘一辆吉普车，另有一辆吉普车和一辆卡车同行。到机场后，毛泽东才知道此次来延安的民主人士较多，为各位民主人士安排好乘车位置后，发现两辆小车已坐满，没有了自己的座位。毛泽东不顾民主人士的推让，就与随行的公务人员和警卫战士同乘卡车离开。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卡车刚出机场不久就在丘陵坡道上熄了火。毛泽东带领战士跳下车，大家一同用力推车。正在附近田问劳动的机关干部看见后，都跑过来帮着把卡车推上山坡。毛泽东微笑着向帮忙推车的机关干部挥手致谢后，又和战士们一起登上卡车。毛泽东平易近人的举动让在场的民主人士大为感动。

不让亲人搞特殊

毛泽东在延安住的窑洞既是办公窒又是卧窒，睡的是一张普通木板床。室内只有一张办公桌、一把旧椅子，洗脸用的是一个瓷盆，洗农、洗澡用的是一个木盆，墙上挖了许多方洞，当书架用。毛泽东在杨家岭住的小院子罩有个葡萄架，葡萄架下是一个用旧砖支的石板桌，石桌周围摆几块石头当凳子用。毛泽东工作太累时，就到葡萄架下稍稍休息一下，身体不舒服时就在那里晒晒太阳。毛泽东用的煤油灯是用罐头盒或玻璃瓶制作的。当时纸张供应十分紧张，边区的办公用纸是用马莲草自制的。为了节省纸张，毛泽东常常是一张纸用铅笔写了再用蘸水笔写，最后再用毛笔写。毛泽东有时就在信件的空白处写批示，信封也是用旧报纸糊的，蘸水笔的笔尖是用竹子削制的，笔杆是用牛筋树条制作的。

毛泽东的穿戴十分简朴，鞋袜都是用粗布做的，补了又补。当时延安有银行和商店，也有被服厂，许多同志建议给主席做些新衣服，毛泽东都一一拒绝了。大生产运动时，警卫战士捻毛线给毛泽东织了一件毛衣，他没有穿，送给了别的同志。

有一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延安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到毛泽东的住处汇报工作，看到毛泽东正裹着被子斜躺在床上办公。他以为毛泽东病了，正要询问，毛泽东却指指地下的火盆笑着说：“棉裤洗了，还没烤干不了床，起来就要光屁股了！”萧劲光叫自己的警卫员到留守兵团后勤部门去领一床被子和一套棉衣。毛泽东连说：“不行，不行，领来我也不要，现在大家都困难，我若要搞特殊，讲的话就等于放屁，没人听哕，他们会说你不是真革命，是蒋介石，是封建皇帝！”接下来又说，“劲光啊，我不能搞特殊，你也不能搞，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搞。你要记住这句话：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搞特殊！”

绝不能搞特殊，毛泽东不仅以身作则，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1946年春，毛泽东的大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先被安排住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部队考虑到他在苏联的时间长，吃不惯小米、烩菜，便让他上干部中灶，每顿两菜一汤，还有细粮。毛泽东知道后很快把儿子叫来说：“岸英啊，你妹妹李讷一直就在大灶吃饭，你这么大了，还要提醒吗？”于是毛岸英谢绝了领导的好意，坚持与战士们一起在大灶用餐。毛泽东询问毛岸英在苏联都学习些什么，毛岸英回答说主要学习军事，以及一些历史、哲学、政治、文学等。毛泽东听后说：“你那仅是书本知识，还要向他们（指延安的农民、战士）学习。”接着又说，“你外国大学毕业了，还没有上完中国的劳动大学，我决定送你到农村去。”就这样，毛泽东把毛岸英送到吴家枣同，请劳动英雄郝邦华当“教授”。郝邦华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教毛岸英开荒、犁地等农活。经过劳动锻炼，毛岸英不仅学会许多农活，还了解了农村，熟悉了农民，培养了同劳动人民的感情。1946年下半年，毛岸英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做文书和翻译工作，临任职前，毛泽东问他：“你的‘毕业证书呢？”毛岸英把在吴家枣同辛苦劳作后长满老茧的双手伸了出来，他没有辜负父亲毛泽东的教导和期望，成长为一名为人民服务的战士。

依法惩治腐败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网结人民、战胜敌人，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整风和大生产运动的同时，还开展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的斗争。查处肖玉璧贪污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肖玉璧，1933年参加革命，是一个身经百战的红军战士，多年战斗中，身上留下90多处伤疤，这些伤疤记录着他的赫赫战功。1940年10月的一天，毛泽东去医院看望负伤住院的干部和战士，看到因伤病营养不良的战士肖玉璧，当即决定把中央特批给自己的牛奶转送给他。肖玉璧喝了毛泽东送的牛奶，加上医生的细心照顾，很快就康复出院。

出院后的肖玉璧被组织上安排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任局长，不久，就利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为了掩盖违法犯罪的事实，肖玉璧采取多收少报的方法欺骗上级，边区财政厅发觉后，马上派工作人员与他进行结算。在这样的情况下，肖玉璧假借出外讨债，拐带公款250元、税票18张潜逃，之后在企图外逃蒙古途中被逮捕。经查实，肖玉璧前后共贪污挪用公款3050元。

肖玉璧白恃功高，又曾得到毛泽东关心，于是写信向毛泽东求救。为慎重起见，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亲自带着肖玉璧的信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没有看信，而是先征求林伯渠的意见。林伯渠说：“目前下部队伍贪污腐化犯罪占案件总数的百分之五，这股风非刹住不可！不过，究竟如何处置肖玉璧，边区政府和西北局都想听听您的意见。所以特来请示。”毛泽东明确表示完全拥护法院判决。1941年底，肖玉璧被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死刑。

为错误赔礼道歉

1942年至1943年，中國共产党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这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在整风后期，当运动转入审干阶段后，曾经一度出现过偏差，主要表现在错误地估计形势，夸大敌情，将来自国统区的一些同志列为“特嫌”进行审查。特别是当时具体负责审干工作的中央社会部负责人康生在延安搞“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中共中央及时发现这种“左”的倾向后，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审查下部的决定》，规定首长负责、调查研究等几条方针，接着又规定肃反的原则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对受迫害的同志进行彻底平反。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亲自面向一些被整错的同志赔礼道歉。

1945年8月的一天，在延安党校礼堂开会，毛泽东说：“这个党校犯了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校长嘛！整个延安犯了这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错误可以给人教训，给人‘错戴了帽子的同志，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你就要谨慎;被‘错戴了帽子的同志懂得了一条经验，以后你不要乱给别人‘戴帽子，因为你自己吃过亏，以后要谨慎，有了这两个方面的经验，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情况就会好得多。”“不少同志被搞错了，凡是被搞错了的要一律纠正，坚决平反！”“有的同志被‘错戴了帽子，这也没得要紧。‘帽子戴错了，现在我把它给你们摘下来就是了。”“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说到这里，毛泽东恭恭敬敬地把手举在帽檐下，向被整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毛泽东还诙谐地说：“我向你们赔礼，你们也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大家以长时问的热烈鼓掌向毛泽东答礼，许多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亲近关爱百姓

1942年的春节，延安城西北面的枣园附近正在欢欢喜喜准备年货过节的老乡们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毛泽东决定在枣园礼堂请老百姓吃年饭。于是老百姓也派代表带着礼物来到枣园，有人还特意给毛泽东蒸了几个白面“大寿桃”，缝制了一面红旗，旗子上写着“为民谋利”4个字。来的百姓都被请到枣园礼堂内，里面摆好了桌椅，桌子上放着花生、糖果和香烟，大家坐下来兴高采烈地聊着天。过了一会儿，礼堂门口响起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来了，他微笑着和乡亲们一一握手，之后就坐在他们中间，和老乡们聊起家常。毛泽东向大家询问生产、生活和健康方面的情况，又问枣园村一共有多少户人家，过年杀了几头猪。老乡们高兴地告诉他，有25户人家，过年杀了18头猪。毛泽东微笑着鼓励乡亲们，以后要多养猪。吃年饭时，毛泽东给大家斟酒，对大家说：“你们都是我的邻居，不要客气嘛！”正月初二，吃过早饭，毛泽东去给附近区、乡政府机关的同志拜年，但事先末做任何通知。当毛泽东出现在区政府门口时，区干部们既意外又惊喜。毛泽东亲切地跟每个人握手，向他们问候“过年好！”毛泽东坐下之后，环顾四周，对身边的干部说：“这里还有一个乡政府，我还没有来过呢，我也是枣园乡的居民，今天给你们拜年！”谈话中，毛泽东认真地向区、乡政府的干部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当看到区长9岁的儿子时，他关心地询问孩子的上学情况，听到小孩还没有上学，毛泽东立刻嘱咐干部们要抓紧教育工作，强调儿童教育是很重要的任务。

1943年农历正月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到枣园外边散步，看见几个老农正在一起边抽烟边聊天，就和他们聊起了家常。谈话中，毛泽东了解到他们的年纪都在60岁以上，有两人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正月十五就是他俩的生日。毛泽东听了笑着说：“那很好呀，你们都是年逾花甲、德高望重的人，应该给你们祝寿才好！”邀请大家元宵节到他那里坐坐，一起贺寿。临走时嘱咐：“你们一定要来，谁也不要客气。咱们都是老邻居，一家人还分什么彼此，今晚我就派人到每家去请你们。”当天下午，毛泽东就开始安排给枣园老人祝寿的事，专门派一位科长到枣园挨家挨户邀请了24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又吩咐管理员第二天下午准备3桌酒菜，做一些又细又长的面条，再给每人准备一点礼物。第二天下午，24位花甲老人高高兴兴地来到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赶紧迎出门外，将他们招呼到书记处的小礼堂，请大家喝茶、聊天，向他们表示祝贺。按照传统的习惯，毛泽东请老人们吃面条，向他们敬酒。他举着酒杯对老人说：“祝你们延年益寿，老当益壮。”吃过寿宴，毛泽东还给每人赠送一条毛巾、一块肥皂作为贺寿的礼物。临近黄昏，毛泽东又特别安排在会议窒专门为老人们放了一场电影，老人们个个笑得合不拢嘴。

群众生活无小事

1944年的一天，毛泽东把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找来询问：“听说西川侯家沟的妇女大都生不下孩子，群众很着急，有各种议论，市上知道不知道？”张汉武说，是有这样的事，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毛泽东提出，会不会是水的问题，可以派人去化验一下。张汉武明白，在生产落后的陕北，没有孩子将来就没有劳动力，毛泽东为此操心，看似小事，实是大事。张汉武立刻着手处理，经过调查化验，果然是村子里的水含有导致妇女不孕的物质，经过改水处理，问题得以解决。

有一年，延安东边乔儿沟的野战分院接收一位从黄河边送来的重伤员。这个伤员痛苦地挣扎着，发出无力的呻吟：“我想见到毛主席！”此后，他便像是说梦话似的，翻来覆去地低声叨念：“毛主席，毛主席……”医生和护士都安慰这位伤员：“你希望毛主席来看你吗？他太忙，恐怕不容易来。”听到这话，这位伤员满眼是泪。医生和护士知道，毛泽东的住地离战地医院有30多公里路，而且主席日夜工作，那么忙，是不可能抽时间来的，但那位伤员的伤很重，那也许是他生命中最后的愿望了，于是医护人员试着给毛泽东主席打了电话。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吩咐警卫人员备马。到了医院后，毛泽东轻步走到那个伤员身边。护士低声对伤员说：“毛主席看你来了。”护士刚说完，伤员立刻睁开眼睛，看着毛泽东说：“啊！毛主席，我可见到你了……”并想起身握毛泽东主席的手。毛泽东立即弯下腰去紧紧握住伤员的手，靠近他的耳边轻声说：“你是光荣的同志，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说着眼里流出了泪水。过了不一会儿，这位伤员就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伤员牺牲后，毛泽东与医护人员一起把遗体送到墓地，还送了花圈，亲笔题了字。之后，毛泽东又一一慰问医院里的其他伤病员，鼓励他们安心养伤。

实施战略转移

1947年初，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暂时撤离延安，实施战略大转移。要放弃革命圣地延安，不少指战员在感情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毛泽东开导大家说：“蒋介石打仗是为了争地盘，占领延安，他好开大会庆祝。我们就给地盘。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员，缴获他的装备，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来壮大自己。这样，他打他的，我打我的。等蒋介石算清了这笔账，后悔就晚了。”毛泽东诙谐的话语让气氛活跃起来，有个战士站起来说：“一枪不放，就把延安让给敌人，真有些不甘心啊。”毛泽东听了这话笑着风趣地说：“你完全可以放几枪嘛，‘运输队长蒋介石要来，我们总得放几枪欢迎他嘛……延安就这么几孔窑洞，还是我们自己动手打的，他也搬不走。要是破坏了，那样也好，将来我们好盖大楼，人民永远是我们的，你们怕什么？”这一番话把大家说得心悦减服。大家希望毛主席能早些安全撤离延安，毛泽东幽默地说：“多少年没有见蒋介石的兵了，不知道他们是否有些长进？我要亲白听到他们的枪声。”

1947年3月18日，為了诱敌深入，毛泽东变被动为主动，决定率中共中央和西北解放军转战陕北，率部撤离延安。临行前，毛泽东对前来送行的西北野战兵团的领导干部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困。”为了行动保密，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都改用化名，如周恩来叫“胡必成”，即为“革命必然成功”的意思;毛泽东给自己起“李德胜”的化名，即“离得胜”的谐音，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李得胜”就是“离开才能得胜利”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