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星辰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用户接受信息、发表意见的渠道被不断拓宽。 当下，我们形成了多种媒体共生、多种传播主体共存的媒介生态。 UGC 为我们带来海量信息，然而信息的把关缺位也滋生了不少网络谣言。华中科技大学赵振宇教授认为“所谓谣言，指的是在没有客观事实的基础上， 做出影响和危害他人及社会的言论”，而网络谣言即依托互联网平台产生并传播的不实信息。

在传播主体去中心化、传播内容碎片化、传播速度裂变式的UGC 时代中，网络谣言披上“三俗”的外衣以博取用户眼球，对社会公序良俗与个人生活安宁造成不良影响。2020年7 月7 日，杭州吴女士在取快递的过程中，被超市老板郎某偷拍，并与朋友何某二人编造微信聊天记录，造谣吴女士出轨快递员。 8 月初，造谣内容被打包转发并流传到网上。流传的故事称“吴女士是独自在家带孩子的‘小富婆’，是两次主动勾引快递小哥偷情的‘风骚少妇’。”该谣言对吴女士造成严重影响，其后五个月，媒体参与报道事件调查过程，吴女士在社交媒体账号公开维权进度。

本文将结合此案例，对UGC 内容生产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特征以及网络谣言产生与扩散的原因作出分析， 探讨针互联网不实信息的治理策略。

一、UGC 时代下网络谣言传播的特征

（一）生产特性：传播主体去中心化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兴起, 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呈现出明显有别于传统媒介的特性, 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信息中心化生产和单向传输的模式。 截至2020 年3 月底，微信及WeChat 的合并月活跃帐户数达12.025 亿， 微博月活跃用户达5.5 亿，低使用门槛的社交媒体赋予网民参与内容生产的权利，谣言的传播主体也随之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特征。

（二）内容特性：内容呈现碎片化

快节奏消费时代重塑了人们使用媒介的方式与形态，人们习惯于在分散的时间里阅读碎片化内容。 网络谣言大多以缺乏完整度的短微视频、去头掐尾的微信截图、剪辑拼凑的录音、场景模糊不全的照片等形态呈现在公众视野，让公众以较少的成本和最快的速度获取核心信息。

（三）传播特性：传播速度裂变式与危害广泛性

随着社交媒体崛起，信息传递渠道和范围不断拓宽，例如基于熟人关系的高粘度社交平台微信就可通过点对点、点对面的传播方式，实现网络谣言的网状裂变与扩散，如在上述谣言事件中何某利用微信群渠道扩散不实信息。 谣言成为个体成员的“社交货币”，被造谣者沦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不仅导致被造谣者遭受诋毁，其家人、好友、同事等均受谣言影响。

二、UGC 时代网络谣言产生的原因

（一）网络谣言的起源：生产主体的复杂化动机

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 个体参与媒介活动是为了让自身需求得到满足。谣言生产主体在娱乐、社交、表演、流量等多重诉求下恶意捏造事实，通过戏耍他人、博取眼球来满足自身的欲望。 例如在此事件中，造谣者郎某偷拍、何某捏造“年轻独居小富婆和快递员偷情网聊”的聊天记录，郎某在接受采访时称 “就是因为他 （何某） 闲的才发生了这个事情”，说明造谣者最初的动机是为了消磨时间，何某向郎某表达“要不要耍一下群里人”的诉求，两人协商一同演戏，可见造谣者为寻求快乐、 释放压力而将此次不法行为视为一场自娱自乐的玩笑与游戏。

（二）网络谣言的助推剂：备受关注的涉性议题

涉性议题从古至今备受人们关注，早在19 世纪中叶的扒粪运动中，“格雷欣法则”( Gresham’s law) 将旨趣高雅、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高价值新闻驱逐于红利之外， 而负面导向、低俗煽情的低价值新闻甚嚣尘上，如今电子媒介时代下互联网赋权于民，一些自媒体将以离婚、性、丑闻为主题的“黄色新闻”作为收割流量、制造热度的惯用套路。

德弗勒在“低级趣味内容”理论中指出，人们的关注点总是集中在腐败、道德败坏、情感出轨、贫富差距等敏感话题上，因此网络谣言一旦披上“三俗”化外衣，也就能获取天然的吸引力。 在此次事件中， 造谣者编造的聊天记录使用“独居小富婆”、“出轨”、“主动勾引”、“偷情”“风骚少妇”等敏感词汇，激起用户猎奇性心理，从而提升自身阅读量和曝光量。

（三）网络谣言的顺风车：搭载视频的传播模式

UGC 时代，诸多自媒体选择低门槛与便捷化的短视频作为内容生产模式，视频给受众带来第一视角的感官体验，让受众获得真实感与在场感。 由于场景的高度感染力加强了受众对视频内容的卷入度， 造谣者更容易让受众沉溺于虚假的媒介现实。

米歇尔曾提出“图像转向”的观点，在“读图时代”图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相比起文字，图片和视频化内容更能让人产生视觉冲击并使人信服。在该事件中，从记者对郎某的采访中得知，造谣者起初只对外发布微信截图，此时谣言还并未拥有较大传播力， 其后他又将拍摄的9 秒短视频一并打包发至聊天群，“视频+聊天截图”的模式成功使造谣者话语的真实性得到加权， 也让这则网络谣言的流传速度加快并引发大面积网友讨论。

（四）网络谣言的帮凶：狂欢下的非理性受众

勒庞曾言，“群体往往不善于推理，却急于采取行动。”在信息流瀑的裹挟之下，越来越多的群体成员盲目跟风，参与讨论与狂欢。 与此同时，在二次转播的过程中，部分网友恶意添加不实信息，谣言被反复扭曲并回流，更加与事实偏离。在该事件中，接收谣言的微信群成员并未对内容真实性发表质疑，从采访视频中可知，最初何某发在群内的谣言只有微信截图和视频， 有网友又恶意添加了不雅录音等文件进行二次传播，他们沉湎于低俗娱乐，最终沦为网络谣言扩散的帮凶。

三、UGC 时代下网络谣言治理的策略

（一）积极建设辟谣系统——让谣言止于监测

社交媒体平台应积极建设网络谣言检测系统， 对公民新闻进行重点关注。平台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及时发现谣言，并利用算法追踪定位谣言产生的源头从而阻止其广泛传播。同时平台还应建立自身“谣言库”，分析网络谣言中敏感词的使用频率， 对其他涉及高频率敏感词的信息文本重点关注，以提升对同类型网络谣言的检测效率。

社交媒体辟谣系统也需提高自身的正向引导力。 以社交平台微博为例，微博可通过算法对大V 博主、辟谣的媒体账号增强话语权重， 在为谣言事件设置的话题词条下将原本分散性主体的辟谣信息汇集在首页， 让公众点击词条后即可优先看到辟谣信息的汇总， 增强辟谣信息的集中性与曝光度，从而促进公众接收正向引导。

（二）意见领袖主动发声——让谣言止于智者

UGC 时代下意见领袖比普通用户具有更高的公信力，也具有更强的媒体属性，意见领袖信息传播实时性强、范围大，为大众提供观点与建议，扮演着信息流、信息桥和瞭望者等多重角色。 意见领袖需要练就对网络谣言的敏锐洞察力，并积极引领网络舆论，发挥自身媒体属性和粉丝效应，推进辟谣信息的传播与谣言治理进度。 例如在此次谣言爆发后，被造谣的吴女士惨遭社会性死亡，且患上抑郁症，@太皇太后您有喜了等自媒体大V 对此事积极表态，对造谣者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以及@ 红星新闻@ 果然视频等媒体对此事件着重报道，使舆论归于平静后又再次掀起热度，推进了网络谣言的后续调查。

（三）全民提升自身素养——让谣言止于理性

技术进步极大增强受众参与的主观能动性，UGC 时代受众从单一的消费者转向“产销者”（prosumer)。对于作为生产者的用户而言，应提升自身道德观念和法律素养，进行自我把关，内容生产时注重真实性与客观性，从主体根源上治理网络谣言。

而作为消费者的用户应提升辨别是非能力， 提高媒介素养，勇于发表质疑，行使受众监督权，积极维护社会正义。在此次杭州造谣事件中，网民表现出强大的参与热情，据知微事件显示， 传播该事件的博主中未认证的普通网民占比高达91.7%，不少受众参与抵制网络暴力和网络谣言，加快推进事件后续处理进度。

结语

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又一个的媒介平台，更是形成了一个复杂多样的线上社会空间场域， 在此空间中，网络谣言的主体、传播形式及传播渠道增多，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范围与程度也在叠加上升。为此，只有多方协同治理，共同参与，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遏制网络谣言的产生及其传播，营造良好的信息空间。

注释：

[1]赵振宇：《新冠肺炎疫情四题》，《决策与信息》 2020年第4 期

[2]于朝晖：《CNNIC 发布〈第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网信军民融合》2020 年第5 期

[3]陈薇：《建设性新闻的“至善”与“公共善”》，《南京社会科学》 2019 年第10 期

[4]郑二利：《米歇尔的“图像转向”理论解析》，《文艺研究》2012 年第1 期

[5][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