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长春

2010年7月中旬，我刚在五台山的一家宾馆安顿好，就接到三姐打来的电话，说父亲最近吃饭老是噎着，只能吃些软的面食和稀饭。

我一直认为，父亲吃饭快与他的早年经历有关。爷爷去世时，父亲才两岁，后来奶奶又出姓嫁人，孤苦伶仃的父亲在几个叔伯家过活，像浮萍一样在几家之间飘来荡去，吃不饱是经常的事。1950 年，父亲参军去了朝鲜，参加了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由于防空道阴暗潮湿，父亲染上了肺结核，九死一生，能够活着回来的确幸运。

旅游回来后，三姐打电话来说父亲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饭量也小了许多，只能吃下一点点儿，要我带父亲去医院看看。

周六，我和妻子起得很早，到家时还不到七点，我把车停在自家的场地上，一下车就看到父亲坐在客厅左侧房门边的躺椅上，那是他固定的位置，多年来一直如此。

我后来发现，那是个很好的位置，他可以整天看见门前来来往往的熟人，尤其我们每次回家，他坐在那儿不用起身就可以远远地看见我们。冬天的下午还可以晒太阳。

躺椅的左侧放一个收音机，右侧放着一个保温杯，他喜欢拧开盖子只喝一小口，喝完后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帕擦擦嘴。父亲较瘦，躺椅上总是垫着一块我外甥小时候用过的棉包被，冬天能保暖，平时又能防躺椅的藤条硌屁股。

父亲去世多年后，每次回到老屋，打开门，我的目光总是先定在那个熟悉的位置，好像父亲还坐在那儿，慈祥地看着我。

见我们回来，父亲没有起身，也没有说什么，眼神很黯淡。简单几句后，我扶着父亲上车，他艰难地站起来，我猛地发现他的两条裤筒空荡荡的，父亲明显地瘦了很多，我的心咯噔了一下，嗓子就硬了。

我们沿舒晓路到了县医院，胃镜室在四楼，没有电梯，三姐让我背着父亲上楼，我蹲下来，父亲伏在我的背上，双手搂着我的脖子，我两手向后托住他的双腿，本以为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起身，没想到我轻易地就站了起来，根本没感觉到他的体重，父亲干瘦的骨骼硌着我的后背，我感到背上的父亲像极了我小时候背过的一捆干柴，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堵住了我的胸口。

胃镜做完后，结果很快就出来了——食道癌晚期！考虑到父亲年岁已高，体质很差，医生不建议做手术，还是保守治疗为好。我拿着那张检查报告单，呆立在走廊上，好久没有说话，妻子把我拉到走廊的另一端怕我的表情被父亲看见。

我再次把父亲背下楼，上车后，父亲也没问检查的结果，妻子打圆场说有点儿炎症，回家吊吊水就好了，一出医院大门我却跑错了方向，经河棚一路绕道回家，那一天，我竟然绕舒城跑了一圈儿，这一圈儿也是父亲早年工作常跑的地方。

之后的每个周六，我们一家三口都一早回来，傍晚才走。父亲的身体一天天衰弱，进食越来越困难，有时喝点儿水都会吐出来，开始他还能坐在躺椅上吊水，和村里的人拉拉话，后来只能躺在床上吊水，有时喃喃自语：“吊了这么多药，怎么不见效果呢？”

临近村子的人来了，远远近近的亲戚们也来了，来的人大多说些安慰宽心的话，父亲对自己的病好像知晓了，精神一天天委顿下来，眼角总是湿湿的，每次回去我都不敢对视他浑浊无助的眼神。

一个周六下午，我和姐夫帮父亲洗了个澡，当我帮父亲脱下衣服的那一刹那，我看到的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父亲，而是一个皮包骨头，瘦骨嶙峋，只有一息尚存的骨架子，我泪流满面，不能自已。癌症怎么就不能放过一个自小无父无母，吃过那么多苦，一生豁达而与世无争的人？

父亲躺在床上，脸一直朝床的内侧，可能他是不忍我们看到他痛苦的样子。

周五晚上，学校有自习课，我刚到教室门口，内心特别难受，从学校回到家后，就无缘无故地开始收拾起行李，妻子问我干什么，我說要回家，那种像掏空了心一样的难受。妻子打通了姐姐的电话，家里人问父亲要不要我马上回去，父亲艰难地点点头。

回家的途中，我接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回到家，我来到父亲的床前，摸着他余温尚存的手，任泪水肆意流淌。

老家的规矩，丧事要三天，不知父亲是出于哪种考虑，帮我省去了第一天，第二天就是国庆节，父亲基本没让我耽误高三学生的课。丧事办完，剩下就是父亲的“头七”到“七七”烧纸和化库的事，妻子眼泪汪汪地说：“爸把每个七都安排在周日，就是怕耽误了我们上班。”

一位怎样的好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