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磊

金 麟

阴帅可

高 翅*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为满足人类纪念的精神需求而存在的纪念实践，从单一的纪念塔、纪念碑等纪念建筑物发展到纪念活动和纪念空间相综合的姿态。作为当代一类新的、批判的纪念性空间，“反纪念碑”(countermonuments)正在并且已经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广泛讨论。“反纪念碑”突出特征可归结于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所提出的“艺术归因于反击”[1]，其本质是对传统纪念碑的一些特定特征的反击(counter)。虽然“反纪念碑”设计中的反击方式仍存在争议，进而导致这一术语的概念与相关实践的分析不够精确，但它对设计界的影响仍然在逐步扩大。故而，本文试图对“反纪念碑”的起源与发展进行梳理，以及对它的理论及实践进行分析。

1 纪念碑的概念与争论

1.1 纪念碑的概念

纪念碑(monument)通常指为纪念人物或事件所创建的三维结构，或由于其艺术、建筑、历史、政治或文化上的重要性，成为人类群体对自己的历史时期或文化遗迹纪念的一部分，诸如纪念雕塑、纪念碑、纪念堂馆或标志建筑、考古遗址、文化遗址等[2]。

“Momument”一词源起于希腊文“mnemosynon”和拉丁文“moneo”“monere”，意思是提醒(remind)、建议(advise)，或警告(warn)[3]，可见，纪念碑旨在帮助保留公共记忆，从而使未来的发展可视化。“monumental”在英文中指庞大的(large)、重要的(important)和持久的(enduring)[4]，这也表明纪念碑具有庞大性、显著性和永久性的特征。

1.2 对纪念碑的争议

20世纪，艺术家和文化历史学家常常质疑和批评纪念碑，因为它们没有提醒人，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或代表已经过时或令人反感的价值观念。

一些学者认为纪念碑没有保留公共记忆，而是将其完全掩盖在民族神话和层层解释下[5]，甚至以物质形式完全取代公共记忆，它们的存在代替了人们缅怀和铭记的责任[6]。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提出：“由内出发的纪念越少，由外创造的纪念形式越多。[7]”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烈亚斯·胡伊森(Andreas Huyssen)分析：“在一个公众纪念活动明显增加的时代，对过去的纪念需求和现今对纪念的思考与研究似乎成反比。[8]”

现代评论家和艺术家批评传统纪念碑通过坚固的本质实现永恒的主张，这是一种注定过时的幻想，因为纪念碑及其意义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产生的，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历史和美学背景，不存在永久性。美国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以往纪念碑给人生命得以保留和延续的观点是一种错觉，他相信现代纪念性空间会鼓励更新和变化，真正实现生命的延续[9]。由此可见，纪念的目的、坚固与静止的特点、永恒的主张使得众多学者对传统纪念碑产生了诸多争议。

2 “反纪念碑”的起源

2.1 “反纪念碑”的产生背景

“反纪念碑”起源于对纳粹极权主义政权的反击。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纳粹建造了一系列传统形式的纪念碑作为国家宣传的一种形式和政治理念宣扬的工具[10]，诸如为元首所建的总理府(The New Reich Chancellery)、纳粹御用雕塑家阿诺·贝克(Arno Breker)打造的名为“党”(Die Partei)的持火炬者雕像等一系列作品，甚至“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Welthauptstadt Germania)这一疯狂的新柏林规划项目：这些设计用材质的坚硬、体量的宏大来体现永久性，进而控制和塑造集体记忆，宣扬法西斯主义。

“二战”之后，德国当代艺术家为了纪念大屠杀而努力，针对纳粹系统利用的这些传统纪念形式，以及这些传统纪念碑的说教逻辑会与法西斯主义本身特质产生关联性，体现出煽动性与权威性[11]，艺术家试图与其区分，开始否定并有意地远离传统碑，并建立了新的纪念性空间。

1986年，约亨·格尔茨(Jochen Gerz)与埃丝特(Esther Shalev-Gerz)共同设计的哈尔堡反法西斯纪念碑[12](图1)着重体现了对传统纪念碑的批评与颠覆。约亨对这一作品所表达的意图有着明确的阐释：“设计的目的不是安慰而是激发；不是保持不变而是不断改变；不是永恒而是消失；不是被路人忽略而是要互动；不是保持原始状态而是接受人们破坏；不是慷慨地接受记忆的重担而是在城市中反思。[13]”哈尔堡反法西斯纪念碑邀请市民与游客在其黑铅表面随意留言或签名，而不是坐在基座上或站在栅栏后面，鼓励人们直接参与，时刻不忘法西斯主义的沉痛。然而，纪念碑上出现了潦草的书写，有趣面孔的涂鸦，甚至大卫王星与代表纳粹主义的万字符，看似平凡的12m高的柱子带着这些标记慢慢下沉，为新的标记腾出空间，最后完全消失，喻示对抗不公不义需要站起来的终归还是我们自己。

相对于约亨设计作品所表达的改变与消失，卡塞尔市政厅外的阿施罗特喷泉[14](图2)则主要指向对权威和传统的抵制。它以倒置形式再现了当地企业家西格蒙德·阿施罗特(Sigmund Aschrott)1908年捐赠给这座城市的金字塔形喷泉，战争开始后被纳粹拆毁[15]，这一反犹太人的行为在广场中央留下一个巨大的洞穴。为了重塑这段消失的记忆，纪念犹太人的悲惨命运，霍海塞尔承认大屠杀造成的“空白”，通过表达“不存在”来还原真实，于是一个原始喷泉的复制品被倒置并嵌入地下，寓意为旧喷泉的镜像[16]。阿施罗特喷泉通过地下水流声吸引使用者到装饰性的基座上来搜寻回忆，它把伤口和问题开放式地留给了使用者，此时纪念历史的喷泉成为基座埋入地下，作为这个扁平广场上唯一的存在，站立的使用者自身成为特别的纪念碑[17]。

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新的纪念性空间成功实现了德国当代艺术家的设计初衷。一方面它们避开了传统纪念碑的形式，比如用不断下沉的纪念碑替代了传统静止的纪念碑，是消失而不是永久存在，或是采用倒置形式与传统形式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它们挑战传统纪念碑提醒人们过去的方式，从传统的说教式转向为具有解释性，比如邀请使用者进行多感官的参与和互动，从而自己弄清楚含义，而不是被煽动。哈尔堡反法西斯纪念碑上出现的与以往形式不同的标记也表明纪念性空间不能不加批判地认为具有权威性，应当允许使用者在不同时间和地点表达不同的态度，包括肯定、质疑和否定。实际上，纪念性空间的意义更在于给活着的人一个面对过去的机会，人们在其中表现出的反应很重要，它反过来决定了过去的价值，可以被发掘出更多特殊意义。

图1 哈尔堡反法西斯纪念碑(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12])

图2 卡塞尔市政厅外的阿施罗特喷泉(作者改绘自参考文献[14])

2.2 “反纪念碑”概念的提出

一系列新的设计作品引起了大众的广泛关注。1992年，马萨诸塞大学荣誉教授詹姆斯·杨(James Edward Young，图3)定义德国当代艺术家创造的这些新的纪念性空间为“反纪念碑”(counter-monuments)，他写道，“反纪念碑”否定了公共纪念艺术的传统形式和原因，是为挑战传统纪念碑的基本前提而产生的纪念性空间[18]。

詹姆斯·杨在发表的论文《反纪念碑：当今德国的记忆与自身的对抗》(The counter-monument: memory against itself in Germany today)中分析道，除了反对法西斯主义，“反纪念碑”还蕴含了德国艺术家反对遗忘的愿望[19]。传统纪念碑并没有将记忆烙入公众的意识中，而是将公众记忆完全封闭起来。它们要么安慰使用者，要么弥补悲剧事件，要么满足政治需求，比如赔款，旨在修复受害者的记忆。由此可见，传统纪念碑某种程度上并没有实现纪念目的，甚至取代了纪念。在大屠杀的纪念中，不应该有遗忘和舒适区，不应该放弃铭记痛苦和过去的责任，这也促使了“反纪念碑”的产生。

3 “反纪念碑”的发展与表述

“反纪念碑”作为当代纪念的新实践，重振纪念活动与纪念性空间并重新塑造了集体记忆，也激发了西方专业人士对其概念的兴趣与研究，这一术语频繁出现于西方当代学术文献中。目前，通过对“反击”方式(反击对象与反击结果)的总结，主要将其划分为两大类。

3.1 对传统纪念碑特征的反击

自1992年詹姆斯·杨的论文出版以来，英文中“反纪念碑”一词主要指颠覆传统纪念碑特征的纪念性空间：一是反对传统纪念碑的物质性，包含尺度、材质、形式等以及这些物质因素所象征的宏伟、永恒、形象等观念；另一个是反对传统纪念碑的精神性，主要包括权威性、说教性等(图4)，其结果是纪念性空间的重新定义和新的纪念性空间的出现(表1)。

3.1.1 物质性的转变

“反纪念碑”在物质性上开始由“宏伟”“永恒”“形象”向“亲近”“变化”“抽象”转变。传统纪念碑大多数追求高度和体量，来营造宏伟的气氛；用坚固的材质幻想能够实现永恒；通过明确的文本、图形参考或寓言性的人物原型等形象的表现传递清晰、统一的信息。“反纪念碑”则尝试着设置亲切的空间尺度，基于日常空间营造一个亲近的纪念场所，来加强主客体之间的交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活动和人们对过去的态度会发生变化[20]，纪念活动和纪念形式从而也应当适应、更新和改变。纪念性空间的变化性能突显纪念过程的重要性，帮助使用者形成更长久的记忆；而抽象性则巧妙避免明显的主题表征，有助于叙述被抹去或隐藏的主题，或使纪念性空间能够存在多种解释，即使解释可能相互冲突。对于使用者来说，它允许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体验和知识去理解空间，从而也产生了参与。

3.1.2 精神性的转变

首先是由“权威性”向“平等性”的转变。传统纪念碑通常是一个国家仪式的一部分，会因为政治原因而永存，也是一个民族朝圣的对象，承载着民族灵魂与集体记忆，它们建立了一种特殊的集体身份并巩固集体归属感。“反纪念碑”反对传统纪念碑中强加和权威的社会力量，比如独裁倾向，避免过度集体化和自上而下地表达纪念。瑞典厄勒布鲁大学教授纳塔莉亚·克尔扎诺斯卡(Natalia Krzyzanowska)认为“反纪念碑”比传统纪念碑更好，重现了过去被认为是困难或复杂的事件，这些事件会有多种解释，产生相互冲突的纪念形式，从而被遗忘、忽略或压制[21]。由此可以看出，“反纪念碑”可以促进对政治、社会和个体等问题的多种解读，从而实现纪念主题的多样化。

其次是由“说教性”向“解释性”的转变。传统纪念碑的权威性也导致它可能永远不会在其社会和历史背景中提供给使用者自主权[22]。通过回顾集体可识别的图像、想象或利用常规的公共知识，传统纪念碑须被普通大众所识别和接受，这就导致其说教性，本质是将使用者的纪念引导到一个特定的方向：对于使用者来说，通常只有一种方式可以理解纪念碑的内容[23]。“反纪念碑”则从传统的说教性转向为具有解释性，邀请使用者参与其中，进入它们的信息，或有意缺乏信息，以便引起使用者对过去的思考，避免成为被动的接受者，美国范德堡大学教授诺姆·卢普(Noam Lupu)指出，使用者的参与和互动是“反纪念碑”成功的关键[24]。任何一个使用者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参与者，形成多感官的体验，进而通过他们的存在影响空间，并产生更多个人形式的哀悼或其他纪念活动[25]。可见，“反纪念碑”解释性这一特征往往也是传统纪念碑未能实现的，它促进了使用者的参与和互动，使设计被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所接受，并产生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真正实现纪念的目的。

图3 詹姆斯·杨(James Edward Young)(引自https://www.umass.edu/english/member/james-young)

图4 传统纪念碑与“反纪念碑”对比(作者绘)

3.2 对传统纪念碑的直接反击

“反纪念碑”在德文文献中出现了另外一种含义。2010年，德国学者黛娜·维森贝克(Dinah Wijsenbeek)出版了《纪念碑与反纪念碑》(Denkmal und Gegendenkmal)，指出德文“Gegendenkmal”(译为“反纪念碑”)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德，是对现存纪念碑的直接批评和正式挑战[26]，其结果是出现了“反纪念碑”，用和现存纪念碑相同的、相反的或近似的设计方法来表达对立。她批评詹姆斯·杨使用“反纪念碑”一词专门指旨在反对某种事件或状况(反对法西斯主义或反对遗忘)的纪念性空间，这种含义不符合德文中“反纪念碑”的含义。

书中分析了许多案例，其中最早被德国标记为“反纪念碑”的是奥地利雕塑家阿尔弗雷德·赫德利卡(Alfred Hrdlicka)于1985年6月为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而建立的汉堡纪念碑(Memorial against War and Fascism，Hamburg，Germany)，它与理查德·库尔(Richard Kuohl)1936年建立的第76军步兵堕落纪念碑(76er-Denkmal)直接对立[27](图5)。1982年，汉堡参议院发起了一场竞赛，要求建立一座新的纪念碑直接挑战和警示第76军步兵堕落纪念碑，因为库尔用一组令人生畏的步枪士兵雕塑炫耀战争，并没有纪念过去战争的失败，参议院认为破坏或拆毁是一种错误的方式，应该用带有相反信息的作品与它直接进行比较，重塑历史意义，“Gegendenkmal”以德文的一个新词汇出现在比赛章程中。赫德利卡复制了一排排行进的士兵，从旧纪念碑中走出并进入了新的情景中，以图形方式表达了战争中士兵、妇女和公民等死亡的悲惨状况，新旧纪念碑形成了一个新的、相互依存的整体。

综上所述，德文中的“反纪念碑”与现存纪念碑同时存在，旨在否定和质疑其代表的意义，这样的耦合不仅保留了各自作品的主题，还巧妙地传达了新的意义，这样的案例实际上还有许多(表2)。

3.3 2类反击方式的组合定义

“反纪念碑”的定义虽然依据反击方式差异划分为两大类，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有不少学者将其组合使用，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对权威和传统的反击，都衍生于传统纪念碑[28]。2012年，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教授昆廷·史蒂文斯(Quentin Stevens)等学者发表了论文《反纪念碑：反纪念性和对话性》(Countermonuments: the anti-monumental and the dialogic)，采用“反纪念性”(antimonumental)和“对话性”(dialogic)2个专业术语定义了这2类反击方式，并结合实践进行总结[29]。文中分析道，无论是针对特定的传统纪念碑，还是针对更为广泛的传统纪念碑的表达方式，“反纪念碑”都通过反对传统纪念性来定义自己，试图对抗或破坏既定的意义，包括目的和主题、持续时间、风格和形式、设计者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等，培养了自己的特殊受众并制定了正式的规则与惯例。

一些著名的设计作品也充分证明了2类反击方式的共存[30-31]。比如林璎的越战纪念碑采用了极简主义形式来抵抗固定的解释；抛光表面反映出周围环境；黑色花岗岩下沉而不是上升；鼓励亲密、内省的空间体验而不是远处观看。这些对传统纪念碑特征的颠覆也与邻近的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形成鲜明对比，采用V字形碑体与它们形成对立。

表1 对传统纪念碑特征的反击实例

4 对“反纪念碑”的批评

随着对“反纪念碑”理论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对其讨论与认知也逐步深入，一部分学者提出相异的意见。

首先，“反纪念碑”是失败的，因为它们并未颠覆传统纪念碑物质性和精神性的特征。比如诺姆·卢普(Noam Lupu)分析“反纪念碑”从未逃脱传统纪念性规范的局限，仅仅是为了再现纪念性[32]。他以阿施罗特喷泉为例，指出其没有远离传统纪念碑的形式，反而强化了大屠杀作为深渊的既有表现形式，迫使人们产生回忆。圭尔夫大学教授克里斯廷·包勒德(Christine Bold)等学者则认为，“反纪念碑”与传统纪念碑一样，都是为纪念主体寻求独特的地位和价值，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在主张主动遗忘[33]。

其次，“反纪念碑”存在概念上的缺陷。比如它与传统纪念碑的二元对立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假设，“反纪念碑”时常将社会集体纪念与个人纪念的过程混为一谈[34]，美国艺术家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表示，越战纪念碑作为“反纪念碑”成功缓解了个人悲痛，但它在本应敞开的国家创伤上起到闭合的作用[35]。一些所谓“反纪念碑”特定的设计策略早已成为纪念性空间设计的规范，反映出一种共识而不是争论，比如倒置形式时常被用于不同地理与政治环境中的设计[36]。

最后，“反纪念碑”理论实践研究的局限性也导致了一些问题的产生。鉴于研究学者主要来自美国与德国，且总是围绕较少的甚至相同的案例进行分析，导致“反纪念碑”的研究存在片面性且局限于西方的参考框架内。对过去事件的狭隘与过度关注，甚至只与反法西斯主义的主题或是德国“反纪念碑”联系起来，忽略了其他重要问题，如人们对传统纪念形式的需求、其他应该记住的历史、“反纪念碑”如何服务于当前特定受众及所需利益等[37]。

由此可见，这些不同的观点使得人们对“反纪念碑”的界定有了模糊性，但同时也使得对它的讨论更为充分，也客观上促进了“反纪念碑”的发展。

5 结语

“反纪念碑”的理论及实践在西方方兴未艾，它具有独立的意义与特征，也有争论及怀疑。通过文献梳理，“反纪念碑”类别主要划分为两大类：与传统纪念碑特征不同的实践，以及旨在对抗特定的现有纪念碑及其代表价值的实践，然而“反纪念碑”的概念没有做到精确与统一，有待进一步学术研究。总之，“反纪念碑”是针对纪念性空间一些特定对象提出的迥乎不同纪念性空间，它带有一种对抗性，甚至是主观性。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来唤起人们的回忆、反思和情感，引起人们对事件的认识和理解，旨在质疑和否定传统纪念碑的同时来表达纪念。

“反纪念碑”理论实践还在成长与发展，其影响也逐步扩大。目前国内对“反纪念碑”的研究极少，且仅在艺术领域有所涉及，梳理其起源、发展与批评有助于我国今后“反纪念碑”的理论研究和当代纪念性空间的实践创新。一方面，关于“反纪念碑”的研究在风景园林领域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与潜力，分析其理论及实践可激发我国对“反纪念碑”的研究兴趣，填补国内现有研究的空白，为今后“反纪念碑”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本文阐释了“反纪念碑”不同于传统纪念碑的内涵，我们可以感受到它寻求与传统纪念碑显著不同的精神性与物质性表达，可激发人们对当代纪念性空间的纪念主题和设计形式的进一步思考，响应对“纪念”提出的越来越多样化的需求，以期为“纪念”这一类精神活动提供更好的场所。

表2 对传统纪念碑的直接反击实例

图5 汉堡纪念碑与第76军步兵堕落纪念碑形成的对立[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