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专　刘丽娟　李子豪　刘红艳　卢家楣　周莉莉

[摘 要]内疚是个体在自我道德评价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或他人思想、言行违背了某种道德标准，并觉得自己应为之负责而产生的一种不愉悦的、自我聚焦的情绪体验。适度的内疚具有亲社会效用和道德发展功能，而过度的内疚则有害身心健康发展。现有研究不仅从内部焦虑、依恋关系、因果报应、交换互惠和脑神经机制等方面揭示了内疚产生的机制，还从道德发展水平、共情能力、认知归因、气质类型、教养方式等方面探讨了内疚情绪的影响因素。今后研究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对个体内疚情绪培育和管控路径的发掘，以充分发挥内疚在完善个体道德品质、促进人际合作、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此外，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统一研究范式，加强脑神经机制及跨文化研究等也是今后研究应予关注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内疚;补偿行为;道德发展;亲社会

[中图分类号]G44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21）01-0114-07

Research on guilt based on pro-social orientation： review and prospects

LI Zhi-zhuan1， LIU Li-juan1， LI Zi-hao1， LIU Hong-yan1， LU Jia-mei2， ZHOU Li-li1

（1.College of Education，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7， China;2. College of Edu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Guilt is an unpleasant and self-focused emotional experience produced by individuals in the process of self-moral evaluation when they realize that their own or others' thoughts， words and deeds violate a certain moral standard and feel they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it. Moderate guilt has a pro-social effect and moral development function， while excessive guilt is harmful to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Previous studies have not only revealed the mechanism of guilt from the aspects of internal anxiety， attachment， karma， exchange and reciprocity and neural mechanism， but also explor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uilt from the aspects of moral development level， empathic ability， cognitive attribution， temperament type and parenting styl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and control of individual guilt on this basis，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guilt in improving individual moral character， promoting interpersonal cooperation and realiz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further broadening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unifying the research paradigm， strengthening the brain neural mechanism and cross-cultural research are also important aspects that should be paid enough attention in the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guilt; compensation behavior; moral development; pro-social

所謂内疚，是个体在自我道德评价过程中意识到自己或他人思想、言行违背了某种道德标准，并觉得自己应为之负责而产生的一种不愉悦的、自我聚焦的情绪体验[1]。内疚基于个体对道德违规的深刻反思和自己应为此负责的清晰认知而产生，它能促使个体对受害者产生强烈的补偿意愿， 以使自己的行为更符合道德标准，进而在现实层面上促进人际关系的修复和维护[2]。从这个意义上说，内疚不仅有利于个体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还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具有较强的亲社会功能。因此，对于内疚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或许这也正是近年来内疚越来越被诸多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为展现内疚研究的最新进展及其今后可能的发展方向，本文将从内疚的概念内涵、实践价值、产生机制、影响因素及其培育与管控等方面对现有研究作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后续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拓展的领域进行探讨和展望。

一、内疚的概念内涵

传统的观念认为，内疚只有在个体真正表现出了道德违规行为并对他人造成了伤害的情况下，经自我良心反思后才会产生。如弗洛伊德认为内疚的产生是基于个体对自身的行为、状态或意图不符合社会准则的认知[3];Hoffman 认为内疚是个体做了违反道德准则，危害到他人利益的行为时，经良心上的反省而产生的一种负性情绪体验[4];也有国内学者认为内疚是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根据道德自我认同标准认知自我，评估事件后果并归因于内部自我而产生的情绪[5]。

随着内疚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内疚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如，传统的观念认为引起个体内疚的行为都应该是真实的，弗洛伊德虽认为个体某种并未付诸实施的主观意图也会引起个体内疚，但这种意图也是真实存在于个体认知中的;Tilghman-Osborne， Cole 和Felton则突破这一观念的束缚，进一步将内疚与没有事实依据的个体主观臆想联系起来，认为内疚不仅会由自己真实的道德违规行为引起，还可能由其主观假想的道德违规行为所引起 （即违规行为或对他人的伤害是个体虚构出来的）[6]。再如，传统观念认为内疚产生的根源仅存在于内疚者自身行为或观念中，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经常发现有人因他人的道德违规行为而感到内疚。传统的内疚概念似乎越来越不足以概括人类客观存在的各种内疚情绪。为此，不同研究者在实际研究中依据个体与违规行为的关系，以及是否对他人与社会构成实质性伤害，又区分出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内疚。这些内疚包括：（1）人际违规内疚，是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对他人造成了实质性伤害，并在意识到自己应对此负责时所产生的一种痛苦、自责的情绪体验[7]。这种内疚是由实质性伤害引起的，个体是伤害性行为的实施者。（2）群体内疚，是指当个体发现自己所属群体表现出与本群体认同的价值观念相违背的行为，并对他人或社会产生伤害时，即使自己并未参与其中，但仍会基于群体成员身份而产生的一种消极情绪[8-10]。也就是说，内疚因自己所属群体的违规行为所引起，而与自己是否参与其中无关，且违规行为对他人和社会构成了实质性伤害。（3）替代性内疚，是个体发现与其有亲密关系的人做了违规行为，对他人和社会构成一定伤害后，自认为应该对此负责而产生的内疚，且个体越感觉到自己与违规者关系密切，其内疚程度越高[11]。也就是说，个体并未亲自实施违规行为，也并非自己所为造成伤害，仍然会产生内疚。（4）虚拟内疚，是在没有事实依据，什么也没做的情况下，自认为自己做错了事，或对别人造成了间接伤害而产生的内疚[12]。也就是说，在个体既未真正实施违规行为，也未对他人造成任何实质性伤害的情况下，个体仍然有可能产生内疚。可见，在内疚产生过程中，个体与道德违规行为及伤害事件的关系，可能是直接的 （人际违规内疚），也可能是间接的 （群体内疚、替代性内疚）;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人际违规内疚、群体内疚、替代性内疚），也可能是个体虚构出来的 （虚拟内疚）。内疚的产生不一定要个体真正表现出道德违规行为。很显然，这种分类拓展了内疚的概念外延，也更客观地反映了内疚的本质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道德违规行为以及对他人 （或社会）利益的损害并不必然引起个体的内疚体验，内疚的产生必须借助个体对这些行为的认知和评价。比如，有些个体虽然确有不道德行为，且严重损害到他人或社会利益，但其自身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不认为自己行为有违道德标准，就不会产生内疚;有些个体并未真正做出有违道德标准的行为，却在主观上认为自己行为不够道德，反而会产生内疚。

二、内疚的实践价值

（一）内疚的亲社会效用

内疚会促使个体对受害者产生强烈的补偿意愿，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修复人际关系[2，11]，对社会稳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违规者如果在违规后表现出明显的内疚，不仅会促使自己做出相应的行为来补偿受害者，也会使受害者感觉更好受些，从而为缓和两者间的关系危机提供了可能，这也得到了诸多研究的证实。比如，在两人博弈情境中，有内疚情绪的施害者对受害者 （搭档）分配了更多的代币[13];而在受到侵犯后，相比于没有任何反应的个体，那些表现出强烈内疚情绪的施害者更能得到受害者的原谅[14]。元分析的证据也表明内疚能有效促进个体的亲社会行为[15]，如内疚感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合作行为倾向[16-18]，尤其可以增加那些平时具有自私倾向的个体的合作行为[19];不仅如此，内疚与个人的社会责任和对他人的关心密切相关[20]，因此它能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准则变得更加富有同情心[21-22]，对和谐社会构建大有裨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内疚是一种具有亲社会效用的情绪，它不仅能对人际关系起到调节作用[23-24]，促进人际间合作和良好依恋关系的建立，还能加强社会契约[25]，对社会稳定和谐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二）内疚的道德发展功能

内疚的产生是基于一定道德标准的。个体之所以感到内疚，根本原因在于其意识到了自身言行的非道德性。因此，为消除内疚情绪，个体往往会竭力纠正自己的言行，减少自己的道德违规次数，使自身行为越来越符合道德标准。这一点得到了诸多研究的证实。如，在权威服从实验中，相比于其他被试，那些内疚易感者也更多地选择违背主试而尽量避免执行伤害别人的行为[26];正在体验内疚的人也会表现出更多的诸如慈善捐款[27]、帮助他人[28]之类的道德行为，而具有高内疚倾向的个体也往往较少通过欺骗来获得资源，在商务谈判和自我绩效报告中也表现得更加诚实 [29-30];同时，相比其他儿童，有内疚倾向的五年级儿童在八年后表现出了更多的社团服务等道德相关活动[31]，這就说明，内疚对个体道德行为的影响绝非暂时的，而是具有深远意义的。由此可见，内疚体验确实可以在个体道德标准与道德行为间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有效激发个体的道德行为，抑制个体非道德行为[32]，促成个体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

（三）过分内疚的危害性

当然，凡事都具有两面性。适当的内疚不仅可以通过人们道德违规后的补偿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和人际冲突、修复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作用，还可以通过道德反思，促使人们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形成良好的道德习惯，进而形成良好的道德品格。然而，过度的内疚则可能是有害的。研究表明，当人们出现道德违规行为或伤害他人却没有受到外界的惩罚，也无法进行补偿时，内疚情绪可能诱发其自伤行为，以减轻内疚感[30，33-34]，如给自己施加强烈的电击[35]等。另外，还有不少研究发现内疚与抑郁症[36]、强迫症[37]、饮食障碍[38]、酒精和药物滥用[39]等关系密切。因此，在个体产生过度内疚的情绪而又不能得到及时排解的情况下，个体就会陷入痛苦的深渊而不能自拔，会采取不恰当的，甚至严重伤害自己的方式来减轻自己内心负担，进而给自己的身心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三、内疚产生的机制

内疚对人们现实生活而言既有积极的亲社会效用，又可能存在消极影响。探明内疚产生的机制可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最大限度发挥其积极效用、抑制其消极影响提供理论依据，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掌握内疚的本质内涵。关于内疚产生的机制，目前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内部焦虑理论

内部焦虑理论是一种基于精神分析的理论。弗洛伊德认为内疚情绪是由个体超我与本我冲突所引起的内部焦虑，反映了严厉的超我和受制于它的自我之间的紧张关系，是超我用来影响自我的工具[3，40]，也即超我通过使自我感到内疚而加强对本我的约束，使其更符合自身要求。在这里，超我代表的是“道德”“良心”。如果自我没有按照超我的要求来限制本我的要求，使个体感觉到自己的思维、感觉或行为违背了超我所秉持的道德和价值观时，个体就会感到内疚，而这种内疚又会增强自我按超我要求对本我进行严格审查的倾向。总之，当个体行为无法控制自己按照超我所设定的道德标准去行事时，内疚就会产生。比如，某些个体常因自己无所事事，虚度光阴而产生内疚，就是因为他们明明自认为这是不道德的，却无法控制自己，不能使自己变得勤奋起来。甚至，人们还会因为不能控制一些并未付诸实施的不道德的本能冲动（如为私利而撒谎、攻击他人的想法）而产生内疚，因为这些代表本我的本能冲动违反了超我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内部焦虑理论强调个体内心冲突是内疚产生的重要基础，其产生只需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或违规行为 （没有严格按照超我标准审查本我要求），而不需要有意识地考虑旁观者的反应[3]。从这个意义上说，内疚是个人私有的，与他人无关。

（二）依恋理论

依恋理论认为，内疚来源于个体在做出伤害某种依恋关系的行为时所产生的对被他人排斥的害怕与担忧。其行为所伤害的依恋关系对其越重要，则其产生的内疚体验越强烈[41]。比如，相比师生关系，个体因自身行为伤害了父母关系，更能引起个体强烈的内疚情绪。依恋理论将内疚归因于害怕被他人所排斥，言外之意，如果自身的错误行为未被他人排斥，就不会引起其内疚情绪，也不会采取补偿行为来弥补自己的过错，而是采用其他方法来合理化内疚事件。然而，在替代性内疚中，个体并未伤害自己与受害者的依恋关系，更不会被受害者所排斥，却表现出了内疚情绪，这就难以用依恋理论来加以解释了。

（三）因果报应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人们相信，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应该得到他应得的[42]，而不应该得到他所不应得的。如果某个人因为自己的违规行为而使他人无法得到其应得的，或者得到了自己不该得到的东西，就是对公正世界信念的一种践踏，就应该受到惩罚。因此，当个体认为自己应该为某一有违公正道德标准的行为负责时，作为对自己的一种主动惩罚，内疚就产生了。也就是说，个体的内疚体验起源于其因果报应的心理，内疚是个体对自己道德违规行为的主动惩罚，并认为这是自己应得的。而在内疚情绪的作用下，个体往往也会做出一定的补偿行为，以尽量减少自身道德违规行为对公正世界信念的威胁。

（四）交换互惠理论

内疚因违背道德标准的行为而引起，而道德标准存在于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43]。如内部焦虑理论强调个体的内心道德冲突对内疚情绪产生的重要作用，这是基于个人层面的道德标准而产生的内疚。实际上，内疚还可基于社会层面的道德标准而产生，如交换互惠原则作为一种在社会交往中应普遍遵循的社会道德标准是人性的重要基础[44]，对交换互惠原则的违背也是内疚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而言，当个体行为没有遵循这一原则时，就会被认为伤害了对方的权益，是不道德的行为，个体也会因此而感到内疚。也即，内疚因个体破坏了应当遵循的交换互惠原则而产生。然而，这一理论却不能解释所有的内疚现象[45]，比如，虽然自己与某个陌生人之间不存在任何互惠关系，也未受过其任何恩惠，人们却经常会为自己伤害了一个陌生人而感到内疚，这就不能用交换互惠理论来加以解释了。但我们也确实发现，与伤害一个陌生人相比，伤害一个与我们有着较强互惠关系的熟人，更能引起我们强烈的内疚情绪。

（五）脑神经机制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和发展，近十几年来，有关内疚情绪的脑神经机制研究越来越多，也获得了诸多有意义的结论。比如，冷冰冰等通过ERP研究发现，内疚情境下诱发的晚期成分 （400-600ms）比非内疚情境下诱发的晚期成分更负，其脑电差异则主要分布于左前额叶[46]。现有研究表明，相比其他情境，内疚情境更能明显激活个体的背侧前扣带回与双侧脑岛，前中扣带回和双侧前脑岛[47]，内侧前额叶和左后侧颞上沟[48]，右侧眶额皮层 [49]等区域。Shin等人也发现，内疚情境能使个体前部边缘皮层局部血流增强，包括双侧前颞极、前扣带回、左前脑岛至额下回区域[50]。正如Nakagawa 等人所认为的，内疚情绪的产生涉及的脑区非常广泛[51]。随着研究的深入，或许还能发现更多的与内疚情绪相关的脑区激活。此外，還有研究发现，个体背侧前扣带回的灰质大小与内疚敏感性呈正相关[47];前额叶可能是负责内疚认知加工的重要脑区[48]。这些发现，虽尚不够完善和深入，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内疚情绪产生的脑神经机制。我们相信，随着有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关内疚情绪产生脑神经机制的神秘面纱一定会被逐渐揭开。

以上几种理论对内疚产生机制的解释，经历了一个“从关注内部感受到关注他人感受，从考量自身人格因素到考量人际道德因素，从关注心理机制到逐渐关注生理机制”的发展过程。内部焦虑、依恋理论关注的焦点在个体自身的内部感受，将内疚等同于因个体对个人得失的权衡所引起的内部冲突和焦虑，实际上是从个人人格层面来考量内疚情绪的产生，严格来讲这并没有很好地把握内疚的道德本质。交换互惠、因果报应理论认为个体是因自觉伤害了他人利益而感到内疚，开始关注人际交往中他人的利益和感受，已经有了明显的人际道德层面的考量，认为个体意识到自己的道德错误是内疚产生的根源，较好地把握了内疚的本质内涵。脑神经机制研究则进一步从生理层面进行探讨，将内疚产生机制的研究进一步推向了更深入的层次。即便如此，当前对内疚产生机制的探讨尚不够成熟，也不够系统，各理论观点间仍存在较多分歧。因此，希望仅凭哪一种理论就能对内疚产生的原因做出完美的解释是不现实的，而结合不同的理论进行阐释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四、内疚情绪的影响因素

内疚情绪是个体内疚心理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外化的表现，它直接作用于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且其本身也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系统揭示内疚情绪的影响因素，对实现个体内疚情绪的有效培育和管控，充分发挥其亲社会效用，避免其消极影响，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学界对内疚情绪影响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体道德发展水平

内疚是因个体意识到自身行为违反了道德准则或者对他人造成了伤害，并觉得自己应对此负责而引起的一种负性情绪体验。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个体对自己的违规与伤害行为有意识。显然，道德水平越高的个体越能意识到自身行为的非道德性，对自己要求也更严格，因此常因自己的小过失甚至不作为而产生强烈内疚情绪;而道德水平较低的个体则较难意识到自身行为的非道德性，认为自己的一些小过失或不作为并不涉及道德标准，也不会对他人和社会利益构成伤害，进而不会产生内疚情绪。比如，虚拟内疚就常常发生在道德水平较高的个体身上[7]。丁芳等人的研究也发现，随着年级增长，初中生内疚情绪体验越来越趋于降低，他们分析认为，这主要是高年级的同学更善于根据自身稳定的道德信念系统和道德准则来指导和调节自己的行为，进而有利于其内疚情绪体验的排解[13]。也即，随着个体道德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其道德情绪调节能力也越来越高，进而有利于避免体验过高的内疚情绪。

（二）个体共情能力

共情，也称同理心，是个体体验别人内心世界的能力，或者说是个体换位思考，切身体会他人情感的能力。研究表明，共情是内疚产生的基础[52]。一方面，共情能力越强的个体越容易体验到内疚[53-54];另一方面，即使个体能意识到自身行为的非道德性，却不能切实体会被伤害者的痛苦情绪，也难以产生强烈的内疚体验。Dearing， Stewig和Tangney 也发现内疚倾向与个体同情存在正相关[39]。值得一提的是，共情反应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个体间相似程度的影响[55]，比如，当个体的过失行为导致受害者痛苦情绪时，有过类似痛苦经历的个体往往会更容易体会受害者的情感体验，进而产生更强烈的内疚感。

（三）个体的认知归因

内疚情绪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不仅包括共情的作用，还会受到认知归因的影响。一般而言，当个体意识到自身行为违背了某种道德规范，并且导致了他人的痛苦处境，自己应该对他人的痛苦处境负责时，内疚的情绪就会产生[1，56]。而实际上，内疚的产生及其强烈程度，还会受到更多更复杂的认知因素的影响。比如，如果个体认为自己行为非故意，或者是出于不可控的因素，就可能减轻其内疚情绪的强烈程度;再如，如果个体认为受害人的痛苦并非完全由自己造成，受害者本人也應承担部分（甚至是主要）责任，其内疚情绪体验也会大大减弱，甚至完全不会感到内疚;还有，即便受害人的痛苦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如果个体认为是自身的不作为间接导致了对他人的伤害，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内疚情绪，也即所谓的虚拟内疚[57]。总之，经个体认知归因，个体越将他人的痛苦归结为自身的原因，内疚情绪就越容易产生，其体验到的强烈程度也会越强。

除此之外，气质类型、父母教养方式、道德违规种类及对他人造成伤害程度等与内疚情绪的产生之间也有着密切联系。比如，易恐型气质的儿童更容易产生内疚情绪[32]，而幼儿的内疚水平则与其气质特点中社会抑制性水平高低密切相关[58]。再如，早期同性父母限制和拒绝性教养行为可显著预测儿童后期的内疚水平[59]，专制型教养方式与儿童内疚情绪的强烈程度显著相关[58]。王林等的研究还发现，道德违规种类及对他人造成严重程度不同，个体内疚情绪体验的强烈程度也不同：在道德违规种类方面，违反了公正价值观的个体内疚情绪体验最强烈，违背关爱价值观的次之，违背宽恕价值观的再次之;在伤害严重性方面，导致他人健康损害的个体的内疚情绪体验最为强烈，使他人名誉受损的次之，造成他人财产损失的再次之[60]。

五、内疚情绪的培育与管控

如前所述，内疚对个体道德品格的形成和发展，对个体处理好自身人际关系，促进人际合作，乃至和谐社会构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因此，对具有积极意义的内疚情绪，我们需要大力培育。如，研究表明，权威人物的评价能促进4～5岁幼儿对内疚的理解，对幼儿学龄前后的社会交往和道德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这应引起家长和老师的关注[61]。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内疚是一种负性情绪，伴随着焦虑、自责等不良体验，如果过度则可能对个体身心健康发展不利。如个体可能采用歪曲事实、提高道德标准、非自杀性自伤等不恰当方法[15，62]来消除自身内疚感。因此，我们还要注意适当控制不合理的过度内疚，避免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唯有如此，才能使我们对内疚情绪研究的实践意义凸显出来。

然而，纵览相关文献，有关内疚情绪培育与管控的研究少之又少，以致我们只能通过其产生机制及影响因素略作推断。比如，针对部分个体在道德违规后却丝毫没有内疚之情的现象，是否可以通过提高其道德认知水平或共情能力来解决问题;对部分过分易于内疚，以致常常为其所困扰的个体，是否可以通过教给他们一些行之有效的情绪调节方法来缓解其过分内疚的情绪;甚至，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探讨高内疚倾向者和低内疚倾向者脑神经发育特点的不同，来为内疚情绪的培育与管控提供思路;等等。当然，这些仅仅是根据现有研究的理论推演，是否具有可行性，尚有赖于后续实证研究的验证。

六、未来研究趋势与展望

当前，有关内疚的研究已全面地涉及概念内涵、实践价值、产生机制、影响因素等诸多方面，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要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体系，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第一，关于内疚的研究虽已全面展开，但在有些方面的研究还较为薄弱。比如，现有大量研究探讨了内疚对个体行为及社会适应的促进作用，但对于内疚情绪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更缺乏较深入的探讨，这就使得我们在具体激发和调控个体内疚情绪时缺乏理论依据，难以对个体实践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后续研究应立足于现有研究，深入探讨内疚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因素，并据此寻找培育和管控个体内疚情绪的合理路径，最大限度发挥内疚情绪在完善个体道德品质、促进人际合作、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第二，国内对内疚与内疚情绪的研究主要基于社会适应性与心理健康这两个视角，后续研究应适当拓宽，比如从具身心理、进化心理等视角对其展开研究，以便为我们更准确、全面地理解内疚和内疚情绪的本质提供参考。

第三，关于内疚产生机制的研究，在所得结论上尚存诸多分歧，这与不同研究者研究范式的不同不无关系。后续应充分揭示这些不同结论背后的本质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规范、统一内疚研究范式，力求实现研究成果间的有效整合。除此之外，加强内疚的脑神经机制研究，进一步揭示内疚产生的深层原因，也是今后研究需要加强的重要方面。

第四，内疚作为一种与道德规范密切相关的情绪体验，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个体所处文化背景的影响，但目前国内研究大多建立在国外理论框架基础上，这显然是不合适的。今后，应立足我国实际，对内疚进行本土化研究。如，可制定本土化测量工具，结合东方群体的道德特点，考察道德判断能力、不同道德标准、责任心和价值观是如何影响个体内疚形成和发展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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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桂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