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2月1日，教育部官网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就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作出规定。《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求的，须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申请，进校后应将手机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

其实，早在2018年8月，教育部、國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就明确提出：“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带入学校的要进行统一保管。”

有人质疑这是因噎废食，毕竟智能手机现在已经成为很多学生的“标配”，随身携带智能手机，不但便于联系，交流，也可以拓宽学生学习的渠道。

但在笔者看来，禁止把个人手机带入教室，是有现实必要性的，这有利于让课堂回归课堂。该规定主要考虑课堂的“教学属性”，学生把手机带入课堂，会影响课堂学习效率，老师在讲台上讲课，有的学生可能偷偷打游戏、追剧，或者和同学聊天;另外，学生过多使用电子产品，也会影响视力发育，比如去年上半年，为防控疫情，全国各地都组织学生进行在线学科知识教学，连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学生也是如此。结果是，根据教育部对9省的调研显示，与2019年年底的普测相比，中小学生半年近视率增加了11.7%，其中，小学生增加最多。

值得注意的是，要实现禁止将个人手机带进课堂的目标，还需要扭转学校课堂教学、布置作业过度依赖电子产品的倾向。近年来，不少中小学把利用电子产品教学，布置电子作业，视为教育创新和教育现代化，一边禁止学生带手机进课堂，一边又给学生布置必须利用手机才能完成的电子作业，这让禁止学生带手机进课堂的规定成为形式主义。

禁止中小学生带个人手机进课堂，并非教育领域的首创。早在我国教育部门发布有关禁令之前，2018年的两会，就第一次禁止携带手机进入人民大会堂开会。每次开会前，会务组都会发通知：“所有与会人员严禁携带手机等具有摄影摄像功能的电子设备，不要携带与会议无关的物品进入会场。”这得到舆论的一致点赞，认为这是让代表、委员能全身心投入参政议政的举措。以前把手机携带进会场后，有的代表委员忙于用手机拍照留影，还有的则在开会时刷朋友圈。借鉴这一做法，地方的两会以及一些部门的重要会议也出台类似规定。

还有一些特殊场所，也禁止携带手机。2006年由司法部出台的《关于加强监狱安全稳定工作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禁止将移动电话带入罪犯生活、学习、劳动现场。违反规定带入、未造成后果的，给予行政纪律处分;将移动电话提供给罪犯使用的，对警察一律辞退，取消警衔;对工人一律辞退，解除劳动关系。

毫无疑问，智能手机给沟通、交流以及学习、工作都带来了某种程度的便利，这也是智能手机能得以快速普及的原因。但智能手机也是“双刃剑”，对青少年来说，过度使用智能手机，不但会影响视力发育，而且可能会沉迷手机游戏，因此，必须对智能手机的使用进行一定限制。我国职场人士也有成为“拇指一族”“低头族”的趋势，即便没有禁令约束使用智能手机，也需要自我调控。

说到底，智能手机的使用，并非完全属于个体的私权，即是否使用手机就是个体的权利。在家庭里以及私人场合，怎么使用个人手机，这属于个体的权利，而在公共场合以及带有特殊性质的场所，使用个人手机，则是属于公共决策范畴的问题。这就要权衡利弊，如果是弊远远大于利，而且弊无法通过个体自律解决，就需要有明确的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