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桃花源诗并记》是中国文学乌托邦特色典型之作，笔者从其乌托邦形象产生的时空语境出发，基于阐释学四步骤来分析翻译该作品时的英译策略，并总结不足以期为中国典籍中乌托邦形象的英译提供参考也为译文的评定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桃花源记》;乌托邦形象;阐释学四步骤;英译策略

作者简介：王珊（1995-），女，汉族，四川德阳人，云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口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1）-09-0-02

学术界对乌托邦的讨论大都基于文学形式，从社会思想、人性倾向以及文学体裁三个维度探讨乌托邦的历时内涵。除了《圣经》中的伊甸园以及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城市乌托邦式思想外，中国典籍如《桃花源诗并记》也有乌托邦的憧憬。英译时，译者既要正确传达原文内涵又要转化其蕴含的乌托邦思想，目前中国典籍中乌托邦形象的英译策略分析罕见。在研读陶渊明先生生平及各翻译家如林语堂、翟理思译本的基础上，笔者英译《桃花源记》时发现，从法国学者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 阐释学四步骤（fourfold Hermeneutic motion） 即信任（trust）、侵入（aggression ）、吸收（import）和补偿（compensation）出发，不仅能有效指导笔者作为读者对翻译大家的作品进行赏析，更能指导笔者作为译者在英译《桃花源记》时既传达原文内涵又有效转化其中蕴含的乌托邦思想。

一、《桃花源记》及其中的乌托邦思想内涵

作为中国文学中最具乌托邦特色的作品，在战火纷纷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心系人间疾苦，其《桃花源记》用简明语言展现安居乐业的乌托邦式世外桃源但其中却潜藏着对当下社会的批判以及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永恒不变的完美社会状态的追求。中国学者徐志啸指出确有“秦避世人居之”（徐志啸，1995：25），且据《晋书·列传第六十四》记载，“南阳刘子骥”史有其人，他也有类似寻找“桃花源”的经历（房玄龄等，2000：1633）。

因此，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桃花源”是史有其地、名出有源，其作《桃花源记并诗》并非凭空杜撰而具有世俗性。有学者从具象上指出“桃花源”和“乌托邦”因社会现实产生不同愿景而存在本质上的区别，然而从概念上它们都属于理想社会的化身，都是创作者因不满社会现实而生，都寄托了创作者的个人理想、抱负与情感。如果说莫尔的乌托邦曾经是西方人膜拜的神圣之地;那么陶渊明的桃花源就是中国人如今仍然向往的理想之乡。

二、阐释学四步骤基本内容及内涵

阐释学（Hermeneutics）一词源于古希腊，意为“理解”。自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总结这一学说以来，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 Heidegger）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进一步发展了阐释学，并将其定义为一种以理解为核心的哲学。法国翻译理论学家斯坦纳于1975年在其著作《通天塔》中将阐释学翻译过程具体细分为运作四步骤，即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Steiner， 1975： 296-413）。译者在理解的基础上通过信赖与原本相遇;通过入侵原本，抢夺自己需要的东西，形成自己的理解;通过吸收，将理解完成，获得自己的解释;然后通过矫正补漏等等补偿过程，最终形成了译本。

三、阐释学四步骤在英译《桃花源记》中乌托邦形象中的体现

（一）“信任”：译者——文本合作关系的建立

斯坦納指出，“信任”是“认识论上的暴露（epistemologically exposed）和心理上的冒险（psychologically hazardous）。译者需要“冒险一跳”（we venture a leap），即实现“信任的跳跃”（Steiner， 1975： 296）。“信任”发生于译前，体现的是译者与目标文本间的关系;译者由于自身因素有目的地选择文本，进而与之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

陶渊明通过为读者勾勒的意象完成“桃花源”的隐喻意义构建，使读者体味出他寄情田园、淡泊名利;而又通过对“桃花源”、“落英”等意象的描写，构建了一个祥和平等的世界，折射了当时人们精神上的无奈和恐惧。

（二）“侵入”：译者发挥主体性深入原文内部，探取文本的内容与精华

斯坦纳在《序言》中写道：“理解便是阐释，领悟一种意义便是翻译”（Steiner， 1975）。而理解的前提除了“信任”以外，就是“侵入”。读者或译者在侵入文本时，因为受母语环境的影响，都会无意识地带入自己的见解。圣·哲罗姆有个著名的比喻：“意义是译者擒回的俘虏。我们‘破解一个密码，破译是解剖性的，必须击碎外壳，层层剥离内核”（Steiner， 1975： 298）。翻译文章开篇之句：“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时，将其译为：

During the reign of Taiyuan of Jin （376AD-396AD）... One day， he sailed ...

据中国年代史发展，“晋太元中”意为“东晋太元年间（公元376-396）”，故译为“the reign of Taiyuan of Jin （376AD-396AD）”，补充年份让目标语读者理解时间脉络，了解所处的社会现状。开篇两句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桃花源”即将出现——是在诗人忘记“远近”而在与世隔绝处。并且译本中补充“One day”这一模糊时间表达，与西方乌托邦思想中“永恒不变的完美社会状态”相得益彰。

（三）“吸收”：基于原文理解将文本转换为译入语

“吸收”是对原作“形”与“神”的双重再现，译者在转换原文内容和结构的过程中，会对原文酌情做出改变导致归化或异化。而所有的改变“都可能造成对整个原文结构的破坏与重置”（Steiner， 1975： 299）。

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Each of the old and children was happy and contented.

这是武陵人进入桃花源后对其中生活图景的描写，其中 “黄发”指长者;而“垂髻”指小孩，借代不能逐字翻译。故笔者将“黄发”译为“the old”;“垂髫”译为“children”，传达出原文含义——“老人和小孩”。但原文中蕴含的年龄特征却没有在译文中得到体现，有归化之嫌，没有做到对原作“形”与“神”的双重再现，故会对“黄发垂髫”生活安稳富足、怡然自得这一美好生活图景造成一定的破坏。

（四）“补偿”：基于语言文化差异平衡乌托邦意象含义空缺

斯坦纳指出“通过补偿来恢复平衡是翻译行业与翻译道德的关键所在”（Steiner， 1975： 300）。原语和译入语间有语言、文化、审美等方面的差异，在“侵入”与“吸收”后，译文丧失原语中的某些文化内涵、美学元素甚至深层含义的情况在所难免，这种情况使“补偿”成为必要。要力求恢复平衡，可采用加注或解释。

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

They said that their ancestors together with their families escaped to this isolated place from the chaos of war under the tyranny of Emperor Tsin  Shih-huang some six hundred years ago.

此句是“桃花源”中人解释武陵人的疑惑，即为躲避秦始皇统治下的暴乱而逃到此处，这映射了诗人陶渊明所处的乱世而体现其对现实的批判以及对“桃花源”的向往，乌托邦式思想跃然纸上。笔者用解释性翻译将“避秦时乱”译为“escaped to …from the chaos of war under the tyranny of Emperor Tsin  Shih-huang some six hundred years ago”，从而平衡原语中诗人意在传达的对现实的批判和蕴含的人文性及经世致用思想。

四、结语

乌托邦通过设定理想境界让人们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在不完满的现实中得以慰藉，最重要的是，“乌托邦”精神为社会现实提供了諸多参照中的一种，蕴含着颠覆性的话语内涵以及建构出绝对意义的无限可能。基于乔治·斯坦纳阐释学四步骤理论，本文通过分析以《桃花源记》为例的中国典籍乌托邦形象的英译过程，得出该理论不仅能够有效帮助读者对翻译大家的作品进行赏析，更能进一步指导译者英译《桃花源记》中的乌托邦思想。但笔者发现，翻译时，尽管尽力补偿以实现语言文化“平衡”，但由于原语和目标语之间文化、审美等各方面的差异，仍然会存在含义缺失或者表达不充分的情况。因此，为实现典籍中乌托邦思想更完善的英译并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正如当代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我们比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乌托邦精神，需要乌托邦为我们提供一个超越现存世界的希望空间，我们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研究诸如阐释学四步骤的翻译理论来指导典籍中乌托邦形象的英译。

参考文献：

[1]房玄龄等， 中华书局编辑部. 晋书·列传第六十四[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2]林语堂. 晋唐心印[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3]徐志啸. “桃花源”=“乌托邦”？[J]. 中国文学研究， 1995（1）： 25-27.

[4]莫尔（美）. 胡凤飞译. 乌托邦[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2.

[5]George， Steiner.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