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璇 吴肇光

摘 要：大力促进数字化就业，着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是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的必然要求。数字化就业是顺应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数字化转型趋势，围绕数字化平台、借助数字化技术、创造数字化商品和服务的新就业方式，其演进经历了信息化就业、网络化就业和平台化就业三个阶段。当前促进数字化就业主要面临着劳动者数字化素养和技能不足、数字化人才严重短缺、产业供给结构不均衡、数字化就业稳定性弱、劳动关系治理难度大等挑战。要进一步构建现代高效的数字化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强化数字化平台的就业带动力，增进数字化就业红利，促进数字化人才赋权增能，加快形成支撑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的数字化人才大军。

关键词：数字化就业；平台；公共就业服务；数字化人才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前沿技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发展最快、创新最活跃、辐射最广泛的经济活动，并发挥着促进就业、驱动经济发展新动能和增进人们经济社会福祉的重要作用。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达到1.91亿个，占全年总就业人数的24.6%①。美国波士顿咨询报告预测2035 年中国整体数字经济规模将接近16万亿美元，并将创造高达4.15 亿的总就业容量②。“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坚持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先目标，发挥数字经济带动就业的重要作用，大力促进数字化就业，完善数字化就业政策体系，形成紧密对接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的高质量就业格局，是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的必然要求，对植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数字化就业的演进历程

数字化就业是顺应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数字化转型趋势，围绕数字化平台、借助数字化技术、创造数字化商品和服务的新就业方式。根据数字化程度的不同，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信息数字化、业务数字化和数字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相应地，数字化就业的演进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包括信息化就业、网络化就业和平台化就业阶段。

（一）数字化就业1.0：信息化就业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等基础数字化技术发展带动下，电信、计算机、软件等数字经济基础领域先行发展，吸引和培育了大量具有基础数字化技术的人才，形成了最早的数字化就业形态，即以信息化技术为核心特征，以信息产业为载体，主要从事数据传输、编程、电子元器件制造等活动的1.0版的数字化就业，主要包括具有中高水平信息化专业技能的电信工程师、电子工程师、互联网工程师、软件工程师等职业。

根据统计数据，2003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就业人数为116.8万人，约占总就业人口的1%。2013年，该领域就业人数出现了一个井喷式的扩张，从2012年的222.8万人快速增长到2013年的327.3万人，增长率达46.9%，占总就业人口的比率也从1.5%增长到1.8%。到2018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就业人数达424.3万人（图1）。

（二）数字化就业2.0：网络化就业阶段

21世纪初，随着我国互联网宽带应用的不断推广，我国网民数量连年增长，从2000年的2 250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4.57亿人，增长了19倍。互联网产业自21世纪初“挤压市场泡沫”以后开始复苏，搜狐、腾讯、百度等民营企业通过境外上市融资不断成长壮大，加速推动产业创新，推动网络搜索、网络邮箱、新闻门户、BBS、博客、网络购物等新商业模式持续扩张，带动部分传统产业的网络化转型，并快速推动互联网相关领域的就业扩张。根据工信部数据，2008年互联网从业人员达到了55.7万，带动间接就业人口超千万。2010年，互联网直接从业人员进一步增长到近80万人（闵杰，2012）。

随着网络化就业增长，数字化就业进入了2.0阶段，即在新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和传统产业网络化转型背景下，大量具备基本互联网操作技能并将其同传统生产和服务结合起来的就业形态，如网络搜索技术人员、网络邮箱技术人员、新闻门户网站编辑和程序员、BBS网络论坛客服、网购客服等。2.0版的數字化就业降低了从业者的专业技术门槛，扩大了就业范畴，促进了更多产业的劳动力供需匹配，进一步提高了互联网及相关产业吸纳就业的水平。由于该时期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在终端载体和网络通信技术等方面还有诸多局限，一些产业的网络化转型更多的是采取“线上+线下”的模式，将部分业务进行线上拓展，形成了传统就业形态与网络化就业形态并存的格局。

（三）数字化就业3.0：平台化就业阶段

2010年以后，新一代信息通信、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并加速应用于生产和服务中，使得数字经济加速迈向平台化、智能化和大数据化的发展阶段。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数字化升级加速，形成了平台化的发展新模式，工业互联网平台和服务业平台在各行各业大量涌现。平台是一种全新的生产组织模式，通过集成海量数据来直接联结生产服务提供者和终端客户，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市场供需匹配的效率，扩大了资源配置的时空范围，有力地提升了经济效率和生产力。平台型就业打破了传统的稳定捆绑式的雇佣关系、技术赋能及创业创新环境，使人力资源市场的供求关系更加富有弹性（牛禄青，2017）。2010年以来，工业互联网、内容产业、网络电商、共享经济、网络社交媒体等平台为载体的“三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蓬勃发展，各类平台组织持续吸纳劳动力，形成了3.0版的数字化就业——平台化就业。按照不同的平台类型，平台化就业可分为工业互联网平台就业、内容平台就业、电商平台就业和劳务平台就业等。

1. 工业互联网平台就业

工业互联网平台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结果，是将各种生产设备、物料、系统、劳动者以及工厂外的产品、仓储、物流、用户等供应链各环节连接在一起的智能高效的工业生态系统。2015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大力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到2018年3月，国内工业互联网平台数量已高达269个，超过了国外工业互联网平台总和①。截至2019年9月，具备行业、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70家，平均工业设备连接数超过69万台，已广泛应用于石化、钢铁、机械等实体经济各行业（陈肇雄，2020）。随着工业互联网的蓬勃兴起，平台劳动力需求也持续增长。2019-2020年，人社部等部门发布的新职业中，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物联网安装调试员、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信息安全测试员等与工业互联网相关的职业达到13个。据统计，2017年工业互联网带动总就业人数达到2 172.19万人，2018年带动的总就业人数达到2 367.41万人，2019年带动总就业人数超过2 679.61万人，2020年工业互联网带动的总就业人数约达2 810.90万人（图2）。②

2. 信息内容平台就业

信息内容平台主要面向网络用户提供信息的交互、检索和传播服务，包括门户网站平台、搜索引擎平台、社交媒体平台、网络文学平台、网络影音平台、网络游戏平台、网络知识服务平台等。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率不断提升，提供信息类产品和服务的平台数量不断增长，人们对信息产品进行付费使用的习惯持续培育，推动了大量信息内容平台的涌现，带动着信息内容平台就业的增长。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网络直播平台、游戏平台、短视频平台、在线阅读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迎来了快速发展期，带动就业能力显著提升。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5.60亿，较2018年底增长1.63亿，占网民整体的62.0%。①网络直播行业中的新就业形态包括专业主播、助播、直播粉丝运营师、直播选品师、供应链管理、直播间布景师等多元职业。真人秀直播、体育直播、游戏直播、演唱会直播、电商直播等网络主播人数持续增长，截至2019年4月，游戏直播行业龙头企业虎牙、斗鱼分别拥有主播数517万人和470万人②。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创造的就业岗位包括在微信公众号、小程序、企业微信、微信支付服务等从事运营、开发、设计和维护的岗位。2019年微信带动就业机会2 963万个，其中直接带动就业机会达2 601万个。在疫情期间，公众号内容编辑、微信小程序开发、企业微信服务、微信支付服务小程序直播带货、远程导购等岗位总数增加59.7万个，有效地带动社交媒体平台就业的增长③。

3. 电商平台就业

随着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网络支付技术和物流配送网络的发展成熟，人们在线消费、网络支付和线下配送的消费生活习惯渐趋成熟，电商平台蓬勃发展起来，成为引领消费升级和带动就业的重要支柱。阿里巴巴、拼多多、京东等龙头电商平台集聚了大量电商平台新就业形态，包括电商客服、网店设计师、电商摄影师、人工智能流行预测师、农业电商经理人、服务体验师、数字化管理师、新品研发人员、网店分拣发货人员、直播选品师、人工智能训练师、智能芯片设计工程师等逾100种新职业以及上下游的生产制造、加工、物流等环节的间接带动型就业岗位。根据测算，2014年我国电商平台从业人员为2 690万人，2018年中国电商从业人员进一步增长为4 701万人，增长率达75%（图3）。2018年，电商龙头企业阿里巴巴创造了4 082万个就业机会，其中包括1 558万个直接就业岗位和2 524万个带动型就业机会④。2019年，淘宝直播带动400万就业机会，在淘宝直播带货的农民主播已超过5万名⑤。

4. 劳务平台就业

劳务平台是将个体劳务人员与消费者联结起来并具有灵活就业特征的数字化就业平台，典型的劳务平台包括网约车平台、快递物流平台、外卖配送平台等。各种劳务平台在个体劳务人员与消费者之间扮演居间撮合的角色，借助平台对市场供需信息的大数据汇集和匹配作用，来扩展个体劳务服务的供给规模和供给广度，改变了传统劳动关系，形成了“平台+个体劳动者”的新型劳动关系。网约车司机、物流配送人员通常无需集中在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地点，而是按需聚集、按劳取酬。这种灵活就业方式吸引了大量个体劳务人员在平台就业。以网约车平台为例，根据交通部数据，我国已有140多家网约车平台取得了经营许可，全国合法网约车驾驶员已达150万人以上，日均完成网约车订单超过2 000万单。2018年，滴滴平台创造了1 826万个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其中直接就业机会包括网约车平台管理运营人员以及网约车司机，间接就业机会包括司机服务经理、网约车租赁、维保、充电等相关岗位。此外，外卖配送平台的快速扩张也带动了包括外卖骑手（外卖送餐员）、商户推广运营师、点评达人、“试吃官”等新就业形态的增长。2018年，外卖配送平台美团带动了1 960万个就业机会，有270万外卖骑手通过美团点评平台获得收入（吴清军，2019）。

二、当前我国数字化就业的发展瓶颈

数字经济的发展带动数字化就业的兴起，数字经济的扩张引领就业结构的调整。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化就业的若干发展瓶颈加速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劳动者数字化素养和技能不足，数字化人才严重短缺、产业供给结构不均衡，数字化就业稳定性弱、劳动关系治理难度大等。

（一）数字化人才缺口大、数字化素养和技能不足

当前我国数字化劳动力结构呈现高技能劳动力不足、普通技能劳动力基数大的金字塔型结构，数字化人才供给显著不足，具有较高数字化素养和技能的人才缺口大，成為制约数字化就业的关键发展瓶颈。数字技能偏好性较强的数字化平台，如工业互联网平台、网络搜索平台、云平台等需要大量具有较高学历、专业性、综合能力、创新能力和人机协作性、能从事设计、编程、协调、维护数字化生产资料的人才。例如在工业互联网平台，劳动者要能够熟练运用工业软件进行柔性化生产，能搭建和运维工业系统，也能对生产线进行安装、调试与维护性操作等（刘喜喜，2018）。经合组织（OECD）将数字经济所需要的技能分为三类：普通技能、专业技能和补充技能。其中专业技能主要指开发产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数字技能，例如编程、网页设计、电子商务以及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等技能。普通技能是指绝大多数就业者在工作中所使用的基础数字技能，例如使用计算机打字、使用常见的软件、浏览网页查找信息等技能。补充技能是指利用特定的数字技能或平台辅助解决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例如处理复杂信息、与合作者和客户沟通、提供方案等等。当前，掌握数字化专业技能的高技能人才数量供给显著不足，真正具备数字化专业技能的人才尤其是“高、精、尖”数字人才较为稀缺。根据《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计到 2025 年，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等行业人才缺口将分别为 950 万人和 450 万人。而大量中低技能劳动力受制于学历、专业和培训等因素，大多仅具备普通技能或补充技能，因而大量中低技能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网约车、物流配送、外卖配送等劳务平台以及电商平台，从事不需要较高数字化技能的就业岗位，这些劳动者因其人力资本水平的限制，难以简单地通过培训及再培训快速改变自身的劳动能力、素质和地位，通过数字化技能提升实现职业空间的拓展和收入的可持续增长的难度较大，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低位徘徊的状态。再者，数字经济带来的新工作涌现，对社会福利的增长效应在短期内难以显现，这种现象被称为“恩格斯停顿”现象（何海锋等，2018）。由于“恩格斯停顿”现象的存在和人才培育机制缺陷，人才技能和素质调适也同步出现停顿和滞后，导致显著的数字化劳动力供给缺口。

（二）数字化人才的产业供给结构不均衡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扩张进程中，数字化人才会逐步从信息通信、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基础产业向其他产业扩散，随着第三产业带动第一和第二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数字化人才会从第三产业逐步向第一和第二产业溢出。但数字经济发展中往往出现就业供给结构的调整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现象。一旦产业转型升级速度超过了产业所需人才供给的速度，人才供给失调现象就会对产业转型升级形成阻碍，从而放缓产业转型升级步伐，使得部分人才供给缺口大的产业转型升级长期滞后，陷入产业发展红利不足、人才吸引力不足、产业发展停滞的恶性循环。不同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通常第三产业由于固定资产占比较低、交易费用较高、技术密集度较低，进行数字化转型较为便利，第三产业从业者多进行简单的数字化技能培训即能实现数字化就业的转换，例如，传统的出租车司机转换为网约车司机较为容易，司机仅需学习使用网约车平台系统的操作技能和进行简单的服务培训后即能上岗；而第二产业由于固定资产占比较高、交易费用较低、技术密集度较高，其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难度较大，普通生产工人转换为掌握人机协同、工业软件运行维护等技术的工业互联网人才的难度较大，而且现阶段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多地转向高速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而非速度放缓、结构调整并且劳动力外迁的工业（欧阳艳艳等，2019），因而第二产业转型升级较容易遭遇数字化专业人才匮乏的瓶颈。

总体而言，我国数字化人才的产业分布呈现较为明显的失衡现象，大部分数字化人才集中于第三产业，尤其是信息通信和制造业等行业。2018年第一产业的数字化就业岗位为1 928万个，第二产业为5 221万个，第三产业为13 426万个，吸纳了超过65%的数字化劳动力① 。从细分行业看，我国46.6%的数字技能人才来自数字基础产业，20.9%的数字技能人才来自制造业，两大行业吸纳了约2/3的数字技能型劳动力，而金融、消费品、医药、企业服务、娱乐、教育等行业占比均在10%以下，凸显了我国数字化人才产业分布的不均衡性（图4）。

（三）数字化就业稳定性弱、劳动关系治理难度大

在数字化就业稳定性受到内外两重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是外部市场竞争因素。由于数字经济的产业创新频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不断更替，数字经济的市场竞争激烈，企业并购频繁，许多领域容易出现企业一家独大、“赢者通吃”的市场垄断现象或少数几家企业并存的寡头垄断现象。许多在中小型数字化平台就业的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较差，一旦平台被并购或倒闭就面临失业问题。另一方面是劳动者自身职业发展需求的影响。由于大量中低技能的劳动者在网约车、物流配送、外卖配送等劳务平台灵活就业，这些岗位通常职业门槛较低、以体力劳动为主，工作强度大、竞争较为激烈、收入水平不高、劳动保障不足，没有受到传统劳动法、工资工时法、医疗保障、社会保险等福利政策的保障（黄浩，2021），因而许多中低端就业的劳动者就业稳定性较差，职业流动性较大。由于在中小型数字化平台和中低端岗位就业的劳动者规模庞大、就业稳定性偏弱、劳动关系复杂，因而也对数字化就业的治理带来了挑战。由于当前对数字化平台的监管力度不足，对新型劳动关系的治理不完善，促进数字化职业技能提升的力度不足，从而无法有效改善数字化就业的稳定性，数字化就业领域的劳动关系治理存在一定的瓶颈。

三、积极促进数字化就业的策略与机制

积极促进数字化就业，加快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是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在国内外因素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下，大力促进数字化就业成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培育数字化人才队伍、将“人口红利”转变为数字化“人才红利”、切实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要进一步构建现代高效的数字化就业服务体系，强化数字化平台的就业带动力，增进数字化就业红利，促进数字化人才赋权增能，加快形成支撑数字经济发展并实现劳动者全面发展的数字化人才大军。

（一）构建现代高效的数字化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数字化就业有着区别于传统就业的新特征与发展规律，需要紧密围绕数字化就业的特征和规律，建立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等协同发挥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数字化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形成适应数字化就业趋势的多元协同、高效的现代化劳动治理方式，保障广大劳动者在数字化领域均等享有公共就业服务资源、普惠地共享就业服务，有效促进数字化就业机会均等和就业公平。

数字化公共就业服务能力综合体现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一是从宏观层面看，是否能形成具有中长期战略引领作用、全面整合数字经济各领域就业服务资源的公共就业政策是促进数字化就业的重要先行条件。要加快形成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公共就业政策体系，出台数字化就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与扩大数字化就业良性互动。建立宏观政策对数字化就业影响的评价机制，全面规划和引导数字经济各产业领域的市场主体发展、就业供需资源匹配，加强产业人才供给均衡性，合理引导数字化人才向人才缺口大的产业适度转移。完善数字化人才评价机制和职业技能评定机制，为数字化人才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提升就业政策科学化水平。二是从中观层面看，建立跨体制、跨行业的数字化就业公共信息平台，整合公共部门、国企、集体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的数字化就业岗位信息，构建同工业互联网平台、电商平台、信息内容平台、劳务平台等实时连接的公共大数据平台，加强对全国各数字化平台的就业信息监测和就业信息公共服务。完善“指尖化”“智能化”“一键通办”等平台功能模块。推动数字化人才供需精准匹配，降低数字化人才就业成本，提高就业机会均等和公平。根据数字化就业特征健全就业统计指标体系，完善统计口径和调查方法，运用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来强化数字经济各领域就业动态统计和监察，监测追踪就业市场供需双方动态。强化对劳动密集型的数字化平台就业监测，健全失业监测预警机制，建立应对预案和工作机制。常态化设立数字化就业岗位扶持项目，完善数字化、智能化劳动力调度，促进劳动力過剩行业人员向劳动力短缺行业转移。三是从微观层面看，做好重点群体的数字化就业服务工作。统筹实施高校毕业生数字化就业促进计划，强化对高校毕业生的数字化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指导、就业见习和创业指导，开发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的数字化就业岗位。利用电商平台、劳务平台和信息内容平台等灵活就业机会多、就业门槛较低的优势，面向贫困群体、产能过剩职工群体、农村富余劳动力群体以及退役军人和少数民族群体，大力实施数字化平台促进重点群体再就业帮扶行动。拓宽重点群体的再就业渠道，强化重点群体的再就业培训支持和自主创业指导。

（二）强化数字化平台的就业带动力

数字化平台是促进数字化就业的主要载体，是吸纳数字化人才的“蓄水池”。数字化平台的市场规模越大、主体越多元化，数字化就业的空间就越广阔。促进数字化平台的可持续发展和多元化发展，能有力地为数字化人才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提供更多元的就业选择和职业发展空间。

工业互联网平台、信息内容平台、电商平台和劳务平台的发展以及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有利于将更多的人才吸引到数字化就业空间中。一要促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数字化平台发展，带动其吸纳更多的中高技能数字化人才。以人工智能、机器人、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技术发展来引领工业互联网平台、信息内容平台、云平台等发展，加速中高端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激发出更多与“宅经济”和“云生活”相关的新模式、新业态，在这些领域培育新动能、吸纳劳动力（王文，2020）。同时以技术先导的数字化平台发展带动其他类型数字化平台的升级，促进中高端人才、新的数字化经营模式、新兴数字化就业形态向其他数字化平台扩散转移。二要大力支持劳动力密集型的数字化平台发展，增强其吸纳就业的规模化作用。要促进共享经济、数据经济、内容产业等新业态的发展，支持劳动力密集型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鼓励传统产业利用工业互联网、电商平台、智能装备、大数据服务来进行数字化转型，探索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基金，推广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相关技术、平台的商业化应用（马晔风等，2020），鼓励传统产业对接电商平台、劳务平台等平台，让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实现“线上销售”和“线上匹配”，在行业模式创新、产品服务创新、人才技术创新的创新融合中创造更多产业红利，带动更多直接和间接就业，充分发挥劳动力密集型数字化平台对吸纳人才的“就业蓄水池”作用。三要激发数字化平台的市场主体活力。要营造富有活力的数字经济创新创业环境，通过加大数字化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激活企业家精神、放宽市场准入和降低制度成本、提升融资便利度、强化技术孵化支持和规范市场秩序，来加强市场主体活力，刺激就业需求增长。此外，要规范数字化平台的市场竞争，避免形成寡头垄断。在平台建设上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引流、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局面（赵文泽等，2020），大力激励中小型数字化平台项目的发展壮大，形成公平市场竞争、广泛吸纳就业创业的良好生态。

（三）增进数字化就业红利

分配问题是决定数字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增进数字经济发展活力并促进劳动正义的关键问题。增进数字化就业红利有利于促进人才数字化转型并持续引导人才流入数字化平台。一要增进数字经济的初次分配红利。应探索制定电商平台、劳务平台、信息内容平台等数字化平台的定员定额标准及灵活用工的最低工资（工时收入）标准，完善保证基本收入的初次分配体系，保障数字化人才尤其是灵活就业人员的合法劳动权益。应探索在若干劳动从属关系比较明显的数字化平台实行基本工资制度，保障劳动者凭借基本劳动投入来获得维持生活的基本收入。二要创造合理的数字经济再分配红利。再分配机制是政府对数字经济的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应将部分税收形成数字经济再分配的基金池以形成对低技能、低收入、转岗分流的弱势劳动者群体的转移支付，或以基金的形式来对部分灵活就业的低收入劳动者进行政府补助，以提升灵活就业劳动者抗击经济社会风险的社会保障水平。三要建立和完善数字化就业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供给体系，增进数字化人才的社保福利待遇。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建立多元化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供给体系，探索建立分档制、差别化、多元化、合理化的社保、年金、医保、失业保险等的缴纳标准体系，强化平台企业的保险缴纳责任。平台市场应建立与其发展相适应的劳动者报酬和社会保障体系，用统一的标准来规范和保护劳动者权益（何勤等，2019）。要强化数字化平台的企业文化建设，鼓励有实力的平台企业为网约车司机、外卖送餐员等中低技能劳动者提供足额交通商业保险、“高温福利”，为女性劳动者提供育婴福利，为劳动者提供宿舍或租房补贴、职业病相关的保健补助等，提升数字化人才的就业归属感和获得感。

（四）促进数字化人才赋权增能

要切实提升数字化人才的职业技能并增进其劳动权益，引导劳动者走上技能增进、素质提升、权益保障、公平发展的轨道，形成一支与技术进步互构互促、支撑数字经济发展并实现劳动者全面发展的数字化人才大军。

一要强化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体系的数字化教育，在中小学、高职院校和大专院校推动数字化教学改革创新，形成面向数字化人才培育的基础理论学科教育和应用学科教育，增加相关专业教师岗位、增设专业实验室，通过线上和线下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来全面提高数字化教育水平。二要建立和完善数字化人才职业培训体系。健全和完善以用人单位为主体、职业院校为基础、政府推动与社会支持相互结合的数字化人才职业培训体系，加快数字经济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公共实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技能人才服务平台建设，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新型职业培训包教学，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依托行业协会等机构开展面向农村劳动力、困难群体、过剩产能领域职工等重点人群的数字化技能培训，提升人工智能、数字技术与商业结合的数字化技能实训能力，推动职业院校与数字平台企业共建实训基地（郝建彬，2018），鼓励劳动者在数字平台实现再就业，以扶智来推动扶贫助困。三要形成增进数字化人才权益的平臺生态。以平台民主管理、平台企业文化建设等制度来鼓励数字化人才享有更充分的劳动自主权、职业兴趣发展权、人才流动选择权、职业规划权、民主管理权和决策参与权等，强化数字化工会建设、数字化行业职业协会发展等，强化数字化人才的权益诉求表达和权益协商，通过增进劳动权益来强化数字化人才的主体能动性和职业归属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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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Process， Development Bottleneck and Strategy of Promoting Digital Employment

XUAN SUN

（Modern Taiwan Research Institute， Fuji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AOGUANG WU

（Department of research organizing， Fuji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Vigorously promoting digital employment and striving to achieve higher quality and full employment are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s for doing a solid job of "six guarantees" and fully implementing the tasks of "six guarantees". Digital employment is a new employment mode that conforms to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rend of production mode and lifestyle， and creates digital goods and services around the digital platform and with the help of digital technology. Its evolution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information employment， network employment and platform employment. At present， the promotion of digital employment is mainly faced with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digital literacy and skills of workers， serious shortage of digital talents， unbalanced industrial supply structure， weak stability of digital employment， and difficult governance of labor rel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build a modern and efficient digital employment service system， strengthen the employment driving force of the digital platform， enhance the digital employment dividend， and promote the empowerment of digital talents. In the process of actively promoting digital employment，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a digital talent army that support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izes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workers.

Key Words： digital employment； platform； digital employment service； digital talents

〔執行编辑：李春涛〕

* 孙璇，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吴肇光，福建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科技革命背景下劳动智能化转型研究（20BSH119）”。

①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

② 数据来源：Boston Consulting Group，“Year 2035， 400 Million Job Opportunities in the Digital Age”，https：//www. cathayaresearch.com/chinas-digital-economy-expected-to-reach-16-trillion -by-2035/.

①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

② 数据来源：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工业互联网人才白皮书（2020）》。

①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0）》。

② 2019年我国游戏主播数量增长（百万人）及各平台主播数量分布.http：//www.leadingir.com/datacenter/view/ 3840.html.

③ 腾讯微信，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9-2020微信就业影响力报告（2020）》。

④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阿里巴巴零售电商平台就业机会测算与平台就业体系研究报告（2019）》。

⑤ 数据来源：《电商报》：《阿里巴巴淘宝直播2019年带动400万个就业机会》，https：//www.dsb.cn/newsflash/47750.html.

①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