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四川阶段是我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时期，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以毛泽东民族理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民族领导力。中国共产党民族领导力实践体现在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四个方面，具备清晰的主体、内容和客体构成，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时期的民族领导力实践是党的民族领导力初步形成时期。长征时期党的民族领导力在四川民族地区的实践体现了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源自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民族领导力，也凸显出中国共产党民族领导力从民族独立到多元一体，再发展到共同体，凸显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领导力的人民性、民主性内涵。

[关键词]长征时期;民族领导力;四川民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21）11-0050-07

作者简介：舒群，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中国共产党党史。四川 成都 61007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最根本的一条是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①我党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形成的民族治理能力，经过长期探索实践，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党领导下的多元参与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100年历史中经历的最苦难时期——长征这段伟大历程。红军一路西行，途经众多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与当地少数民族结下了鱼水深情。党和红军在民族地区践行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等正确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热烈拥护。在当时的民族地区特别是四川民族地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地方少数民族族群之间的矛盾、地方军阀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少数民族之间和内部的阶级矛盾等各种势力与矛盾交织在一起，情况错综复杂。红军长征在四川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接触是最广泛、最频繁、最复杂、最深入和最艰难的，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革命实践的民族理论政策。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时期的民族政策实践具化体现在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四个方面，通过分析党在长征时期，特别是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民族理论政策，解析中国共产党的民族領导力形成的理论实践根基，探究中国共产党民族领导力从民族独立到多元一体，再发展到共同体的始终如一，凸显了中国共产党民族领导力的人民性、民主性内涵。

一、长征时期党的民族理论和领导力形成的背景

（一）党的民族政策产生的紧迫性和必然性

1.党的民族政策产生的紧迫性

由于“王明”左倾主义的严重影响，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被迫退出苏区，开始长征。1935年1月，红军进入四川南部，如何迅速有效开展民族工作，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一个巨大挑战。国民党声称共产党红军将陷入少数民族武装打击的汪洋，成为“石达开第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更加紧迫。粮食、御寒的衣物和兵员的补充成为红军长征中遇到的最大问题，红军进入四川民族地区后多次遭遇到少数民族武装人员的袭击，语言和习俗的差异导致沟通困难，补给和伤员救治等方面困难重重。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少数民族工作是党当前工作的一个新问题。当红军还没有进入民族地区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很少的。[1]党的少数民族工作和政策直接关系到红军吃饭、行军和打仗，关系到红军长征能否取得胜利，关系到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

党中央深刻认识到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学习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成为当时全党全军的迫切任务。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平等、发动和团结民族人民为核心的民族政策思想为指导，及时向广大的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发出了一系列有关民族工作的重要方针政策和指示，率领广大红军顺利经受住了长征途中的民族问题的考验，成功踏上适合中国国情的我党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成熟之路。

2.党的民族政策产生的必然性

红军到达四川民族地区时，情况是复杂且艰辛的，战士们严格执行党的军队“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由于国民党政权和地方军阀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反动宣传以及实施的对少数民族压迫政策，造成了四川众多少数民族群众对汉人充满恐惧和仇恨，对汉人军队更是深恶痛绝。国民党错误的民族政策导致各民族之间的对立与隔阂，激化了各民族间的矛盾。由于历史原因，四川各少数民族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远比汉族地区人民遭受的更加深重，他们对民族解放的愿望更加迫切。

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把“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列入政治局讨论、研究的七个要紧大问题之中②。针对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理论、列宁思想中的关于少数民族的普遍理论与我国少数民族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缺乏理论实践，会议决议明确表明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最可靠的武器[2]。在沙窝会议要求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的基础上，红军承认民族的自决权，帮助少数民族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3]。红军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军队，是受压迫和受剥削的穷苦人民的军队，阶级地位和经济需求与四川少数民族同胞的愿望是一致的。贫苦阶级的共同性加深了红军对我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本质认识，促进了红军对党的民族平等和解放理论应用能力的提升。党领导的红军自觉把无产阶级民族团结解放思想理论与具体长征实践相结合，从维护少数民族利益的实际出发，促使红军长征时期的民族政策的产生成为必然。

（二）党的民族政策在长征实践中形成和发展

红军长征中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民族问题促使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民族政策并不断深化，在极其复杂的民族环境中，逐步完善和反思存在的问题，并且试图寻求切实有效的方针政策;同时，红军长征期间，也认识到民族之间存有矛盾，不同宗教信仰之间存在隔阂，不同民族中不同社会阶层对于社会认识也存有差异。因此，合理制定政策，建立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成为红军贯彻民族平等政策的重要途径。

1.党在四川长征时期前后的民族思想、政策演变

长征前，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模糊笼统的。经过伟大的長征，特别是红军长征途径四川民族地区的过程，迅速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民族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不断修正与完善。历史与实践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内民族问题的认识与解决是不断深化与渐趋成熟的，形成统一的思想、政策，再转变为具体的政治行为，最终升华为党的民族领导力。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宣言中首次提出了“民族自决”主张。1923年6月，党的三大通过的党纲草案指出：“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和中国本部生关系由各该地民族自决。”③党此后多次提到中国境内的民族问题，但是，由于当时党的工作中心是工农武装斗争，对民族自决问题只是泛泛提及，缺乏具体阐述。党在二大提出了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及各民族地区，成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这是深受苏联的体制影响而提出的国家组织形式的一种构想，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与历史传统。我党1924年参与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提出“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4]。1928年6-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5]101的民族纲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把少数民族政策纳入党的中心工作战略高度，也表现出党对我国少数民族工作的复杂性认识不足。

1934年11月红军进入民族地区，红军总政治部11月19日下达了长征以来第一个民族工作文件《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指出红军重视民族工作对实现战略任务有决定意义，各军团政治部必须把民族问题提到重要的地位，向全体战士解释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6]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真心诚意地尊重和爱护少数民族同胞。1935年5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红军在民族地区的一切活动都要与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相联系，必须严格政治纪律，严禁侵犯少数民族的利益，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的宗教和风俗习惯。1935年6月，红军抵达四川懋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立即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主张解放各被压迫民族，主张彻底的民族自决，建立自由选举的革命政府并积极帮助一切的革命的民族运动。”[7]216党中央在1934年11月到1936年8月之间就少数民族问题至少发布了14个重要文件，大多是涉及四川为主的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此外，还有许多电报和信函等，[8]证实了党在长征途径四川时期对民族政策的高度重视和完善，在政治性、思想性、组织性以及动员性等方面非常具体和系统性地阐述我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思想，有效地领导了红军对四川少数民族工作的顺利开展，强化了广大红军对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团结事关中华民族存亡的重要认识，认真贯彻和落实了党的民族政策，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在长征时期的民族理论和实践经验，为党的民族领导力的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

2.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实践，推进了党的民族政策发展和完善

红军在途径四川民族地区期间，党中央深刻吸取“第五次反围剿”的“左倾”错误教训，高举民族团结和抗日救国的中华民族救亡旗帜。红一、四方面军提出“以少数民族区域为依托，为保卫中国、保卫少数民族的利益而战”[9]，后期进入四川省的红二、六军团遵照党中央的民族政策要求，也十分重视民族工作，如今在四川的安顺场还保留有当年红军长征时的石刻标语：“红军是北上抗日的主力军”“红军是帮助干人谋利益”“工农群众起来实行土地革命”等民族政策宣传标语。党中央加强了对各民族人民群众的民族政策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红军的宣传通俗易懂，容易为群众接受，如“红军到，干人笑，粮绅叫;白军到，粮绅笑。要是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红军实行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政策，解放被旧社会压迫的人民，帮助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红军到冕宁后打开监狱释放彝族同胞，宣布废除国民党对彝族各家头人野蛮残酷的“换班坐质”制度，解放了全部“换班坐质”的彝族头人，并宣布取消一切不利于民族团结平等的恶行，用实际行动宣传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各被压迫民族”等政治主张的政治正确性。

在党的正确民族政策和思想引领下，饱受压迫和剥削的少数民族同胞和红军自动地联合和融合，党的民族领导能力得到体现。在红军的民族政策感召下，彝族头人小叶丹与刘伯承歃血为盟，并派人帮助红军与彝民武装沿途设置的关卡交涉，使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民区。小叶丹的帮助为红军快速通过彝民区节约了宝贵时间，摆脱了国民党重重追兵，在的党中央英明指挥下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续写长征光明征途。刘伯承后来回忆道：“主要的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10]。

党时期，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人文关怀充分与四川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民求生存、求解放和求尊重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人文关怀思想应用在长征时期的民族政策中，满足了四川少数民族人民的需要和诉求，迅速获得各民族人民的支持拥护。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四川省会理地区，准备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5月19日，总政治部发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指示红军部队必须遵从：“严格的政治纪律，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绝对地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如回教之不吃猪肉，夷民的男女授受不亲，黑夷之敬重灶君等等）。”④进入四川民族地区红军在民族地区“废除徭役”“取消奴隶制”“没收帝国主义中国军阀衙门官僚的财产房屋土地分配给民众”“没收帝国主义中国军阀在康藏的银行、商业机关、交通机关、矿山收归国有”“提高康藏民众的文化，运用康藏自己的语言文字设立学校”“政教分立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等政策主张。红军长征时期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高度重视在四川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充分认识到了少数民族政策和完善党的民族思想的重要性，把民族政策与政治政策、军事政策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中国共产党在四川长征期间的民族政策的创新和实事求是的发展都充分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全国各族人民服务是党的唯一宗旨。

二、党的民族领导力在长征时期四川民族政策中的体现

中央红军从1935年1月29日进入四川境内，除四渡赤水時转战川滇黔之外，一直到1936年8月离开了四川。红军长征经过云贵川，特别是才与四川藏族、彝族等数十个少数民族人民近一年半时间的频繁接触，做了大量的民族工作实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开始独立自主地思考、解决和处理中国的民族问题，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思想和现实政策。

“红军长征时期，由于途经我国少数民族集中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认识和了解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做好民族工作、解决民族问题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11]116-117

（一）政治理论领导力：真正实现民族团结、民族平等

党在民族政策制定时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属性，永远以人民为中心，以民族大业为主线。中国共产党于1934年11月19日以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要“动员全体战士向少数民族广大群众宣传红军的主张，特别是民族自主和民族平等”的指示，仅隔十天又召全党全军“在一切的工作中，必须不知疲倦地”做好民族工作。[12]116随着长征的进行，少数民族革命政权和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得到了发展，沙窝会议决议非常英明地指出，“估计到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我们不能到处用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组织工农苏维埃或劳动苏维埃的形式”“建立番民革命政府”，在不同民族中“一般的组织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是不适当的”。沙窝会议后，中共川康省委又对少数民族政权作了具体规定：“番民群众在政权机关中应占主要的领导地位。如汉人、回人占少数可成立各民族的自治区政府，在区政府中应当有这些民族的代表。”⑤红军站在政治的高位将藏区的民族工作与全国抗日救国运动联系起来。

遵义会议是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在中国民族问题和制定民族政策上开始以中华民族总体观看待和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摆脱了长期以来我党各项政策都受苏联相关政策的模式影响，运用马列主义人文关怀等基本原理，结合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特点，坚持政治引领，真正实施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政策，获得广大少数民族各阶层民众的支持和拥护。1935年8月1日，红军发表的《八一宣言》号召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黎、瑶、藏、蒙、韩、回、苗、番等）的兄弟们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以及各种反日义勇军组织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红军经过大凉山彝族地区时，朱德总司令在《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指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还提出“要设立夷（彝）人政府，夷（彝）族管理夷族”的口号。根据四川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把我党早期民族政策由自决转向自治，把少数民族的命运和解放中华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表明红军入川后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思想的政治转变，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红军和夷人是一家”“中华民族共同抗日”的民族政治领导力，实现了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治政策的积极发展和成功实践。

（二）思想宣传领导力

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途径长征四川民族地区时期制定了广受各民族拥护支持的民族自治政策，充分发挥了党的宣传领导，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各种形式大力宣传“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各民族人民的军队”，向各族人民详细解释“红军北上是为了抗日，红军是全中华民族的抗日先锋战士”。红军的大力宣传帮助那些从未接触过红军的各民族群众充分地认识和了解了红军，破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谣言，消除了各民族群众对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存在的怀疑和恐惧心理。党中央和红军采用通俗易懂的歌词和“摆事实，讲道理”的宣传教育使各族人民领悟到革命的道理，大力宣传红军是人民的队伍，红军与穷人相亲相爱。红军所到之地，党和红军有计划、有目的地和当地群众谈话，组织人民群众开民族联席会，加强沟通和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思想。广大红军官兵教各族群众唱《当兵就要当红军》等革命歌曲，增强了各族人民对党和红军的热爱，收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中央红军在渡过大渡河后颁发的标语口号中，有14条是“对夷藏番回苗等少数民族”的。中央红军一进入川西北藏族地区就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反对民族压迫、为各族人民谋幸福的斗争纲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1935年6月在总政治部出版的《前进报》第1、2期上发表文章，强调民族平等的重要性，并追溯从清王朝到国民党政府及英帝国主义对藏族人民的统治和压榨，分析藏族的社会结构和宗教影响，说明红军对少数民族应采取的政策。[13]根据相关部门调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内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在5000人以上。当时只有两万人口的茂县，就有1000多名羌族青年参加了红军。理番县（今理县）藏族妇女斑登卓，红军长征时已50多岁，为了给红军带路、当翻译，竟带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全家参加了红军。[3]62由于长征中战事频繁和宣传工作有限等实际情况，党领导红军采用“开会宣讲、座谈走访、出版报纸、颁发布告、石刻标语、油印传单口号、开展文化活动等方式”[14]155，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各少数民族同胞在与红军接触中受到鼓舞，切身感受到只有党领导的红军，才能消灭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由于红军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党和红军不但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红军积极与民族地区各阶层联系包括联系上层人士，宣讲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长征的目的与意义，赢得了广大少数民族同胞的信赖和支持。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由中国共产党一手缔造和领导的工农军队，他们意志坚定、作风优良。红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有效的宣传活动吸引着各族同胞好奇的目光，用具体行为向民众宣示自己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尤其是工农红军进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很好地宣传了我党的政治路线以及民族方针政策，扩大了党和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同胞加入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和长征队伍中来。

（三）群众组织力

群众组织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根本性内容，集中反映着党依靠、动员、组织和教育人民群众进行伟大社会实践的状况。红军善于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不断夯实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使广大人民群众凝聚在党组织周围，听党话、跟党走。[15]红军长征在四川民族地区时，党中央在民族思想和政策方面大胆创新，灵活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建立了红军和少数民族之间新型的民族关系。在党中央领导下，红军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服从党的领导，坚决拥护和执行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武装力量。1935年5月22日，中央红军先遣部队进入凉山冕宁县彝族聚居区，成功践行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不但在当地建立了代表彝族人民自己利益的政权组织——革命委员会，还在四川阿坝、甘孜两涉藏区帮助建立了带有民族区域自治性质的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分别是大、小金川流域的格勒得沙共和国，和包括康区16个县的波巴人民共和国，符合藏族人民政府的意愿。1935年6月中旬和10月中旬，紅军曾两次到过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1935年10月16日，红军南下占领丹巴县后，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藏族同胞一同组建丹巴县苏维埃政府。期间，建立了一支藏族红军队伍——“丹巴藏民独立师”，2000多名丹巴藏族优秀儿女参加了红军⑥。党领导下的各民族组成的人民政府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消除民族壁垒，发动少数民族群众与红军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分别存在了8个月和3个月之久，在全国人民心中留下深刻的政治影响，证明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也体现出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认同和使命服从。工农红军进入四川民族地区以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很好地宣传了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扩大了党和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组织影响力，争取了一大批各阶层的少数民族同胞加入到这场伟大的事业和革命队伍中来。这些都可以视为党领导的红军在四川民族地区长征期间组织领导力的具体体现，是对党的政治领导力和思想宣传领导力的延续和保障。

（四）社会号召力

尊重民族宗教自由，形成爱国僧俗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了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征向四川民族地区的各族人民展示了民族团结、民族自治的美好蓝图，实现了各族人民当家做主的和谐环境，党中央和红军政治部要求广大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风俗习惯、文化及语言文字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各民族人民对党和党领导的红军充满信任和喜爱。党中央在四川民族地区的社会号召力得以加强，民众动员效果显著，沿途的人民群众被发动起来了。从迎接红军、筹备给养、参加红军等方面，凸显人民群众对红军的热爱和支持。可以说，红军长征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援，人民群众的支援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

在我党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民族地区前，贺龙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滇康分会主席”的名义，向康南各族各界发表安民布告，指出“本军以扶助番民解除番民痛苦兴番灭蒋为番民谋利益之目的，将取道道城、理化进入康川，军行所至，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希望沿途番民群众及喇嘛僧侣，其各安居乐道，毋得惊慌逃散”。红二军团在占领甘孜得荣县城后，该县城仅有的十几户人在听信反动宣传后均已出逃，部队无法筹粮，贺龙、关向应等领导人翻山越岭，亲自解决部队的粮食问题。该县龙绒寺喇嘛在目睹红军所作所为以后，欣然同意贺龙等人到该寺筹粮。经“堪布会议”（指寺庙最高决策会议）决定，赠送红军青稞15000斤，并协助红军在藏民中购得46000多斤粮食和大批牛羊肉与酥油。[9]党领导下的红军用尊重民族信仰佛事、严加保护寺庙等事实，使得许多曾经敌视红军的人也转变了态度，愿与红军合作，并将红军的政策广为宣传。1935年7月5日，中革军委及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在松潘筹借粮食的规定办法》，指出没收土司的粮食、牲畜要向群众解释，对群众的粮食一定要用钱买或茶叶换，若无钱时要给购粮证明，说清以后付。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巴西召开常委会会议，研究教育与宣传问题。党领导的红军不断总结完善在四川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1936年7月1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政治分立部《红军目前在西北地区筹取粮食资材办法》中明确指出根据党目前新的策略路线，过去红军中一般用“打发财人”“打土豪”等口号来筹集红军给养军需与发动群众斗争的一些旧办法是不合适的，对在少数民族区域和汉人区域抽取粮食资材作出具体规定。[16]102长征时期，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除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上层人士与红军友好相处以外，一大批少数民族农牧民青年还跟随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成长为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都是折服于党的民族政策，被党的民族思想宣传吸引，为党的伟大社会号召奋起。一部长征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一条长征路，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

三、伟大的长征成就伟大的党的民族领导力

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开始到1936年10月胜利结束，历时两年，红军在四川的少数民族地区时间长达1年8个月。红军通过统一战线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和武装，不仅团结少数民族支援长征取得胜利，而且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民族领导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该时期党的民族领导力的主体构成是由以毛泽东、朱德等同志为代表的红军各级官兵的民族领导力的统一而形成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党的领袖及领导班子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制定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解放为基本政治原则，党的民族领导力的主要内容是尊重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以建立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新型民族关系为主要方向的民族政策，通过有针对性的宣传，以贯彻全心全意为各族民众谋利益的群众路线为着力点，通过党和红军光明磊落、言行一致切实维护各民族的利益，实实在在、公平合理地处理民族事务，敢于捍卫各民族人民的安全和尊严，赢得各民族民众信任、爱戴和追随，成为党的民族领导力的客体构成。

中国共产党长征时期的民族领导力是通过党和红军在四川民族地区创新性地开展党的民族工作，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升了党在民族工作中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宣传力、组织领导力以及社会号召力，形成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并为中国共产党民族领导力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时期的民族领导力实践具体体现在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四个方面，具备清晰的主体、内容和客体构成，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时期的民族领导力实践是党的民族领导力初步形成时期。党领导下的红军在长征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创造性地建立党的民族方针政策，广为宣传、执行实践，受到各民族人民的认同响应与支持拥护，为我党社会主义民族共同體理论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注释：

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http：//www.81.cn/jmywyl/2017-03/12/content_7523369_4.htm。

②张璟：沙窝会议（1935年8月4-6日），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6/09/28 /031196834.shtml，人民网，2016-09-28 。

③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http：//www.scopsr.gov.cn/zlzx/ddh/ddh3/201811/t20181121_327313.html。

④《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1935年5月19日），《红军长征·文献》第344页。

⑤《川康省委关于赤化川陕甘与通过草地时地方党的工作指示》，1935年8月21日。

⑥李元梅.红军长征曾建立一支藏族红军队伍[N/OL].中国西藏网.http：//www.tibet.cn/cn/news/Yc/201907/t20190727_66464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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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共雅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从大渡河到夹金山[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15]冯秋婷.全面提升与锻造新时代党的领导力[J].毛泽东研究，2020（04）.

[16]龚泽琪.革命根据地军事经济史[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4.

收稿日期：2021-06-02 责任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