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中美

1

那是一曲年代久远的老歌，在小区的路上由远而近，正向着楼下慢慢走过来。我一下就听出这声音来自于一只播放机，而且它的外壳极有可能是亮红色的——大约是三四年前，我也给母亲买过一只这样亮红色外壳、半块砖头大小的播放机。小城步行街上那间卖渔具兼卖播放机的小店里，摆放于门前货台上的绝大多数播放机的外壳都是这样的亮红色，里面内存的两三百首歌曲，大多都是老歌或者民歌。这种播放机操作简单方便，适合老年人使用，而它的缺点是播放出的声音有点炸耳，缺少圆润，尤其当它的聲音播放得越大的时候，这种缺陷就越是  明显。

此刻，这只播放机的音量也很大，那歌曲很大声地放着，正向着楼下走过来。我几乎能猜得出来，那“播放机”在走过我们楼下、从楼侧过完我们小区之后，会从公厕旁边的石阶梯那里下去。再下面，接住那石阶的是博南北路，这路在二三十年前叫作环城路，路下有一家相馆叫作“环城相馆”，那时候，这路就是县城的边了。

这歌曲，它一点一点由远而近向着楼下靠近的模式以及速度，使我想起了早先这县城里的“犀利哥”阿国。早前有一年的冬天，阿国常常在那些阳光明媚的上午像这样地穿过我们小区，他的播放机里的歌声从远到近，走过楼下，然后，从石阶梯那里下去。也有时候，他一个上午会像这样从楼下走过两次，他不停地这样走着，像是一种无意识的转经。阿国光着头，头上短短的头发拃着，身子因为冷和瑟缩而向前弓起，两只手臂抱紧左右衣襟，同时抱紧自己。那播放机就挂在他的左肩上，机子随着他的每一迈步而晃荡着，这似乎使他的播放机的声音显得越发地响亮。有一点不同的是，阿国的播放机里播放的大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女歌手唱的歌。后来，听说阿国不知什么缘故离开小城去了外地，又在外地为着什么事而被人打断了一条腿。之后在城里见到他时，他的一条腿已然瘸了，整个人看去也沧桑了许多，没有了先前那种快乐的神色，跟人说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讪讪的。再后来，阿国又不见了，到现在，想是隔了也有几年了吧。

我在窗下桌前读韩少功的《个人主义正在危害个人》，耳听着那歌声慢慢地向着楼下走过来。大体上可以确定，他不是阿国。那又会是谁呢？我不禁从桌前的椅子上站了起来，隔着窗子向着楼下的路上探望。果然，那也是一个犀利哥，他的头上戴着一顶卓别林式的、因为脏污而颜色暗黑的帽子，身上穿着多层衣服，最外面的是一件西服外套，衣服因为脏而看不出原本的颜色来，似乎所有的犀利哥们都这样不分四季地穿着里外多层衣服，且不分四季地不扣上外面衣服的纽扣。甚至于，他们连走路的步态也都有些相像：脚步慢且稍稍地左右打着别，像是患着某种不约而同的腿疾。此刻，这犀利哥慢慢走着，走过楼下，走向了公厕那边，自然，他将要从那石阶那里下去，走到博南北路上去。他会像先前的阿国那样，背着他的播放机，在这小城的各处转圈，像转着他的无意识的经。

在那犀利哥和他的播放机的歌声走过去之后，楼下院子里复又安静下来。那棵高大的攀枝花树，它的花从一月初开起来，直到三月末落尽，整整开过了三个月。在这四月里，它的满树灰色的枝杈静默无语，无花无叶。在这楼上居住多年，我确切知道它的叶子将会在五月初的阳光里萌发起来，并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迅速撑开成一树巨大的绿阴。

在攀枝花树下西面是档案局，这栋灰色的有着外挂楼梯的三层砖混结构老楼，它自身已几近于是这座小县城的一页“档案”。眼下，档案局已经在县城新区建盖了新的办公楼，再过不久，这栋老楼就要结束它的使命。在这楼的楼前空地以及楼顶平台之上，平日常供鸟雀们蹦跳闲踱，成群落在树上的鸟雀们有时从树上飞到那屋顶上，有时则从树上飞下来，落在楼前的空地上，尤其是那些麻雀，一点也不惧人。树下院里平日常有老人带着孩子来闲坐，孩子们看到地上蹦跳的麻雀，常要开心地追逐。

树下东侧是覆着拱形蓝色铁皮屋顶的门球场，最近这几个月来，一直不见有人在里面打门球。

树下南面坐南向北的抱臂式两层瓦屋顶老楼是县委早先的办公地，现在是县老干部活动中心，平日里大多安静着，只有楼侧盖了灰色铁皮屋顶的那间乒乓球室，早晚常有人在里面打球。

在我们的楼前空地和门球场之间，有四块被一个“+”号分隔开的方形花圃，里面种了一些树木，因为树种的差异，显出高矮参差的样子。在楼前右侧靠着档案局这面有一架紫色三角梅，早先因为太过繁茂，被档案局请人来砍去过一次，而今数年过去，那三角梅重又长成了一大篷，它的一部分已爬上了侧面的一棵高树，并缠缚住了它。在这架三角梅的西面，更高一台上的那株像皮树枝叶厚密得漏不下阳光来。树下的水泥方桌前，常有青春悠长烦闷无聊的孩子三五成群地在那里消磨他们的长日。

“世界由参差不齐、各具特色的事物构成，然而，我们的弱视使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一片连绵不断、模糊难辨的迷雾。”佩索阿说。他确切，“每一天都是独特的，世界上绝无与之相同的另一天。唯有我们的心灵认定—发自内心却错误地认定—切事物归于同一和单一。”为此，他发现：“那种单调不过是我自己的单调”;“单调源于我自身”。

楼下院子里的安静，那棵攀枝花树的安静，档案局的灰色老楼，而今重漆成浅黄色外墙的县委老楼，覆着蓝色铁皮屋顶的门球场，方形花圃里高矮的树木，紫色的三角梅，叶子阔大而厚的橡皮树—这一切在这个上午显出某种无意识的单调。院子里此刻没有带着孩子的老人，橡皮树下没有坐着半大的孩子。乒乓球室里这时候也没有打球的声音。“每一天都是独特的，世界上绝无与之相同的另一天。”如果等一会儿或是下午，这院子里来了带孩子的老人，那橡皮树下坐了样子看上去很不羁的、嘴上斜叼着烟卷的半大孩子，傍晚的时候，那乒乓球室里又传来了打球的声音——即便所有这些人，他们都是昨天或是前天来过的那些人，而今天的他们，其实也已经跟昨天或是前天的他们不一样了。如果此刻我望着楼下安静的院子，感觉出了某种单调，用佩索阿的话说，那单调源于我自身，它来自我的内里。

稍有意外的是，那犀利哥的播放机的歌声在将近十一点钟的时候再次经过了楼下。和阿国早先的路线不同，他的歌声不是又一次从小区的外面进来，从远到近地走过楼下。我发觉到，这回他是从石阶梯那里返上来的，经过公厕的面前，走过楼下，走过那株三角梅，向着小区的外面走去。那歌依然很响地播放着，声音响亮而炸裂。我在窗下听着那歌声慢慢走出小区，脑子里显出他的慢且稍稍地左右打着别的步子。

2

若是细数起来，在小城漾濞的四面，远远近近地，也颇有些可去的所在。

年后，正月未尽，从县城往里、溯漾濞江而上，河谷田坝里的油菜花渐次热烈起来，一片一片，黄得耀眼。若是单只坐着车在路上看看，也还不觉得怎么，待特意地爬上某座山上去，择了一处视野开阔的地方再看河谷里，那成片成片的黄便颇壮观了，仿佛是谁在这春日里打泼了一大罐明媚的油彩，使那色彩沿着江的两岸，大片大片地流淌和漫延。当中，又因着田块的分割，使那色块被隐约地裁划出了不同的形状，或成方块，或若月牙，或比鸟翼，或似风旗。近几年县里常用来做展示的几幅漂亮的漾江俯瞰图，便是漾濞的摄影师们在这样的视野里拍下来的。

阳历三月中，秀岭的漫山梨花和苍山西坡的百里杜鹃相继将花事推向高潮。春光烂漫，山路上熙熙攘攘尽是看花的车，满山上男男女女尽是看花的人。而待这白的红的都开尽，五月初，大浪坝的报春开得一片幽柔粉紫，如梦似幻。

季节由春入夏，五月渐行渐深，在漾濞，满目的核桃林渐渐由先前明亮的翠绿转向深浓。我一向觉得，在所有的树阴里，核桃树的绿阴，似乎总是有着比别的树木更加清凉的质地。随着入夏日渐炎热起来的天气，在小城漾濞，人们开始在周末往光明的核桃林里走，那核桃林下清幽的农家院落，最是消夏的好所在。然而，在我的心里，却一直向往着在七八月的雨季，去光明的核桃林下听一夜的雨声，寻一方幽静的农家院子，在夜静更深里，听悄然前来的雨落在头顶的屋瓦上。雨在初时是轻细的，需用心才能分辨。渐久，听那隐约的雨声终于慢慢地汇成了门外。屋檐下轻轻的嘀嗒声。人在床上醒着，心像是从尘世里洗脱出来，重新变回一滴干净的水。当然，在夏末初秋的早晨，看洁白的云雾缓缓地漫过这核桃林下的村庄，又或是在有月的秋夜，看清明的月色自苍山融融落下，落进村庄古老的时光里去，也是美的事。

冬天，在小城里，大多数的人们只需凭窗便可见苍山上的雪，看那雪依着苍山逶迤的线条，若一条洁白的玉带飘逸于高远的山顶之上。有时候，遇着几日寒雨，气温陡降，待雨雾散去，便见那玉带往下宽延了不少，且依着苍山在漾濞这面的陡峻山势，显出了一道一道白的皱褶来。旧时漾濞县志上所列的“漾濞八景”、“雪映漾川”是其中的一道。而看苍山雪景更好的所在，应该是在与苍山遥相对望的秀岭山的高处吧。据传，旧时在那山上的博南古道旁曾有一间大觉寺，在大觉寺的山墙上，曾有途经的文人墨客题下的遥看苍山雪景的诗。

此外，稍远一些的还有石门关和福国寺，石门关高处的玉皇阁，平坡的马尾水，美翕的岩桥一线天，又兼县城近旁的文殊院、竹林寺、普光寺等各处幽静的寺宇观阁，可去的地方不少。晚饭后的散步时光，人们常去的是老街、云龙桥，或是县城的东片区，这片新城区这两年更加扩展和热闹了起来，几家地产公司纷纷在这里落户，引流着这县城的人气。想要多走一段的人们则会去皇庄坡。而若是周末的闲走，许多人会去县城隔江对岸飞凤山的望江亭，在亭下听听松风和鸟鸣，凭栏看看一览无遗的小县城。

一般情况下，人们在晚饭后的散步、转城，时间会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若是周末或者假日会稍稍远足，会用上半天或是一天的时间，人们去爬望江亭，去看漾濞江岸的油菜花，去秀岭看梨花春雪，去苍山西坡大花园看杜鹃红遍，又或是去福国寺等处，听听寺里的钟磬，吃一盏寺里的清茶。—人们从家里出发，去抵达某一处预先想好的所在，之后，又循着一种不变的惯力或者召唤，重新走回到家里，走回到那个出发的原点上。

我是个极难得出门的，一年中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总是安静地蛰伏在这小城里，像一只蜘蛛安静地蛰伏在它费力自织的网上。也有那样少少的时候，我提上一只小箱子，搭了动车或是飞机，出一趟稍远的门，前往某个去过或是未曾去过的地方，在那陌生的地方、陌生的时光里待上三日五日，之后，便又稍稍有些迫切地原路返回到这小城里，回到自己熟悉和旧有的生活当中，像一滴重新落回到桶里的水，很快地，成为里面不再能够分辨的一滴。

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半天，一天，三日五日——我们走出家门，去到某个事先想好的地方，抵达，然后往回走。我们仿佛是一只弹弹球，弹出去，毫无意外地收回来，再弹出去，再收回来，我们被自己毫无意外地掌握着，或者是被某只看不见的、甚至是未曾意识到的大手掌握着，在长久的、毫无意外的安全里，偶尔，会遥遥地想象一次奋力的挣脱和出走。

“我不晓得我要做什么。我只是要出门看看人家，然后自己想想。”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小说《小城畸人》里，那个在小城的报館里当记者的年轻人乔治·威拉德这样对他的母亲说。他告诉母亲：“我要离开此地了。”“我不晓得我将要到什么地方去或是去做什么事，但是我要走了。”儿子的话，使得这母亲浑身颤抖。然而，过了一会儿，这孩子在横在母子间的尴尬的寂静中又说了一句话：“我料想这一两年我还不会走，但是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他的话，不是为了安慰母亲的伤悲，而是因为出走这件事本身的不易。在英国作家柰保儿的小说《米格尔街》里，那个把一笔钱交给中介，想要离开米格尔街去委内瑞拉的理发师博勒，在钱被骗去之后，最后被扔在了一片沼泽地——那并不是说好的委内瑞拉，而只是离他出发的城市并不远的一处所在。博勒最后又回到了米格尔街，回到了他的从事木匠、清洁、养殖、修理、制作烟花炮的劳动者邻居们中间，重新回到了他的旧有的生活里。

“我的命运在向前发展，尽管我没有去任何地方;我的时间在向前推移，尽管我仍留在原处。”佩索阿说。

秀岭的梨花开了又谢，苍山西坡的杜鹃落了又红，福国寺的那杯茶，还在那年秋天的某个下午里冒着袅袅的热气。

我们，还在原地，像一滴从未离开过水桶的水。

3

那个人坐在网球场的绿色网墙下，右手扶着他的那支黄褐色的、表面涂了亮光漆的弯柄手杖。在他的脚下，是一面大约三米长、两米多宽的上窄下宽呈斧形的斜坡，就着坡势，他的右腿向右前方放直，左腿则将膝盖屈起，脚掌落地。与他的黑裤子和同样黑色的中长款硬面料连帽外衣相对，他的那件蓝色衬衣显出一抹孤独的亮色。隔着脚下两米多宽的斜坡，他正安静地看着对面的一棵树，那树上浓密的叶子，被夏天傍晚最后的阳光打出一片翠绿的亮泽。

我从斜坡的脚下走过，要去约好的路口和朋友相遇，然后一起去散步。我的脚步几乎没有停留，这个人很快被我留在了身后，连同他所面对着的树，以及他脚下的斜坡，他身后的地面已经多处毁坏，几年不见有人在里面打网球的空空的网球场。然而，他分明刺痛了我，是的，他独自坐着、面对着一棵树的孤独刺痛了我。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孤独刺痛了我的隐秘的孤独。在他脚下的斧形斜坡是我们小区和旁边的休闲文化广场的过渡，早先这里是用一道墙隔开的，数年前，那道墙被拆去，然后打上了这道斜坡，小区和文化广场就此连在了一起。文化广场是这片城区里夜晚的热闹去处，跳广场舞的，溜娃的，闲天的，旁边篮球场上打篮球的，热闹成一片。其间，广场舞的音乐成为这所有热闹的背景，直到晚上九点多十点，广场上的人声才渐渐散去。而此刻，这广场上所有的热闹都还没有起来，傍晚六点半这个时间，可能许多人都还没有吃好饭，又有一个原因或许是因为这傍晚最后的阳光还有着灼人的热度，所以人们都还在家里没有出来。斧形斜坡脚下隔着小区通道的对面，一楼的一户人家开的“小西瓜”冷饮店门外，此刻还没有一个人影。没有声音的广场，空闲已久的网球场，没有一个顾客的冷饮小店，加上一只在夕阳的斜光中在小区的通道上散漫走着的黄白色小狗，让一个人的孤独显得那样地突兀和醒目，以致刺痛了从旁边走过      的人。

其实他的孤独，我已经不是第一次遇见。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县邮政局的屋檐下。位于漾江路和苍山中路交叉的十字路口西南角的县邮政局，它的浅半月形设计的屋檐下，早晚常有住在附近的老年人在这里闲坐谈天。身后的两道卷帘门内，是邮政营业厅及邮储银行的营业部。我每天上下班，都要从这里走过，为此，常在这里闲坐的老人，他们的面孔便大多都熟悉了。那天早晨，我上班从这里走过的时候，见有个人独自坐在檐下的阶上，右手里扶着一支弯柄手杖。这个时候，檐下阶上除了他，并没有别的老人。这是这屋檐下新出现的一副面孔，而且他的年纪也不在老年人的行列。他很清瘦，看着街景的眼神里有着深切的孤独，以及与这座小城的距离感。从他的情形里，我大体能够确定，他不生活在这城里，但是眼下，他待在这城里，并且不会很快离开。果然，我后来又遇见了他，有时他依然坐在邮政局的屋檐下，有时候他在路上慢慢地走着，我于是发现了他的右腿有疾，他拄着那支手杖，走得很慢。然而我感觉到，他走得慢不只是因为他的腿疾，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并没有一个地方需要赶着去—他唯一需要的，只是度过时间。

这个孤独的人，他的情形使我猜想，他应该是因为腿疾，为了治疗以及休养的需要，而寄住在这城里的某一间光线暗淡的房间里。而且，从他的眼神里我几乎可以确定，他在这城里每天最后要回去的那个地方，并没有任何温暖在等待他。我有时候走过他的身后，眼睛看着他慢慢走着的枯寂背影（他大多穿着黑色裤子和那件黑色连帽外衣，他的清瘦使得身上的衣服显得空落）;有时候是正面遇见，我从他的枯寂的嘴唇上，搜寻不到温暖饮食以及愉快说话的痕迹;我从他的同样枯寂的眼睛里，搜寻不到欣赏风景以及安然睡眠的影子。他走得慢，我走得快，于是很快地便错过去了。错过去之后，我有时候会回过头看他的背影，就像是在乡间的小路上，走过一丛叶子边缘带钩刺的植物，有一种刺痛，迫使我忍不住回头。他拄着手杖，慢慢地往前走着，并没有什么地方要去。

事实上，在这车来人往的热闹的城里，一直以来总有许多孤独的人。我最常遇见的和感受最深的，便是那些早晚坐在邮政局的半月形屋檐下的老人，有时候是一两个，有时候是三五个，在他们的聚坐或闲天里，流露出他们长日的寂寞和孤独。而与他们的因为聚坐而相对隐含的孤独和寂寞相比，我的一位老乡大哥，他的孤独就像荒原上的一棵枯树般突兀。论年纪，他只是六十左右，或许还不到六十。他之来这城里生活的原因，是因为四个孩子都已长大，并且在外就业成家。他的最小的女儿如今工作和生活在这县城里，去年刚生了孩子。在妻子来照顾女儿并给女儿带孩子之后，他终于也离开老家，来到了这城里。然而这大哥，他的样子表明，他一直还未能融入这城市的生活。他每天起得很早，早起上班，常看见他独自一人蹲在街旁某一栋房子门前的台阶上，又或是坐在一心堂药店门前的彩色坐凳上。他甚至连抽烟都没有，他没有任何动作，他只是那么坐着，眼睛看着面前的街道。我有时候遇见他的妻子，这嫂子是个热情开朗的人，遇见她的时候，有时候是买了大兜小兜的菜回来，有时候是和女儿一起，带着小孙孙出来散步。而老乡大哥，他不买菜，不抱孩子，不与人交谈，他所有出现在街上的时间，几乎都是蹲或坐在什么地方，然后看着面前的街。又或者，他并没有看，他甚至没有看见从他面前走过的人，有好多次，我向他打招呼他都没有反应过来。他在这街旁，只是孤独地度过他的时间。

再后来，就来了这个拄杖的人，这个孤独的、和老乡大哥一样不见说话的人。当然，老乡大哥独自坐在街旁时也不说话，但回到家里，嫂子和女儿女婿会跟他说话，而这个拄杖的人，他应该没有。他有时独自坐地邮政局的屋檐下，有时拄着杖慢慢走在街旁的人行道上，在我们小区的路上，我也遇见了他几回，看他走路的样子，他的腿在短时间内还不会好，他还要在这并不属于他的城里，度过许多孤独的清晨、中午和傍晚。

然而，我后来回想起他坐在网球场的绿色网墙下的那个傍晚，想着他独自坐着，面对一棵树时显露出来的孤独，竟觉察出他的某种勇敢。不只他，不只常常独坐的老乡大哥，不止早晚坐在邮政局屋檐下的这城里的孤独老人，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人们总是孤独的。有一次，女儿这样说我：妈妈，你去跳广场舞吧，你看旁边这广场上，好多人跳，珍秀孃和阿红孃也在里面呢。你去和她们跳吧，别总是一个人待在家里。女儿这么说的时候，是她看见了我的孤独。我许多时候晚饭后和朋友相约去散步，除了稍稍的运动，还有更重要的是为了逃避或者掩盖孤独。生命自身固有的境地，使得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不能被解救的孤独，然而，在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不够勇敢，不敢勇敢地面对和显露出自已的孤独。我想起那次女儿叫我去跳广场舞的时候，我感到了稍稍的不适，因为着她戳穿了我的孤独。与我相比，这个拄杖的孤独的人，他是勇敢的（哪怕是被迫），他坐在傍晚的天光里，看着一棵树，没有遮掩地向着这个世界坦露出了他的孤独。

我记起四五年前，在邮政局的半月形屋檐下，曾经出现过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大妈，她带着一卷铺盖，夜里打开铺在地上，就睡在这屋檐下。早上起来，她再把铺盖规整地卷起来，在外面裹上一张厚的塑料布。她抽烟，穿传统的长装，包头帕，长着老年斑的、筋脉虬曲的手腕上似乎戴了一只银手镯，或许两只耳垂上还有质地不是很好的绿白色玉耳环。她的情形，似乎是从某个乡村的家里负气出走的樣子。她在这檐下待了几天之后，开始拾起了纸板和塑料瓶，然而她的样子，仍然和这城里的拾荒老人们有着明显的差别。

大概有几年吧，她在这城里待了。她的“住所”有时在邮政局的屋檐下，有时挪到隔街对面的老农行的屋檐下，又或者挪到了别的可以遮雨的什么地方。直到有一天，突然听人说，她去世了。

不止她。多年以来，曾经在邮政局的屋檐下出现的孤独的老人们，有好几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去。

孤独的人走了，把孤独交还给了这个世界。

那个拄杖的人，等什么时候他的腿好了，他应该就会离开这城，回到他来时的地方去。

所有孤独的人，他们最后，都将远远地离开—不论去往何处。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