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从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女性书写看其文学美学的发展建构

2021-05-08肖雯川

文学教育 2021年4期
关键词:现代女性

肖雯川

内容摘要:沈从文、汪曾祺师生二人在构筑各自典型的文学世界时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了文学美学的对立问题,前者处于都市与乡土生活的对立之中,而后者也表现出与现代工业文明相对立的古典倾向,但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都表现出对现代文明和自然人性矛盾的关注与忧虑。从解放前到文革后,沈汪师生二人一而贯之的写作历程实则反映了现代文明和自然人性由于历史背景、作家个性等种种原因,从对立逐步走向融合,又在这之中有所反复的过程。而与女性形象有关的文学描写都是两位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从女性书写的角度入手,恰能够凸显现代文明与自然人性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发展历程和深刻变化。

关键词:女性 对立融合 现代 自然人性

沈从文与汪曾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一对师生,二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题材的创作中也往往显露出一些思想层面的相似性。譬如,他们都执着于描摹美好的人情人性,揭露现代社会、现代文明世界与自然人性内在的深层次的矛盾冲突,并尝试寻找解脱之法。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就是典型代表。而他的家乡,就是在文学世界里无数次被建构了的“湘西世界”,沈从文要修建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 就必然要远离在他看来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回到未曾受到现代文明污染的湘西。这里所谓的“乡土”,它“不仅是与城市相对立的空间湘西,而且是与现代相对立的时间湘西,作为时间湘西,它代表着传统、古典、过去”[1]。它的建构,是对在现代文明冲击下人心沦落道德沦丧的事实,以及都市生活荒诞诡奇的一种文学反思。湘西世界是沈从文一力建构的乡土,在这个广阔的时空概念之下,他得以安放自己超越现实世界的乌托邦想象,在他认为的充满污秽的世界之外,重构一个拯救自然人性——人的内在生命力的空间。很显然,沈从文对立性的美学理念体现在都市与自然的现实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对自己所面对的现实感到失望,另一方面,这也使他自主地选择了一种“乡下人”的自我认同,并由此导向一种相对偏激乃至矫枉过正的矛盾立场。他是现代文明与自然人性之間发生矛盾的一个典型发端。而他的学生汪曾祺,则发展了这种对立性的关系,使之成为一个更加开放,更加长久而生动的文学美学倾向。

汪曾祺对自己的老师十分了解,他认为沈从文“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2]21,他“关心的是人、人的变化,人的前途”。[2]29这对汪曾祺的影响很大,在《我是一个中国人》中,他自认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同时确认了自身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挽救世道人心”。立足于沈从文的人性体察,他开拓并建构了属于自己的古典意境,即构筑现代与传统的一种对立。所谓“传统”,既可以是古典器物、手工制品,还可以是人心、道德、传统价值观念等等,胡河清因此戏谑地将其称之为“文化守成主义者”[3]。

二人分享着相近的文学关怀与文化关注,他们的对立性书写也因此找到共通的特质,即对充斥着矛盾和弊端的现代社会抱以或多或少的消极态度,和以前者为基础对自然人性的极致追求。他们生活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时空交界点上,沈从文来自湘西农村,投身洪流滚滚的大都市;汪曾祺也曾生活在旧式的世家,对传统中国有着极为深刻的体悟。正因为二人与自然、传统的复杂联系,他们对现代性的观照也会更加深刻,洞彻,也更能够清晰体察汹涌的现代性浪潮带给文明、文化的进步与伤害,囊括复杂的社会面貌、生活观念、生命意识、价值取向、文化发展的变迁,不一而足。这本是个体身份、时空位置和历史条件赋予他们的独特视角,却在文学领域直接作用于了二人的美学倾向,并形成他们依托时间维度而展开的文学承继与交汇。

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个人性情等因素的影响,从沈从文到汪曾祺,对现代文明与自然人性的书写呈现出从极端的对立逐步走向融合的流变趋势。而女性书写正是这种变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往往借由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侧面展现现代社会道德观、价值观冲击下自然人性的沦落与人心的荒凉,并在与男性人物的关系处理和形象对比中映照现代性与自然性的矛盾冲突,隐晦传达主体倾向。因此,笔者尝试从两位男性作家对女性形象的描写入手,体察他们在处理自然人性和现代文明关系时从对立走向融合的趋势,从而整合这一典型对立在文学美学概念中的发展与建构。

一.沈从文的对立性建构

1.对女性形象的描写:二元对立

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如《边城》的翠翠,或是《长河》中的“夭夭”都是“天真、美丽、聪明、纯洁”的典型。这些女性一方面,极具容貌美与性情美,而另一方面,也极为契合沈从文所要构筑“湘西”理想,是“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4]53的乌托邦世界里的典型人物,她们身上所具有的乡土的、自然的、灵动的美,寄寓着作家对湘西世界具体构成的细致考量。

此外,这些女性形象还具有与男性整体的野性美、强力美截然不同的柔弱美,和明确的被动姿态。其笔下的男性形象,许多都有着军人身份,又或是体现为极富生命力的蛮性气质,与其笔下都市生活的衰颓、荒诞形成鲜明的对比,不管是《连长》里的连长,《男子须知》里那个野性与柔情并存的土匪石道义,或是《龙朱》里诚实、勇敢、热情的龙朱,都集中反映了沈从文的纯洁、野性的美学观。

而不论是翠翠,还是三三、夭夭,在处理情感关系时都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等待与接受状态,男性的角色,包括她们的父亲、兄长,还有恋人,始终主导着她们的生活与世界,包括最不受束缚的妓女形象——在《丈夫》当中,传统意义上的父权面对现实的困境已然岌岌可危,但是到了最后,那个拯救者——带着女人回转乡下的人依旧是她的丈夫而不是女人自己。由此不难发现,沈从文在进行文学性女性形象建构的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遵循了他个人一贯而之的美学原则,即坚持一种极致的“自然”,包括男子刚强,女子柔美这一阴阳和谐的自然之序,以及一种纯粹的,坦诚的,单纯的,没有被现代价值与观念所污染的“天然性情”。

湘西世界在性别个性层面的二元对立既表明了他对个人化“自然”理念的执着追求,也意味着,这些女性人物的“自然人性”,挟带着沈从文作为一个男性作者在描摹女性过程中的个人化投射,而他将这种内核单一的审美倾向构筑成自主乌托邦世界的所谓“自然”,从而实现与都市生活中的女性形象相区别的目的。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远离了自然乡土的都市,女性的形象显著地发生了变化,性情中的“自然”状态也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受到摧残甚至于最终毁灭。《绅士的太太》中的“太太们”失去了拥有名字的权利,也即在现代社会利益与观念冲击下的女性,或多或少地丧失了她们本真的自然形态,失去了真诚的自我,沦为家庭和社会的附庸,故而无须为之赋名。东城的太太与外人偷情产子;而西城的太太们也同样在混乱荒唐的男女关系中游走。两种不同地域和背景中的女性形象有着天壤之别,生活在湘西乡土中的翠翠天真美丽,而都市背景下的太太们则饱受都市文明的毒害。两组对比鲜明的女性群像在沈从文的笔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寓言,并逐步成为他构筑乡土文学想象的精神依凭。

但是如果和都市中的男性形象进行对比,都市中的女性形象又确乎更好一些。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倘若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女人的心是在好机会下永远向善的倾向的。女人的坏处全是男子的责任、男子的自私,以及不称职才是女子成为社会上诅咒的东西。”[5]239所以,即使在与湘西女性的对比中,都市的女性显得无聊空虚又堕落,但沈从文总是能够为之找到男性影响的根源。譬如在《绅士的太太》中,东城太太的出轨就根源于当家绅士的偷情和谎言。也即是说,在沈从文的性别体系建构中,相对于男性,他对女性始终抱有无言的蕴藉与温情,以至于从文学意义上消解了女性可能犯下的种种原罪,形成了一种静默而温柔的艺术世界。

身处于都市世界里的沈从文,对在性别力量中往往处于弱势的女性,或怀有某种不可言说但又自然而然的共情。他始终自认是一个徘徊于都市生活之外的“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老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 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得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在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4]51-52初入都市时艰难求存的经历影响了沈从文自卑与自负混杂的自我体认,一方面,作为“乡下人”的他对于繁华文明的都市生活始终存在着自卑与屈辱的隔膜,但另一方面,他又极度依恋于这种超脱于俗世的自我体认,也从不掩饰对都市生活的厌恶和对乡土世界的热爱,乃至常常在文学中居高临下地对都市生活的百态加以指点和批判。这种矛盾心境与弱势心理在相当程度上投射到其笔下男女关系的处理之上。

沈氏习惯于追求一种阴阳平衡的男女秩序,在这种秩序背景下,刚强的男性在话语和行为上逐渐压倒了柔弱的女性,女性形象所呈现出来的弱势状态便暗合了他在面对现代文明时长久的虚弱感。由此,他对其笔下的男女关系赋予了强烈的代入感和矛盾错杂的张力,柔弱而善良的女性群体是他对自身的认同与理解,而她们的弱势地位则代入了作者痛苦的自我投射,备受欺压和束缚的女性与作家拥有了共同的命运遭际,作家笔下的抚慰与温柔,既是给予女性的,亦是在回溯一个文学性的自我。因此,对女性理解与尊重的书写,从某种意义上说,与作者二元对立的文学美学观念亦是密切相关的。总体而言,其作品中较为传统的、内敛的、含蓄的女性形象塑构,来源于作者对“自然”的理解与追求、个人的审美倾向和基于个人命运际遇而形成的共情映照。

2.湘西的“罪恶”与都市的幻灭

但他笔下的湘西世界也并非是一个绝对纯粹的乌托邦,它所展现出的美好更多地源于都市这一极端丑恶的对比物的存在。从现实层面来看,《从文自传》中他所眼见的湘西社会充斥着未蜕的蛮性与原始的张力,由此带来的斗殴与杀戮层出不穷。“边城”与其说是他基于现实,加之以想象而建构的文学世界,莫如说是在对现实世界彻底失望之后重新构筑的一个精神家园,现实的湘西无法依靠其所谓的“原始”或“自然”来推动现代道德沦落下的精神重建,沈从文笔下的“希腊小庙”也不会以此作为地基。而从文学的层面来看,纵然是沈从文超脱于世俗之上所建构的自然乡土,也难以消解命运的悲剧色彩。因此,翠翠一家也都不得不承受厄运带来的痛苦与艰难。平和优美的文字也许冲淡了故事的悲剧性色彩,但是并不能全然消解内中蕴含的伤感与绝望,也即,不管是现实意义上的湘西,还是文学意义上的边城,也都充斥着对女性的罪恶与不平。湘西并不因为地域的隔绝而得到幸免,现代概念中的堕落与罪恶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这似乎造成了一个难以解脱的困局,即作家一力追求一个超脱于现实的自然美好的世界,却又不得不承认即使在一个乌托邦的世界里,女性乃至整个社会的困局也难以得到完全的消解。从文学建构的主动意义上来说,沈从文在处理现代文明与自然人性的关系时,表现出来的即是一种极端对立而又无可解脱的状态。对立意味着“自然人性”不妥协的态度,而悲剧的无解却分明昭示了绝望的文学气质。

由绝望感延伸出来并反映在作品当中的,是性苦闷与婚姻幻灭。首先,沈从文笔下的女性人物,尤其是都市的女性角色,往往会主动或被动地携带着对男性角色的身体诱惑,《有学问的人》、《公寓中》等作品都有类似的反映,并从而形成对现实社会道德观与价值观的极端化体验。如果现代性的压迫是幻灭的根源,那么女性的身体便是绝望的诱因。而婚姻幻灭是女性书写的又一重衍生物,对都市生活中混乱荒唐的男女关系的描摹是作家排斥都市生活和现代文明,审视现代社会及其道德价值的体现,也即是作家对立性文学美学的反映。这种混杂着现实情境与自我想象的文学叙事,自然地延伸出对现代婚姻形式与状态的天然幻灭感。譬如小说《主妇》、《自杀》、《八骏图》等等,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婚姻关系的困顿,以及对婚姻本体的思考与纠结,而这内中的焦灼也正是沈从文内心深处不安感和两性关系危机意识的真实写照。根植于乡土与都市矛盾结构中的焦虑感与虚弱性深刻地影响了其笔下对于两性关系和对于婚姻的理解与抉择。

总的来说,沈从文对都市文明极端的排斥和对湘西世界的眷恋与追求都有深刻的现实因素与思想感发。基于现实的经历,他从思想根源上对于现代性对人性、人心的冲击充满了忧虑,对现代文明中流行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天然地表示不信任,现代文明在这个概念之下显然无法塑构一个好的世道人心,現代文明和自然人性在他的遭际和文学体系中也都是相悖的。随着解放后沈从文即放弃了自身的文学创作,我们也很难再得知他是否曾有过试图缓和矛盾或是促使二者走向融合的意图了。

二.汪曾祺的改良与妥协

与老师沈从文相比,汪曾祺在现实际遇方面要幸运得多。在文革之后,这个平和达观的老头反倒在暮年迎来了自己的创作高峰。汪曾祺与沈从文在对待现代文明和自然人性的矛盾时的不同选择与他们所遭际的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两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的概念里,不难看到沈从文对自然人性的关注对汪曾祺所产生的影响。从文学创作的时间顺序来看,沈、汪二人的创作时空相对都比较集中,前者集中于解放以前,以30-40年代为高峰期,后者则在文革之后,以80、90年代为最,期间因为历史原因出现了暂时性的文学中断,但是从最后的文学结果来看,二者的思想内核与文学关注并没有因为这场中断而发生断裂,反倒是解放后,尤其是文革期间的動乱让后来的汪曾祺真正体察到了道德人心的沦丧,从而感到挽救之必要性;而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大发展也伴随着层出不穷的社会价值崩坏与道德异位问题,深刻的时代背景加之厚重的文学传承,使得汪曾祺最终走上了承继并开拓的道路。他确认了沈从文的人道主义关怀,而在《要有益于世道人心》里,他也对自我进行了说明:“我想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从而提高对生活的信念。”[6]283这种人性关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总得有益于世道人心”。[6]284至于要如何有益于世道人心,即是要“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6]248,通过对人物性情的描摹与赞扬,表现一种救赎意识和关乎自然人性的美学倾向。

与沈从文不尽相同,汪曾祺在文学美学中选择的原初对立,是古典或是传统与现代性的对立,而这种古典具有相当广泛的文化内涵,既包括器具、传统工艺、传统食物,也涵盖人心、道德、传统价值观念等等。譬如《戴车匠》、《茶干》、《收字纸的老人》、《安乐居》等,这些“故人往事”系列往往是对一种传统职业,或是对传统食物、古典文化、地方风俗、人情世态的感念与回溯,而并不直接指向对人性的追求或挽救。这种克制平和的态度,也反映在描写现代文明与自然人性之时,能够抱以克制性的对立或是包容的姿态,选择融合救赎而不是极端地揭露。

汪曾祺是以其最为熟悉的古典世界为基石,引入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背与质疑,并由此导向在现代文明汹涌浪潮下道德与人心的质疑,最终达到解放人心,追求健康人性的目的。古典世界之于汪曾祺类似于“湘西”之于沈从文,既是一种精神向往,也是一种文学性的借喻,内里终究要回归到作家自己所说的那个“清楚、明确的世界观”[6]284。与沈从文一样,他所一力塑造的对立面都包括一种畸形的异质的现实的,且与他们最初的理想相背离的世界——他们称之为“现代”或“都市”的环境。

1.对现代性的质疑与矛盾

汪曾祺采取呈现二者对立的方式来创作,主要集中在90年代。从80年代到90年代之交开始,从汪曾祺的作品中便逐渐流露出一种极端性和消极倾向了。非常典型的女性书写有《辜家豆腐店的女儿》、《小嬢嬢》。前者描述的是一个孤苦无依被迫卖身的小女儿的悲惨境遇,后者写的是一场乱伦之恋以及因为乱伦引发的悲剧结局。和汪曾祺前期的作品如《受戒》、《大淖纪事》等相比,两部作品的整体感情基调不再温和明快,而是增添了阴郁悲苦的氛围,悲剧性的结局更集中地呈现出现实的残酷与晦暗。故事中女性的悲剧结局与现代社会逐步走向极端的伦理悖逆与价值沦丧密不可分,开放自由的现代性价值似乎正在孕育一个毁灭性的人伦伤害,而女性的堕落与死亡,即是对这种过度解放,从而极端冒犯传统价值体系的思想的打击。

显然,汪曾祺在晚年逐渐走向对过去克制与融合理念的质疑与反思。基于个人更加深入的思考以及现实社会暴露出的困局,汪氏的忧虑,即是现代文明中畸形的道德与价值观念的冲突正在摧毁自然的秩序,并引导和谐的人性、人心一步步走向极端的悖逆和冲突。晚年的他也许更能够理解其老师在半个世纪以前对社会的焦灼与痛苦,而这种囊括了文学与现实的多重对立,从长期的历史发展来看,或可说是现代文明与自然人性走向融合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反复。

2.矛盾的消解与性别宽容的创作

但是,纵观汪曾祺整体的写作历程,现代性与自然性的融合,以及二者矛盾的消解才是长久的主流。汪曾祺继承了沈从文对人世的关怀与文学的忧虑,并将之发展开拓,融入个人化的风貌,呈现出对立双方逐渐融合的趋势。这一趋势首先与时代变革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文革之后,文学解放、人性解放逐渐发展,现代化浪潮不断推演前进,在这一背景下恢复创作热情的汪曾祺,其作品本身就很难再坚持对现代文明的极端排斥态度。

其次,是汪曾琪对沈从文的精神继承与发展。“一九四五年,在他离开昆明之际,他还郑重地跟我说:‘千万不要冷嘲。这是对我的做人和作文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警告。”[2]28姑且不论沈从文是否已然达到这一境界,但这警告确乎成为汪曾祺为文的一种原则。其在创作中对现代性与自然人性的矛盾表现地相对克制,以至于希望尝试消解矛盾,走向现代性与自然意志的融合,如此种种,都与“不要冷嘲”的姿态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汪曾祺本人也亲自确认过这一点:“我写的人物,有一些是可笑的,但是连这些可笑处也是值得同情的,我对他们的嘲笑不能过于尖刻。”[6]294可见,汪曾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汲取了沈从文的经验,甚至于跳脱了老师的偏执和自我束缚,走向了另一重的境界,也即矛盾消解的世界建构。

其一,他专注于书写人性解放,对女性的大胆和主动表示了赞赏和肯定。《受戒》里的小英子主动向小和尚求爱,而《薛大娘》中的女主人公薛大娘更是热烈主动,对待感情真诚勇敢,毫不羞涩。诸如此类的女性形象在他的笔下还有很多,她们大胆热烈的情态亦是现代文明语境下女性地位提高,逐步走向意志解放和个性张扬的体现,与沈从文笔下温柔内敛含蓄的女性形象形成了颇为鲜明的对比,而汪曾祺取之为“自然”,将个性的张扬和个人意识的苏醒视为一种自然的、健康的、美的人性。沈与汪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审美倾向,只不过在汪的笔下,充满着自主意识的自然人性,已然与现代文明对人的发展与解放密不可分了。

其次,有别于沈从文男女对立的二元化书写,汪曾祺在写作中表露出性别体系的杂糅倾向和混杂意识。这种杂糅有两个方面的表现。首先,是男性形象的女性化气质,《受戒》里的小和尚明海就是一例,他认了小英子的娘做干娘,手工活干得比女孩还精巧,一个温文秀气的男性形象跃然纸上。《大淖纪事》中的十一子形象更加明晰一些:“他长得挺拔厮称,肩宽腰细,唇红齿白,浓眉大眼,头戴遮阳草帽,青鞋净袜,全身衣服整齐合体。”[7]471很显然,汪曾祺的写作中有意地纳入了这种性别体系的融合概念,作家本身在审美意识领域对男性气质在某种程度上的女性化倾向也并不排斥。另外,汪曾祺笔下的女性,整体性的特点是“能干”而非柔弱或是美丽。例如,《迟开的玫瑰或胡闹》里,邱韵龙的媳妇就是“模样平常,人很贤惠,干什么都是利利索索的。”与此相类的还有《兽医》里的顺子娘等。一方面,创作者更加重视在现代环境当中女性自我的求生技能和立足之本,对她们的生存与生活表示敬重与关怀,这也是现代文明与妇女个性走向融合的重要体现。而另一方面,其塑造的女性形象不再需要与另一个时空中截然对立的女性群体,或是更加污浊的男性群体进行区别性的观照。换言之,现代文明与自然人性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再需要性别体系的对立性投射,而性别观念的糅合与开放也都与现代化进程和文明发展直接相关。由性别观念对立性的消解,我们已经不难看到现代性与自然性冲破对立走向融合的未来。

最后,汪老笔下的女性形象与男性形象之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悖论,即男性形象更加复归他所沉潜的古典气质,而女性形象反而更加具有现代意识。如《岁寒三友》里的三位男性旧式知识分子形象,《安乐居》里守着小酒馆的老酒友们,还有《瞎鸟》里遛鸟的老头等等,都是对坚持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某种文学映射,而女性形象则如上文所说,表现出对现代文明迅速的接受与融合。古典意趣大约可说是作者较为真实的个人倾向,但与此相对的是,他更愿意依托现代性,给予女性更多更广泛的可能。这是一种不愿自我设限的美学追求。更确切地说,这既体现了开明而宽容的性别态度,也反映了自然秩序在现代视野下和谐发展的追求。

三.结语

不能否认,晚年的汪曾祺出现了思想和文学实践层面的反复,对现代文明之于人性的益处表现出了质疑与犹豫,但是从总体来看,依托截然不同且不断发展着的文学创作背景,二人从对立走向融合的方向是可以确定的。从对立走向融合,自然人性与现代文明在矛盾中发展,它的充满悖论的发展历程,贯穿了两位师徒作家出色而长久的创作道路,从20世纪初期进入沈从文的视野,直到90年代,经由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文明及其影响下的社会状态,和与之血脉相连的人心、文化、道德价值体系,得以被安放在一个文学的世界里,进行历时性的整体性的观照,并形成一种体系化的美学。期间固然有过中断,但是这种文学映照的价值亦是不容抹杀的。不仅如此,文学层次间的对立到融合,始终横亘着创作者的现世关怀与对前瞻性忧虑,也即“希望能在一种新的条件下,使民族的热情、品德,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能够得到新的发展”。[2]115

当然,沈与汪的女性书写都有着各自的优点与不足之处。就沈的文学反映而言,其合理之处在于,撕裂性的批判意识与审视目光将使得他对于社会人生的解剖更加深刻,对于弊病的洞察更加透彻,也更容易引发集体的关注与反思。诚然,极端对立的存在难免使其创作陷入一种矫枉过正的批判。

然而,在尽力揭示现代社会的丑恶现实的过程中,也未尝没有无意识的进步的倾向。在都市生活里——比如《有学问的人》中的天福先生对待女性的态度便是谨慎的,郑重的而非亵渎的轻佻的,而密司周似乎也是基于某种道德驱使而表现出对自然情欲的自我节制。相对的,《龙朱》里男女山洞一夜情的场面,即使将之放置在现代社会人性解放的语境当中,也未尝没有过激的倾向。沈从文希望描写自然的人性,但是这种迫切有时也会带来文学书写中某些激烈的偏执,以至于失却了公正立场下的个人判断力。因而,整体来看,他对现代文明与自然人性的创作处理,对立和矛盾是主流,但其中也透露了现代性可救赎的侧面,很难说这是作家刻意为之的结果,但至少说明,即使是在一个极端堕落腐化的人为建构的时空里,现代文明也依然有它微薄而执着的希望。

而对于汪曾祺来说,思考与回溯他所选择的包容路径,是其晚年创作的主要基调。一方面,他克制而追求融合的模式能够带来文学世界整体的和谐与宽容,但同时,也必然会常常因为过分的妥协与中和而导致对社会弊端的揭露并不能深刻完善,汪曾祺自己也说过:“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但是我的小说没有什么深刻的東西。”而这也是汪曾祺在晚年的写作中希望去挽回的关键。

今天的文学依然是一种极富前瞻性的学说,沈、汪二人对现代社会之于人性的冲击的思考直到今天也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而他们所建构的文学美学境界也将帮助来者体察和构筑更好的人心与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回溯并展望现代文明与自然人性的发展关系,亦是有所助益的。

参考文献

[1]简德彬.乡土何谓?——乡土美学引论之一[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第3期).

[2]汪曾祺著.我的老师沈从文[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10.

[3]胡河清.汪曾祺论[J].当代作家评论,1993,(第1期).

[4]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06.

[5]沈从文著;刘一友,向成国,沈虎雏编选.萧萧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04.

[6]汪曾祺著.汪曾祺自述[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09.

[7]汪曾祺著.汪曾祺小说全编(下)全集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04.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猜你喜欢

现代女性
论现代工笔花鸟画的表现形式
现代室内设计的多元文化表现探究
21世纪以来被拐卖女性文学中的典型形象
《闲情偶寄》中的中国女性之美
论女性的可持续发展
浅谈《红楼梦》女性外貌美描写中的“隐含比较”修辞手法
女性与权力
现代教育技术在体育院校教学改革中的应用研究
现代烟草工业发展趋势及降焦减害技术应用研究
谈森林管理管理体制的创新